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传统土木建筑设计建造的特点：
以人合天，顺应自然

　　中国的土木建筑技术是富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从考古发掘中我们看到，从远古时起，我们的祖先为了“安居”，采用了很多方法，使用过多种可得、可用且易于加工的材料。

考古工作者发现，许多古人类遗址都留下了人类居住过的痕迹。如山东邹城市郭里镇茹岚石棚，辽宁营口大石桥市官屯镇石棚峪村的石棚，均为新石器时代遗物。那种石头盖成的房子多为就地取材，它介于山洞与房屋之间，可看成古人发明真正房屋前的过渡，是自然洞穴的移植。其他遗址发现的木骨泥墙，表明我们的祖先已在主动建造自己的居室，以保护自己；有的遗址还出现了将整个屋壁采用大火烧结的技术，这是陶器技术的进一步应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的大型木构干阑式建筑，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木构架建筑。如此历史悠久、精密巧妙的营造技术，不能不让我们后人为之赞叹拜服。

然而，我们的先人为什么最后选定木头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呢？不可讳言，木构架建筑形态是有不少缺点的，特别是火灾问题。古人是在使用火以后得到突飞猛进的进化的，而“火克木”，古代的防火技术相当低下，木构架建筑的天敌就是火，有多少古建筑葬身于火海之中；其次是虫蛀，这在古代是无法解决的；再就是自然风化等等。然而，我们的祖先仍坚定地选择了木构架作为建筑的核心。这首先与木构架的诸多优点是分不开的。

建筑的目的首先是人的安居，是让人有一个稳固的家。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要想早日安居，就希望建筑施工速度快。而要速度快，建筑材料的取得就必须很快、很方便，其加工更需要简易、快捷。木材容易加工，因而施工快，这是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的。木结构建筑通过标准化和定型化，可产生最高的工作效率，这更是一种经济的建设方式。而其他建筑材料显然都没有木材的取材方便、加工快捷这个优点。中国古人在离开山洞之后的半地穴房屋，开始使用木构架，就是因其取得方便、加工容易，能很快筑起一座遮风避雨的居所。从宁夏水洞沟遗址、陕西半坡遗址考古现场我们看到，古人能做的，就是那种简单地利用半地穴加上木架梁支撑，然后披盖上草或其他自然物料搭建的房子。距今三四千年前后，才出现大型的宫殿房屋建筑，如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等，那里发掘出的建筑基础，其规模、型制、数量等都是水洞沟等早期人类活动地域不可比拟的，这证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有了社会的统治集团，它有能力征集大量工匠，调集大批劳动力，进行这种高等级的建筑活动，既为自己居住的需要，也为显示威权、向社会炫耀的需要。在这里，艺术可能派上用场了。出于炫耀的目的，建筑需要威严、需要雄伟、需要富丽堂皇，于是建筑的样式、装饰会得到刻意的对待，建筑的艺术性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然而考古证明，这些地方的极辉煌的大型宫殿房屋，除台基与顶盖外，都是木架构建筑（有柱础石为证）。很明显，建造如此规模的宫殿群，由于用材量浩大，建筑所用木材不大可能很方便地取得，但在统治阶级那里，“成本”当然是忽略不计的。即使从天边运送木材来，那也就是多派人工的问题。而且搬运木料还是比搬运其他更沉重的物料（如石料）简捷得多。因为是为统治者居住所用，快速施工，尽早完工，这才是他们要考虑的。而木构架的建造迅捷，的确是人们从多种建筑材料中优选出来的。

从自然环境来说，中国也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地区，一场地震就会使人们煞费苦心构筑的居所瞬间被夷为平地，灰飞烟灭。房屋甚至会成为夺命的场所。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作为结构材料，木材的抗震性能明显优于其他材料。木框架系统的柔韧性也优于其他材料，可以吸收并消减能量。特别是木材建造的梁柱式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其维护结构与支撑结构相分离，可以把巨大的震动能量化解在弹性很强的结点上，往往能使房屋躲过地震灾难。因此，有许多建于重灾地震区的木构建筑，上千年来至今仍然保存完好。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也即俗称的应县木塔，高达67米多，其建造时没有用过一枚铁钉，全靠其木构架的榫卯结构。木塔建成千年来，当地曾遭遇多次强烈地震，甚至遭到炮弹轰击（塔身上弹痕累累，可以看见嵌进去的弹头），而木塔至今仍巍然屹立，这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奇迹。还有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高达23米，在它附近曾发生过八级以上大地震，1976年又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冲击，至今仍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这一结构体系抗震性能的优越性。早期木制房屋四壁都是木料，后来，古人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改革。比如，在屋顶使用“井干式”咬合结构，这又成为中国古人在建筑防震智慧上的充分展现，而且采用这种方式也节约了大量建筑木材。

