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圣帕特罗
我被车厢里的灯光弄醒了。
「下一站是洛杉矶。」驾驶员宣布。
巴士很快地驶入一幢建筑。司机要大家下车：
「我们就开到这里了。」
我走进空荡荡的候车室。有些人全身摊在长板凳上，我取了行李袋走到外面。街道两旁排列着大大小小的纸板箱和各种颜色的小防水布，街上没有像芝加哥那样的车流，也没有像纽约的高楼大厦。我口袋里只剩三块钱。感谢上帝，我已来到旅程终点，同时也到了月底，12月份的生活津贴应该已在圣帕特罗等着我。可是在这个尴尬时间，没有巴士开出。我瞥见终点站对街有一块闪着「旅馆」字眼的霓虹招牌，就走了进去。
「单人床两元，共享床一元。」柜台服务员说。我付了一元，他给了我一张毛毯、一个枕头、一条毛巾和一小片肥皂。「二楼左手边第二间。」他说：「浴室在走廊尽头。等你走的时候，把毛毯、枕头和毛巾留在床上。」
「有钥匙吗？」
「什么钥匙？」
「房间的。」
「没钥匙。门没锁，已经有人在里面了。」
就在我推开房门的瞬间，旧家具的霉味、食物的馊味、尿味和体臭扑鼻而来。百叶窗被拉下来遮住窗外闪烁的霓虹灯，但我能看清室内的一切。它空荡荡的，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双人床。床的一边有一堆隆起的东西，从一头伸出一只靴子；另一头是一张胡须脸，正配合隆起物上下起伏的节奏打着鼾。这就是我的同床伙伴。
我和衣爬上床，头枕着旅行袋，用枕头盖住脸，虽然有股霉味，但总比回涌的酒气好得多。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床伴还以相同的姿势躺卧着。他会不会死了？我迫不及待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依照旅馆服务员的指示，在附近找到「红色列车」。那不是火车，而是电车。我上了其中一辆有「圣帕特罗」标志的电车。
圣派罗是电车路线的终点，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邮局，找到海因斯先生所描述的、标示着「邮件存局候领处」的窗口。我应该会有两封邮件，一件是海因斯先生寄来的每月生活津贴，另一件是在纽约遇到的那个中国人向我「借」的钱。唉！结果我落空了。
「星期一再来看看。」办事员一定注意到我的失望。
今天才星期五啊！我口袋里只剩一块钱了。就算能找到像在洛杉矶那样的旅馆，我要上那儿去找能支付住宿三个晚上的房钱？青年会就在邮局隔壁，我揣着一块钱，决定在附近转转，也许能找到一张长板凳或一个硬纸板箱。来到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三部片子，我走向售票窗口。
「一张票多少钱？」
「五十分。」
「可以看三部影片？」
「其实今天可以看六部。我们半夜会换三部片子。」
我注意到其中一部片子是由罗讷德‧李根和朗达‧弗莱明主演的。葆琦舅舅说过：那部片子里的男孩，是他从上海来的朋友的儿子。他们要我去拜访张先生夫妇。舅舅还说：「他们是上海的古董商，来这里卖他的战利品，是一座象牙塔。共产党接管了上海，所以被困在这里。他们认识很多电影明星，说不定可以给你介绍几个。」
关系，关系，中国的第一黄金律。糟的是我不是电影明星的仰慕者，要是雷诺在这里就好了。
起码电影院里是温暖的，而且还有地方可坐。我给了她最后的一块钱，她找我五十分。进了电影院，里面空荡荡的，座椅比前一晚旅馆里的床要舒服多了，耳边也没有鼾声，洗手间也比灰狗巴士站里的干净。才看完第一部影片，我就沉沉入睡。
走出电影院已是星期六，我还是得找个地方睡两夜，于是走进了青年会。里面有餐厅、枱球室和一间公共电视房。或许今晚能在电视房里过夜。我走到柜台前询问价钱。
「你要现在入住吗？」服务员问。
「我要到星期一才拿得到薪水支票。」我说。
「现在不用付款，退房时再付就好了。」
为什么海因斯先生不告诉我这些？也免得我要窝在电影院里8个小时！
等我退房时再付账？难道他们不提防我没付钱就开溜？这倒提醒了我曾在台北的美国领事馆发誓绝不会加入共党。他们怎么知道我的誓言是真是假？
