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包产到户

跟大烈、小烈每天在一起玩的，还有常泰爷的重孙女琴琴。常泰爷的大孩儿年轻时是大队文书，因工作表现好被优先招干，进了县粮食局当干部，一年后要跟家里妻子离婚，每次都被常泰老两口制止，媳妇也是坚决不离，只拿孩子来感化他。大孩儿自编顺口溜：“建林建超，坚决不要。建超建林，也得离婚。”建林和建超是大孩儿的两个儿子。就这样闹了好些年，家里老少三代都不同意，大孩儿也没法儿。平日星期天也不回前杨，勉强回来一次也不在家过夜，晚上再晚也是骑上车就走。直到五十多岁将自己身份换成工人退休，好叫年近三十的大儿子杨建林去县里顶替接班。杨建林在城里上班两年，也是回来跟媳妇提出离婚，家里老少几代也是不同意，常泰爷的大孩儿也变了当年立场，站在了维护家庭团结的角度上，劝儿子不能离婚。杨建林也模仿他伯编了顺口溜：“琴琴小孬，坚决不要。小孬琴琴，也得离婚。”琴琴小孬是杨建林的一双儿女，琴琴跟烈芳一般大，小孬更小，有时候也跟在他们身后玩。

琴琴她爷有一个收音机，孩子们每天上午十点听小喇叭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一个大人的声音，一串欢快的音乐；“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一个孩子的声音；“嘀嘀嗒——嘀嘀嗒——嘀嘀嗒——嘀嗒——”一阵嘹亮的号角。几个孩子围着收音机，一声不出地听。每天一个广播剧，还有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曾经有几天，孙爷爷讲一个挺长的故事，二十分钟根本不够用，每天连续着讲，把孩子们吸引得早早到来，等一个节目不是，再等一个节目还不是。琴琴的奶奶说：“早着哩，十点才开始，现在才九点多，出去玩吧，等会儿再来。”他们不愿离去，生怕错过了时间，只在能听见收音机的地方踅摸。琴琴的奶奶在堂屋门口给琴琴的爷爷做鞋，琴琴的爷爷安静地坐着看报纸，时不时跟琴琴奶奶说句话，完全看不出俩人之间有什么不和，想象不到当年闹离婚的样子。琴琴奶奶是胜利者，一副熬出来了的姿态，对老伴当年的绝情行为不计前嫌，还是一个劲儿地温柔相待，老两口很是恩爱的样子。琴琴她妈不上工的时候，坐在东屋的床上做活儿，她用婆子的精神激励自己，打定主意不离婚，全家除了杨建林，没有人同意离婚，杨建林也苦没办法，除了年节回来看望爷奶和伯妈，他基本不回前杨，琴琴妈也不在乎，我是跟这一大家子过日子，又不是跟你杨建林一个人过哩，你不沾我，自有一群人愿意理我，把我当成这个家庭不可离的一分子。安宁祥和的气氛始终笼罩着两个院落，常泰爷的老院，那老两口身体还好，便单独住着，自己开伙做饭，两个儿子谁家要做好吃的，提前告诉二老，他们就不动火了，只等儿子那里做好端来，或者派孙子、重孙子请他们过去吃。所谓好吃的就是包扁食、塌菜馍、熬胡辣汤、炸咸食菜之类，总之就是动腥动油费点事的吃食。像琴琴家这样条件好的，一个月得改善那么一两回。平常吃饭呢，就是蒜面条、汤面条、红薯糊涂、调洋葱、烙馍、厚馍、饼子、蒸馍、蒸红薯。日子如水，无尽流淌，将一切棱角磨平，把沟沟坎坎枝枝杈杈泡软理顺。代代流水中，一个个孩子长大成人，寻媒迎娶出门子，再捂扎出一些小孩来，把人世间的路重走一遍。大烈小烈琴琴几个孩子在院子内外出没，直到听见“对学龄前儿童广播”，快速聚拢过来，夏天坐在地上，春秋冬偎靠在琴琴奶奶的包谷皮蒲团上，捧住脸，一字不落地倾听。

常泰爷大孩儿家的这个收音机基本是从早到晚响着，总是有人来听，尤其漫长的秋冬季节，天黑得早，人们喝罢汤，来到他家，年长的被让进堂屋，年轻的也不进屋，跍堆在一棵树下，或者靠在东屋墙根，主人总要让一番，叫进到屋里，但他们也都不进，因为屋里并不比外面暖和多少，天天来是常事了，每次进人家屋里也没必要。大孩儿把收音机放到门墩上，声音在静夜里传播，又是唱戏又是说曲，这都是地方特色，然后是八点整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就像多年之后电视里的《新闻联播》，全国发生的事情在院子里回荡。人们也不是一定非要听到什么，那些事也和他们没有关系，离得太远一辈子也见不着，只是沉迷这种来自外面的声音，依恋这种同类聚在一起的感觉，看到屋里的丁点亮光，门外黑影里吸烟的人，脸庞一明一明，由新闻引出一些地老天荒的话题。新闻节目听完，人们纷纷散去，各自回家睡觉。八点半的冬天乡村，已经是很晚很晚了，如果不是有个收音机吸引着，他们早都进入梦乡了。

