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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上的挫折，是我在人生之初饮下的第一杯苦酒。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职业带给我的困惑与苦闷，尤为深重。我生在西北，长在西北，父母属于困守在城乡接合部的尴尬的群体。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从东郊菜农手里贩进各种鲜蔬，天不亮倒腾到城里的菜贩子手上，从中赚取可怜的盈余。母亲的眼里常常汪着泪，摊开她那粗糙而灰绿色的双手，巴望着我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从而摆脱他们的困境，成为光鲜亮丽的都市一员。可命运像躲在暗地里的一只手，冷不丁把我丢在函镇，一座黑乎乎的煤矿。

平心而论，函镇是一座正在崛起的内陆煤矿。当地百姓拍着胸脯说：随便什么地方，挖一铲子下去就是煤。因此，尽管偏僻，从四面八方涌入函镇的“淘金者”却络绎不绝。如同十九世纪中期，北美人涌向阿拉斯加淘金一样，大家兴致勃勃，奔走相告，携家带口地闯过来，承载着他们激情和梦想的就是脚底下黑压压的煤。在煤炭挖掘、运输和销售链条上，函镇煤矿不仅振兴了当地经济，也影响了周围一大片乡村。由此，函镇从一个近乎荒凉的不毛之地，一跃而成了繁华闹市。周边的煤窑小老板，大江南北的采购员，东奔西走的货运司机，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给函镇带来勃勃生机。为淘金者服务的商店、银行、旅馆、影院、美容店、洗浴中心，乃至其他莫名其妙的场所，应运而生。有家名为“天上人间”的自助烧烤店，生意做得特别火，店门口常常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据说天上人间到了后半夜，就成了赌场，大家心照不宣，乐在其中。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和孤独，许多远离家乡的工友们，下了班，无处可去，就到那里放纵一把。狂饮、滥赌，甚至嫖妓，在函镇实不鲜见。

那年夏季，我出了大学校园辗转来到函镇。一路走来，没有鲜花，没有池塘，没有林荫道，没有我所构想的一切美妙场景。有的只是乌黑的煤，灰扑扑的建筑，扯着嗓门高声笑骂的函镇乡民。真难想象，如此偏僻而荒凉的小镇，人口规模竟一度扩大到八九万，且有着继续膨胀的趋势。在一次年会上，煤炭部来了位大领导。领导和蔼可亲，面对全矿职工讲道：

可喜可贺呀，咱们函镇煤矿处在南湾煤田的中心带上，已经探明的储量为三百亿吨。不仅如此，这里的煤质优良，硫磷含量偏低，属于中高发热量的优质动力煤和气化煤。以函镇为中心的方圆几百公里，地表埋藏的煤炭资源，为国人的生活提供了将近一半的动力啊！

领导讲得有理有据，下面听得群情激昂。难怪，其他地方的商贩不是吆喝着卖衣服、卖电器，就是推销各种土特产品，而函镇不同。函镇的路边摊贩，卖的尽是煤。那是一段属于煤炭，也属于函镇的黄金时代。当地农民见那些夹着皮包东跑西颠的采购员，倒腾煤倒腾得发了财，不免眼红心跳，就有些跃跃欲试。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摸透了脚下的煤层，有着埋藏浅技术门槛低的优势，便找来几个合伙人，凑在一起买套设备，便偷偷开采起来。挣钱心切的乡民，哪里顾得上开采条件，更谈不上科学管理，矿难就像山上的雨，说来就来。渐渐地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小镇一边生产财富，一边生产灾难，一边生产欢喜，一边生产烦恼。

而函镇煤矿属国家直属企业，管理相对规范，在中原地区一枝独秀，并且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四野的乡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乡亲们经历过山上不长树、地里不长苗、穷得连过年都买不起酱油的岁月，也就格外珍惜身边的工作机会。因此，矿上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函镇百姓的心。虽然矿长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可当地百姓对他们了如指掌。矿头们一旦当了矿长，个个跟土皇帝似的，一个比一个牛。我初到函镇时，适逢赵矿长新官上任，他头发乌黑，嗓门响亮，当众喊话说：举国上下，煤炭行业一片衰败，可咱们函镇不仅有煤挖，还能卖上好价钱，这难道不是大伙修来的福气吗？

可对我来说，函镇煤矿即便是座金矿，也唤不起我的热情。来矿半年了，沮丧和寂寞像两只翅膀，带着我四下里乱撞。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我要求和矿工们一道下井。哥们儿得知我下井，纷纷嘲弄我这是自虐——因失恋而自我作践。可我不在乎。我需要钱。心甘情愿地跟着南来北往的矿工们，低着头往井口里钻。

在煤矿，最苦的当然是井下开采。当时的采矿条件还达不到机械化开采的程度，尤其是深采区，顶棚全由方木支撑，冬天风大，呜呜呜直往井下灌，采矿区的木梁发出吱吱呀呀的动静，好像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头顶的煤屑闻风而动，稀稀拉拉扫向眼皮子，叫人胆战心惊。有位初来乍到的湖北籍年轻工友，下井前一路吹牛，说他十年前就开始挖煤了，什么样的煤矿没见过，矿工嘛，就是光着屁股往刀刃上滚，并调侃道：你当从地下升到地面，就是天堂了吗？

话音未落，从头顶落下一个煤块，来不及躲闪，煤块顺着他的前额滑下。他身子一撤——幸运得很，煤块扫着他的鼻梁只留下一道擦伤。我一屁股坐在他身后的矿道上，半天都没能起来。大家吆喝着升至井口时，阳光泼墨似的汹涌而来，我感觉自己像捡回了一条命。从此，我再也不要求下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