对于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的致命伤，人们不仅考虑了防震问题，也将防火和防潮考虑到极致。比如防火山墙的设计，就能有效阻隔火灾的蔓延；大屋顶的设计，避免了暴露在外的木柱遭受雨水的浸袭；还有天井、排水沟，以及刷漆等，无一不是古人对木构架建筑的周密安排。

由于木结构本身的防火、防雷性能较差，所以中国古代土木建筑不向高处空间发展，而通过在平面上延伸，以建筑群来取得量的需要。实际上，高层建筑并不方便人们的起居生活，也不适于进行政治性的庆典祭祀活动。当建筑以人为本位时，一切都要从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即使像朝廷的活动讲究气象庄严，但更考虑生活活动的方便和舒适。所以中国古代建筑选用高台崇屋，而极少做楼阁形式，主体建筑更是如此。但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仍是变化多端，给人们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以宫殿为例，中国建筑所谓的大，不在于一个独立建筑的高大，而在宫殿楼阁门廊亭榭之间，相连相合，连中有断，似合又分，层次幽深隐曲，回旋反复。因此，一组宫殿就是一规模庞大的整体组群。由于建筑空间与联系组群之间的自然空间是相互融合的，自然空间也就成为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筑组群外部的封闭与内部的敞开，将建筑的功能和用途动态地表现出来，人的活动过程是在建筑空间与庭院自然空间里交替进行的。而且，中国古代建筑在局部和细部的处理与装饰上，从室内到室外，从单体到群体，也都精雕细琢，各种透空棂格和雕饰图案丰富多彩，其斗栱与榫卯结构被形容为“勾心斗角”。特别是由于中国建筑的外檐和室内隔断都不是承重墙，空间与位置都可以非常灵活地进行设计，能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

中国古代建筑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并不是随意而为的，它是建筑工匠们在长期的营造中，为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比如那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就是为了适应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而形成的。在建筑物的柱子的处理上，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将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既确保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古代能工巧匠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在建筑物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尝试与创新。

中国地域辽阔，在地理环境、气候等方面，东西南北差异极大，而木材有着极大的适应性。因而，木构架房屋能在各地生根，正是这种适应性的表现。当然，在中国南北各地，木构架房屋也会随环境气候的不同有所变化，如干阑式房屋就主要出现在南方潮湿地区，与北方的房屋有所区别；南北四合院虽都名为四合院，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但作为建筑主体，都是木构架在唱主角。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现世生活，因此建筑师也就着眼于建造当代的天地。古代的建筑物，除庙宇可以历代相传外，对于一般的民众，建筑的功用还是蔽体，与衣服类似。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为避免政治迫害，故意做出怪诞行为。有笔记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5) 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也是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屋宇的看法。衣服穿旧了、坏了就扔掉，房子有兴建、完成、倾塌的生命周期，虽会使用久些，最后的命运也无不如此。明代建筑大家计成在他的著作《园冶》中说：“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足矣乐闲，悠然护宅。”（文章固可传之千载，人寿难能超过百岁。只要乐得安闲，便为已足，何况还能护宅，更觉悠然自得。）(6) 作者认为，人和物的寿命是不相称的。物可传至千年，人生却不过百岁。人的居所就是一个小环境，这个环境与预计自己可使用的年限相适应，也就够了。尽管这个环境也遗留给了子孙后代，尽管上一代也希望后代守住这个遗产，但后代是不是一定愿意继续在此生活，是不是满意上一代替他们所做的安排？这都是很成问题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很现实的态度。在中国人看来，只有生命才能延续生命，所以我们特别重视后代的延续，注重家族的繁衍。建筑只是一种生命中的工具，它并不足以寄托人生的永恒价值，它只是在此一时间、空间中我们赖以遮风避雨的工具。在时间、空间改变后，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中国遵行爵位的嫡长子继承制，但遗产却不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是较为公平且人性化的所有儿子平均继承制，这也是家族“和”的一种表现。因此，上一代过世后，其房产会被所有的儿子均分，在很多时候，作为遗产的房子因各家子孙占有其一部分，由于各家发展的不均衡，整体房屋的维修就可能成为问题，日久被拆解的命运不可避免。所以居室建筑总是处在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旧建筑倾塌了，新的建筑又建起来了。考古发掘中人们也发现，同一地点的不同地层上，建筑各不相同。这是人们在建筑上“总把新桃换旧符”意识的具体表现。在这种建筑态度下，中国古人不大考虑建筑的永固千秋，选择土木结构建筑，是非常正常也非常正确的。由于人们多注重现世、现实的实利功用，土木建筑正好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和居宅建筑的人文精神，影响所及，即使是统治者，他们也不会花费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用坚固的石头去建筑他们生前很难享受甚至是看不到的建筑。