小喇叭之后，“同学们，星星火炬开始广播。”是一个大一些孩子的声音。“同学们”这个称谓，显然不属于他们，于是离开收音机，在院子里玩做扣子。在一个破碗底放些湿土或者细沙，用一个扣子按压出凹槽，小心拿开，两个扣眼就成为两个小柱子，琴琴拿着一块破烂塑料布，跑到灶火，摸出洋火，点着塑料布，对着模子燃烧，融化了的塑料布滴下黑色液体，将那小凹槽注满。几个脑袋凑一起，闻那特殊的气味。等待它凝固、凉凉，用手抠出来。最激动人心的是拿一根针或一个极细的杨树叶柄，捅进扣眼，将刚才那个小沙柱子捅掉，一个小黑扣子就成功了！每个人都想亲自操作，那就多做几个扣子，每人轮上一次捅扣眼。孩子们围在一处，再次燃起塑料布。往往不等他们轮完，燃烧塑料布的气息便引起大人的注意。于是琴琴的祖奶奶或者奶奶就过来制止他们，收走了洋火盒，不让玩火，不许他们浪费洋火。他们做不成扣子，又转战院子内外，寻找别的可玩的项目，对于他们来说，一只虫子、一个小洞、一块泥巴、一根树枝，都能拿来玩耍。星期天的小喇叭是曹灿叔叔的信箱时间。多年之后大烈还记得歌词，一个孩子唱道：“我叫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开信箱。”然后门吱的一声打开，小叮当说：“曹灿叔叔好。”曹灿叔叔说：“小叮当你好啊，今天又带来什么信？”于是二人一问一答，说着小朋友的来信。孩子们听得张嘴瞪眼，内心里无比激动。听完了大烈说：“咱也给曹灿叔叔写信吧。”琴琴说：“咱不会写字呀，咱还没上学，写了也不知往哪儿寄。”“肯定是往北京寄了。”“北京哪儿呀？北京那么大哩。”“北京，小喇叭，曹灿叔叔收，肯定能送到。”“可是咱不会写字呀。”又回到这个问题。于是小小的心里怀着惆怅，在星星火炬声中离开收音机，又去寻找别的游戏。琴琴的奶奶说：“收音机关一会儿吧，也叫它歇歇。”几个孩子在屋后的地里走着，女孩子胆小，不敢偷摸摘队里菜园的豆角茄子洋柿子，也不敢动别人家种的瓜果，便坐在屋后大树下拣树叶玩，收集杨树叶柄，看谁的最粗壮结实，进行比赛，十字交叉套成一个扣使劲拉，谁的被拉断，谁就算输。反正总能找来玩的东西。

实在没啥可玩就到小烈家，听全仁坐在竹床上跟路过的大人说话。生产队里也有怕倮的老人，来到全仁身边，相互说着那些说过无数遍的话，只为打发时间。孩子们四散在周边，瞅着地上爬过个虫子，捉起来玩一玩。全仁叫他们不要捏死那虫，好赖是条命，叫它活着吧。孩子们把那虫子在手里玩弄得都热乎了，丢手放了它们，被翻转得全身发了烧的虫子头晕目眩出出出快速爬走了。柿花开败的时节，掉落下来一个个淡黄色小圈，他们捡拾起来，用衣襟兜着，回家拿线穿起，戴在脖里当项链。第二天，见那花朵枯萎变黄，心里小小难受一下，再来到柿树下捡拾。柿花掉落，露出里面的小青柿子，指头肚那般大。他们盼着柿子长大，秋天里变成橘红色，就能吃了。桐树开花，一片粉紫，阵阵芳香，孩子们跑到村后树林里，捡拾刚落下的花朵，放嘴里吸它的花蜜，淡淡的甜。花落尽，叶子长出，给大地铺上浓阴。夏天的桐树林是孩子们的乐园，在里面钻玩半天，打闹嬉戏，说一些疯话痴话，大烈说她长大了要给曹灿叔叔写信，问一下怎样让伯和妈不吵架；小烈说她长大要当医生，治好她伯的腿；小孬说他长大了要做好多扣子，让全村人衣服上都缀满他的扣子；引科说他长大了去当兵，扛枪打仗保卫祖国。琴琴和小孬把杨建林叫爸爸，因为杨建林是在县上工作的人，引章大烈把杨全本叫伯，小烈引科把杨全仁喊伯，因为他们是在家干活的农民。

大烈和琴琴上学识字后，杨建林给琴琴拿回来几本画书，大烈和琴琴的脑袋凑在一起翻看，大烈熟知画书上每一个画面，记下了每一句话。后来琴琴都不看了，大烈还是拿在手里来回翻看。琴琴的每一本书，大烈都看得比她仔细，记得也比她真切。

婆子死后，队里人建议春棉给全仁治病。

“人要紧，他才三十，这样坐着不是个事，他能动能走了，也是恁娘儿们的福气，治吧，四处里看吧，有病乱求医，不兴到哪个医生那儿碰上好方就治好了。别愁钱，这么多爷们哩，借借挪挪就有了。”

