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借来的时间
史蒂芬·姆努钦已厌倦了谈论全球变暖。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私人晚宴开始半小时后，大家的话题已所剩无几。来自全球最大公司的高管们聚集在这个奢华的滑雪小镇著名的贝尔韦代雷大酒店。酒店坐落在达沃斯陡峭的山坡上，是19世纪欧洲版的养生地，近年来成为年度峰会的权力中心。每年1月下旬的一周时间里，狙击手都会在酒店屋顶上巡逻，全球企业精英会齐聚一堂。即使是乘坐私人飞机，这也是一次漫长而令人讨厌的旅行，但有机会与同行和政府高官们会面交往，并被视为宇宙的主宰、未来世纪的思想领袖，这是无法抗拒的。出席当晚晚宴的有优步公司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脸书的谢丽尔·桑德伯格、雪佛龙公司的迈克·沃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罗睿兰、大众汽车公司董事长赫伯特·迪斯、华尔街交易员肯·莫里斯，以及姆努钦和他在特朗普内阁中的同事、八旬高龄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参加这样的晚宴正是这些企业高管来到阿尔卑斯山的目的。他们挤在铺着白色亚麻布的长桌旁，桌上点缀着鲜切花和优雅的蜡烛。在闭幕式上，小组成员严肃地讨论了采取更激进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达沃斯论坛上的这种无意义的谈话就像穿用羊驼毛做内衬的派克大衣或在阿玛尼乐福鞋外再穿一双橡胶套鞋。这一切背后的组织——世界经济论坛——是由一位瑞士大学教授于1971年创立的，本意是将其作为解决国际冲突和促进共同繁荣的一个简朴的学术场所。
但近年来，它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欢宴场所，最高级别的门票价格超过50万美元，就连一间简陋的酒店房间一晚也要600多美元。企业高管、对冲基金巨头和政府官员从直升机和黑色轿车上下来，花5天时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管理建议，并为此而自鸣得意。2020年，有100多位亿万富翁出席了会议。姆努钦也是富豪，曾在世界顶级投资银行高盛任高管，后转做好莱坞制片人，也曾是特朗普的首批内阁人选之一。然而，连姆努钦也觉得这虚伪得有点儿过分，他认为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该关注的东西上。
当身着燕尾服的服务员满场给大家添酒时，姆努钦告诉满屋子的人：“全球变暖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伊朗的核计划日益复杂，在每个人的担忧名单上它都应该排在更靠前的位置。
当时是2020年1月25日，距离中国政府报告一种新出现的病毒已有两个多星期。据中国官方统计，该病毒已在中国造成1975人染病，56人死亡。
SARS曾在中国造成数百人死亡。专家们推断，SARS是由穴居蝙蝠传染给果子狸的，果子狸是一种小型灵猫科哺乳动物，通常在乡村市场上作为美食被出售。
而2020年1月，一种新的病毒出现了。它还没有名字，更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或治疗方案。但对那些知道该注意什么的全球观察家来说，它具备了杀手的所有特征。虽然在姆努钦告诫会议上的精英们要关注该关注的东西时，很多事情仍然是未知的，但很明显，这种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早期研究表明，这种病毒可以在物体表面存活，甚至可能存活数天。中国在农历新年前封锁了武汉，因为农历新年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假期，数百万人将从作为高传染性疾病滋生地的城市返回郊区或农村的家中。政府取消了出城的飞机和火车，暂停了城内的地铁和轮渡服务。
但为时已晚。病例已经出现在中国台湾和日本。而在达沃斯会议召开的前几天，美国也证实出现了这种病毒，感染者是一名刚从中国返回的35岁华盛顿州男子。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的一位官员警告说[3]：“病毒可能已经在这里，只是我们还无法通过测试得知。”
但这些都没有刺破达沃斯乐观主义的泡沫。即使有人提出了病毒问题，也大多被嗤之以鼻，尤其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和乔治·布什不同，他选择参加这一精英会议。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在吹嘘“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他相信这将使他在秋季连任。特朗普在达沃斯对一位观众说：“局势完全在掌控之中。”这是他对致命病毒发表的一连串过于乐观且经常故意误导听众的言论中的第一句。
尽管特朗普在政治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报道置若罔闻的人。在达沃斯论坛上，似乎没有人特别担心病毒，出席会议的数百名企业高管如此，在冰冷的人行道上追逐他们进入独家派对、希望从中窥探一二的记者也是如此。制药巨头诺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主播说：“所有正确的事情都在发生。”与会者挤在挂衣帽的队伍中，从公共托盘上拿扎着牙签的橄榄和切成小块的格鲁耶尔奶酪。小木屋钢琴吧里挤满了人，他们在这儿观看了流行歌星杰森·德鲁罗的表演，并留下来欣赏余兴节目——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的打碟表演。除了经营全美第六大银行，所罗门也是浩室音乐的爱好者。
