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轮船冒着蒸气驶向海盗巢穴时，俄国船长和海盗头子一起待在船桥。他们一个说俄语和一点英语，另一个说汕头话和一点普通话。当船缓缓行驶在寂静的海上，无声的友谊也在两人之间悄悄发展。有一天，海盗头子向船长出示一张小男孩的独照，同时指着自己，骄傲地微笑着。船长也以微笑响应，并竖起了大拇指。每当两人进行每日例行的全船巡查，总会在关押『战利品』的交谊厅外驻足。船长从窗外指向我妈，并竖起四根手指，海盗头子立刻会意地举起自己的四根手指，抓住两根指向自己，再用剩下的两根指向我妈。接着，不发一语地一起走回船桥。

「我始终不明白海盗头子为什么要抓你们两个去当人质。」妈一想起这事就犯嘀咕：「他们能从一个守寡的教师身上榨出多少赎金？」

「寡妇是什么？」我问。

「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

「可是爸爸没死啊？」

「这只是向海盗表示我很穷的另一种说法。」

「我也是告诉他们：我们很穷。」姊姊说。

「妳跟海盗说的？」

「出海的第一天，我们在甲板上玩，那个家伙跑来跟我们说话。他看起来不像水手。他问我们是不是兄弟姊妹。我对他说：我们很穷，甚至连米饭都吃不起。他问我们吃什么，保罗说：我们得吃饼干当午餐和晚餐。」

「我的天哪！」妈大叫：「你们知道饼干有多贵吗？那是进口的，没多少人吃得起的。」

回到青岛时，爸爸梦寐以求、且筹划多年建造的新居刚好落成，正等着全家搬进去。当时我对金钱没什么概念，对贫富的诠释是根据所拥有的对象来衡量的。就像这幢房子，假如海盗看见它，保证不会让我和泰德回到妈身边的。

这幢房子看起来就像英文故事书里跑出来的，座落在知名的八大关-长城上的八个关口-高级住宅区的一座小丘上。它的后半部是典型德国城镇的红漆砖木结构，可俯瞰赛马场；越过赛马场就是沙滩和大海。正面看起来像一幢英式宅邸，衬着一排法式落地窗，屋角有一座像中世纪城堡的塔楼，房子的入口位在塔楼的下面。从玫瑰花园看向房屋东侧，有一扇侧门，像镶着彩色玻璃窗的小教堂。整座住宅用一堵石墙和外面的世界隔开，屋顶覆盖着搭调的磁砖，听说是意大利进口的。

我一直到长大后，才了解这幢住宅对父亲的意义。

父亲成长于广州西关精华区一座占地足足一个街区的四合院。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担任广东、广西两省盐务监督，是来自北方SD省的望族族长。他喜欢漂亮女人和好马，有四房妻妾。每一房子孙占用四合院的一个厢房。因为爱马，他经常去香港看赛马。一旦发现品种优良的退役马，就会立刻买下。经年累月下来，他拥有一群收集来的赛马，每天下午指定一名孙儿陪他骑马。

「每当我祖父要训练一匹新马跳栏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他会把我们布建在所有连通四合院厢房的走廊上的每一道门坎。马跑过我们身边时，我们就会挥动鞭子驱使牠跳过门坎。中式房屋的门坎都有膝盖那么高。他对待马，就像对我的四位祖母；对待我们还不如那些马。我第一次学骑马，挨的鞭子比那匹马还多。『笨蛋！千万别跟在马后面！…该死的蠢材！从左边上马！…』他规定我们要刷马和换马蹄铁。」

「你曾祖父叫我们把所有马笼头包起来，绑上彩色丝线。」我的三曾祖母曾对我说。「老头子的好奇心可不只限于马，每次他从香港回来，都会带些小玩意儿，从葫萝卜削皮机到活动玩具。难怪城里人都叫他『周疯子』。」

『周疯子』去世后，我父亲的伯父继任族长，并举家迁到BJ，他在那里担任民国的总理。他有两个老婆，一个住BJ，一个住天津，我们管她们叫BJ奶奶和天津奶奶。他在BJ买下了一间道观，拆了改建成一幢「现代四合院」作为他那大家庭的住宅。「太俗丽了！」我爸对我们形容那幢房子：「那是一个中式与欧式建筑的混合体，可能是受了『周疯子』的四合院，以及他出使过不同的美洲国家所住过的使馆影响。你们等着看我要建的房子吧！」