盖房的钱还没还完，春棉又开始了借钱看病。三毛、八毛、三块、五块都借过。每一次羞愧地走进别人家的院子，蹭到门边，那些人也不用她开口，便放下饭碗，放下手里的活儿，翻箱倒柜地找出包在手巾里、藏在袜筒里、压在褥子底下的几张破票子，递到她的手里。而春棉明明看到，那只手也在轻轻抖着，像是抽动他们的筋骨。都是挣工分的人，谁家有多余的钱。

架子车上躺着全仁，春棉拉车在路上走着，这成为十里八乡人们常看到的景致，风里，雨里，伏里，冬里，春棉拉着全仁，到每一个她听说的医生那里，公家医院，私人诊所，都去遍了。跑着看了一崩子没有结果，春棉灰心了。拿出压在褥子下的烟盒纸，看那些账单，已经新增四百多块外债。春棉不识字，但她有自己的记账方式，那就是符号替代法。那些符号，是她替那些人起的名字，那些圈、块、弯、线、三角，都代表着借钱给她的人。债主大户分别是二娘和常泰叔。虽然二人都说不用还了，可她还是记着。队里就他们两家宽裕一些，因为有在外面工作的人。

在希望与失望的交错中，在一次次拉着全仁出去和归来中，她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顺口叫了二科。这回她又听到一个远处的好中医，是一个之前没有给全仁治好的大夫亲自跑来说的，三十五里外邻县的瓦盆店有个老中医，扎针疗法，专治各种瘫痪。得在他那里至少住上七天，连扎七天针，再配上他的中药，吃三七二十一天。

把小烈、引科托给三嫂白氏和二娘照看，车上拉着全仁和包在被子里的二科，天不明，春棉拉架子车出了村子，全仁仰面躺在架子车上，车子晃动，孩子睡着。天大亮了，太阳升起，光亮亮地刺眼，他烦躁地拉起被子，盖住孩子和自己的脑袋。他内心其实很矛盾，不想一次次这样无望地出门看病，但又想快点把病治好，每当他看到春棉溜出家门去借钱，每当二人怀着最大的信心熬药喝药而双腿仍然毫无知觉，他真想碰死才好。

我真是一个废物！他的性格越发喜怒无常。

春棉拉着架子车，噔噔噔走路。尽管生活贫困，整日劳作，所幸春棉的身体一直很好，残酷的现实使她像上紧发条的钟表，每日不停歇地运转。

我要是再垮了这个家可就完了。苦难好像发动机，她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拉着架子车走得很快，没看到路面上一块砖头蛋，架子车轱辘轧过，咯噔一下震动，孩子在后面哭了起来。她赶紧支住车把停下。

“尻恁妈，我尻恁妈！”全仁支起身子挥舞手臂要够着打她，“你想墩死我呀，我刀儿了你个王八孙，不想叫我活了早说，我尻恁祖奶奶一回……”

“尻尻尻，你就是尻人才成了这样，还要尻，去吧，去呀，有本事你起来，到魏湾去俺家祖坟里把俺祖奶奶扒出来，尻去吧。”她扔下车把，从车上扯出哇哇大哭的孩子抱在怀里，全仁从架子车上出溜下来，躺在地上，她也不看一眼，一个人抱住孩子往回走，走了十多步，坐在路边一个树墩上，解开怀给孩子喂奶。全仁坐起身，远远指着她大声咒骂，她似乎没有听见，只是将孩子拥在怀里吃奶。孩子吃一阵，小眼眨巴眨巴，看着妈妈的脸。春棉的泪，流下来滴在孩子脸上。全仁在路上骂得累了，不再出声，二人相距十多步远，分别坐着，默默对峙。

农田里正干活的社员看着这一幕，他们都知道这是前杨那两口。几个上年纪的妇女撂了锄走过来。

“坐着歇一会儿消消气，俺几个帮你把他弄到车上，再拉住走吧，两口吵架，吵闹完也就好了。有啥法儿哩，他朝天躺那儿动不了，心里挖弄得慌。”一个说。

“这方圆几十里，谁不知你呀。好人哪，掏大劲了，这个家全靠你哩。”另一个说。

“别跟他一样，外面人不就那龟孙样。这几年你苦也吃了罪也受了，大家都知。再忍忍吧，病给他看好，只要能顾住自己，也算对得住他，你也熬出头了。”又一个说。

女人们历数自己男人的坏脾气、龟孙样，一起诉苦摆烂，宽慰春棉。那边也过去几个妇女在数叨全仁。全仁火也消了，窝住头不吭气，任由几个女人嗔怪。那边向这边招手，这边两个妇女，一边一个拉春棉起来，走回架子车旁。两个女人扶车把，三个女人抬起全仁，把他在架子车上放好，一个年龄大的，在他肩头重重拍了一下说：“再不能这么急燎吷（注：绝音。骂）人了，顺当去看病吧，看好了好好过日子。”春棉把孩子重新放到车上，拉起车子又走。

晌午过后，春棉将全仁拉到瓦盆店镇，打听一番，找到后街里的老中医。诊所护士说老中医正在歇晌。俩人便坐在架子车上吃从家里带来的包谷面饼子，春棉跑到小饭馆寻了一大碗下面条汤，二人伙喝了，擦擦嘴，专等老中医从里间出来。孩子在车里睡得正香。

