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宗族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个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宗法观念的规范影响下，以宗祠、族谱、族规等为文化载体组成的社会群体。宗族是一个延续数千年，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民族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盎格鲁-撒克逊、古希伯来、德意志等民族（恩格斯，1884）。列宁（1918）在其《国家与革命》中直接将“宗族社会”当作人类社会的一个阶段。中国的宗族文化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末期，当时形成了以家族公社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社会体系结构，氏族社会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历史上都曾经普遍存在历史阶段。而到了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在分封制的作用下宗族体系日渐成型（Peng，2010），逐渐延续到秦汉、隋唐和宋元时期，[3]至明末清初时期，宗族活动开始市民化，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自己修祠堂、修族谱，宗族现象变得更加繁盛普遍。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宗族制度绵延传承，宗族秩序占居了社会规范的主导地位，宗族制度及其变种长期渗透到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族权”与封建“政权”结合在一起，曾经被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作为乡村地区的治理工具（Peng，2010；Su et al.，2011），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和历史格局的演进（梁启超，1986）。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宗族文化以族员关系、共同姓氏等宗族特征为纽带，通过宗族内部的互帮互助、协助生产、共御外敌的社会功能，衍生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社会体系（Peng，2004），促进了宗族成员的内部合作（潘越等，2019a），在促进市场合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社会学家费孝通（2019）曾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宗族网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在个体层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Greif and Tabellini，2017），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和缓解收入差距（郭云南和姚洋，2014）；在企业层面，现有研究发现宗族文化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潘越等，2019a）、促进了创业（张川川和李涛，2015）、促进了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Peng，2004；Zhang， 2017），激励了银行业发展（刘冲等，2021）。

宗族体系在发挥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受到自身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表现出以宗族关系为辐射范围的作用体系。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发现宗族网络的短半径信任效应和短半径交易效应的作用更为突出。刘冲等（2021）也认为宗族内部交流频繁可能会导致通行有限信任，信任半径较短。Greif和Tabellini（2010）对宗族成员赋予更多信任，对宗族外部的信任则较低。宗族文化的特点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渊源。首先，宗族的形成受到其血缘关系的历史渊源和基于血脉亲情的传承繁衍的影响（莫富，1989），强调宗族成员“血浓于水”的心理认同。其次，受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制约，宗族的发展伴随着包括农耕文明在内的特定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影响，依附于村庄等与地理紧密联系的外部因素，逐步衍生出对同乡同宗的地理认同，而修订族谱、组织祭祀等聚宗合族活动，强化了宗族内部认同心理，构建起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宗族组织（潘越等，2019b）的同时，也使得宗族内部呈现出等级性、依附性和封闭性等宗法家长遗风。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宗族可以借助宗族网络对宗族内部发挥信息传递、稀缺公共品供给的作用，产生了对现代市场制度的不足或者缺陷的补充效应，另外，宗族网络也受到价值观念和传统意识的桎梏，表现为宗族内部辐射范围的有限性和对宗族外部联系沟通的界限区别。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宗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否适应快速变革和万物互联的时代需求，持续发挥促进企业转型的独特功能？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如何？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能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数字经济时代下文化治理和企业转型问题的理解。

二、研究假设

企业从传统的大工业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而来的是包括信息、资金、人才等在内的资源匹配和约束挑战问题。在信息获取层面，数字化转型演进路径的多样性决定了投资类型的覆盖面宽，涉及范围广，既包括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生物识别为代表的跨领域技术开发，也包括移动支付、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为代表的众多跨领域技术应用（吴非等，2021）。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和技术资产的专用性加大了信息获取难度和投资的风险程度。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宗族网络是横跨了技术、信息、资金等资源的重要平台，在技术部门、投资机构等任职的个体，可以通过日常沟通、朋友交流等多渠道与市场中的宗族网络个体建立联系，有助于减少信息摩擦并促进信息交换（潘越等，2019a），帮助企业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提高信息搜集效率。

另外，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在这个背景下，宗族文化通过其影响下的社会纽带增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水平，有助于缓解企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在人才层面，数字化转型离不开高技能员工的参与，人力资本的投入也被认为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原因（何小钢等，2019），人力管理实践和高技能劳动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着重要影响（Black and Lynch，2001）。如何将人力资本有效地服务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宗族文化建立的熟人网络能够帮助企业更加高效地发现所需人才，传统的“举贤不避亲”的内部人举荐模式为促进企业与人才间的相互了解、互动和双向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促使宗族网络内部开展更多经济合作与互惠活动（Peng，2004）。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宗族文化影响更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高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数字经济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基础，高度互联的特征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地区的地理界限和产业边界（陈冬梅等，2020），使整个世界的各个微观实体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另外，也突破了组织边界的约束，使微观组织之间的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加速了全社会各个组织之间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节奏。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经济背景下，以开放、兼容和共享为代表的数字理念的传播与普及使得传统企业经营下的时空间观念和价值理念受到了真正的挑战，也改变了商业竞争的底层逻辑（Cennamo，2021）。由此看出，企业转型过程不仅包括资金、人才等要素投入下的流程再造和组织变革等有形体系的制约，也受到价值文化、思想理念等无形因素的影响。血缘纽带、地缘关系、农耕活动、聚居特征一起构成了宗族文化发展延续的主要基础。宗族文化强调以宗族内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姓氏关系为纽带，在强调本宗族内部认知与信任半径的同时（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也放大了与宗族外部主体的差异，形成了区别于市场规则，以宗族影响范围为边界的体系和相对封闭性的圈层结构，从而限制了企业与外界市场主体进行更加广泛的信息、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的交换与交流。

数字经济时代，新竞争对手不断涌现和颠覆性创新层出不穷，折射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所具有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发展特征，需要企业快速地洞悉当下的形势、挖掘前所未知的机遇。企业数字化转型体现了对未来技术路径的探索和尝试，包含了大量新技术的开发和采用，伴随着数字化转型过程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需要企业勇担风险、快速学习、积极创新，不断适应快速变革的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以“社交电商”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服务形态多元化的兴起，“去中心化”越来越成为显著趋势。而宗族内的宗法家长遗风体现出强制、依附、从属的文化特征，在统一宗族内部思想认识的同时，也可能使得宗族网络影响下的成员变得相对保守和封闭，由此衍生出的任人唯亲和保守排外等特征，则更有可能降低了以人才多样性为特征的外部新鲜“血液”的注入，从人才供给层面抑制了企业的转型变革。宗族文化固有的保守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提倡的“平等、开放、互利原则”的多元治理结构形成了鲜明对照。另外，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宗族文化存在繁衍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影响下的自给自足和故步自封使得宗族共同体具有超稳定性和封闭性特征，也改变了宗族内部的风险偏好，变得更加传统和守旧，也降低了宗族内成员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宗族文化影响更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低的数字化转型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