我的伯祖周自齐是1880年代最早赴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之一。回到中国后，他在清廷及后来建立的共和国政府里担任要职。他与美国谈判，退还中国因义和拳乱所支付的赔款，并用这笔退款设立了保送中国学生赴美深造的基金。由于传统中国教育是建立在学习道德与诗文的基础之上，被选拔参与留学计划的学生，必须进入美国教育系统学习数学、科学及英文等科目，因此，伯祖成立清华预备学校，提供高中补习课程。

「来清华吧，」他对我爸说：「完成所有的课程后，政府会用公费奖学金保送你去美国留学。」

父亲当时正就读一所教会中学，学校所教的课程和美国中学采用相同的标准，进入清华反而会使学校教育延后两年，所以他婉拒伯祖所提供的机会。高中一毕业，我的祖母就变卖了首饰，为他买了张赴美的单程统舱船票。到了美国，他半工半读，当过马夫、炉工，也拖过肥料、煤炭，就这样自力更生直到大学毕业。五年后，他带着工程和管理(也就是今天所谓的MBA)学位回到中国。又过了四年，他才建造了梦想中的房子。

父亲是在官宦之家的大宅院里培育出来的儒士，终其一生远离庖厨，在设计住宅时也没多留意厨房和仆人的住处旁边，正是我们这些孩子经常逗留的地方。紧挨着厨房的石墙上有个对外开口的垃圾箱，每天早上照例有马拉的垃圾车在此稍作停留，但它几乎收不到垃圾，因为在前一晚就被乞丐捡光了。

「别给乞丐任何东西，」妈交代我们。

我觉得她好狠心，但对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她坚持我们每天放学后要喝她为我们准备的「保健汁」，有新鲜的水果汁、生肉汁、葫萝卜汁，甚至卷心菜汁。

「可是他们没东西可吃！」我抗议。

「你今天给了他们东西吃，明天他们要上那儿去取得下一餐？告诉他们：团岛上有一个营地，提供免费住宿、食物、医疗和免费的儿童学园。但他们必须完成营队指派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要工作，甚至是瘸子和瞎子。」

这个营队是很受青岛妇女社群喜爱的项目。不管我们生活在那个城市，妈总会组成当地的妇女社团。尽管有这个营队，青岛跟其它中国城市一样仍然会有乞丐。在德国警长的指挥下，警察局有一个在街上巡逻的捕狗大队，只要看见任何一只身上没有狗带或嘴套的狗，不管牠有没有主人，一律加以射杀。

除了垃圾箱，我家还有一个送货门，门外随时停着一辆黄包车等着妈。妈五岁时开始缠足，虽然十多岁时解放了，但脚已经永远畸形。我们小孩子是不许乘坐黄包车的，所以从来不认识车夫，我总是好奇他晚上睡在那里。至于我家的四个长工，我知道他们睡那里。

厨子在厨房的隔壁有一间附带浴室的卧室，我时不时地会偷偷潜入。他的两个女儿也睡在那里，负责清理我们的卧房并为我们洗衣、缝补。刘妈是奶妈，睡在三儿房里；管家和刘妈的儿子刘金昆，晚上就分别在起居室和书房里打地铺；园丁一家就住在车库楼上。车库里没有车，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去上班的。在那个年代，我们甚至连问都不敢问。

我的世界是透过琴房的法式窗户、餐厅的玻璃门和父亲书房的英式窗户所看到的景物。

为什么妈妈会告诉海盗：她是个靠教书来养家的寡妇？

「妳不是教我们不能说谎吗？」我问她。

「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妈妈对我说：「我们作决定时，必须先设定优先级。如果说谎可以救一条命，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当事情涉及到我儿的性命时，动物本能便会取代一切，不顾我之前为自己设定的原则，会用爪牙去为他们拚命。」

我妈在女权、爱国主义和诚信正直上的表现，都如此理直气壮吗？

至于父亲，则是以不同的面向处理自己的原则。后来，当孙儿问起他是否曾经收贿时，他回答：「不曾。没有人的出价够高。」

「要多高的价码才够，爷爷？」

「出再高的价钱也不干！当山东军阀试图贿赂我交出我管理的铁路局保险箱时，我是这样回答他的。」

「他怎么说？」

「他下令要把我枪决。」

「如果你没照他的话做，有可能会被拉出去处决的，不是吗？爷爷。」

「我想是的。但，我没有丝毫让步。」

「你在作决定时，有考虑到家庭吗？」

「是的，你们的祖母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父亲对他的孙儿说：「我相信，她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撑起这个家。」

