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艺大师与双相障碍
屈原
屈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留下的多篇绝美的辞赋奠定了“楚辞”这一文学体裁的基础,并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流,《楚辞》和《诗经》并称为“风骚”。除了卓越的文学成就,他还以忠贞坚定的爱国情怀鼓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因报国无门和受谗失用而哀切愁苦,也成了历代中国人屡屡经尝的文化心态。在屈原高尚、深刻、激烈的精神力量中,有一股澎湃的暗流是精神病学家所熟悉的:哀怨悲愁和激愤狂热。如果将这种感情去除掉,那屈原也就不成其为屈原了。
研究屈原有以下方法学意义:
(1)年代久远、生活细节缺乏;
(2)主要资料来源是本人的诗歌,又缺乏旁人记录和客观信息等作为佐证;
(3)他所体验的情感极为强烈,深刻影响其人生经历和创作。
生平
从屈赋的内容及其表露的情绪脉络来看,屈原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青年时期得到重用,政治上踌躇满志,表现为《橘颂》的欢快明朗;
第二,中年时期从被贬开始,政治上屡有沉浮,虽然悲伤无奈,但怀有希望,表现在《抽思》《离骚》等作品中;
第三,晚年时期从怀王客死异乡开始,希望破灭,变得更为悲愤激烈,表现在《哀郢》《涉江》《怀沙》《悲回风》《渔父》《卜居》等中。
表2-1 屈原人生经历对照表[1]
病史
◎总体精神面貌
历代名家多注意到屈原抑郁的精神状态,这些形容词在强调“中庸平和、温柔敦厚”的中华文化之下显得尤为突出。比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王逸《楚辞章句》:“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并且他们也注意到他除了深刻的抑郁情绪,还有“狂、热烈、偏激”的特征,如王逸把握到他的“愁思沸郁”;班固《离骚序》把握到他的偏狭:“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人”;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也认为屈原“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梁启超曾认为屈原有着“极高寒的理想”和“极热烈的情感”,说“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地恋爱,又极端地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2]。
◎应激事件
有学者称屈原虽出身贵族但非嫡子而属庶族,身世孤寒贫贱。宋玉说屈原早年“贫士失职而志不平”[1]。关于出身和童年缺乏详细资料,屈原在《离骚》中强调自己的高贵家世和出身,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出于自卑而极力强调。他在早年的政治挫折中就表现出敏感激烈、自矜自怜的性格特点,这似乎不像世家公子的做派。
种种应激事件可分为三个层次。
1.急性应激事件——受到君王斥责、降职和流放
在他正当大展政治宏图之时,遭到谗毁而被君王疏远、贬职。他虽然悲伤但仍怀有希望,在为君王出谋划策时择机复出。
2.慢性应激事件——群小环伺、国政混乱、国家治理困境使得他为君国的前途担忧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3],复职无望和报国无门使他变得更加焦虑和悲愤。
3.理想和现实的落差逐渐加大
政治理想的破灭、时代道德的沦丧、文化价值的失落使得他对时代产生失望。陈寅恪曾说过,“凡一种文化价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而战国末期如刘向所说:“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这是屈原最深沉的忧愁之源。
◎就医经历
战国时期医学不发达,巫风盛行。病人通过巫师求神问卜来解除病痛,屈原多次求神问卜。《离骚》中有不少主人公陈词重华、问卜灵氛、求助巫咸的描写;《卜居》记述因为“心烦虑乱,不知所从”而求卜于郑詹尹;《九章·惜诵》则记述求厉神占梦的经历[4]。与之类似的是,屈原在与渔父和女媭的对话中试图获得心理支持并表明心迹,可看作一种心理咨询。多次就医行为及治疗意愿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屈原精神状况甚差。
◎抑郁症状
1.情绪低落
