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学徒

「不管办公室给你什么漂亮的头衔，在这条船上，我们就只有渔夫。」当我上「杰克儿」号报到时，船长梅尔这么对我说。「我们没有他妈的翻译员，所有人都必须到甲板上工作，都得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我第一次出海时是当厨子，除了做饭，还得做他妈的所有渔夫该做的事。」我真不敢相信当渔夫这么容易，没有口试、没有笔试，不用文凭，也不需要经验和训练，只要做他妈的所有渔夫该做的事。

「把你的行头扔进空铺位，」梅尔说：「跟我来。」

我跟着梅尔。一路上，他又叫了另外两名渔夫。我们来到一处空地，那里有好多辆旧军车，从吉普车到十轮大卡车，应有尽有。我们绕了半天后，停在一辆中型车前面。

「这辆怎么样？」梅尔问。

「这是辆军火运输车？」

「他妈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战时在成都，美国人开着满街跑的，不是吉普车，就是这种运输车。」

梅尔爬上车发动引擎后，挪到乘客座，对我说：「上来吧！这辆车还能用。」

我上了车。

「你会驾驶这种车吗？」

「不会，长官。」

「我记得你说你在战时都是用这种车。」

「只有美国人用。」

「它们操作起来很简单。还有，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叫我长官。现在我示范给你看。看到左边那个踏板了吗？那是离合器，踩下去会让车轮脱离引擎。把这支排档杆拉向你，就进入了第一档。接着，用右脚慢慢踩在最右边的油门，同时把左脚轻轻放开。」

车子震了一下，引擎就熄火了。

「看着，你从离合器上抬起脚时，动作得轻得像把个睡着的婴儿放进摇篮里。再试一次看看，先打到空档，发动引擎，再踩下离合器，把排档杆朝着你拉。走…」

我一启动离合器，引擎又熄火了。试了几次后，天哪！我在开车了！

「你真不愧是个男孩！」梅尔兴奋地大叫：「你看，很容易吧？现在我去找一辆通用卡车，你跟着我。我会慢慢开，你尽可能靠近我，只要别撞上我的车屁股就好。别去理睬交通灯或其他车辆，也别怕踩煞车，油门旁边那支踏板就是煞车。」

原来开车没那么难，我只要紧握住方向盘，双脚交替踩刹车板和油门，眼睛紧盯罩着卡车一路翻飞的帆布。我们一路弯来拐去，穿过滨海区的狭窄街道，最后停在一幢没有窗户、很像飞机库的巨大建筑物前面。梅尔跳下卡车对我说：

「这是一个go-down。把引擎关掉。」

「什么是go-down？」

「那是英国佬对仓库的称呼。」

我们走进去，闻到一股介乎谷仓和马廐的气味。仓库里塞满了足足有一层楼高的东西，有渔网、软木、盐、蓝石、绳子、索具、锚缆、铅块和船锚、船灯…。我们把两辆车装得满满的，循原路开回去。回到码头时，汽车散热气冒着蒸气，我的衬衫也湿透了。

第一课：开车——保持在一檔，紧跟前车。不加油时踩煞车。

「我们把这堆货卸下装到船上，」梅尔对我说：「等我叫的时候就去拉那根绳子。」

「那一条？」甲板上有那么多绳子。

「穿过吊杆滑车的那一条。」

幸好他指出了那条缆绳，我才不用去问他什么是滑车，什么是吊杆。

「拉！」梅尔大叫。

我拉了。绳子却一动也不动。

「用绞车！」

「怎么个用法儿？」

「把绳子绕在黑鬼头(niggerhead)上。」

「黑鬼头？」

「那个鼓！」

「鼓？」

「就是绞车上的滚筒。」

我照他的话把绳子绕在「鼓」上。

「不是那个绕法，笨蛋！」梅尔又叫着：「顺着它转的方向绕！」

「黑鬼头」真让人吃惊！它直接把缆绳拉了起来，我连根手指都不必动。

那天傍晚我去看妈妈，问她：「妳在美国的时候，有看见过黑鬼吗？」

「黑鬼是美国人对黑人的贬词，」妈对我说：「以后别再用了。」

「黑人都很强壮吗？」

「他们块头很大？你问这个干什么？」

「渔船上力量最大的东西叫黑鬼头。我是说黑人头。」

第二课－－拉缆绳：让黑人头做粗重活儿。

第三课：专业术语：仓库、船厨、船厕、船艏、舷边、舱壁、绞车、绞轮、吊杆、滑车、桅索、桅杆、水手长、摔砣、顶针、瞭望台、废话、笨蛋、旱鸭子、网梭、钢缆、铁笔、钓线、英国佬、缆索、渔网、围网…