就把握原则而言，父亲是个更好的人吗？或者，因为他这么有教养，以致失去了野生动物的本能？

「当你对奶奶不忠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吗？爷爷。」

「你还太小，不能理解。」

我很快理解青岛之所以被称为「青岛」，因为它像一座被蓝色海洋所围绕的岛屿，天空也总是蓝的。从我家可以步行到达城里的每个角落，到海滩也只要二十分钟。我家和赛马场中间有一条马匹专用道，尽头是一间由前沙皇禁卫军上校阿德莫维奇所管理的马厩。穿着马靴的他，蓄着一脸打过腊的胡子，看起来像个标准的哥萨克骑兵。他老婆穿上长裙侧骑着马，看起来像个俄国宫廷贵妇。

我们跟哥萨克人学骑马。

房子西侧是中央公园，再过去是湛山，我们可以在下午放学后，跑马穿越森林和小丘。

「莉丽，你疯了吗？」有一天，妈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她：「我看到你的儿子们在跑马！」

「他们的爷爷定下一条家规，」妈答复：「每个周家人都要懂得怎么骑马。如果我不是缠过足，嫁到周家后也得去学骑马。」

「他都死这么久了，你们还得遵守他订的家规？」

「我儿子的爸骑马。他认为骑马是一项重要的人生经验。『你可以骑着马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他告诉孩子：『甚至可以驰骋到陡峭的绝壁上，只要你能够悬崖勒马。』」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绑架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要当个善良的海盗？」

「不然我还能说什么？难道要告诉他们哭着等我们凑齐赎金？」

我的问题倒不是控缰，而是如何上马。那匹退役的赛马又高又大，又爱奔跑，得要有人帮我才上得去。有一次，泰德在森林里从马背上摔下来，没办法再爬上去，我下马伸手去当他的马蹬。等他顺利上了马，我自己却没法儿爬回马背上，他只好又下马来帮我。最后，我们了解到必须有一人步行。哥的扁平足走长路会痛，所以最后我只好走路回马厩。

虽然我和马的关系没有超出青岛的范围，但牠们的气味和声音，包括马粪的气味、马鞍刮擦牠们身体的声音、舌头在口腔里滚动的样子，都不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青岛曾是一座德国小城，小到没有两幢房屋相似，大到我们骑马没办法一次跑遍所有山丘。没人会提供门牌号，只要说出街名和描述房屋的外观就够了。但对从小就生活在那里的我来说，很难分辨什么是德国的，什么是中国的。多年后，我遇到一位德国旅店经理，他告诉我：在他的家乡有不少人去了中国后就没再回去，他一直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直到他去了青岛。

「青岛比德国还要德国，」他对我说：「起初，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去了中国的人不想回德国。在德国有很多像青岛的奇特小城镇，但它们街道都很狭窄，使城市拥挤得令人感到窒息，没有那么多漂亮房子和教堂，更没有港湾和海滩。你可能在郊外看到一、两间像青岛所见的房子，但那是属于贵族或富豪的。举例来说，青岛地方官员的住宅，看起来就像德国皇宫的缩小版；青岛所有的德国人都生活得像老家的贵族。殖民者的确是为自己建造了一个世外桃源。」

我家搬到青岛时，它已不再受德国统治，所有的殖民者已返回德国，只有少数非官方人员留下来，譬如教我哥哥、姊姊弹钢琴和拉小提琴的修女，以及帮我割除盲肠的医生都是德国人。

我们的警察局长也是德国人，他严格执行城市法规。有一天，我看到一辆卡车在我家隔壁的一位俄国老妇家门前停下来。俄国老妇正用链子牵着一只狗在路边散步。这时，卡车上的警察掏出手枪射杀了那只狗，老妇因此发起疯来又哭又叫。那位警察对她说：「牠没有戴嘴套。」老妇抗议：「可是我牵着牠！」警察回答：「女士，城市法规要求狗炼和嘴套，两者缺一不可。」

