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思潮的生发与传播

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生不灭的，它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折射，是社会矛盾及其化解方法、民众诉求及其满足方案的呈现，其自身存在着一个产生、发展、形成和衰落的过程。

一 社会思潮的生发

作为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思潮的产生首先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般来说，社会思潮生发于社会孕育大变革或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人心思变、思想活跃，阐释社会矛盾生成激化的原因、回答和解决时代重大问题的各种社会思潮会应运而生。以自由主义思潮为例，它生发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领主和贵族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突破封建土地束缚和等级贵族制度桎梏的迫切要求，是自由派辉格党人抨击保皇派托利党的思想工具；发展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殖民地大拓展时期，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开疆拓土、盘剥殖民地人民的理论武器；形成于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成为资产阶级合法化地夺取政权、全面取代封建贵族统治的学说。脱离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与殖民地的开拓的特定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历史境遇，自由主义思潮就难以生成与发展。而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社会动荡的特殊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特别是作为战败国的意大利和德国，经济衰退、工人失业、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再加之战胜国对战败国的瓜分、打压和羞辱，诱发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产生与发展，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学说正好满足了战后两国多数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心理需要，提供了阐释和回答解决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有吸引力的方案。

其次，社会思潮的产生有其相关的思想理论代言人和弄潮儿。上文我们比较了社会思潮与学术流派，阐明了社会思潮与学术流派的异同；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某种学术流派的学术观点与思想主张一旦同社会情势相契合，它就可能成为某一社会思潮的思想理论来源，进而引发出该社会思潮的产生和传播。这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总会有一些学者抑或思想家，他们跟随时代脉搏，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来揭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指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方向，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主张。这些学术观点和理论主张比起普通民众的思考往往更为深邃、更为精辟，更能精准地反映社会的变化，更能解释问题的所在，更能反映民众的心声，更能把民众中尚处于朦胧状态的诉求和希望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出来，自然会引发民众的关注与共鸣。这些学者或思想家便被民众拥戴为该社会思潮的理论代言人，继而有意无意地成为相关社会思潮的弄潮儿。如，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他从社会契约论出发，在其《政府论》中批驳了“君权神授论”的虚伪与荒谬，阐释了人类之所以走出自然状态，建立政府的原因和目的，论证了政府的职责就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该思想理论主张正好契合了17世纪末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诉求，洛克因此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鼻祖。

再次，社会思潮的生发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每个时代孕育和生长出的学者和思想家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一旦契合了民众心理、引发了民众共鸣，就会吸引更多的民众、学者和思想家的参与，进而经过思想理论的鼓舞和宣传，汇聚成一种社会思潮，形成一场社会行动。在这里，民众广泛参与与否是衡量学术流派和社会思潮的关键指标，是检验某派学术思想是否转化为激励民众参与改良和改变社会的思想武器的试金石。只有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某一学术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学说认知、认同、接受，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时，当他们积极广泛地参与传播、丰富和发展该学说所蕴含的思想理论主张时，思涌潮起，由思潮引发的一场社会运动便会应运而生。以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生发为例，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诞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精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策略原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立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思想的闪电触及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田，形成了席卷世界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们纷纷参与其中，带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二 社会思潮的传播

传播是社会思潮的中间环节。面对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和民众诉求，阐释社会矛盾、满足民众诉求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会应运而生。如何将这套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传递给民众，以使他们认知、认同并转化为某种行动，进而汇聚成一场社会运动，毋庸置疑离不开传播这一关键的中间环节及其相关要素。一般来说，社会思潮的传播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思潮传播主体。它通常包括社会思潮核心思想理论主张的生产者、信奉者，他们既包括思想家、学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还包括政党和社会组织等。社会思潮传播的第一类主体是少数具有时代敏锐性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系该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这些学者和思想家首先生产出自己纯学术状态的、基础性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在各专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讲授和传播，成为一定社会思潮的源头和思想内核。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来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这就告诉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是在少数把握时代脉搏，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他们才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始作俑者”和弄潮儿。没有他们在第一层面的思想理论和学说的生产和传播，社会思潮便会成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理论、缺乏灵魂的空壳，也自然难以引发出相应的、持久的、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