即使在晚宴上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姆努钦也没有公开敲响警钟。在当天上午接受CNBC采访时，他没有被问及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也没有提及此事。在采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谈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的减税计划。美国最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也避开了这个话题。摩根大通刚刚公布过去一年是其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一年，戴蒙在总结自己在瑞士的心情时，对让达沃斯与会者富起来的经济制度给予了振奋人心的认可：“资本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
在达沃斯，没人能靠令人心烦、郁闷交到朋友。
高管们聚集在瑞士的晚宴上，他们的乐观是无可厚非的。从很多方面来看，2020年初的全球经济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强劲的。全球股市几乎每天都在刷新纪录。在美国，2019年7月标志着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这是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超过了克林顿时代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失业率创下了50年来的新低，许多企业高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招不到足够的员工。
但仔细一看，2008年后的经济故事是分屏上演的。在一块屏幕上，构成经济支柱的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在特朗普政府两年前通过的减税政策的推动下，企业利润在2019年创下近2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4]硅谷园区和城市办公楼里挤满了白领，他们的收入在不断增加。他们手头宽裕，在新房、汽车和流媒体服务上挥金如土，并将积蓄投入股市，股市屡创新高。
另一块屏幕显示的则是一个极易受到危机影响的经济体。稳定、高薪的工会工作为以往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动力，也造就了中产阶级，但这些工作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经轻微通胀调整，工资水平持平，这导致许多劳动者难以负担生活必需品。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福利越来越少，甚至完全消失。在10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支付给私营部门员工的企业收入份额减少了5.4个百分点。
2020年2月，病毒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参加医疗补助计划或食品券计划的成年劳动者并不是没有工作正在领取救济金，而是实际上在从事全职工作，他们微薄的工资由纳税人补贴。全职工作不再能保证稳定的生活。
20世纪中期，美国公司不断增长的财富与员工共享。现在，越来越多的财富归股东所有，这是对社会契约的单向改写，而这种改写曾在半个世纪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此外，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再是公司雇员，而是“临时工”。他们为网约车软件开车，为律师事务所扫描文件，在爱彼迎上出租房屋，往往没有前几代员工赖以积累财富的养老金[5]和401（k）计划等基于工作的福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后来说：“我们建立了一个不具备减震器的经济体系。家庭、企业、政府等各个层面的债务都在增长。”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曾在2019年9月用央行行长的官方话术警告说：“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可能放大经济下滑的影响。”
公司债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所缓解，但随着公司大量进行杠杆收购和股票回购，公司债务又汹涌而至。从2010年底到2019年底[6]，这些债务已从6.1万亿美元增至10.1万亿美元。银行和债券投资者发现自己陷入了竞相追逐的境地，他们愿意忽视现有的高额债务和未经证实的商业模式，以继续提供贷款。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于2019年初在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发言时警告说，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像2008年之前的次贷房地产繁荣，当时急于为华尔街抵押贷款证券机器提供资金的银行简直是在闭着眼睛发放贷款。
即使是飙升的股市，仔细观察也有令人担忧的迹象。企业利润增长虽然依然强劲，但在2019年已经放缓。然而，股市丝毫不为所动，接连创下历史新高。2013年至2020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涨幅是其成分股公司利润涨幅的两倍。到2020年1月，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盈率[7]达到25:1，创下历史新高。这是自2009年以来，股票价格与企业实际盈利之间的最大差距。数十年的投资基本面被疯狂地抛在一边。
上涨的不仅仅是股票。长达10年的上涨几乎惠及所有投资品种。基准美国债券指数在2019年上涨了6%。黄金也上涨了。这很不寻常。股市上涨通常伴随着债券和黄金等更安全资产的下跌，反之亦然。在危机时期，投资者会转向安全资产，当恐惧消退时，投资者又会回到安全资产。但在2019年，一切都上涨了。