对德国人来说，养狗是件大事，牠们甚至还有血统证明。我家的德国牧羊犬，就是警长家纯种牧羊犬的后代。

在青岛，俄国人比德国人多，他们不是殖民者，而是不愿意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沙皇时代的人，所以他们逃到中国，大部份去了哈尔滨，也有不少到了上海或青岛。除了骑术教练，我们的舞蹈老师也是俄国人。

母亲把我们送到由林阿姨主持的家庭学校，她嫁给一个美国人，是我父亲担任副经理的胶济铁路局总工程师。他们来自上海，把自己的姓氏「林」念成了「凌」。

我已不记得任何与在校学习有关的事，只记得在上学和放学后在路上做过的事。

哥哥姊姊都是骑单车上学，我则是跨坐在园丁的单车横杠上。我从没见过巴士或出租车，也不记得看过多少黄包车。青岛多山，这使黄包车变得不切实用；我所见到的都是大黑马拉的德国马车。市民出门都搭乘马车；但我从来没坐过，都是自己走路回家。妈答应：等我的脚够得到踏板，就给我买一辆单车。所以目前我只能偷偷牵着我哥的单车溜出去，把我的右脚穿过横杠下面的空间去骑它。

我不介意走路。步行穿过中央公园，公园里可做的事多着呢。我喜欢踩着落叶，倾听沙沙作响的声音；喜欢走到兽笼前拿花生喂熊，看牠像个小小孩，用胖嘟嘟的爪子拿东西吃。

学校里的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是个大国。但我所看到的中国，是许多小城镇的组合，或许我应该说：是许多租界和殖民地的组合。

周日午后，全家人会坐在露台上，看着赛马从下面跑过，听着答答的马蹄声，扑面而来是马蹄扬起的尘土。视线越过跑马场就是海滩，可以闻到海风带来晾晒的海藻和渔网的气味。我们会在离家二十分钟路程的海滩上消磨掉大半的夏日时光。

循着风向，有时会闻到中央公园里盛开花朵的香气，有时会闻到来自相反方向的肥料味。我喜欢这个气味，它让我想起我的马儿「波洛普」。每次骑过牠后，我会替牠刷毛，喂牠吃葫萝卜。

课外时间，我如果不是在马背上或海水里，就是在沙滩上捡贝壳。哥哥姊姊喜欢在岩岸边钓鱼，没耐性的我会带着小弟在岩石间跳来跳去，用手指在潮池里摸鱼，或瞪着海水遐想：会不会在地平线的另一端发现大个子约翰‧西尔弗[1]或鲁滨逊‧克鲁索[2]？

打从我们搬进了新居，上海和BJ的亲戚们就轮番来我家避暑。

有一年夏天，丁干妈来了。她是姊姊的干妈。当她宣布要：「我要搭飞机回去。」着实震惊了每一个人

「陈素！」妈叫道：「你开什么玩笑？上那儿去找飞机啊？」

「你没听说邮政局刚刚宣布，他们运送邮件的飞机出售机票？每一个航班在正、副驾驶座的后面，会有两个额外的座位。」

「妳的心脏吃得消吗？」

丁干妈的身体超重，妈担心她的心脏受不了飞行。所以向她的朋友——青岛海军司令请教。他主动提议，为丁干妈安排一趟搭乘海军水上飞机飞越城市的短程飞行，以确定飞行高度对心脏病患者不构成问题。妈问他：在丁干妈上飞机前，可否让我们每个人都参加试飞？

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了。

那架水上飞机有两个驾驶座，我猜，一个是飞行员的座位，一个是射击手的。我们一个接一个搭乘飞机。除了图片和头顶，我从来没见过飞机，更不用说坐在飞机里飞行。它是帆布做的！「它会被打湿吗？」我问飞行员。他回答：「它是用桐油来防水和恶劣天气。」后来，我在地理课本上读到：桐油和花生油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那是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一天，我把自己想象成「红男爵」[3]。

丁干妈一直没进行试飞。就在我们每个人都搭乘过飞机后，轮到她时，一阵海风扫过，那个把我们从海滩背到飞机上的水手，再也没办法不让他背上的人被打湿。

「飞行很平顺，」妈对丁干妈说：「如果不是看到下面的房子变得那么小，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空中。邮机比这大多了，你没问题的。」