社会思潮传播的第二类主体是知识界、青年学生、政党和社会组织。当少数先知先觉的学者和思想家生产出自己纯学术状态的、基础性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后，他们会在一定范围内传播，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政党和社会组织往往会成为其传播对象。受传播者在学习、接受、消化和吸收第一层次所生产出的思想材料基础上，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之进行简化、再创造和重新包装，转化为时代化、大众化、生活化的二级大众话语产品，在普通民众中推广和传播，以获取他们的认可与支持。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明确提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然后灌输到工人中去，并帮助工人领会它。这表明在社会思潮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第二层面的主体人群通过对原始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的加工和改造，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发展其思想学说，使之更进一步反映时代、社会与民众的期望和要求，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进而拉近了社会思潮与民众间的距离。

实际上，社会思潮传播过程中的最关键环节就在于二级产品的生产与包装，他们是最适合大众的趣味习惯和消化能力的。社会大众一般并不直接接触思潮源头学者抑或思想家的原著和观点，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原著和理论要么内容博大精深，要么话语晦涩难懂，以普罗大众的知识结构和学养积累自然是难以破壳的，遑论他们缺乏应有的机会和条件了。换言之，人民群众绝大多数只能接触社会思潮思学说的第二级产品，即通俗理论读物、报刊文章、文艺作品、影视节目、网络信息产品等。如果没有第二个阶层的加工和包装，处在社会思潮内核的思想理论和学说，对普罗大众来说，既无机会接触，又不会感兴趣，更不用说消化、吸收和追随了。离开了第二阶层的参与，特别是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社会思潮便难以迅速传播进而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更不用说“汇思为潮”了。

社会思潮传播的第三类主体则为人民群众。任何社会思潮的形成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传播，他们是推动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创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主体。一般来说，人民群众在社会思潮传播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某一社会思潮的积极传播者；另一类是某一社会思潮的消极接受者。对于社会思潮的积极传播者，他们会把自己从通俗理论读物、报刊文章、文艺作品、影视节目、网络信息等第二级产品中接收到的社会思潮思想学说，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消化和吸收，在认知、情感和认同的基础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自己成为该社会思潮的追随者和信奉者的同时，还会加入社会思潮的积极推广者和传播者行列，与其他民众分享其感受、共享其主张，参与其社会运动。他们是社会思潮传播中的又一支生力军。

对社会思潮的消极接受者而言，他们看似被汹涌而来的社会思潮所裹挟和俘虏，但实际上他们对社会思潮所倡导的观点和主张只是持有选择接受的态度和立场。换言之，他们并非全盘接受、照单全收，而是只愿意接受与自己原有价值观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与主张，对于与自己原有价值观相异和相冲突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则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抵触和排斥情绪。尽管社会思潮的消极接受者在时代大潮面前不会选择逆流而行，但这部分民众也绝不会积极参与该种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推广，更不会与其他民众分享其感受、共享其主张，参与其社会运动。对于这部分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划归为社会思潮“单纯的接收者”行列。

二是社会思潮传播的载体。所谓载体(vector)，科学技术上指某些能传递能量或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在信息技术和通信系统中，通常把信息的发生者称为信源，信息的接受者称为信宿，传播信息的媒介称为载体。我们所谓的社会思潮传播的载体是指信息传播的媒介抑或媒体。