屈赋中描写情绪低落的诗句甚多,“不仅大量地使用诸如悲、哀、伤、怨、惨、愁之类的词语,而且创造了一大批描述抑郁情绪的楚语词汇,诸如郁邑、侘傺、歔欷、沉抑、屈心、抑志、烦惑、闷瞀、郁结、絓结、冤结、冤屈、蹇产、蹇蹇、郁郁、戚戚、忳忳、忧忧、怛伤、烦冤、纡轸、沉菀、於邑、离愍等,这些词汇在楚辞中的使用频率极高”[4]。更重要的是,屈原强烈、丰富的抑郁情绪经过文学才华的改造,衍生出对“悲伤”不同视角的表述,本文将之区分为6种:(1)烦恼、烦惑:是一种由无动力感、无可排遣感、焦虑组成的复杂情绪,如《惜诵》中“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中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思美人》中“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卜居》中“心烦虑乱,不知所从”;(2)悲哀、愁苦:如《悲回风》中“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娱”,《怀沙》中“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哀郢》中“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跖”,《抽思》中“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3)忧虑、忧思:与无内容、受感染而发的悲哀情绪略有差别,更强调由思虑引发的,如《抽思》中“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愁叹苦神,灵遥思兮”,《悲回风》中“曾歔欷之嗟嗟兮,独隐伏而思虑”;(4)压抑感:如《离骚》中“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惜诵》中“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思美人》中“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5)郁结感:不同于压抑感,郁结感强调纠缠闷结、无法疏通,如《怀沙》中“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悲回风》中“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哀郢》中“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6)冤屈感:强调受到冤枉、内心感到不平和委屈,如《怀沙》中“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悲回风》中“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抽思》中“烦冤瞀容,实沛徂兮”。
除了主观情绪低落的描写,还有对客观行为包括叹息和哭泣的记载,如《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哀郢》中“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怀沙》中“曾伤爰哀,永叹喟兮”,《悲回风》中“孤子吟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伤太息之愍怜兮,气於邑而不可止”,《抽思》中“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愁叹苦神,灵遥思兮”。
图2-1 傅抱石《屈子行吟图》,当代,1953年
2.快感缺失
如《悲回风》中“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娱”,《涉江》中“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3.体重减轻/食欲下降
作品中未发现直接描写,司马迁称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可作为间接证据。
4.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包括入睡困难、睡眠维持障碍、早醒、醒后困乏、梦魇等。屈赋中主要提及入睡困难,如《悲回风》中“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抽思》中“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远游》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这些描述反映出屈原的入睡困难和低落情绪密切关联,久久难以入睡给他带来极大苦恼,频繁出现入睡困难、间断出现彻夜不眠的情况。也有对梦境内容的描写,如《抽思》中“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惜颂》中“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这一方面反映出他白天愁思深重,另一方面表明他睡眠质量差。
5.精力减退易疲乏
未见提及。
6.精神运动性激越/迟滞
未见提及。
7.认知缺损(无价值感、内疚感)
无价值感和内疚并没有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相反,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和对君王任用的渴望倒是多次出现。关于无助感的描写出现数次,如《惜诵》中“固烦言不可结诒兮,愿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抽思》中“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无望感也有所表现,不仅对自己,还有对国家未来命运的悲观展望,如《涉江》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固将重昏而终身”,《离骚》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8.注意力不集中或犹豫不决