“听说这个老中医看得可好，可多躺了好些年的人，都叫他扎针治好了。”春棉坐在车把上，两手抱住膝盖，看着诊所门口白墙上的大字，憧憬地说。

全仁几近绝望的心又燃起希望：“治好了我就出门挣钱去，听说新疆那儿的钱好挣，咱先还债，再盖院墙。也该叫你省心几天。”

护士挑门帘出来说，老中医醒了。春棉先将孩子从车上掐起来，护士接了过去，她把全仁从架子车上背下来。

老中医细细号脉，问了详细病情，前因后果，二人一五一十说了，看了几年病，那令人羞耻的事由也说了无数遍，再也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老中医开始思索，用手指在桌子上画着什么，又起身踱步，摇头叹息。两个人盯着他看，如仰望神灵。也许这回，真的有救了，从前的医生，都是问了后就开药，只说是吃了试试，吃完多少服再来看看。

“跟你们说了实话吧。”老中医停止踱步，坐回桌前，看着春棉，“拉回家去吧，哪儿也别看了，净是白扔钱。”

二人张大了嘴，一时无法接受。老中医又说：“这个病没法治，我也没必要哄恁，要是我想挣恁的钱，完全可以扎七天针，开药叫恁吃，吃完了再来。之前的医生，其实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们没说实话。”老人又说了一些二人似懂非懂的话，还说了几个晚上房事早起喝凉水死人的例子，说全仁算是幸运，废的只是腿，他还有生育能力，这就不错了。

第二天下午，俩人回到前杨，车上为了准备在外住七天的褥子衣裳也原样不动地放着。昨天待黑，离家十几里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春棉拿出准备好的塑料布盖住全仁和孩子，她给自己头上系了一块，继续拉车走路，前后不着村子，在雨雾中艰难行走，衣服还是湿了，地上泥得走不成，沾了两脚，车上的人和被子也淋了雨，架子车两个轮子带满了泥，越走越沉。春棉把绳子挂到肩上，身体前倾，用力拽车，全仁只在车上叹息。好容易走到一个村子，躲进一户人家的门楼里。等雨停了，天完全黑了下来，路上没办法走。那户人家叫他们进到门里边，夜里就歇在门楼里。管了他们两顿饭，女主人送给春棉一双半旧的布鞋，叫她换下脚上的湿鞋。

春棉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叫来三哥把全仁背回家里，她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早。小烈能给伯妈拿馍吃，看住两个弟弟不乱爬乱跑，她过一会儿来看一看躺在床上的妈，只见她睡得像死人一般。

春棉沉默地下地干活，回家做饭、吃饭、干家务，听全仁发脾气吷人，渐渐地她有些神思恍惚。

月光清亮的夏夜，春棉刷了锅、喂了猪，在院子停留一会儿，出入堂屋和灶火，摸摸索索，手里不知拿了啥东西，往后地而去。她拐过屋山的时候，全仁在竹床上问她：“镇（注：取“镇”音。这么，这样。人物口语中多用，后文中类似情况不再注）晚了，还去哪儿呀？”她没有回答，只是踩着轻快的步子向北边飘去，全仁扯起嗓子奋力撵她，高而尖厉，恨不得用声音揪住她，劈头盖脸痛打一顿。她仍不吱声，只是头向前冲着，快步地走，这世上有没有一个再也听不到他的喊声骂声、叫她躺下来好好歇歇的地方，春棉要去找一找。

她的人生如此短暂，她是怎样一头扎进这样的命运里的？月光真好，夏夜清凉，她一身轻飘，脚踩沾了水汽的抓地龙草，像踩着柔软的棉被，洁净的刚套好的被子，吸饱太阳的气息，虚虚松松。那时的生活多好啊：拆洗被子，日头把被单晒得干崩崩、热乎乎，麦秸铺在地上，被里子摊开，婆媳二人撑着铺好棉花，再盖上被面，用大针脚先绗好外圈，再给里面缝上两道。起身去取扔在一边的线轱辘，光脚踩在被子上，全仁从旁边走过，看一眼她和套好的被子，心怦怦跳。那样的生活太短暂了。

这抓地龙草柔软舒适，坐上肯定舒坦，于是她坐了下来。她用手轻柔地抚摸身子下的厚草，草叶上的水珠跳到她的手背，她将手放在唇边，甜丝丝的。生活多好啊，她才二十六岁，外出干活掏劲，回家大碗吃饭，夜里躺下就睡，跟一个男人睡出了小孩儿，小孩儿叼住妈疙瘩，奶水旺盛，小孩儿呛住了松开嘴，奶水滋了小孩儿一脸。她丰盈而旺盛的身体坐了一会儿，站起来。

有几棵常泰大爷种的桃树，每年都收不到成熟的桃，早早地被孩子们偷吃了，但他还是年年经管。桃树太低，她穿过它们，在一棵桐树下站住，伸手去掏塞在裤腰里的绳子。她踮起脚扔了几次，不能扔进树杈，于是她仰头看着，决定爬上去挂绳。快要圆起来的月明在高天之上，冷静地看她。