我这一生中已搬迁过太多次，不管到那里，总能学到当地的方言；但跟这群人在一起，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船上有美国人和中国人两个群组。在中国人当中，每个人说一种不同的方言，各有不同的口音。厨子说江西话，「小子」讲带有江北口音的普通话，其他人讲宁波话，但每个人都带有一种奇特的乡音。在美国人群组中，有一个挪威人、一个墨西哥人、一个希腊人、一个苏格兰人，还有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里人，法国、德国、英国…「每一样都有一点儿吧。」他骄傲地承认。但在中国人看来，血统不纯正是件丢脸的事。

「这是保罗。」梅尔把我介绍给船员，转头指着他们一一点名：索鼻涕、睡不醒、老爱笑、烟筒、油猴子…

介绍完了，船老大过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的中国名字。

「太长了。」他说：「为什么所有的外国名字都要在尾巴附加卷舌音？我就叫你阿朱好了。」「周」用他的方言发音就成了「朱」。

他给每个外国人都重新起了个名字。梅尔叫「白眼眉」；轮机长戴维叫「黑眼眉」；希腊人山姆叫萨姆；管英语讲得断断续续、我得猜个老半天他说什么的史考提叫「结巴」；

鲍勃和我是这群老水手中唯二的旱鸭子。鲍勃刚从驻守中国的美国空军收到退伍证。他没有回家，而是申请了联合国渔船队的职位，没经过任何查询就通过了。

我们的卧舱紧靠厨房，刚好够沿着舱壁摆放十二张上下铺。农夫必须走到田里工作，而我们只要一踏出舱房，就置身在工作场所，准备开始工作。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们被告知鱼不睡觉，所以必须不分昼夜地工作。

这条船有两个甲板。前甲板的大小只放得下一台起锚机和仅容两个人站立的空间；后甲板有一支装了起重机的桅杆、一台绞车和拖拉围网的转盘。船舱分三部份，舵楼放置所有的航海机具；一个卧舱和一间厨房。厨房里有一张围着板凳的长桌，一个巨大的冰柜可以制冰和冷藏肉类；一个烧饭、烧水和供暖的柴油炉灶；还有很多橱柜，贮放着锅碗杯盘。干嘛要这么多？船上只有我们十二个人。厨房隔壁有个抽水马桶厕所，卧室下方是机房，后甲板下面是个60吨容量的货舱。

每个铺位都有一面升高的侧边和一幅布帘，旁边有个舷窗和一盏阅读灯，床上还有一块软垫、一条毛毯、枕头和白被单各一；紧挨着邻床的舱壁上还有一个架子，可以收纳个人物品，这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我的全部家当有一套换洗衣服和单位分发我给我的，包括一件旧美国海军夹克、一件油布雨衣、一顶防水帽、一双橡胶靴。这些都是我的！

这是打从日寇入侵以来，我的第一个家，比我期望过的任何事物都要好得多。所有的美国家庭都像这样吗？难怪那些美国大兵都渴望回家。

舵楼里有一台无线电对讲机、一台方位仪；还有一台装着圆形天线、只能接收信号的收音机。墙上有一个气压计、一个温度计、一个船钟和一排「蜂房」，每一格里各有一种颜色的三角旗。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摊放着海图的书桌和收藏很多厚书的书架。

「这是些什么书？」我问梅尔。

「航海用的。」

「我能读吗？」

「为什么要读？」

「学航海。」

「当然可以，不过这里面尽是些胡说八道的废话，」梅尔说：「鱼是随着潮汐、洋流、水温、岩石和海底的状况移动的，我们要根据地标和海水的颜色来判断。你现在给我滚到码头去。他妈的，在成为你所谓的渔夫之前，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我加入码头上的船员，那里有一大堆看起来像焦油的东西，走近一看，竟是我们从仓库带回来的网子，其中一段被拉出来摊在码头上，船员们正把它们缝合在一起。

「在把这些绳索缝上网之前，先把这些软木塞穿过主绳，把这些铅珠穿过底绳，」梅尔对我说：「每一小段穿六个软木塞，六段加起来有一噚。」

「什么是一噚？」

「两臂张开的长度。」

我用手臂量了一下。

「太短了。」梅尔说。

「你不是说两臂张开的长度吗？」

「不是你的手臂，是我的。先去用尺量一下你张臂的长度。六呎等于一噚。记住了！」

我很快就掌握了窍门儿。当整张网缝上我施作的两条绳索后，我终于成为船员之一。这时，一个单音响起。当它逐渐变细后，大伙儿拉着渔网合唱起来。跟船员们一起合唱的感觉真棒！好像我又回到学校的合唱团。我们就这样一次拉出一小段，直到把网片和绳子缝合成为渔网，并铺展在码头上。