屈原在出游中的彷徨和迷茫感,或许是一种“犹豫不决”的表现,如《离骚》中“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涉江》中“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和《思美人》中“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与而狐疑”。在神幻场景中也有类似描写:“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9.自杀意念
他多篇作品中反复提及自杀,有些是在对现实失望的同时表达抛弃和远离,但更多是明确提及自杀意念并且想好了自杀方式。比如,《离骚》中“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思美人》中“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风》中“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孰能思而不隐兮,照彭咸之所闻”“凌大波而流风兮,讬彭咸之所居”“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惜往日》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恐壅君之不识”,《怀沙》中“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10.躯体症状
《惜颂》中有“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郭沫若推断不是神经痛就是肋膜炎,并认为:“至于他有心悸亢进的征候,在他的诗里是屡见不一的。”[5]而其他一些关于“闷、内伤、心、气”的描写,则更像是借助躯体不适来表达情绪,如《惜诵》中“中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悲回风》中“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伤太息之愍怜兮,气於邑而不可止”“心鞿羁而不开兮,气缭转而自缔”。这其实是可以用来说明躯体化症状产生机制的极佳例子,在现代中国人中也常常见到这种表达方式。
◎焦虑症状
屈原焦虑情绪表现有两个层次:一是对国家衰败命运的担忧,如《离骚》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惜往日》中“乘骐骥以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汜跗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冶兮,辟与此其无异”;二是面对君王的易怒和奸佞的迫害而产生的对自身安危的焦虑,如《惜诵》中“矰弋机而在上兮,罻罗张而在下。设张辟以娱君兮,愿侧身而无所。欲儃徊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惜往日》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抽思》中“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愿承闲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憺憺”。
◎躁狂症状及情绪不稳定
相比抑郁情绪,要在作品中捕捉躁狂情绪要困难得多。因为欢乐与悲伤相比,是一种比较“肤浅”的情绪。屈原很少描写主观的欢乐,往往需要从思维过程障碍、情绪稳定性、精神行为症状等侧面入手来还原出躁狂发作。结合作品归纳如下:
1.高涨的心境
除了《橘颂》和《天问》,屈原所有诗歌都是以悲伤为主旨。大多数诗歌的情感基调较为一致,悲伤程度很深;而《离骚》和《思美人》的悲伤程度较浅,其中还出现一些不甚和谐的高涨的情绪:在《离骚》中表现为立下志愿、自我赞美、自我鼓励和对灿烂宏大的神游场景的描写,如“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等;在《思美人》中插入的高涨情绪更为明显,如“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日以须时。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
2.自尊心膨胀或夸大