“妈，妈。”身后小烈喊她。她回过头，七岁的小烈站在一棵桃树下，睁大眼睛看着她。

“小烈，你咋来了？”

“我在三娘家跟俺姐玩，瞌睡了就回家，找不着你。俺伯说你到后地了，我就来后地，看见你走进树林。妈，树上早都没桃了，咱回家吧，我瞌睡了。”

春棉不动，小烈过来抱住她的腿。春棉问她：“你一个人，在夜里走回去，怕不怕？”小烈说：“有妈哩，我不怕。”春棉还是不动。小烈说：“妈，回家吧，二科哭哩，我哄不住。”月光下，小烈的黑眼珠亮闪闪的。

春棉瘫坐下来，一头撞在树上，号哭道：“小烈，妈不想活了，你回去吧，回去好好看着引科、二科，只要有口吃的，把他俩照望大……”春棉呜呜地哭，仿佛不是在向一个孩子诉说。

小烈流泪，并不是像一个七岁孩子那样吱里哇啦大哭，而是像大人一般呜咽，用衣襟给春棉擦泪：“妈，我不气人，我不吃江米团，不吃米花糖，我看好引科、二科，我不叫俺伯吷你，我帮你下地干活。妈，你别难过，咱回家吧，我可冷哩。”

春棉搂小烈入怀，娘儿俩在桃树下静静坐着。夜的凉雾升起，春棉打了一个冷战。小烈先站起来拉她的手，春棉随势起身，二人扯手回家。

全仁搂着二科已经在柿树下睡着，身上盖着破被子。引科睡在屋里的大床上。春棉躺在床上，为刚才的行为后怕，那一时，可能是中了邪气，有一个声音呼唤着她，一门心思往后地树林里走。小烈猫儿一般钻进春棉怀里：“妈，我长大了孝顺你，坐着火车去北京，挣好多钱，让你到北京去享福。”

小烈上学，全都是二奶奶和常泰爷轮流给出学费。小烈在学校课堂里坐着，也不能安心听课，她记挂着家里的事情，鸡有没有跑丢，猪是不是饿了，两个弟弟在竹床边玩有没有磕着碰着。妈上工走了后，家里的一切就扔在那里，她走时啥样，下地回来还是那样，要说有变只能是更乱，那是鸡狗刨抓碰翻的结果。有时候猪也扒开矮墙，跳出来满院子撒欢，全仁只能在竹床上用声音吓唬它们，畜生们也知道他动不了只是空喊，都不怕他。家里喂着两头猪，每顿的刷锅水伴麸皮喂它们，等不到晚上就又饿了，一饿就乱叫乱刨。小烈下课一路小跑回家，先把院子里收拾一回，碰翻的扶起来放好，弄撒的扫一堆撮起，然后领着引科到村后的地里薅草，二科还不会走路，躺在竹床上伯的身边，而妈妈春棉负责地里的活儿。她薅草回来，钻进灶火里忙排。她已经差不多学会了做饭，不会的问全仁，全仁用声音指导她。春棉下工回来，小烈已经做好了饭。

分地的消息在大平原上骤然传来，农村人炸开了锅，这分了地，不是跟旧社会一样了吗？啥联产承包责任制，换了个名字而已，实际上各管各了。前杨的饭场里每天都在讨论着分地的事，就连年龄大些的妇女都将碗端到自家大门外，远远地听男人们议论。

竹床上的全仁更加悲哀。分了地，自家可咋办呀，小烈不到十岁，引科八岁，二科四岁。五口人的地，就春棉一个人种？他急得直拍床帮，看见路过的人，就没完没了地问一崩子。

那些多年没有回乡的人，从来不与家里联系的人，并不是不想家乡不念亲人，他们远远观望着国家政策和家乡的一举一动，那些大家以为已经从这个世上隐匿、从故乡彻底消失的人，也会突然回来。

198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个大眼睛双眼皮、脸色红赯赯的中年男人，引着一个小腹微突的女人，手提印有“上海”二字的灰色旅行包，肩挎一只蓝色布包，让女人空手而行。二人从县上火车站一路缓缓走着，每过一个村子，饶有兴致地告诉女人这是啥庄，当年如何如何，曾有过啥人啥事。几个钟头之后，走在长枪吴街里，他眼里有了泪水。出长枪吴向西，来到前杨村头，他的泪流了下来。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对迎面遇见的人说，他是杨全成。没有人相信他，甚至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也不认识村子里的人，但他认识自己的家，引着女人径直走进临街的院子，来到堂屋门口，扑通跪下，喊一声娘，面目扭曲，泪水飞溅。二奶奶呆成一尊菩萨，缓过神来，扳起他的脸看来看去，捧住脑袋摸了又摸，喊一声我的孩儿呀，一口气哭得差点透不过来。二人扶娘坐好，重新跪下磕头。