在现代媒体出现之前，社会思潮一般通过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等手段推广、扩散。口头传播的好处在于声情并茂，对思潮传播的内容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能够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对受众的迷惑与疑问能够及时解决。其中，一级传播的效果会比较明显，但它会受到场域、人数和时间的限制，也会受到传播者演讲水平、表达力和感染力的影响；若是二级及其随后层级的口头传播，虽然受众会出现几何级的扩大，仍会受到传播者对思潮核心思想观点渗透力、理解力和加工与再创作能力与水平的影响。有的传播影响会随之出现几何级的扩大，有的则不然，通常会因人而异。文字传播抑或印刷传播比起口头传播有其自身的优势，一是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以文字为载体传播，更能保持其思想理论的原汁原味，避免了二次加工时的跑调走样；文字与印刷传播还能在不间断地、极大地扩展受众的传播面的同时，克服口头传播遇到的人数和地域的局限。当然，它难免会受民众教育水平，特别是识字率高低的影响。倘若二级层面的加工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大众化与通俗化的话，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克服。总之，印刷传播的优势在于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在众多社会思潮信息中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加以阅读，并能够长期保留下来，供反复学习与领悟。

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社会思潮借助广播、电影、电视、录影带、录像带等声像融合的现代媒体快速传播和扩散。电台广播媒体的出现改变了社会思潮的传播方式，克服了口头传播与印刷（书籍、报刊）传播的地域、速度与受众人数及识字率的局限，广播传播及时性强、覆盖面广，能在最快的时间内传递最新的信息，便于听众随时接收，比其他大众传媒具有自身的优势；而报纸、刊物需要进行编排、制版、印刷才能传递信息，比广播传播要慢许多。同时，广播传播的信息短小精悍、以声见长、语句通俗流畅，适应不同层次的听众，而且不受识字率高低的影响。与电视媒体相比，广播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插播或直播新闻事件，尤其是突发性新闻事件；而电视由于从摄制成像，传输到台再发射给观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是一个对环境、设备、投入依赖性较高的传媒，远不像广播这样便捷。与网络相比，广播不受接收工具和空间的限制。总之，广播传播社会思潮具有交互性强、伴随性强、运行成本低等优势，但同时也具有不可视性、信息呈现模式的单一性、传播的单向性、公众的低参与度和传播信息与内容的转瞬即逝性等不足。电视传媒则又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广播传媒的不足，电视传播媒介优点有三：一是电视集字、声、像、色于一体，富有极强的感染力。作为综合传播文字、声音、图像、色彩、动态的视听兼备媒介，电视既具备报纸、杂志的视觉效果，又具备广播的听觉功能，还具有报纸、杂志、广播所不曾具备的直观形象性和动态感。二是电视媒介覆盖面广，公众接触率高。电视传媒虽然不及广播传媒那样高的覆盖率，但比起纸质传媒来说，还是高了不少。三是电视媒介信息带有较强的娱乐性，易于为受众接受。电视传媒能够运用其娱乐性强的特征，能够把社会思潮所蕴含的一些思想、理念、主张，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播给观众，以唤起民众的心理共鸣。与此同时，电视传播媒介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一是电视媒介信息稍纵即逝，不易存查；二是电视媒介的费用昂贵，制作成本较高。这两大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对社会思潮传播的效果。

伴随20世纪末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新媒体和融媒体应运而生，社会思潮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它们聚语言、符号、文字、图像、声音等于一体，在社会大众中以光的速度扩散、传播和推广，进而引发广泛关注与接受，获得支持与信奉，以实现对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走向的影响力。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又称万维网，它不同于电视、电台的信息单向传播，而是信息互动传播，交互性是互联网络媒体的最大优势，它聚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影像等多媒体手段于一体，具有交互性、超文本性、即时性和数字化等特征，是当代社会思潮传播最常见、最便捷、最有效的载体和工具。2020年，在抗击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新冠肺炎全球性大流行病的过程中，网络教育发展成一种新业态。正是因为如此，各种社会思潮迅速在互联网平台上及时、大量传播开来，并被冠以“网络+某某社会思潮”的名称，如，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新右翼等。当代社会思潮的互联网传播方式打破了地域化、国界化，消解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破除了社会思潮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