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第一人称如“我”“余”“吾”“朕”“予”等,表明一种自我意识的强调。有许多自我赞美的诗句,如《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和《怀沙》中“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并通过自我装饰来表明自我的美德和高贵,如《离骚》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和“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还表现为对世人的普遍蔑视,如《离骚》中“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涉江》中“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对他所蔑视的人的贬斥,如《怀沙》中“凤凰在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以相量”。还表现为一种志向和信心,如《涉江》中“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以及《离骚》中“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3.睡眠需求减少
屈原频繁提及睡眠差,甚至彻夜不眠。虽然这些大多伴随着抑郁情绪,他为不能入睡而苦恼,但也要注意他在睡眠差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丰沛的创作力、峻急的语气和丰富的想象力,所以有可能是睡眠需求减少。
4.意念飘忽或主观感受到思维奔逸
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主题的跳跃,如在《离骚》中,先自叙身世和才干、表达对君主的期望,继而转为对政敌的斥责和对政治环境的失望,又转为坚持操守的信心;在与巫医争辩关于正直的议题后,又向历史中的帝王陈述心迹;在神话般的出游中遭受拒绝后求助巫医,继而开启另一段神话般的浪漫出行,最后又因不忍离开故乡感到悲伤。虽然内容主要是悲伤的,但情感表达的密度很大。在《涉江》和《悲回风》等诗篇中,也夹入神幻出游经历、花草装扮的个人形象或大段的风景描写。
5.情绪和想法的快速波动
他的多部作品均出现类似特点,即在一篇文章中出现数次情绪性质的变化,如《离骚》中忽而哀叹、忽而自骄、忽而痛斥、忽而自怜、忽而振奋、忽而消沉。与之相应的是想法的改变,忽而意志坚定、忽而动摇彷徨、忽而对君王寄予厚望、忽而对政治生态悲观失望、忽而将自己代入弃妇的身份希望君王回心转意、忽而强调大臣的操守而绝不与奸佞妥协。在《远游》中,从被放逐的悲伤转为一种恍惚状态,在其后的神幻经历中则变为神采焕发、自我感觉良好。《思美人》中也是如此,从伤心转为想象中的神幻经历、表现出高涨的情绪,“窃快在其中心兮,扬厥凭而不俟”。这些体现出混合或快速循环型的特征。
6.有目标的活动增多,性本能亢进
屈赋中有大量关于奔跑驰骋的描写,如“乘骐骥以驰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等。在想象的“神游”旅程中,也有大量驾神兽飞驰的描写;出游的阵势辉煌壮丽,主人公来去迅捷、悠游潇洒,能任意指挥他人,既显得有权势,也表现出高涨的情绪。比如,《离骚》中有“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涉江》中有“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思美人》中有“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日以须时。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
7.想象力丰富并热衷描写神幻场景
屈原常在作品中从现实人事突然跳到神幻场景,如《离骚》的三次“神游”,主人公神游天宇与大地、沟通历史与现实、渴慕宓妃佚女、回忆先王贤哲、与巫师鸩鸟对话。一些描写类似幻听:“鸣玉鸾之啾啾”“奏《九歌》而舞《韶》”“雷师告余以未具”“鸩告余以不好”“告余以吉故”;另一些类似幻视:“九疑缤其并迎”“皇剡剡其扬灵兮”“陟升皇之赫戏兮”“见有娥之佚女”“望崦嵫而勿迫”。
神幻经历会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中,部分是受到躁狂情绪的驱动。如《远游》中诗人进入神幻场景,在“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之后变为“玉色頩以脕颜兮,精醇粹而始壮。质销铄以汋约兮,神要眇以淫放”,表现为神采焕发、精力充沛、超凡脱俗,而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与屈原在现实中“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尤未亏”是一脉相承的。多次出现的“吾令”句式,如“吾令羲和弭节兮”“吾令凤鸟飞腾兮”“吾令帝阍开关兮”“吾令丰隆乘云兮”,可能是“自觉能力强、能做大事”的反映。可以认为,屈原使用“进入神幻场景”这种艺术手法来将“膨胀的自尊心、夸大的良好感觉”进行转移、升华和艺术改造,使之呈现艺术魅力的同时不至于让自己显得可厌。
丰富显著的神幻场景描写,如果没有一些文学传统或素材作为其阶梯,则应考虑是作者的异常精神体验直接激发出灵感。屈原借助具有浓郁巫风色彩的招魂仪式而创作《招魂》,则可以作为这个阶梯。此类仪式借助现场气氛和心理暗示使人原有的精神状态愈加偏离,进入一种迷狂、宣泄、自我控制丧失、夸张的状态,将那些恐怖、悲愤、痛惜等极端感情形象化、视觉化,而创造出非凡的艺术魅力。
