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的除魔

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世界的除魔”（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以来，“除魔”遂成为理解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观念。在题为《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这样说道：

日益加强的理智化和理性化，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所处的生活状况的普遍认识也随着增加。这一过程倒意味着这样一种认识或者信念：人，只要想要了解，就能随时了解到。这就等于说，在原则上，所有发挥作用的力量都不是神秘莫测的，相反，人们原则上可以通过计算支配所有事物。这就意味着世界的除魔。人们再也不需要像相信这种魔力的野蛮人那样求助于巫术的手段，支配或祈求神灵。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手段和计算。这就是理智化本身首要的意义。(2)

韦伯所言的“世界的除魔”，指的是摒弃一切神秘莫测的东西，通过理性的方式认识自身和世界。不同于前现代社会诉诸巫术或神灵的魔力，现代社会则诉诸“技术手段和计算”。借此，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了解并支配一切。在宗教上，除魔表现为人不依靠外在的神秘力量，而是依靠自我获取拯救；在社会行动上，除魔表现为祛除社会秩序和制度设计的非理性层面，从卡里斯马型的统治、传统型统治走向法理型统治。(3)在韦伯看来，社会秩序的这种理性化，源自对宗教的重新改造，即“根据救赎宗教的‘使命预言’，将每个人的日常行动转变为具有特定惯习（即条理化和纪律化）的生活风格”(4)。合而言之，“世界的除魔”乃一场祛除宗教和社会秩序中的神秘和魔力，改由理性建构和支配人类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的出现，不仅决定性地终结了古代世界，同时也支配了整个现代社会的进程，成为现代世界最突出的特征。

韦伯隐约看到，欧洲世界的除魔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早期科学的庇护下发生的，科学构成了西方文明除魔的重要推动力，可惜未加细致探讨。(5)但经过近百年的沉淀，这一点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从科学的眼光看，“世界的除魔”是科学世界对前科学世界的除魔，它不仅仅如韦伯所言，指向宗教和人类社会，同时指向更广阔的自然世界。换言之，现代社会不仅消除了人类世界的魔力，将之理性化；而且也消除了自然世界的魔力，将它变成纯粹机械性的物理事实。整个现代科学的图景，完全建立在除魔的自然世界基础之上。反之亦然，现代科学的研究，内在地要求着对于自然世界的除魔。只有把自然世界纳入世界的整体图示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世界的除魔”这一韦伯命题应有而未竟的精神内涵。

由现代科学推动的这场除魔运动，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哲学，使得后者呈现出高度的除魔特征。从起源上说，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是一体的。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改变了传统哲学的认知模式，成为现代哲学的典范；现代哲学为科学奠基，为科学的发展扫清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障碍。科学自身的除魔逻辑，在笛卡尔的哲学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一方面，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内在地排除了上帝和外物对于心灵的影响，确立了“我思”的基础性地位。作为主体，“我思”具有自我反省、自我确证的理性特征。(6)另一方面，笛卡尔在确立“我思”之后，将外部世界等同为广延性的物质，彻底剥夺了它的精神内涵。至此，“世界的除魔”的双重含义统统得到实现：一边是除魔的理性主体，一边是除魔的自然世界；一边是思维实体，一边是广延实体。它们彼此独立，无法相互作用，心物二元论的哲学体系应运而生。

心物二元论最为准确、最为深刻地顺应了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起者，必须是一个具有认识和操作精神的理性主体，非笛卡尔式的“我思”不能担当。后者剔除了前科学时代的魔力，在数学计算中将自身最大限度地理性化；现代科学的对象，必须是完全除魔的物理世界，非笛卡尔的广延实体不能胜任。只有将精神从物质中彻底清除出去，物理世界的性质才能通过数学和实验的方式被精确地把握。一言以蔽之，现代科学的理想模式就是笛卡尔式的：一个除魔的主体，用绝对理性的方式认识和支配一个被除魔的物理世界。尽管笛卡尔之后，形形色色的哲学家贡献了不同的认识体系，以调适主体和对象的对立，心物二元论始终是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最为核心的基础。相应地，现代世界的一切新道德、新秩序，也都奠定在这套二元论的世界图景之上。

作为现代文明最深刻的观察者，韦伯对“世界的除魔”引发的问题洞若观火。韦伯看到，一旦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被彻底“除魔”，远离新教式的禁欲主义，就会丧失自我塑造的纪律，彻底被工具理性所左右，最终沦为“没有心肝的纵欲者”和“没有精神的专家”。在一个看似理性化的时代，人人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进行判断，各行其是，不可避免地陷入“诸神之争”。而如果我们把“世界的除魔”扩大为整个现代世界的特征，问题远不止如此。心物二元论的体系，不仅摧毁了心灵世界和自然世界的魔力，而且切断了二者本有的自然联系，使得心灵和外物、心灵和心灵、心灵和身体之间陷入各种形式的断裂。深陷在心物二元论中的现代人，既无法从自然世界中获得灵魂的给养，也无法与其他心灵共在，不得不退回到“我思”中寻求安顿。正是因此，现代人的生活变得矛盾重重：因为心灵和自然魔力的消除，他们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清明；对自我的过分倚靠，又使他们远离世界和他人，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孤独。不幸的是，现代人不得不从这个脆弱而孤独的自我出发，去构建他们全部的道德和社会生活。相应地，自我的危机就会辐射至道德和社会层面，成为整个现代世界不得不去解决的难题。所有这一切，无不是“世界的除魔”引发的后果，是心物二元论在构建现代体系时必然付出的代价。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世界的除魔”这一现代症状出发，对现代性的意义、局限和困境进行通盘的反思。既然“世界的除魔”根本上源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体系，我们不仅需要考察这种二元论体系的后果，而且还必须追问，“世界的除魔”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哲学基础是什么？换言之，我们只有首先搞清楚“世界的除魔”这场现代运动的“来龙”，把握西方世界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才能搞清楚这场运动的“去脉”，继而理解整个现代世界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