木材容易腐朽、寿命短暂，几乎与人的寿命不相上下，因此土木建筑的生命似乎应合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一个成功人士，其居宅丰盛地成长，红门绿瓦，千窗万户，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当其气运衰败时，建筑自然就随着主人衰败了。建筑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一代之间可自极盛、倾圮、腐烂，归于尘土。事实上，一座新建筑是由主人发迹开始的，因主人事业飞黄腾达，而有富丽的景象、车水马龙的活动；因主人的衰退或失败归于沉寂；终因岁月的磨蚀，无人照料而破败。如果后代争气，自然可以对建筑善加照顾，按时修缮。如有子孙在功名上超过先代，则必再建更大、更豪华的住宅，以“光大门楣”，而无须保存老宅。对于中国人而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座古老建筑的倾圮是天经地义的。这为势之所必然。“除旧布新”“推陈出新”，这是中国人历来对古旧建筑抱有的态度。故诗人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浩叹。这一点，连明朝后期来华的传教士都看清楚了。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利玛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他们着手建造时，他们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观念来衡量事物的，是为自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7)

土木建筑在古代中国出现、扎根、延续，它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当佛教建筑传入中国后，人们建筑砖塔时，虽选择了新的材质，但在形式上无一例外都沿袭了土木结构“法式”，这些建筑远看都与土木构架建筑没有差别。

应该说，使用木材做建筑主体，其生态性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古代西方的石建筑以及现代普遍使用的钢筋水泥建筑相比，木材的生长周期短，可再生能力强；从原料到建筑成品，消耗能源少；废弃后，数十年内即可腐烂分解，回归自然。而且，使用木材也促使人们重视森林资源，提高生态系统的森林覆盖率，保证木材的持续供给。广袤的森林能为人类提供稳定的生态环境。

土木构架建筑是中国建筑文化的标志，这一建筑文化也影响了整个东方文明。在整个东亚，今天的朝鲜、韩国、日本，南到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缅甸、越南等，还有南亚各国，其建筑都与中国古代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古希腊、古埃及、古玛雅等的建筑文化呈完全不同的风格。

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的这些优点，与中国传统中和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理念是密不可分的。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状态。如果说天是自然，那么人当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本是合一的。《易经》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本身说明了人的地位的重要性。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它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表明了人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世界观、价值观的思维模式之全面性和自新性。天人合一的根本思想在于：天与人是世间万物矛盾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对矛盾，“天”代表物质环境，“人”代表调适物质资源的思想主体，“合”是矛盾间的形式转化，“一”是矛盾相生相依的根本属性。天人合一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矛盾对立统一体。

建筑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生活的需要，一切以人为本位。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的设计与建造，正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思想的结晶。居住建筑，是古人与环境争生存权的结果，同时，这种权利的争取绝对不能抛开环境，必须最大可能地适应环境，适应自然。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土木建筑设计建造的特点，正是“以人合天，顺应自然”。而这一结论，正是中和文化的自然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