老五杨全成归来，引起全村轰动，只有四十岁朝上的人，才知道这个名字。老男人们一个个来到他家，看他们儿时的玩伴，大家掰着指头算来，这杨全成也四十多岁了。

杨全成笑容灿烂，语音高亮，一口发音古怪的腔调与人打招呼，音节直硬，石头蛋般坚实，但又能听出一些柔软的本地音。给大家敬烟拿糖，他说：“我这才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当年出去时候，一十八岁，如今回来，半老头了。”他可没有一点半老头的感觉，虽然脸上有刀刻般的皱纹，但头上无一根白发，双眼明亮有神，腰板挺直。他带回来的女人，三四十岁，中等的个儿，一张白白的圆鼓咚咚的脸，像是被某种幸福和欢娱吹胀起来，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怀孕而致，她不说话，只坐在那儿腼腆地笑。有妇女与她搭话，她尽量简短地回复，明显的外地口音真真切切。前杨人把跟他们不一样的语言，统称为蛮格丁，把说外乡话的人一律称为蛮子。

用了几天时间，前杨人将杨全成离家二十多年的历程，尤其他带回的这女人捋了个清楚明白——假如他们说的是实情的话。

少年杨全成因家里成分不好，情知考上大学也上不了，他只是喜欢读书罢了，一路上到了县高中。可进入1959年，到处没有粮食吃了。他想，总不能把人活活饿死吧。外面的世界或许能找到吃的。他给娘写了一封信，揣着自己仅有的几块钱，卷了铺盖，从学校出来，窜到许魏车站扒上向北的货车。他也不知这趟货车去哪儿，走到哪儿算哪儿吧，火车停了，他就下来找点吃的喝的，遇到庄稼和树上结的东西就摘点拿上。火车过了郑州一路向西。他想，越远越好，离了家，把那点可怜的粮食留给娘吃。跑远了好，谁也不知他是国民党小官僚的儿子了，他不用再承受身份之苦。

火车到西安不走了，他不敢也不愿意去找哥哥。混上一辆票车听天由命。火车一路向西，过宝鸡，出陕西。他不知要去哪里，他甚至不敢下车，他害怕一下车就回到现实的饥饿与恐惧之中，火车上的世界是脱离现实的世界，人们临时拼凑一处，每人手拿一张票上来，谁也不比谁主贵。

他见火车就上，一站站，一程程，向西而去，一路走一路遗失一路获得，细嫩的学生的手伸出来，给人家干活，刚刚长成的还不太结实的肩背献出来，扛起重物。如果这样也不能生存，那他还有办法。在火车上，他悟出一个生存之道。是的，一个大活人，不能被饿死，他想，我来到这个世上，只要老天不收我去，我就得活着，我就得吃饭。火车上的世界真是迷人，人们带着自己的财物到处跑。有一次在一个站上，等不来西去的列车，便又扒上一趟向东的货车。他想，他已经完成了向西而逃，他已经逃出了从前的自己，扔掉了从前的身份，现在他是一个新人，不再是之前的杨全成，往东往西，又有何区别？也有时候他扒车失败，只好拿脚走路，天地如此之大，半天见不到一人。在茫茫荒野，他和自己对话，悟出很多道理，那些课本上没有教的知识，他在脑中融会贯通，打乱了掰碎了重新组合。他给自己起个名字——杨大全。

有家乡有土地的人，问土地要吃的；没家乡没土地的人，变出钱才有吃的。他不再记得自己是读过书的人，要不是突然变天，他该考大学当先生了。他走了很多的路，看了很多的景，也吃过很多的苦，见到了广阔的生活，将自己锻造成一个健壮宽阔的大男人。有钱时大吃大喝，没钱了饿上几天。有时候结交几个朋友，过几天又与他们道别。淋过雨打过雪的被褥成为破硬片盖不成了，那就置办一套新的，衣裳也换过了几身。大西北的风沙吹刮着他，他彻底蜕变成另一个人。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里冒出那个属于前杨的杨全成，走进那条过道，缩回那个温柔的麦秸窝。

杨大全常年在火车上出没，终于被当场抓获，定为扒手惯犯，收监八年。他也并没有多么难过，在哪儿待着都是待，只要有饭吃就中。他也想家，但不愿轻易写信连累了娘。试着给西安的哥哥写了一封信，杨全学坐着火车来看他，带来一些吃食和烟。这是兄弟相隔十多年的见面。哥哥嘱他在里面好好改造，等待刑满释放。

七十年代后期，杨全成从监狱出来。他想回家，离开快二十年，说不想家，绝对是假的，劳改犯也有一颗温柔之心。可是他手里连个钱也没有，还是光杆一个，怎么回去见自己娘亲。于是他在各个村庄游荡，揽杂活干。那一带的人们都知道这个河南口音夹杂西北口音的男人，他自称杨五郎，心灵手巧，干活卖力，粗活细活都能干，还能读书看报，给人们说古道今。在这闭塞的西部乡野，他代表着外面的世界，他的矫健体魄和明亮眼睛是诗和远方，女人们爱慕的眼神追随着他。他很是发生过一些桃色事件，一不小心酿成事故，被某个人的丈夫纠结一伙人打跑，那么他就去往另外的地方。天地如此之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的脸色晒成了紫红，身板坚硬而灵活，双腿结实而有力，出手大方，仰头大笑，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很有一些放荡不羁的气息。他的小破屋里，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有女人主动来访，他问她们，敢跟我走吗？女人吓得摇头，他心里说，这个女人，配不上我。

