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作者手记

在2020年3月下旬，一个寒冷、阳光明媚的星期五早晨，我坐在布鲁克林的门廊上，沐浴在一片阴森的寂静中，查看我的电子邮件。那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的第三周，纽约市停摆了。两周前，我当时的雇主《华尔街日报》和这座城市的其他部分一起被封闭了。我已经习惯了在室外喝早茶，这似乎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节奏变化，也像是公司的一种无声反抗。在我的收件箱顶部有一封邮件，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发来的，标题为“三月十五弑父日”。

我在《华尔街日报》的工作是写作与华尔街相关的文章，包括大银行、巨型企业和它们背后的投资者之间的资金流动。此前几周，我一直在撰写新型冠状病毒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经过10年的平稳发展，现在金融市场已经完全失控。但是，其影响范围已远超那些即时交易者。这种病毒当时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患病。没有人买东西。每天都有大规模裁员。对全球经济来说，这是一场地震，影响波及方方面面。那天早上，我的编辑交给我的任务是努力捕捉这一时刻及其复杂性。最终，我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发表了一篇8000字的报道，记录了2020年3月，也就是世界停摆的那个月的情况。这篇报道讲述了20多位企业高管和投资者在面对职业生涯中最大挑战时的故事。

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精英和我们一样错愕。对我以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过去的10年是比较顺利的。在2011年，也就是这10年的开端，我成为一名财经记者。这10年，经济发展非常顺利，股票上涨，债务便宜，企业利润创下新纪录。在华尔街的交易大厅里，没有人会损失一大笔钱，至少没有人在报纸上发表令人捧腹的故事。我写过并购热潮，也记述过银行业在2008年经济崩溃后恢复盈利的过程。这很有趣，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发现自己有点儿嫉妒那些在过去的危机报道中站稳脚跟的前辈。

而现在，一场危机突然降临。

当然，一开始人们并不觉得是这样。疫情始于2020年最初的几个月，这在最近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突然间，它成了唯一重要的事情。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捕捉这种“慢慢地—突然—全部”的感觉，通过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的视角，探讨一些全球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当时做出的决定。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经营巨型公司，但几乎每个人都能回忆起2020年3月的不安。在那之前，一切都很好，从那以后，情况变得糟糕起来，支撑我们日常生活的弹簧突然松动。我清楚地记得，3月8日，我们一家坐在从坦帕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没戴口罩，用从福来鸡顺来的擦手巾擦拭座椅扶手。我们当时刚在一个海湾小岛度完假，而就在一周前，我们还开玩笑说要取消行程。3天后，我离开了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华尔街日报》办公室。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将不再回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都将迅速做出重大决定，关于如何在这个新世界里生活，而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很不完善。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决定是愚蠢的——我买了一个脉搏血氧仪，虽然不是乐腾牌的；也有一些决定将深刻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我们搬家了，我们辞职了，我们决定写一本书……3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带着这些决定和意想不到的后果生活。

本书源于我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造成的直接破坏的早期报道。一开始，我试图记录疫情在冻结美国经济时发生的非同寻常的经济事件。我想了解在这时领导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是什么感觉，这些公司的领导人习惯于以季度甚至以年为单位来讨论战略，此时，他们被迫临时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可能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谁是输家？是否会出现出人意料的赢家？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开始寻找最引人入胜的企业故事，这些故事捕捉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及其领导者——华尔街金融家、中西部制造商、硅谷旅游新贵及其试图颠覆的传统公司，以及濒临倒闭、乞求政府拯救的航空业。

在开始这个项目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公司和它们所维系的经济能否存在下去，也不知道它们的业务会被如何重塑。就像疫情期间的许多事情一样，我的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了新的内容。几个月过去了，我意识到，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讲述当代经济史上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我想以这一时刻为背景，探讨当代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以及这场危机及其引发的悲痛、社会动荡和普遍焦虑将如何改变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从纸面上看，2023年的企业等级制度可能与2019年相似，但工作内容有了新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在应对这场危机时犹豫不决，只顾眼前利益，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这一点，加上公共卫生机构的政治化和反复无常，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去了对机构的信心。许多人希望他们的雇主能有稳定的领导。关于口罩和疫苗的轩然大波让首席执行官们陷入政治困境，他们不得不在采纳联邦指导方针与疏远部分员工和客户之间做出选择。

后工业经济的每个篇章都催生了各自典型的企业领袖。19世纪的强盗大亨让位于精通企业和财务管理科学的第一批老板。战后时代则涌现出呆板乏味、家长作风的管理者。在漫长的任期内，面对一两次关键性的决策，他们建立起了懒惰、无序扩张的企业集团，20世纪80年代摧毁帝国的企业掠夺者由此诞生。掠夺者没能坚持到最后，但他们带给公司董事会的财务纪律和对利润的追求却延续下来。之后的首席执行官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了企业的合并、外包和资产负债表管理。这一时期，创新蓬勃发展，但这10年也出现了两次崩溃。这些首席执行官中最大、最有魅力的几位——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迪士尼的罗伯特·艾格——似乎完全摆脱了企业界的束缚，成了真正的名人，他们与政府关系密切，只要开口就能制造新闻。

这种情况在2020年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世界变得虚拟、狭小，需要他们制定相应的对策。环球旅行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Zoom（多人手机云视频会议软件）通话和令人痛苦又尴尬的Zoom快乐时光。员工们惊慌失措。数以百计的决定必须在瞬间做出。随着疫情的持续，围绕疫情的有毒政治因素似乎渗透到了董事会的每个决策中。

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处于企业意义和管理的新篇章，这一新篇章在疫情之前就已开始，因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政治和种族动荡而愈演愈烈。疫情总有一天会结束。但我认为，正如20世纪80年代企业掠夺者的遗产在后来的首席执行官身上孕育了新的特质一样，在危机中塑造企业和其领导者的力量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保留下来。这些遗产包括：驾驭支离破碎的政治，建立财务缓冲，抛弃程序，临时决策，真正地——不是在光鲜的年度报告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平衡利润与人的关系。

本书是我采访了100多个人的成果，我试图以一种能够捕捉当时的叙事张力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当疫情演变成全球性的创伤时，这种张力不断被削弱，甚至变得愚蠢。书中的对话都是根据当时在场人员或了解讨论情况的人员的最佳回忆整理而成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以当时的笔记、电子邮件和短信。

读者不应假定某一特定场景中的任何人是本书报道的来源。

关于准确性的说明：在可能的情况下，我用日历记录、个人通信、公开文件和媒体报道来证实人们向我讲述的内容。当个人回忆与原始资料发生冲突时，我以原始资料为准。但是，正如我们大多数人都能证明的那样，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我们的记忆造成了一些奇怪的影响，扭曲了我们的记忆，拉长又压缩了时间，这在无形中给本书带来了一些错误，我相信这些错误是无意的，也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