但是我们一般不将屈赋的神幻场景认为是幻觉,有4点原因:(1)幻想与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的幻觉妄想不同,这是借助极大扩充了的想象力创造出的场景,虽然脱离现实但仍像神话故事一样有自己的背景和情节,一些疑似幻听、幻视的描写有机整合于整个经历中;(2)他保持了基本完好的写作能力,出现神幻场景的诗篇在艺术构思和谋篇布局上都较为完整,仅仅是借神幻场景中的人物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3)神幻场景与诗人的情感变化相协调;(4)没有伴随出现其他精神病性症状,如妄想、思维形式障碍、言语不连贯等。
虽然不是幻觉触发了神幻场景,但他当时的创作状态有些可能已经达到了精神病性症状的程度。这是由于躁狂情绪或混合状态下的情绪推动思维快速前进,推动观念不断形成和快速组合,易使其中有些想法脱离现实,有些场景可能他本人也无法准确地以现实来检验,此时可称为妄想或幻觉。但这些都是与情感体验相协调的精神病性症状。神幻场景的创作主要还是受到情绪的驱动,其中可能会有一些灵感来源于妄想或幻觉。
图2-2 张渥《九歌图》(局部一),元代,上海博物馆藏
图2-2 张渥《九歌图》(局部二),元代,上海博物馆藏
8.言辞激烈夸张、情绪易激惹、敌对性强
为昏君所不用、为奸臣所中伤的例子很多,但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像屈原怨愤情绪如此强烈、抨击如此激烈直接甚至公开批评君王并表达失望的,极其罕见。将奸臣比作“鸡鹜、(顽)石、邑犬、粪壤”;《怀沙》中“怀瑾握瑜兮,穷不知其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离骚》中批判他们“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椒专佞以慢韬兮,椴又欲充夫佩帏”。他抱怨楚怀王昏庸愚昧、听信谗言、不能体察他的忠心,如《离骚》中“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怀沙》中“凤凰在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以相量”;甚至直接发出指责和警告如“不顾难以图后兮”“日康娱而自忘兮”“固乱流其鲜终兮”。
9.自杀意念与激愤、孤傲、自豪的情绪密切相关
屈原在多数作品中提及自杀意念。除自我价值无法实现的思想基础外,这些描述自杀意念的诗句的情感基调与一般抑郁发作的无价值感、无乐趣感、自罪感截然不同,而是一种激愤、孤傲、自豪的情绪,如“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说清白地死去正是圣贤所推崇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说就算死去也不会后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说既然实现不了理想,那就效仿古代贤人自杀。这点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古代受贬谪文人,如汉代的几位辞赋家,他们对现实的抱怨和情感流露较为节制,甚少流露出自杀意念;二是同样因为文化价值丧失而自杀的王国维,较为平静和退缩,不留线索,更未在作品中提及,虽然目前不清楚是否有抑郁发作的影响,但经过对比可知屈原的自杀除了偏激的思想基础外,激愤情绪也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0.怀抱信念和希望
如果仅仅是抑郁发作,与严重低落情绪相一致的应该是彻底的失望感。然而,屈原在描写低落情绪的过程中,还穿插有不少积极的信念,如借巫师之口说出“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并多次列举古代圣王任用出身低微的贤臣而成就伟业的故事,如“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希望得到楚王重用的信念仍非常坚定执着。在《惜往日》中也有对往事的深情回忆,“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体现为君王奔走效力,君臣互相成就之志向。
精神病理分析
◎双相I型障碍
如以DSM-5诊断标准来总结屈原的症状,可得出:出现包括2条核心症状在内的6条抑郁症状,达到“重性抑郁发作”。在心境障碍、精力旺盛或活动增加的时期内,存在4条躁狂症状;严重到足以导致显著的社交或职业功能损害,存在可疑的精神病性特征,频繁出现消极意念并自杀,达到“躁狂发作”的程度;其他社交或职业功能较完整的时候为“轻躁狂发作”。虽然限于材料,无法获知这些症状在“一段时间”内的出现情况,比如2周、1周或4天,但鉴于症状的丰富、严重程度及多年的持续存在,应有相当数量的发作是超过病程标准的。考虑到在他同一作品中出现的情绪波动性大,并且有躁狂症状和抑郁症状混合出现,那么某些时间段应处于“混合状态”。综上,“双相I型障碍”适合用来描述屈原的精神状态,在不同时期适合的标注包括“伴焦虑痛苦、伴混合特征、伴心境协调的精神病性特征”。
◎自恋心理
自恋心理在其作品中表现很多:屈赋中一再重复着“我”“余”“吾”“朕”“予”等词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屈原自我意识突出[7],并十分关注个人的感受;倾向于自我理想化和自我赞美,如在《橘颂》《离骚》《涉江》中出现了大段自我赞美的诗句,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良好感和天生优越感[7];在神幻场景中抒情主人公处于无所不能的中心地位[7]。此外,作品常用主题之一是对自身政治才能的肯定、对君王的指责和对古代圣王贤臣的向往,同时通过极力贬低、痛斥昏君佞臣,来反衬自身的高洁不染。