在中国，我们被教会绝不可相信陌生人，尤其涉及到金钱。
服务员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后，我想我应该用超乎惯用的谢词来表达感激。
「你们外面的止水阀坏了。」
「那里？」
我指着外面。
「哦，那是洒水器。」
洒水器？干
什么用的？
青年会位于一条山脊的制高点，可以远眺渔港，那正是我来此的目的。我走过去查看，只见沿着码头系泊的船艇，和上海的十分相像，只是没那么多。我们是三、四条船系成一排。两个地方连气味都一样，我的胃开始咕噜噜叫了起来。想起在上海第一次看到那些彷佛从故事书里跳出来的船，和这里的有些不同，它没给我家的感觉。我很快意识到，它缺少一些人性的接触。人群各自回家后，整个港口看起来一片死寂，不像上海的复兴岛，滨水区从早到晚都是生气蓬勃的。中、两美国的船员总是待在船上。在海上，船是我们的工作场域；在港里，船就是我们的家。
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了出来，找到一点零钱，走到几个街区外的杂货店。店里什么都有，但我只能买得起一块面包。很好，它能撑两天。
星期一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山下的邮局。果然有一封信在邮件存取处等着我，正是海因斯先生寄来生活费，却没有在纽约餐馆遇到的那个中国人寄来的信。记得蒋博士告诉我们的：
「你们收到的月薪是来自美国的纳税人，刚好够你们支付在美国的开销，一个子儿都不要带回来。」
谁是美国人民？那个中国人是美国人吗？我随即想起妈说过：「你要借钱给别人时，必须要心存帮助他的念头，别指望他会还你。」
我本该去见渔民合作协会秘书约翰‧瑞尔的。渔民合作协会是由圣帕特罗的船东所组成的。但我没见到约翰‧瑞尔，却见到了理事长。从他的名字第一个字母Z和字尾CH，我判断他是个斯拉夫人。
「你来得正是时候。」理事长说：「过去这两星期我们在罢工。罢工一结束，我就会带你去我们的船上。」
「罢工？」我听过这名词，但从没见识过。
「把我们的船吊起来。」他解释道。
「你们的船不是自己的吗？」
「是啊。」
「那你们罢工是针对谁呢？」
「罐头工厂。」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是在约翰‧史坦贝克的小说《罐头工厂一条街》[1]。虽然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完，却从来没有把罐头工厂和沙丁鱼联想在一起。现在我终于知道，沙丁鱼是被制成罐头的，不是当鲜鱼送到市场去卖的。
「为什么针对罐头工厂？」
「为了价格。他们每吨只付50元，」他说：「我们要求60元。」
「如果我们在台湾罢工，就算没被枪毙，也会被关进牢里。」
「有时，他们也会这么做。这就是我们的男孩没有一个加入国民警卫队的原因。」
「国民警卫队跟罢工有什么关系？」
「那是政府派来破坏罢工的部队。不像士兵会对敌人开枪，国民警卫队会枪杀自己的人民。中国有国民警卫队吗？」
「没有。」
「如果渔民认为自己被骗了，他们会怎么做？」
「我们不会罢工。我们的船都不是自己的。」
「你是说，台湾渔民没有自己的船？」
「没有渔民买得起船。」
「你们的工资怎么算？」
「船东扣除作业成本、折旧和保险费后，船员只能从中分到很少的份额。你们怎么和船员分享渔获？
「从销售总额中扣除燃料和伙食后，由船员、船主和网具所有人平分。」
「所以在罢工期间，大家都没有收入了？」
「没关系。我们是在满月的时候罢工的。」
「这和月亮有什么关系？」我好奇地问。
「沙丁鱼都是在月黑的时候捕捞的。」
月黑(亏)的时候？
有些鱼类是成群游动的，牠们出现时就像水里的一大片黑影。渔夫从远处搜寻鱼群移动所造成的波纹，或是在海上盘旋、等待一些游离的鱼破水而出的海鸟。一旦发现，一道长长的鱼网就会像一堵墙般围住鱼群。鱼底纹部的边缘快速收紧，将整个鱼群像女士手提包里的钱币一般收纳其中，这就是围网名称的由来。