与此同时，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无线通信网、卫星信息网的支持下，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得到广泛运用，这种利用集电脑、手机、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于一体的新媒体介质和传播形态，在传播内容方面更为丰富，文字、图像、声音等多媒体化更加成熟，让社会思潮的传播者和受众更加自由和便捷。在新媒体时代，一部智能手机把多种媒体的功能集合为一身，不仅可以用来通话、发短信，同时还可以用来听广播、看电视、上网、商务洽谈、开会、授课等，而这些功能的实现是以互联网、通信网、广播电视网等多种网络的融合为基础的。今天，世界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知识在手机上，思想在博客上，朋友在QQ上，感情在微信上”。然而，社会思潮的网络化传播方式也给受众带来了信息的选择困难。海量信息的出现，社会思潮鱼目混珠，真伪难辨，甄别困难，有时会带给人们一种“思潮倦怠”的感受。

三 社会思潮传播途径

社会思潮除了借助一定的载体推广、传播以外，它还会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和场域进行传播与推广。通常情况下，社会思潮会通过读书会、学校和社会场域等传播扩散而汇聚为潮。

第一，社会思潮通过沙龙或读书会等途径传播。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里的“类”与“群”，便是通过沙龙或读书会等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社会思潮作为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诉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一开始往往会通过沙龙或会议的方式与途径在有相同心理感受和利益诉求与愿望的同类群体中传播。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便是源自法国巴黎的学术沙龙对理性主义思潮的传播，其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思想，宣传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意识，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新社会构建的框架设计草图，促进了资本主义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邓恩铭与王尽美等在济南组织了励新学会，李大钊、邓中夏在北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陈独秀、俞秀松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创建武汉共产主义组织，这些研究会或小组都是以读书会的形式来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它们无疑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组织基础。

第二，学校是社会思潮传播的重要途径。社会思潮欲以观念文化和学术理论表现出来并得以流行离不开学校。学校特别是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教育与合作的场所，它聚知识、人才、研究于一体，通常是社会思潮生产、传播的中心。从社会思潮动态的传播过程看，承担社会思潮第一层次生产和第二层次再创造与包装的学术精英、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两个群体都聚集其中，他们是社会思潮传播链条中的关键性环节。正是因为这些传播者几乎全部在大学，所以大学常常成为各种各样思想文化的滋生地和集散地，成为社会思潮争夺受众者的主要场域。英国牛津大学因为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便成为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发源地；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一生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借助这些大学平台传播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所大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潮方面功不可没：一是作为新文化运动发祥地和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从而在学生中培养出了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二是上海大学。20世纪20年代，任教该校的瞿秋白与邓中夏一起为之制定了办学方针，设置了院系，革新了教学内容和方法，开启了马列主义占领大学讲坛的先河，培养出了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运领袖。

第三，社会思潮的传播离不开社会途径。社会是一所大学校、大课堂，社会思潮只有在社会这所大学校、大课堂接受检验，才能最终完成其观念文化和学术理论的时代化、大众化转化，进而成为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和追随的理论学说，最终完成社会思潮传播的第三个阶段——思想掌握群众。社会思潮要传播到社会普罗大众中去，通过其对社会矛盾的透彻分析、对民众心理感受和利益诉求的准确反映、对社会矛盾解决方案的大众接受和认同，进而汇思为潮，从而启发民众、动员民众、发动民众为改良或改革社会的理想目标而行动。鉴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传播途径的多样性，在选择社会思潮传播途径的同时，还要注意社会传播中的分层分类、分群分龄。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更容易在社会中产阶级和青年群体中传播，保守主义思潮容易在有宗教信仰的民众和老龄群体中传播，民粹主义容易在底层民众中传播，全球化思潮容易在移民群体中传播，逆全球化和排外主义思潮容易在本土失业和失意人群中传播，女权主义容易在女性中传播。总之，社会传播是社会思潮最终形成与否的试金石，离开了社会传播这一途径，社会思潮最多只算得上是个早产儿，会因为营养不良而随时面临着夭折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