到了那个大日子，我们全家去机场送行。可是起飞前一刻刮起了一阵风，航班就被取消了。第二天，我们又去机场，同样的事又发生了。

丁干妈身为苏州一所女子学校校长，必须在开学前回去，只好改搭轮船了。

暑假结束，我的世界又回到平庸的校园生活。对我而言，世界只是个游乐场，有游泳的海滩、供我骑马的树林、可以攀爬的山丘和学校的足球场。周边陪伴我玩耍的人，有同学、老师、厨子、管家、女仆、园丁、清洁工、黄包车夫，以及街上的小贩、乞丐和兽笼里的熊。

又到了搬迁的时刻。

相较于企业、文化差异与政治权威是由北而南扩展到华东，河流却自西向东流。它们的上游在中国西部喜马拉雅山高耸入云的西藏高原吸纳了雪水，却无法在交通上担当重要角色，人们只好挖掘运河来取代。当中国进入摩登的蒸气时代，火车头成为进步的象征。担任交通部长的伯祖周自齐提议修建从广州向北到汉口的铁路，由于时局动乱不息而未受重视。他去世后，中央政府终于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而开始修建。我父亲奉派负责管理，全家因而搬到火车起站的汉口对面、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

武昌、汉口、汉阳合称武汉三镇，是中国有名的「火炉」。夏天气温可能飙升到摄氏50度，几乎每天都有黄包车夫倒毙在路上的报导。长江水位上涨，有时会漫过两层楼高的堤坊，淹没整个城市。为了让我们远离这个「地狱」，爸妈在附近的牯岭山上买了一幢别墅。牯岭比长江沿岸的鄱阳湖高出四千呎，是外国殖民者最喜欢的夏季隐居地。

青岛和牯岭是中国最知名的两处避暑胜地。所以不管我们在那里度过夏天，总会有亲戚朋友来访。牯岭别墅没有青岛老家那么大，每当有访客时，我们小孩就让出房间。正好，我们可以睡在地板上。

有一年，三叔公来跟我们一起过暑假。要上牯岭只有一条铺着石板的狭窄的山径，潮湿时很滑，我想它总比泥巴好些。旅人可以徒步上山，或乘坐由两名挑夫肩扛的轿椅。

三叔公先从上海搭汽船到九江的山脚下。接下来，要嘛坐上赤脚苦力扛的轿椅，要嘛就在狭窄的石板小径上徒步上山。他说：「我才不要被同胞像抬尸体那样把我抬上去。」所以他拄着拐杖，花了一整天爬上山来。

当三叔公终于现身，还为每个人带来了礼物。他送给我的，是一管我渴望已久的雀巢「金币」巧克力。就在我要打开它时，妈提醒我：「饭前不能吃糖，你忘了？」

晚饭后到上床前这段时间，全家人继续待在餐厅里，那里有整幢房子仅有的一盏煤油灯。

「现在我可以吃巧克力糖了吗？」

「当然可以。不过，在你吃之前，别忘了先分享给别人。」

我在餐厅里兜了一圈，等我来到三叔公面前时，「金币」只剩下最后一个。我盯着它心想：见鬼了！三叔公花了一整天爬上山，带了这个给我，他该不会吃掉这最后的一块吧？

于是我把巧克力糖拿给他。

他竟然接受了！

我的头像被榔头重重敲了一下。他怎能…？

接着，他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

我冲回自己的房间，用力把门关上，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人敲门。

「走开！」

一分钟后，门开了。一片漆黑中，我感觉有人走到我身边；接着，听到三叔公的声音：

「保罗，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苦的巧克力。我并不想拿它，但当时我想：如果你真心要我吃，我应该接受它以表感谢。如果你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希望你了解：你这一生中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不是出于真心，就不要只是为了别人希望你这么做而去做。我本来是等着听你说：舅公，这是最后一块，可以留给我吃吗？」

「妈妈会骂我。」

「我确信你妈不会说什么。」接着，他补上一句：「这些话，是咱爷儿俩之间的秘密。」

[1]大個子約翰‧西爾弗(Long John Silver)：《金銀島》一書中的海盜。

[2]魯濱遜·克魯索（Robinson Crusoe）是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於1718年創作的長篇小説《魯濱遜漂流記》的主角。

[3]紅男爵：本名曼弗雷德·阿爾佈雷希特·馮·里希特霍芬男爵(Manfred Albrecht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外號「紅男爵」(Red Baron)。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德國的戰鬥機聯隊指揮官，曾擊落80架敵機，創下擊落最多敵機紀錄的王牌飛行員。里希特霍芬出生于貴族家庭，親戚中有許多知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