冬季是沙丁鱼一年一度成群迁徙到南加州海岸的季节。不同于其他的鱼群，沙丁鱼群逗留在深水区缓慢地移动，不会在水面形成骚乱，但会扰动浮游生物。在暗夜中，这些浮游生物会像火焰一般点亮海水，让渔民得以发现鱼群。
「我们叫它101高速公路。」主人对我说：「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必须关掉所有灯光，只剩下航行指示灯。说到在101公路撞车，你可以想象会在这些水域听到多少尖叫和咒骂声。」
就像不同种的鱼群绝不会混在一起，不同族群的渔民也各有自己的船。在圣帕特罗，有意大利船、斯拉夫船、葡萄牙和日本船。
第二天早上，我有一位意外的访客。
「保罗，你怎么会在这里？」在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后，他惊呼。梅尔‧卡尔森是我入行捕鱼第一条船「杰克儿」号的船长。他给我看了一篇当地报纸对我的报导。「好小子，你还上报了呢！你怎么会认识这个斯拉夫约翰什么的家伙？他的是小船，干嘛不跟我们一起捕鱼？」接着，他转向那两个跟他一起来的人：「我相信安东不会在意多一双手的。保罗是我在上海时，第一次跟着我出海的。他是个他妈的好渔夫。你们的意思怎样？」
这就是我上「海星」号的经过。
海星号不是本地渔船，是为了沙丁鱼的回游，专程从西雅图南下的。它有一群哈希的船员：船主兼船长的是个说话温和的斯拉夫人安东‧安西契，轮机长是船长的妹婿马克。其余的船员都是从西雅图来的斯堪地纳维亚人：观测手马克‧爱德、厨子西昔尔、梅尔、墨菲、BS强森和另外两个人。其中只有墨菲是来自他们的祖国，也是唯一能把口香糖塞在嘴唇下面嚼烟草的。
有安东驾驶、爱德负责在桅顶瞭望台观测，船在微弱的红绿航行灯之间曲折穿行，就像雾夜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难怪他们叫它101公路。剩下我们这些人聚在厨房里，随时准备在安东下达投网指令时各就各位。在等待的时间里，我们在黑暗中喝咖啡、说笑话。大部份的笑话都是BS强森说的，有人告诉我：「『膨风强森BullShit Johnson』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起初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不久后，我已能加入他们说笑，而且知道每个人的名字。
我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我想不起在东沙失事的船员姓名，却记得海星号上每个人的名字？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这些人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回应我的；在东沙时，那些船员把我当船长，而不是当伙伴来对待的，即使我们一起滞留在同一个沙洲上整整一个月。中国人是不说笑话的。
偶尔有些船会把甲板上的灯全部打开。
「走运的家伙！真不知道它捞了多少。」
「你看到在街上的每一辆凯迪拉克，都属于渔夫的。」梅尔对我说。
「凯迪拉克是什么？」
「美国最贵的汽车。」
「其他的凯迪拉克是谁的？」
「电影明星。不过我的这一辆，是星期一早上的车。」
「星期一早上？」
「一辆柠檬黄的车。」
「柠檬？」
「打从有了它之后，就一直麻烦不断。」
从我踏上这个国家到现在，我已经问过太多问题。我决定不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乡巴佬。只要问题没有重要到威胁生命，我应该自己去找出答案。到底星期一早上和柠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我能辨别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最大的不同。中国人为生活而工作，美国人为工作而生活。这一点从船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所有的帆船都是工作船；然而，美国港里的帆船都是娱乐用的。对他们来说，周末时段是用来狂欢的；而且不是一天，是两天。即使沙丁鱼不管你是假日还是周末，渔民还是会在周末把船锁上，冲出城去找「乐子」。到了星期天，回城的汽车会头尾相接，塞满所有高速公路直到深夜。啊哈！所以星期一早上，每个人都是睡眼惺忪的。但，柠檬又是怎么掺和进来的呢？