当整堆网片都和附加软木塞和铅珠的绳索连缀在一起，我们就拥有了一张240噚长、40噚深的围网，像座小山一样堆在码头上。正当船员们在清扫码头时，梅尔递给我一团纠结的麻绳：「把它解开！」他说：「要保持完整。」

正当我坐在大太阳底下跟这团乱麻奋战时，头上传来一个声音：「你干嘛不把这些绳结剪断？」

我抬头往上看，站着说话的人身高足足有5呎11吋，比任何中国人，不管是北方人或南方人都高。

「船长说不能切断。」

「见鬼了，等你把这一团乱麻解开，再团成一个线球，他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切断？再说，所有的网不都是靠打结而成的？」

「你怎么想得出来？」

「用点头脑，别总是听命于人。」

「你叫什么名字？」

「雷诺。」

「我从来没在码头上看过你。」

「我们刚刚出海回港，船就拴在你们的右边。加里福尼亚号。」

加里福尼亚号比杰克儿大得多，有两层甲板，是一艘铁制拖网渔船。

「来把这张网放在转盘上！」梅尔叫着。

我放下手里的活儿，加入了船员的工作。等我们把渔网全装上船尾的转盘，它足足有舱房那么高。

当我递给梅尔一大团理好的麻绳，就像雷诺所说，他看也不看一眼就丢进了针盒。接着，他给了我一把一头像尖钉的锤子、一把刷子和一罐橙色油漆。

「你在船上四处巡一巡，把所有的铁锈都给我敲掉，再漆上这个防锈漆。」

任务完成后，我去向船长讨要更多工作。

「我的老天！瞧瞧你干了什么？谁叫你油漆锚缆？」

「你不是叫我油漆所有的铁件吗？」

「锚缆属于索具，不算铁件。现在你就去漆船壳吧。」他给了我一把刮刀、一支凿子、一些麻絮和一罐白漆，说：「先把剥落的油漆刮掉。」

「我需要放一艘小船在水面上让我能站立吗？」

「用不着。我来教你怎么安装吊椅。」

我的第四课－－敲铁锈，捆吊椅、刮船板、用麻絮填缝、上油漆。我的老天…

活到现在，我从来没在纸上画过、或在墙上漆过什么。颜料很贵，我们在学校美术课上用的是粉笔。在家具或墙上油漆，那是专业油漆工干的活。刚开始时，油漆会掉在我的手肘和身上，连我脚下的水面都盖着一层油漆。幸好水是流动的，船长没有发现。一个钟头后，我掌握到诀窍，等终于漆完船舱的边沿，我为没有让白色的舱壁沾到一点红漆、也没有掉一滴在甲板上而感到十分自豪，。

一天工作结束，百合白的舱壁，镶上鲜红的边，让整艘船看起来就像童话书里冒出来的玩具屋。我在甲板上把自己脱了个精光。

「我的天！」梅尔大叫：「你他妈的在干嘛？！」

「洗澡啊。」

「在那儿洗？」

「黄浦江里啊。」

「在那泥水里？你简直是开玩笑！」他爆出一阵粗犷的笑声：「谁知道这城里会有什么样的废弃物被丢进河里？把衣服穿回去，跟我来！」

我跟着他上岸，一起来到餐馆隔壁的一幢建筑，我认得那是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宾馆。我迟疑地裹足不前。

「来！」梅尔说。

「这里不对中国人开放。」

「见鬼了，别管它！你跟着我。」

我们一起走了进去。服务员堆满了笑容点头招呼梅尔，梅尔他报以真诚的微笑。接着，他转身对我说：「跟查理打个招呼吧。」

我说了声「哈啰」，查理回我一个微笶。梅尔对他说：「这是保罗，我的一号男孩。你记住他的脸了？」

「是的，船长。」

「你让他洗个澡。」

「好的，船长。」

我们上楼进入一个大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墙上有些水管，每根管子的末端装了个像莲花盆的大法兰端，下面各有两个旋扭。

「把它打开。」

我转开其中一个，一股滚烫的热水，从看起来像莲蓬的开口处下雨般地冲下来。我以前听过淋浴，这是我第一次使用。

淋浴也好，盆浴也罢，打从在日军的炮火下逃难以来，我一样也没见过。此刻热水淋在我身上，感觉就像在寒冷的冬天里一碗热汤喝下肚。

上海的冬天跟重庆一样，又湿又冷。在重庆，我知道整个城市只有一个地方——美国新闻处图书馆有暖气。但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到那里，椅子都被穿着厚重衣服、面对着没打开或倒着放的杂志打盹的老人给占满了，图书管理员根本不管。而那些杂志的大部份内容，都是在报导美国多么美丽、辽阔，那里的生活是多么舒适、自由。阅览室里的温暖，其实已传达了这样的讯息。

