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群己”的由来及其他
与国外已持续多年的奥斯丁热以及国内红火的小说出版相比，我国有关奥斯丁的讨论和研究比较冷清。原因或许是她的小说虽然能吸引大量读者，但题材偏小，手法偏“旧”，不太适于套用某些现成的当代文艺理论，且又已被英语国家学者掘地三尺、罗掘俱穷。或多或少，我们的专业评论者落在了普通读者后面。笔者希望自己的讨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专业文本研读的圈子，与普通读者的体验、更多大众的生活乃至社会发展的走向有所呼应。
本书以“奥斯丁问题”即书中的“群己”(22)关系之辨为贯穿线索。“群己”这一表述取自严复翻译约翰·穆勒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时所选定的书名《群己权界论》。严复可谓独具慧眼，充分意识到所谓自由问题本质是对“群己”关系问题的思辨。不言而喻，本书中的“群己”不能就此还原成穆勒英语原书标题中的“liberty”一词，虽然两者确实密切相关。英语学界的奥斯丁研究中有关群己的讨论很多，有人称她“几乎被一致公认是社会小说家，专注于明晰界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的互动（interaction）并力图调和自我与社会要求（demands）这两者的关系”(23)。这类现当代评价大多聚焦于“己”，不少论者甚至把“己”或个人欲望作为臧否的标尺。本书则将适度侧重讨论奥斯丁小说中有关“群”的展示、言说和思考。当然，依据笔者的直接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各章讨论的切入点和重心并不相同。
全书不计“前言”“后语”共分六章，每章分别讨论奥斯丁的一部小说，以出版先后为序。奥斯丁小说中有三部具有双重时间坐标，即初稿完成时间和出版年份。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的创作期分为两段，即1795—1801年和1810—1817年，两段之间有将近十年“空窗期”。然而，若从出版看，则奥斯丁的全部作品都是在1811年后才陆续付梓的，前期完成的文稿在面世前都经过中年奥斯丁的修改。其中最特殊的是《诺桑觉寺》。它虽是最早完成的三部著作之一，却是在作者去世前不久才修订完毕，而且在那时似乎仍让她觉得尚不尽如人意，所以被暂且“束之高阁”（upon the shelf）。(24)直到作者病逝之后，才由她的家人将此书与最后撰写的《劝导》一道合编出版。由于这个最后修订的存在，虽然《诺寺》显然较多含有少年时代青涩而又乐观的气息，笔者却不愿意因此就和很多人一样将它作为第一部作品来讨论。
分章阐述的过程将涉及西方人有关奥斯丁是否“浪漫”、是否“保守”等的争论，对玛·巴特勒和达克沃斯以及某些更晚近的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将有比较细致深入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也是与西方现当代奥斯丁研究和一些流行批评思潮的对话。不过，如前文所强调，奥斯丁身处正在发酵的英式现代“逐利社会”(25)，她以虚构艺术关注旧群己纽带的解体并探讨新人际关系创生的可能性，这才是贯穿本书的聚焦点和核心关怀。或许，这也应该是奥斯丁精神遗产带给当下市场社会芸芸众生的最重要的思考线索和人生提示？
(1) Deirdre Le Fay (ed.)：Jane Austen’s Letters，4th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337.
(2) 参看F. 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袁伟译），1页。
(3) Roger Sales：Jane Austen and Representations of Regency England (London：Routledge，1994)，p.25.
(4) Ibid.，p. 26.
(5) Ibid.，p.228.
(6) Linda Troost and Sayre Greenfield：“Introduction：Watching Ourselves Watching，”in Troost and Greenfield (ed.)：Jane Austen in Hollywood (Kentuc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1)，p. 3.
(7) Linda Troost and Sayre Greenfield：“Introduction：Watching Ourselves Watching，”in Troost and Greenfield (ed.)：Jane Austen in Hollywood，p.11.
(8) Suzanne R. Pucci and James Thompson (eds)：Jane Austen and Co.：Remaking the Pas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Albany Press，2003)，p. 2.
(9) Ibid.，p. 3.
(10) John Bayley：“The ‘Irresponsibility’ of Jane Austen，”in B. C. Southam (ed.)：Critical Essays on Jane Auste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0，first published in 1968)，p.1.
(11) 黄世仁为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推出的歌剧《白毛女》中的一个人物，是个逼债逼得穷苦农民家破人亡的老地主。该剧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等，在中国一度家喻户晓。
(12) Claudia Johnson：“Austen cults and cultures，”in Edward Copeland and Juliet McMaster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2001，originally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24.
(13) 决疑论（casuistry）是基督教道德哲学之一脉。参看方芳：《〈克拉丽莎〉的决疑论解读》（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22），14—22页。
(14) 关于该时期英国原有社会纽带的瓦解，可参看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特别是其中第二章第7节“自然状态与共同体的解体”。
(15) 对于这种判断，当然也有很多不同意见。例如当代英国社会学家艾·麦克法兰就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8，管可秾译）和《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管可秾译）等书中提出，英格兰“至少从13世纪开始”（《起源》215页）就已具备了种种18世纪社会的根本特征。笔者认为，他的研究有助于修正过去一些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调整并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但还不足以彻底颠覆认为英国最重要的社会质变发生在17、18世纪的整体判断。麦氏似乎未能意识到漫长量变必将导向某种质变或某种革命的临界点，指出代表质变的时间点是有必要的，虽然我们不应该把那种认识教条化、绝对化。如果把文学作为一种现场发言和历史证据，英国18世纪小说与13世纪文学叙事的重大而显豁的差异，应该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16) 参看拙作《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17) D. W. Harding：Regulated Hatred and Other Essays on Jane Austen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8)，pp.49-50.
(18) Susan Morgan：In the Meantime：Character and Perception in Jane Austen’s Fictio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 80.
(19) William Deresiewicz：A Jane Austen Education：How Six Novels Taught Me about Love，Friendship and the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 (Penguin Press，2011).该书中译本名为《简·奥斯丁的教导》，参看本书附录。
(20) Matthew Arnold：“On Wordsworth，”in A. Dwight Culler (ed.)：Poetry and Criticism of Matthew Arno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1)，p.339.
(21) M. Arnold：“To Margaret—Continued，”Ibid.，p.81；另参看邓恩讲道名篇《丧钟为谁而鸣》。
(22) 笔者曾考虑过采用毛泽东在致萧军信中使用过的“人我关系”一词，但反复思量权衡，还是选用了严复的表述。
(23) LeRoy W. Smith：Jane Austen and the Drama of Woman (New York：St Martin’s，1983)，pp.19-20.
(24) Le Faye (ed.)：Jane Austen’s Letters，p.348.
(25) “逐利社会”的说法出自理·亨·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1880—1962）那部在英美影响很大的社会学专著：The Acquisitive Society (New York：Harcourt，Brace & Company，1920)。作者在书中定义说：“Such societies may be called Acquisitive Societies，because their whole tendency and interest and preoccupation is to promote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p.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