对我来说，周末是一星期当中最可怕的时刻。人人都回家了，我无处可去，只能呆坐在青年会里的电视房，或者可以去看电影。所有的电影院一天都放映两部片子，比较便宜的电影院甚至会放映三部片子。它们都是全天候24小时营业，并会在星期天换片。所以晚上去看两部片子，可以待到午夜后再看两部新片子。那么多影片，我往往看到后半夜就睡着了。后来我发现一座教堂，可以打发我的星期天上午。
星期天上教堂作礼拜像参加婚礼，每个人都盛装打扮，座位也不区分男女。礼拜结束后，牧师会站在门口向每个人致意。当他发现我来自中国，就邀请我和他的家人共进午餐。
有一个星期天，作礼拜时朗读的福音书是选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4节中，耶稣对门徒说：
「当你要施舍时，天父会在暗中察看，自会给你奖赏。」
当捐献篮经过我身边，我没留意右边口袋里装的钱是我全部所有，而下个月的津贴要两个星期后才会到。幸好我又被牧师邀请去吃午餐；另一件幸运的事是，星期一到五的晚餐都由船上供应。下个周末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念起台湾简单直率的生活，很少有「文明」的事物把人和自然隔离开来。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星期，街上、广播、电视，已经到处都听得到圣诞歌声，商店和街道都被装饰得五光十色。
圣诞节一过，人们开始准备过新年，这是另一个不那么平静的节庆，不像中国人过年都待在家里，只有小孩会跑出去玩炮仗。
「你明天早上五点钟来，」新年前一晚，牧师对我说：「我们要去参加游行。」
「什么游行？」
「玫瑰花车游行。」
我讨厌游行，不管是玫瑰或婚礼，总是千篇一律，不外乎群众、尖叫和挥动旗帜。但我无事可做，所以第二天早上到场，牧师正把瓶装水、餐盒、冷饮、毯子、折迭椅和一张折梯塞进他的汽车行李箱。
干嘛要带折梯？到了游行现场我才知道原因。沿着又长又宽的林荫大道两旁的人行道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前排的人前一天晚上就来了，我们只好挤进后排。因为我个子矮，只能看见别人的肩膀。
「爬上梯子。」我听到牧师的声音。
我爬了上去，正好看到一组穿着制服的方阵像行军般经过我的面前，他们手里不是武器，而是拿着铜管乐器演奏进行曲。走在他们前面的，是穿着极短的裙子、高举裸腿踢正步的女孩，一面行进，一面把指挥棒高高地抛向空中再接住。这时，一只巨大的鞋子，上面盖满鲜花，还装着一对翅膀，在街道上缓缓地滑了过来。
正当我为所见所闻而目瞪口呆时，另一支乐队乘车而来，另一个踢正步的乐队指挥、另一个骑兵队、另一…不同的曲调、不同的制服、不同的图案，陆续经过我的面前。游行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幸好行进的速度很缓慢，我们可以流轮爬上梯子观赏。
1952，新年快乐！
[1]《罐頭工廠一條街Cannery Row》作者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於1930s年代初，經常來到他在蒙特瑞半島的渡假屋小住，使他有機會目睹製魚罐頭產業的興衰。並將這些生活中的體驗和觀察寫成頗受好評的暢銷書《Cannery Row》，使得蒙特瑞的知名度隨著暢銷書，更廣為流傳。蒙特瑞市政府當局為了表彰他的貢獻，特地於1958年將原來的「海景大道Ocean View Avenue」更名為「罐頭工廠一條街Cannery Row」。後續並設置史坦貝克的銅像、闢建「史坦貝克廣場」，同時將小說中的人物與場景，原地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