在上海，我有两个地方可以避寒，既可以待在渔船温暖的厨房里，也可以浸在「美国人专属」的淋浴热水里。我忽然领悟「天堂」的涵义，就是一个人可以隐藏起来忘掉所有苦难的地方。我不必去想湿冷的天气、工作的劳苦和来自令人厌恶的美国渔夫对我的轻蔑；可以摆脱社会的繁文缛节、人际间愚蠢的行为规范，像微笑、礼貌性的言词或脏话。我很想把妈妈夹带进来淋浴。她曾对我说：「我不在乎自己洗衣服，只是希望能用温水洗。」每次去看她，我都设法帮她忙。尽管如此，冰冷的洗衣水对她造成的伤害，还是可以从她手部皲裂的皮肤看得出来。

复兴岛离市区很远，只有一条慢速电车轨道相通。渔业处为渔夫们提供了两部卡车当作进城的交通车，一辆给中国人搭乘，一辆给外国人。每天早上七点到午夜，每小时开一班。

当船进港时，进城是对渔夫的招待，运载中国人的卡车总是塞得满满的。有一天，文谈、陈克江和我一起进城时，发现那辆载中国人的交通车已挤满了，有的乘客甚至悬吊在车厢外。这时我们注意到，停在旁边载美国人的卡车上只有几个乘客，我们就爬了上去。

「滚下去！这辆车只有美国人能坐！」一个声音从黑暗中冒出来。

霎时，我还以为自己身在租界，面对着包头巾的印度警察。但这里现在已经不是租界了！我的血液猛地冲上太阳穴，要给这个王八蛋一点颜色。这时，我想起梅尔对我说的：「见鬼了，别管它！」我从卡车探出头来，向那群正在奋力挤上中国人卡车的渔夫们吆喝：

「喂！伙伴们！这辆车还有很多空位！」

当一大伙人正爬上这辆车时，我对那个叫我下车的老美说：「把你的大屁股挪过去一点！」

他假装没听到我的话。这时，有更多中国人上了这辆「美国车」，人数比美国人还多。我瞥见有个大屁股的「睡不醒」，便从长板凳上站起来对他说：「这里有个空位，来这里挤一挤。」

当「睡不醒」挤进了那个位子，我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

上海滩是第一站，在这里可以找到兑换货币的掮客和兜售美国货的小贩；还有一些美国水兵夹带进来的私货，像美军夹克、军靴，尼龙长袜、巧克力棒、罐头食品和美国军舰发给上岸水兵的金银丝(品牌名)避孕套。文谈、陈克江和我在这里下车。

我前脚才下车，一辆摩托车猛然擦身而过。看着它蛇行穿过人群，撞倒一个拉着满载货物的板车车夫。衣着光鲜的机车骑士跨下他那台大型红色印度摩托车，走向打着赤膞、浑身大汗倒在地上的板车夫，用他那闪亮的皮靴猛踢车夫的肋骨，咀咒着：「走路不长眼睛啊？垃圾！」

摩托车骑士是个中国人。陈克江和我走上前去，我抓着他的肩膀，陈劈头给这个小开一记耳光。接着说：

「快去拉车夫一把，跟他道歉！」

这记突如其来的耳光，让这小开吃了一惊，显然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他。这些有钱人家的纨袴子弟，还以为整条街都是他的。在上海，摩托车十分稀罕，尤其是印度牌子的大机车。看这家伙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又上去补他一记耳光，把憋了一肚子在交通车上受美国人的气，一股脑儿渲泄了出来。

「照那位先生说的话做！」

他四下里张望，没见着一个向来站在富人一边的警察来为他撑腰，在还不晓得究竟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那个苦力拉了起来。

我们心里觉得痛快，就跑去四马路吃了一碗排骨面。然后，文谈和陈克江去看电影，我去看妈妈。

听了我和陈克江教训那个纨袴子弟的事，妈说我总有一天会惹上麻烦。

「我干嘛要在乎？连日本鬼子都杀不死我。」

「你究竟成就了什么？」

这是第二个被我打过耳光的人。第一次被我打耳光的，是个投降的日本兵，我觉得惭愧；这一次，被打的是我们的同胞，我觉得理直气壮。我告诉自己：「如果殖民者可以这样对你，我为什么不行？」

「我们教训了他」我说。

「你这么认为？」妈妈问我。「他只是要把傲慢的怒气，发泄在一个他所能找到的、另一个可怜的苦力身上；而你，除了手掌上的灼热感，又得到了什么？」

我突然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主角「阿Q」。当他捏了小尼姑的脸，却自我开脱：「如果和尚可以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行？」他心里很清楚，小尼姑受到的教导是忍受侮辱不抵抗。但对其他人来说，阿Q只是个无家可归、人人都可以向他吐痰的卑微小人。

鲁迅试图通过阿Q这个小人物，描述在封建制度及殖民主义下，典型的中国人心态。我是阿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