他行走一个又一个村庄，和女人发生一个又一个故事，大地无边，村庄如此之多，终于，至某一村，他认识了一个叫梅的女人。梅的丈夫，是个黄脸干瘦的病人，他们有两个孩子，都是十来岁，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下面却再没有孩子。证明男人的病比较严重，或者女人已经不再愿意和自己男人挨近。结识杨五郎，梅一时焕发了青春，不许杨五郎离开他们村子。梅很快怀孕，生下一个女儿，长着和杨五郎一样的双皮大眼，黑亮眼珠。女人丈夫的病越来越严重。可怜的男人，没有兄弟，只有一个老迈的娘，所以无人给他出气，杨五郎没有像从前那样被人打跑，他看似住在村外，但其实是与那女人已经过起了日子，挣的钱交给女人保管，有时还花在她丈夫身上，他甚至想走进这个家里和梅一起照顾她的丈夫，给她婆子养老送终。小女儿一岁多，刚学会走路，突然掉到井里淹死，据村里人说，是梅的婆子把孩子推到井里去的。又过半年二人把丈夫照顾死了。杨五郎和梅商量，咱们走吧，回我河南老家。梅说，只要跟着你，你说去哪儿都能成。

杨全成回来，是为了分地。可大队人说，你已离家二十多年，名册上早都没有你这个人了，不可能给你分地。他说：“我在外面也没户口，难不成我是个黑人黑户？”村干部知道他是瞎说，一个人怎么能没有户口，他当年从监狱里出来，肯定是有手续的，他的手续，肯定也是落在了哪里。不好拆穿他，只说：“你五九年是从学校走的，跟大队也没打招呼，这么多年，人口普查了几回，每一回都没有你这个人的音信儿，现在分地，是按户口分的，户口上没你这个人，咋给你分地哩？”

梅说这里比她老家好多了，地湿、风软、人亲，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片的土地，这么多的绿色，更没有见过这样成堆的粮食。前杨人说，那就住下别走了。梅笑一笑，说：“那要看他哩，他说走就走，他说不走就不走。”梅的肚子越来越大，慢慢跟村里人熟悉起来，有一天和罗巧芬坐在树荫下做活，她和前杨的人，经过几个月的相处，有意识说慢一些，都彼此听懂了对方的话。梅凑到罗巧芬耳朵边小声说：“你知道我前面男人咋死的？”

“不是有病吗？时候长了，灯油熬干。”罗巧芬说。

梅的声更小一点：“给他饭里下咧药。”她省去主语，抬头看看四周，那果断超然的劲头，好像下药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主持公道的命运和天神。午后的大树下，安静异常，除了两个女人，一个鼓胀充盈一个干枯瘦小地坐在那里，其余连个鸡娃狗娃都没有，可她还是警惕地望望四周，害怕鸟儿听去，害怕风儿听去，害怕脚下的土地听去，害怕已经忘记了的某位神灵突然一个激灵又想起此事。她真是纠结，知道天机不可泄露，但不说出这个秘密，她又十分难受，或许她想以此来取得前杨的好感，“每天下一点，每天下一点，人慢慢就嗝屁着凉咧。”她仍然不肯说出主语，眼珠滚动，保持一种警觉和抵抗，“自从跟你五叔好上后，我的个天呀，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再也见不得俺屋人咧。给你说，我一点都不后悔，也对得起他，给他生咧一儿一女。他妈不是个东西，把咱的女子推到井里淹死。这叫一命抵一命。死老婆子，倒是活得长，这会子，守着自己孙子孙女，还没活够，劲大得很。”梅纳着鞋底，刺啦刺啦，昂一昂头，好像抖落身上的什么枷锁，长长嘘了一声，吐出一口恶气似的。踏进这大平原，心也似平地一般，坦坦荡荡了无挂碍。

杨全义带着一个女人、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小闺女回到前杨，他也是听到了分地的消息。

九年前，他一跺脚离开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如今已是而立之年，谁也不知他这些年在外是怎么过的，总之他自己解决了婚姻问题。女人名叫金环，不憨不傻，全乎伶俐，说话稍微有点蛮，当然没有梅蛮得厉害，毕竟她还是本省人，离不了二百里地。

当政策下来，分地的消息确凿时，工地上的杨全义说要回家去，金环有过一阵犹豫，她是省城边上的农村人，看不上真正乡旮旯里的人，当初跟了全义是看上他好条杆，好长相，为人处世的好气派。二人都在工地上干活，全义盖房，她在食堂做饭。一来二去，俩人轰到一起，她很快怀了孕，领全义到自己家里，伯妈心里不如意，可也没有办法，就让俩人先这样好着，也没有办结婚证。

一说要跟全义回到二百里外的乡旮旯，这着实让金环痛苦了几天，自己曾经想嫁个公家人、城里人，若不是挡不住青春的冲动与诱惑，她或许能沉住气再找找再等等再好好遇遇。按说自己也没跟他领结婚证，不跟他也中，就此转身离去，小闺女扔给他，爱咋弄咋弄，她回到自己的生活里，还可冒充大闺女再找对象。可她思来想去，终是舍不了全义放不下小闺女，再说肚子里又有了一个，罢罢罢，命运安排到了这一步，就依了命吧。