传统观点认为，任何经济趋势都不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但从2008年经济崩溃的残局中发展起来的长达10年的牛市也许最能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里，美联储一直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可用信贷对企业的建立、扩张和招聘至关重要。通过保持低利率，政府试图迫使银行放贷，从而支持经济。
2007年，10年期美国国债的年收益率约为5%；到2019年，投资者的收益率仅为这个数字的一半。美国政府从未拖欠过债务，而国债又是最容易转换成现金的投资品种之一。但是，当地球上最安全的金融投资收益率微乎其微时，投资者就会寻找替代品。他们纷纷涌入股票、公司债券、房地产以及其他任何有望获得收益的投资领域。于是，一切都上涨了。
10年的经济扩张使投资者对风险视而不见，忘记了市场下跌和上涨一样容易。随着股价持续上涨，企业高管们开始觉得自己所向披靡。他们接受了华尔街渴求的金融工程——廉价债务、花费数十亿美元拉拢股东，以及20年来从未见过的企业整合浪潮。在2008年后的经济增长浪潮中，企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高管们确信，好日子永远不会结束。他们斥资数十亿美元回购自己的股票，此举推高了股价，让投资者和他们自己都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大量借贷，却很少存钱。例如，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8]在2009年至2019年间将其自由现金流的96%用于股票回购。这一切都源于长达10年的牛市带来的虚假安全感。
全球经济岌岌可危，但每个人都只是在欣赏美景。
几周内，在这个因疫情一夜之间改头换面的世界里，达沃斯会议的一切都显得荒唐可笑：聚集的人群、参会人员乘坐的私人飞机、品酒会和私人晚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民粹主义的愤怒之下，这种密室里的嬉闹已经销声匿迹，但随着美国的繁荣，这种嬉闹悄然卷土重来。无论是不是亿万富翁，这种近距离的人际交往很快都会成为“过去时代”的遗物，因为当时在商业世界中，近距离接触是一种资产，它意味着一笔交易的达成、一项销售的推进，而不是一种潜在的感染。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2020年初的几个月里蔓延到全球，美国公司的高管们很快迎来了清算时刻，他们面临的经济停摆比现代史上任何一次都来得更快、更彻底。到3月底，世界上最大公司的领导者们都做出了停摆决定。梅西百货公司和福特汽车的工厂停工。迪士尼世界和职业体育也是如此。好莱坞制片厂宣布“停工”。航班停飞，机场空无一人。在华尔街，交易变得如此慌乱，以至有人说要关闭市场，这是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随着疫情的蔓延，首席执行官们开始推进全球运营和供应链布局，以应对病毒的扩散。他们可以接触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而他们遍及全球的员工本该敲响健康的警钟。但很少有人预见危机的到来。当危机来临时，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在黑暗中蹒跚前行，从未觉得自己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来管理公司。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曾在一个仁慈、轻松赚钱的世界里掌舵了近10年。许多人向政府官员或健康专家求助，利用受托人委员会、乡村俱乐部会员身份以及其他普通美国人无法利用的非正式网络寻找出路。
他们希望所做的决定能够拯救他们的公司，并在病毒最终消退时使美国经济的引擎保存下来。正如他们没有预见全球经济的急刹车一样，他们也不可能预见联邦政府通过私人市场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大量资金将使他们的公司继续生存下去。
此外，他们还将反思企业管理的正统观念。这种正统观念在2008年后的市场中已经干涸。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基础的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做法将受到质疑。
火种已经存在。在过去的40年里，他们主导的经济发生了变化，使其更容易受到类似冠状病毒等冲击的影响。公司债务激增。工资停滞不前。数百万员工被挤出公司的固定工作岗位，进入“零工经济”，他们在爱彼迎上租房，在优步上租车，在任务兔（TaskRabbit）上打发时间。因为企业会重新补充链轮和零部件的订单，制造业可能会在停摆后更快地反弹，但它已不再是经济的推动力。美国已成为一个服务型经济体，由理发、鸡尾酒和酒店住宿等软性商品消费推动，而这些商品的需求恢复较慢。
对效率的不懈追求催生了准时制管理策略，这种策略推崇小库存，依赖于嗡嗡作响的供应链，在需要的时候将螺丝钉送到工厂，以免股东的宝贵资金在螺丝钉进厂之前就被浪费掉了。它本应固定在从装配线上拆下来的底盘上。医院减少了口罩、呼吸机和药品的储备，并将多余的床位改建成门诊部，以增加收益。公司的办公室里挤得满满当当。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如此。华尔街为他们欢呼雀跃。分析师对那些注重削减成本的公司给予“买入”评级。对冲基金和收购公司则对那些不削减成本的公司进行调整，大举买入其股票，并将其首席执行官赶下台。
对美国企业家来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将是一场考验。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商业计划，适应了隔离生活。疫情初期，他们努力安抚员工，因为员工对失业的恐惧不亚于对病毒本身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努力应对员工身上新出现的随时随地工作的自主意识，他们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但收效甚微。他们以为自己是企业界的主宰，是30年管理微调的产物，却被扔进了中央银行政策的大潮中，成为华盛顿为防止经济崩溃而史无前例地打开货币水龙头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