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5年去南京，两次拜访徐复先生。初访时，徐复先生从桌上的书堆里抽出我刚刚出版的《训诂学原理》。他说：“你这本书用白话讲解太炎和季刚的训诂学，正是今天需要的。你一定听颖民说过，季刚先生曾对他说：‘以后是要用白话文交流的，一定要学会写雅致的白话文，既让人懂，又不失文雅。’我仔细看了你讲汉语词源的那几篇文章，比沈兼士讲的又清楚了一步，你用现代语言学的义素分析法讲，比‘最小公倍数’更能被语言学界接受。你的白话文大部分写得简洁典雅，但也有过于‘从俗’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当时没有明白，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徐复老，他对我说的，竟然是语言应用问题。

第二次我在离开南京的时候前去辞行，徐复老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我终身谨记的。他说：“太炎为什么写文章坚持用《说文》正字、经典话语，论著都用文言文？‘五四’提倡白话文，太炎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文章不好懂，难道是不想让人懂吗？这是为什么？你跟着颖民学习，已经进入了专业层面，你回去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回校后我重读了《訄书·订文》。太炎曾在文章里说：“农牧所言，言之粉地也。而世欲更文籍以从鄙语，冀人人可以理解，则文化易流，斯则左矣。”用什么语言来传播中国厚重的文化？这里蕴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所谓“粉底”，太炎用的是《论语》“绘事后素”的典故——先有素白的绢帛作底子，才会显现色彩斑斓的图画。底层民众的口语是基础。太炎的演讲集，他在国学班讲课用的就是白话，他当然是想让人懂的。但他担心的是文化的低俗化，失去文化高峰时期的深度。他希望几千年记载在典籍中的高层文化不要流失，在专业层面，文言文是不可废的。雅俗共赏，是让俗能逐渐脱俗而求进，终能接受雅，不是让雅放弃精深而迁就俗。要知道古奥不是太炎所求，深意、真意才是他最重视的。

“五四”提倡白话文，提倡平民教育，从太炎的“粉底”之说和他的平等观来看，在文化普及的层面，太炎是关心底层文化普及的。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Esperanto，即世界语）。太炎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 在这篇长文中，太炎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点：(1)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2)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汉字是不能废除的。(3)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与此同时，太炎运用《说文》部首，制定了三十六声母、二十二韵母的切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注音字母的前身。他在汉字问题上的见解，堪称远见卓识。

在“西学东渐”偏颇到“全盘西化”的境地，保护中国的文脉，也就是保留中国高端文化的精华，应当是学者特别是历史文化专业学者的历史使命，但真正能担起的能有几人？有些末流文人专门求古奥来张扬自己的名气，站在维护文化垄断的立场上来反对白话文，完全背离了太炎的意思。这就是章黄国学和复古派意旨上的根本区别。社会潮流与自然界的江海之潮一样，是一股清浊不分的浑水，正确的思想被卷在其中，难以辨其理，无以示其清，只有头脑清醒、意志坚定而不为个人所图去逐潮的人，才能够不被时潮裹挟。直至如今，研究中国各类古代历史的博士有些要读古代典籍的白话翻译本，不少高中老师要靠着错误满篇的“语文参考书”才能讲完一篇浅显的文言诗文。太炎在《小学略说》里说：“今人喜据钟鼎驳《说文》，此风起于同、光间，至今约六七十年。”他万万没有想到，又过了几十年，至今已经一个世纪，弄不懂《说文》的特质用钟鼎、甲骨甚至简帛驳《说文》之风仍然不绝，可叹“小学”之失落至此。潮流之汹涌时间或长或短，待到历史见证了真实，挽回何其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