回来后就住到了自家院子小东屋里，因为堂屋过于老旧漏风漏雨住不成人。分了地，稳住了事，金环生下个闺女出了月子。全义张罗着拆了老堂屋，用他在外给人盖房挣的钱，盖了属于自己的三间新堂屋，修整了院墙，盖好了门楼。在村里人的啧啧赞叹声中，在全义的提醒下，金环买了六斤鸡蛋糕，带着高人一等的矜持表情，去二娘、大哥、二哥、三哥、七哥家里走动了一回，每家一包鸡蛋糕。他们盖房，三个叔伯哥、三个叔伯侄儿都来下大力帮忙，亲哥全仁动不了，亲嫂春棉来做饭带孩子，他们真心实意，不惜一点力气，金环的心里总有几分感动。

“你看看，这回来揍（注：取“揍”音。就）忙，谋（注：取“谋”音。没有）空来看看恁，这才稳住事了。这往后，我们揍回来过日子了，咱亲一窝又划到了一个走（注：取“走”音。组，小队），咱揍得齐心干哪。”她似乎觉得自己说“揍”很好听，于是就揍来揍去的。金环的嘴角不知为何，总是微微红烂着，可能是缺着哪一样维生素。她嫂春棉手里做着活儿，似乎对这个弟媳妇的话不是太懂，便应付似的嘿嘿笑了几声，竹床上的哥看起来也不是十分亲热。金环又硬着头皮说了几句，便起身走人。回到自己那散发着石灰气的新堂屋，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对全义说：“瞅瞅恁哥过的那日子吧，偎到竹床上动不了，穷得叮当响，家里跟猪圈一样。恁三哥三嫂，揍那还硬撑着叫他孩儿上学，上一圈子回来，还不是握锄把。那引章，三脚跺不出个屁来，学习上还能开窍？把自己装成个小秀才，噫——我咋就不信哩。”全义知道，金环别的都好，就是一张嘴不饶人，必得占个上风头才中，也就不太与她计较。

大烈、小烈对这个新来的八婶还挺欢迎，尤其大烈，时不时来到她的院子，听她说外面世界的景致。俩人领着八婶赶了一次通淮集的庚会，八婶嘴里跑气，咝咝咝地揍来揍去，标志着她来自外面的世界，招来乡民们的观望。

分了地，庄稼人各忙各的，再也没有从前那种钟声敲响，才放下饭碗就拿起锄头，边系扣、边纳鞋底走向街口等待派活的场面了，不需要任何提醒，每个人都很是知道自家哪天哪晌该干啥。那口老钟也不听响了，偶尔有调皮孩子爬上树干，努力够着绳子敲出几声急躁的音节，惹得生产队长和社员们一阵莫名惆怅。大队支书杨茂渠也觉得自己由过去的领导干部而变成了一介平民，心里不是滋味，每日赌气般地披着那件破旧的蓝色中山装，跍堆在街里和年老的村民摆方。自己家劳力多，那点地，几个儿子和他高头大马的老婆便能应付得了。

杨全堂家的优势立即显示出来，壮劳力多，又都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头一季打下来的粮食就比别人家多。

村里的光棍们暗暗不满分地，他们在心中骂，是谁出的孬主意把地分了？以前生产队多好，大伙儿一起上工下工，说笑打闹，分菜分粮食，热热火火，每天眼里看的、耳朵听的，都是景致，能把落寞的心灌满。而现在，各人都忙着自己的地，走路都是急急匆匆，不再与别人多言。

另一个倍感难过的是杨全仁，从前只要出工就有工分，只要是个人就能分粮食，他被队上照顾，虽没有工分，但按人头分的东西，都有他的份。而现在，自家地里所有任务落在春棉身上，她比以前更累了，回到家侹那儿就起不来。人们都奔了自己的地里，走路鬼撵着似的，路过他的院子也没时间停下来跟他说说话，有时他强着问一句什么，那人话没说完，就不见影了。

1984年夏天，春棉又生了一个儿子，顺理成章叫了三科。前杨人啧啧称赞，这叫财不旺人旺，你别看人家瘫在床上，可人家嘟噜嘟噜一串孩儿，你再有钱能咋？再跑得欢能咋？

妈坐月子，小烈的负担更重了，几次晒麦都是二伯三伯和前院三位哥哥帮忙，谁有空谁过来搭把手，架子车一个拉一个推。扛口袋小烈不行，只能扶车蹚麦。下午晒好，自己一袋袋灌好，再回到过道里喊人去帮她装车拉车，回来卸车。全仁坐在柿树下的竹床上，看着这一切，也不能伸手去干，经过十年缠绵竹床，他全身肌肉慢慢收缩，变得稀松，再也没有力气。提一只老母鸡可能都不中。

出了月子的春棉又开始干活了，小孩放在竹床上，全仁能抱抱拍拍，端起来把尿，哭了给喂点她走之前放好的稀汤喝。她没有时间诉说和抱怨，她恨不得睁开眼就开始干活。正在哺乳期的乳房鼓胀得如胸前挂了两个大茄子，走起路来一颤一颤，脚步嗵嗵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