第一节 引言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Wu et al.，2020；埃森哲，2020；陈剑 et al.，2020）。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放眼全球，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全球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例如，美国发布“未来工业发展规划”，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推动制造业融入工业互联网，打造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德国实施“国家工业计划2030”，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大力打造“制造4.0能力中心”；英国发布“英国数字化战略”，利用云计算发展数字业务实施“制造企业数字化攻势”。

与蓬勃发展的整体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企业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不是一帆风顺的。数字化转型在给企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李海舰等，2014；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也存在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和挑战（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2020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的比例仅为11%，平均成绩只有50分。究其原因，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众多挑战和风险，在数字化技术引进方面，数字技术的数字孪生、无限收敛和自我迭代等特性（陈冬梅等，2020），导致企业更容易掉入包括组织陷阱、工具陷阱、治理陷阱、业绩陷阱等困境（李东红，2019），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工智能挑战人力资本、线上新创企业冲击线下传统企业，企业组织内部人机冲突、传统竞争优势贬值等问题凸显（陈冬梅等，2020）。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背景下，如何营造一个制度环境，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命题。

现有研究表明，正式制度（法律条文、政策法规和规章契约等）构成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市场交易的基础，例如，正式制度提供了一个国家必需的政府治理体系（Easterly，2002；La Porta et al.，1999），建立产权保护环境（Porta et al.， 1998），影响公共品、劳动力、能源等关键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过程（Fan et al.， 2011）等。新制度经济学（Williamson，1981、2000）则认为，一系列的契约构成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制度体系的微观基础。契约本身的不完备特性（Hart and Moore，1999）和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导致正式制度在调节经济社会各个主体关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制度空隙和无法覆盖的盲区。不仅如此，一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往往离不开其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包括法律条文在内的正式制度本身运行也需要通过依托政府部门、执法机构等相关机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效果。由此可以看出，正式制度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本身具有的不完备性、时空嵌入性和对正式组织的依托性，使得正式制度在解释很多经济社会问题时具有很大的局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并不完善的转型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一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Allen et al.， 2005）。在这个背景下，非正式制度（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Stiglitz，2000；Williamson， 2000），其所具有的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特征能够对正式制度和经济社会活动产生深远影响。长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文化、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平行推动着社会演进（陈冬华等，2013）。在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研究中，非正式制度对社会运行和经济活动的作用在现有研究被广泛涉及（陈冬华等，2013；戴亦一等，2016；陆铭和李爽，2008；潘越等，2019a）。

在非正式制度的类型中，历史中缓慢形成且影响深远的文化塑造了人们的认知结构、身份认同和交流互动在调节社会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DiMaggio， 1997）。文化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进一步改变和塑造了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具体方面（Stiglitz， 2000）。例如，Li等（2011）认为在中国经营的不同外资企业来源国民族文化（个人掌控型和关系嵌入性型）特征对外资企业的资本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文化不仅构建了人们的认知结构，还通过建构所在群体的身份认同、整合社会各集团起着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发现，人们通过文化在认同意识方面的生产机制，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DiMaggio，1997），进而塑造了特定的群体认同观。另外，依托特定范围的特定身份（同乡关系、宗族关系等）构建起特定的关系纽带和信任结构，形成有别于外部市场环境的非正式契约机制。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类型，宗族文化是同宗、同族经过漫长历史积淀和提炼形成的身份认同意识，通过文字形式记载于族谱等字里行间，同宗族人之间传承延续。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农耕文化的国家，宗族关系在建立人际关系、组织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化出一套宗族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认同、思维模式、内部信任等规范，构成了宗族文化影响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Greif and Tabellini，2010；Peng，2004； Zhang，2020）。现有研究表明，宗族网络为内部成员提供了包括信息共享、融资安排、外出就业等便利（Guisoetal.，2006；Peng，2004；林建浩等，2016；潘越等，2019a），这种基于“圈内人”的互利互惠模式在获得成员之间的认同关系和情感依附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微观个体同外界的交流与联系，人为导致信息和机会在市场上流动的不均等。

与传统宗族文化强调的圈层关系不同，数字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文明时代新兴科技的代表，强调开放、融合和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万物互联模式更快更好地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也对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众多因素中，既有资金、人才和组织等有形因素，也包括根植于人们行为习惯、传统观念等的无形因素。相较于可见的有形因素，无形障碍往往表现更为隐蔽，从而容易被忽视，而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一大新的研究热点（Zingales，2011）。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现有研究表明，宗族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网络提供了缓解融资约束和方便外出就业等现实便利。来到数字经济时代，宗族文化是否还能够持续发挥类似弥补正式制度缺陷的作用？具体而言，地区宗族文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②地区宗族文化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相关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本研究试图厘清宗族文化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后机制，从而为政府推进文化治理和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提供经验依据。③如果地区宗族文化促进（或者阻碍）了数字化转型活动，那么宗族文化是否也会提升（或者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化为生产率的过程？

本研究发现：①地区宗族文化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促使企业缩小投资范围和投资于风险可控的领域（选择技术应用类模式而非开发类模式）；②在影响机制方面，受宗族文化影响更大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以姓氏集中为特征的人才结构、更低的人才国际化意愿和相对较低的创新投入，这表明宗族文化通过强化以宗族为纽带的圈层关系、保留本土意识、影响风险偏好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③从国家治理和开放视角下的研究情境发现，公司治理体系的政府持股、境外投资者因素缓解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④从数字经济成果转化的角度出发，我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以及宗族文化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发现宗族文化也弱化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敏感性，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活动的抑制效应。本章揭示出在地区宗族文化影响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响应模式，从而丰富了文化与企业转型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内容。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了文化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内容，实现了从文化领域向企业数字化领域交叉研究的拓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治理与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正处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通过有效的“文化治理”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现代转型进程？现有研究发现传统文化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体现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促进银行发展、强化家族化治理模式和促进移民就业等正面影响方面，而对宗族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治理问题则较少涉及。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宗族文化的国家，数字经济本身的高速性和高渗透性使得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文明之间的碰撞与摩擦在所难免，这也为本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情境。本研究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放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之间的比较框架下，这是在之前研究中所没有出现的思路，本研究揭示文化因素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环境因素，公司治理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交叉影响，从而拓展了文化治理的研究内容。

第二，深化了对企业数字化过程决定因素和依托情境的理解。当前，企业面临着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迫切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探寻新的增长机会和发展模式。全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都亟须获得具备现实洞察力和战略导向的系统性理论框架来指导（Agrawal et al.，2018）。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化的研究更多从企业数字化活动的“经济属性”视角出发，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包括改进生产率、提升企业价值等方面所产生的经济绩效，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缺乏针对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密切联系的文化条件和观念意识的研究。本研究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从而揭示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化属性”，并且这种影响会随公司的用人结构、本土意识、风险偏好，以及企业的股东构成背景的不同而不同，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框架。

第三，拓展了文化与企业转型领域的交叉研究。转型困难、升级缓慢一直是中国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现有研究更多从政府补贴、税收政策等正式制度角度考察其对企业转型的影响。中国企业希望借助新技术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拥抱和借力数字化的意愿强烈，企业面临的转型升级压力明显增大。当前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于数字化转型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向，各方评价不一，针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不但可以为从现有制度框架下评估影响企业转型的差异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且可以为推动完善中国企业转型变革体系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