屈原的自恋心理是否达到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对照DSM-5的诊断条目:
(1)具有自我重要性的夸大感——充分体现;
(2)幻想无限成功、权利、才华、美丽或理想爱情的先占观念——充分体现;
(3)认为自己是“特殊”和独特的,只能被其他特殊的或地位高的人(或机构)所理解或与之交往——充分体现;
(4)要求过度的赞美——部分体现(更多是一种希望得到认可的心理);
(5)有一种权力感——小部分或未体现;
(6)在人际关系上剥削他人——未体现;
(7)缺乏共情——未体现;
(8)常常妒忌他人,或认为他人妒忌自己——小部分体现;
(9)高傲、傲慢的行为或态度——部分体现。
因为程度不重且诊断特异性不高,自恋型人格障碍即使是在临床上也是一类需要慎之又慎的诊断。屈原暂不判定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有三个原因:
(1)他是在严峻极端的应激事件下出现自恋心理,不好说是对事件的反应还是本来的性格特点;
(2)缺乏旁人对于他待人接物的生活细节的描述;
(3)部分自恋心理可以由高涨情绪所解释。虽然不作为人格障碍,但是把握自恋这一特征和追究自恋心理成因有助于研究屈原的创作心理。
总的来说,这种自恋心理的成因有以下几点:高贵出身、贵族教育和个人信念形成所带来的较高的自我期待;从政初年受到重用所形成的对政治前途的期待;受到打击时的自我防御、对奸臣的鄙视;对自身政治才能和政治理念的信心,尤其是在屈原之前吴起变法使楚国快速强盛的背景下。
双相障碍与创作的关系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帮助形成鲜明的个性
屈原刚烈、不妥协、多愤懑的性格,才是他的文学作品的真正魅力来源,才是后世文人一遍遍去“借屈原之杯酒,浇心中之块垒”的原因。这也是他能够在《诗经》的温柔和平的集体创作之外,独辟蹊径地进行直抒胸臆、长篇大作的个体创作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性格,如上分析,显然是受到双相情感障碍的塑造。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促进高度投入的创作状态、纯粹强烈的情感体验
屈原遭遇政治挫折,对挫折有狭隘激烈的认知和情绪应对,继而遭遇更大挫折。在这一恶性循环中,极端的抑郁情绪和躁狂情绪越来越明显。其创作在多方面都受到极端情绪的影响:(1)从青年时代的优容自信,到晚年的愈加悲愤哀怨、对君臣大加抨击,在这个鲜明人格的形成中,极端情绪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屈原的主要诗歌有着近似的主题和情感基调,鲜明深刻的主题是受到极端情绪的鼓动,极端情绪更是被作为抒情内容酣畅淋漓地灌注到诗歌中;(3)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本应符合一个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规律,但屈赋确实是一开始就有精致的形式、深刻的思想感情和极高的艺术成就。即使与后世的浪漫主义传统相比,屈赋的抒情风格也绝不是豁达、洒脱、超越,而是激愤、纠结、怨怒。这确实是因为屈原身上极端情绪的缘故。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形成特别的审美和表达方式
屈原是最典型的“过上精彩人生,随手记录就是好作品”的例子。在他身上其实谈不上诗歌技巧或诗歌情思,这些都被他激扬澎湃的哀叹愤懑给淹没了。他只要愿意写,就能把自己的鲜明个性和强烈情感体验顺利转化为作品。这种性格灌注在诗歌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主题、文采、情感还是节奏,都造就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独特风格。事实上,屈原在这点上和卡夫卡颇为类似:在荒谬的世道和机缘的作用下,产生了强烈独特的思想情感,这样的人生本身就是艺术品,至于是否转化为作品或是否能够流传,反而是次要的事。对于这样“人生已经是艺术品”的人来说,写作更多是治愈自己时的副产品。
◎双相障碍和精神追求的影响——导致与现实的激烈冲突
屈原出身贵族而且是老练的政治家,贬谪期间还有一次复出,他应该是具有高情商和混迹官场的能力,但他却逐渐表现得刚强、不妥协和冲动,丧失待时而动的能力,比如屡次出言讽刺君王、抨击权臣、夸耀自己,他将不满直接诉诸诗篇,对巫医抱怨,连姐姐和乡人都知道他的心事,这些显然恶化了他的政治处境。并且他拒绝姐姐和渔夫的劝导(相关篇章可能为伪作),日渐变得孤立无援。这些变化显然是在激愤情绪的影响下出现的。同时也要看到,他的激愤情绪和高洁志趣也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孤高自许而更加激愤和鄙视,因为激愤而更加巩固对自己高洁志趣的坚守。屈原的高洁志趣使得他鹤立鸡群,导致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鹤立鸡群”对于屈原来说,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施加于其上的命运:他原来正正常常地做鹤,没承想周围人快速变成鸡,他能怎么办呢?
◎双相障碍的有害影响——导致自杀
仅从艺术创作出发解释屈原的自杀,固然有所缺失,但也不能一股脑把责任推给精神障碍。屈原的自杀行为是深思熟虑的,主要是由其思想决定的,原因:(1)被贬后自杀意念多次出现;(2)国家政治生态与个人遭遇和思想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并且没有解决的可能;(3)他的精神状态逐渐恶化,变得更为激愤、情绪不稳定、观念极端化;(4)他将自杀作为一种人生选择和政治姿态,进行了长期丰富的思考,并引用了古代名人关于自杀的事例作为思考资源。情感障碍对屈原自杀的主要影响,是平时对其思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抑郁情绪会加重他的失望,易激惹会加重他的愤怒,敌对性会使其观念变得绝对化。另外,躁狂发作或混合状态下的情绪剧烈波动和短暂的动力增强,可能推动自杀的触发。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幻想补偿作用,缓解压力和精神冲突
屈原在赋中有一些描写脱离憋屈和失意的人间、畅游于辉煌潇洒的神境的诗章,这些神幻场景还具有一些情节,可能是对当时政坛斗争故事的曲折反映,也可能是把自己作为主人公融入当时流行的神话故事中,具有迷醉的梦境一般的效果。这是创作所发挥的幻想补偿作用。他在诗篇中频频用香花美草来打扮自己,把自我形象塑造为怀有美德的自然界中的精灵仙子,也是这种作用。另外,屈原几次将自己向巫医求助或和其他人讨论的场景写入诗歌中,说明他在诗歌中进行了自我心理疗愈。如此激扬的情绪灌注在诗歌中,有宣泄情绪的作用。
◎共果——精神障碍和文学创作造就伟大性
屈原是伟大的,精神障碍是其伟大的一部分,并且精神障碍促成了他的伟大。
屈原的伟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其本身伟大,即他具有高超美好的品质,二是“被接受的伟大”,即被人所需要、被人所铭记、被人所宣扬而成就出的伟大。像屈原这种民族精神的代表、千古传诵的伟人,他“本身伟大”的绝对值虽然很大,但“被接受的伟大”比例更高。为什么呢?因为“高洁—丑恶”矛盾是人类永恒的困境,而屈原所遭受的这一矛盾十分尖锐激烈,使得后世遭遇类似矛盾的忠贞之士将其作为慰藉;又因为屈原在矛盾面前做出极其正确的选择和极其艰苦的坚持,固守美德和理想,不降志不辱身,使得后世遭遇类似矛盾的忠贞之士将其作为榜样;再因为屈原满腔的悲愤和深沉的痛苦无法排解而愈演愈烈,并且形成了狂热沉迷的创作状态,通过艺术才华转化为华美诗篇,使得后世遭遇类似矛盾的忠贞之士受到极大的感染和获得独特的审美享受。这样,屈原的“本身伟大”得以全部扩充为“被接受的伟大”,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原型”。在争夺历史地位的战斗中也存在“赢者通吃”的规律,屈原在这一文化命题上的各个部分都达到极致,所以成为后人在同一命题上寄托感情的首选对象。
在屈原走向圣人的三步中,精神障碍在其中两步发挥了推动作用。在第二步遭遇怀疑和诽谤时,他产生了不仅仅忧愁,更是激愤的情绪,从而增加了对昏君佞臣的心理对抗性,降低身段、做出妥协和采用灵活策略的可能性便降低了。在第三步中,忧愁激愤的情绪本身煎熬着诗人,使他产生丰富激烈的情感活动;情绪在得到思想的共振后,一起促使诗人进入狂热沉迷的创作状态;情绪也对他的好修为常、洁身自好的思想发挥极端化的作用,并导向自杀意念。
相关议题
◎为何悲剧不可避免?
屈原有高远的理想和坚贞的操守,甘愿为之付出生命。结局虽然令人叹息,但也令人敬佩。然而这种“得不到君王任用、感到人生没有意义、因而哀怨愁苦”的悲剧为何在后世一再出现呢?这是因为儒家人生哲学作为统治哲学,根本目的是让君王得以驾驭士人,让他们积极服务于统治秩序并断绝反叛的念头。这种驾驭是从源头下手的:只有效忠皇帝、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才能光宗耀祖、广受赞扬、流芳百世,这样的人生才叫作“有意义”。士人们从小接受这样狭隘专横的人生观教育,自然也就把自己的生命价值交给了皇帝和史官。如果得不到任用,人生价值的唯一源头被限流,就会十分压抑苦恼。如果皇帝暴虐无道,跟从则违背人性和常理,不跟从则人生价值被取消,如此极易陷入矛盾痛苦。这是套在中国士人精神上的沉重枷锁。
◎屈原艺术魅力的秘密
《文心雕龙》赞《离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指出了屈原写作中思维奔逸的特点。《天问》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余个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贺贻孙《骚筏》中评价:“《天问》一篇,灵均碎金也。无首无尾,无伦无次,无断无案,倏而问此,倏而问彼,倏而问可解,倏而问不可解,盖烦懑已极,触目伤心,人间天上,无非疑端。既以自广,实自伤也。”刘逸认为这巨大的跳跃性是因为特殊的写作方式,屈原在壁画上将问题写下然后拼接起来[6],这种可能性不完全排除,但他在别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跳跃性,并且在这些密集的提问中含有强烈的情绪。这些问题从宇宙形成、自然、神话到历史、现实政治,视野宽广、视角深刻,多个主题间跳跃性大并快速切换,是很典型的“意念飘忽或主观感受到思维奔逸”。语调迫切狷急、不需停顿、一个接一个地抛出问题、不待深入辨析讨论便跳到下一个,这是“言语迫促/比平时更健谈或有持续讲话的压力感”在写作中的体现。
《天问》的创作心理状态是狂乱的,其他作品也有汪洋恣肆、不循章法、诡谲奇异的特点,问题在于是有意处于一个思维发散、联想不受限制、思维联系松散、灵感自动涌现的状态,还是在精神紊乱的情况下凭借创作惯性而成的作品?可能前者是主要的,虽然其中可能有来自异常精神状态的启发和推动。人在遭遇巨大困惑、试图解开复杂问题的时候,确实需要让思维脱离常轨,自我意识需要放松对灵感和怪异想法的监控和修剪。事实上,《天问》的价值不在于像科学论文一样为我们提供新的关于宇宙的认识,它的魅力在于通过这样激烈的,甚至将自我精神状态置于危险境地的追问,来展现一颗执着求知的心灵。这样的心灵体现了人类的伟大,这也是《天问》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事实上,作品只是载体,越是经典的作品越是这样——它只是作家伟大心灵的记录而已。读者最重要的并不是被作品的技巧和构思感动,而是透过作品看到了作家的伟大心灵,而被这心灵所触动。
参考文献
[1]何新.圣灵之歌:《楚辞》新考[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
[2]陈引驰.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陈桐生.屈原后期的心境障碍及其沉江结局[J].铜仁学院学报,2016(1):10-15.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7]彭红卫.屈原的自恋人格及成因新探[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139-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