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奥斯丁的感触

多少因为受到新影视改编作品的影响，笔者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从《理智》和《爱玛》起头，开始重读奥斯丁的小说。出乎本人的预料，那些情节早已了然于心的故事仍然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特别注意了一些过去相对忽视的细节处理或未能充分领会的连珠妙语和悠长韵味，甚至在思想上受到相当的震动。如英国哲学家约翰·贝利1967年夏天在英国奥斯丁学会年会上发言中所说：当代人的生活和历史与奥斯丁笔下的世界“密切地甚至令人惊恐地息息相关”，以致每次重读都带来“某些重要的新收获”。(10)

奥斯丁被介绍到中国始于20世纪初，迄今已逾百年。英语世界里的经典化历程开启不久，中国便开始有杂志和书籍介绍奥斯丁和她的作品，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傲慢与偏见》的第一个中译本，由女作家杨缤承担翻译工作。不过，相对于中国的庞大人口，这些引介的受众非常有限，大都集中在像上海这样都市化程度较高、商业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其中又以比较有教养的女性和学习英语的人居多。当时中国处于长期战乱甚至国破族亡的危难之中，即使是在上海，大抵也只在短暂的相对和平时期，才会有稍多的人想起品读奥斯丁的小说。

后来在国内更有影响力的王科一译本是1955年面市的。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奥斯丁小说算不上流行，即使喜欢它的读者也不会高调地表达。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主流更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特别强调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标准。奥斯丁的作品这方面极少直白表述，打不上高分。她不曾被马克思等革命导师提到，在苏联文学研究和批评中被严重边缘化，因此那一时期里即使在外国文学界也遭到忽视，没有资格被正式列入“经典”名家，甚至被列为遭批判的禁书。她在中国“火”起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外古典作品纷纷解禁以后的事。当时广大群众争相排队购买书的场面，可谓空前绝后。1980年王科一译本再版引发的奥斯丁热，不但得到了新华社注意，也引发了《纽约时报》的报道，成了当时的一道文化风景。

自那之后，奥斯丁小说在中国持续热销。英美近年里源源不断推出的相关影视作品可能起到了某种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更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造就的“市民社会”和全民学英语热潮所形成的庞大英语读者群。本世纪初我曾在大书店做过一个粗略的调查，发现大约有三十多家出版社在同时出版奥斯丁的小说译本，还有不少于二十种缩写本、十五种以上的英汉对照本，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英文原版书在架上出售。不少中国读者感觉，《傲慢》等小说写得很现代，在“小”事“小”情中解读人生，表达了细腻的女性情绪，似乎任何年龄段、任何婚姻状况的女性（乃至男性）都能从奥斯丁的书中找到自身人生难题的投影。

与此不无关联，我国媒体上各种婚恋节目和择偶话题逐渐增温。婚姻成为巨变中的中国的焦点话题之一。前些年，“宁嫁黄世仁(11)，不嫁80后”、“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之类的“宣言”，曾激发了民间热议和经济、社会学者以及法学家们的纷纷关注。不少人直率地（也许是有点武断地）把当下的中国社会风尚定义为“物质主义与拜金主义至上”，指出如今的年轻读者几乎本能地关注奥斯丁提出的金钱与爱情的问题。像许多欧美读者和影视改编作品受众一样，很多中国人把《傲慢》简单地读作灰姑娘嫁入豪门的故事；还有不少知识女性表达了对夏洛蒂·卢卡斯选择“经济适用男”的极大理解和同情。《傲慢与偏见》出版两百周年之际，BBC的新纪录片《真实的简·奥斯丁》发行时，在中国白领中颇有影响的《三联生活周刊》刊出了引人注目的长篇专题文章介绍并评说。

这些触目现象的发生恰与我重读奥斯丁的经验重合。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仍生活在“奥斯丁的时代”里——如克·约翰逊所说，“阅读奥斯丁乃是一种社会性实践，依托于我们的欲望、需求和具体历史环境”(12)。英国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婚姻主题在文学中占据那么突出的位置，不是个别艺术家的私人选择。奥斯丁笔下有关“嫁人”的决疑论(13)式周密思考，所涉及的确实是个人和社会的真问题、大问题，直指面临资本社会冲击波时的人生设计和道德选择。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奥斯丁对金钱社会中人际（或借严复的话说“群己”）关系的诛心辨思。中国处在历史性巨变的极端情境里，在短短三四十年里经历了外国数百年发展历程，从而使不少人在一生中既有“前现代”体验，又面对很多“后现代”现实，因而对奥斯丁的问题意识及其非凡艺术成就可以产生独到的感知和心得。在当代中国语境里重读其小说，我受到了深刻触动。比如，我们今天的相关文学、影视作品体现出来的文化姿态和味道，似乎与奥斯丁既有诸多相同，又有不小差异。有的中国故事（例如曾改编为电视剧的一部轻松网络小说《我愿意》）与奥斯丁的《劝导》情节设置近似，都讲述“剩女”重逢初恋爱人，都取女性视角，而且语言都颇为幽默犀利，虽然前书的调侃更趋近王朔风格而非奥斯丁腔调。然而，两者的差别也让人无法忽视。如书名的选择所示，前者重在“我”和“我的意愿”，后者却耐人寻味地强调了社会内涵丰富的“劝导”。奥斯丁在与婚姻主线不大相关的“闲人”身上用了相当多的笔墨，而许多中国当代爱情故事却高度聚焦于两人世界或N角纠葛。为什么会有这些相似和不似？对于理解奥斯丁或中国的当下，这些又能给我们一些怎样的提示和启迪？

从长程历时角度来看，简·奥斯丁生活在一个原有人际关系逐步瓦解的时代。(14)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的主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及他的传人乃至其他许多政治倾向不尽相同的学者）大都认为，17、18世纪的英国经历了某种根本性的嬗变，即通过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在全球率先从前现代农业社会“进化”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其显著标志之一便是传统村社共同体瓦解、“自由”个人的原子化生存成为常态，“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思想迅速播散。(15)与此呼应，以笛福的孤岛英雄鲁滨孙为起点，18世纪小说前所未有地表达了对个体自我的自觉意识以及对金钱势力侵蚀消解固有社会纽带这一现在进行时境况的深刻怀疑。(16)

生活在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乡村，偏居一隅的奥斯丁凝眸观察辨析身边的世态，却尽占天时地利，提出了人类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都不得不面对的思想议题。她从新型个人主体的角度出发展开思考和想象，以三五户人家的“小小社群为聚焦或核心交点（nodal point），将思想之线辐射进更广阔的社会”(17)。在这个意义上她既不狭隘，也不保守。奥斯丁并非站在旧有社会秩序的立场上，而是更多面向将来，面向那“可能发生的，持续进行的，尚未完成的”(18)存在或者进程。她的主人公没有拒斥社会主导阶级/势力的激烈心态，对正在逐渐得势的思想取向和规则秩序虽然并不全盘欣然接受，却也不是断然拒绝，而是为那个正在生成发展、尚未彻底定型的“现代”社会思虑考量究竟什么是所谓“幸福”，对于人类个体生存来说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便是我眼中的“奥斯丁问题”。两百年过去了，这些依然是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课题。2011年美国出版了一部记述奥斯丁对作者本人影响的书，其副标题中包括“the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19)这一英语表达，与我心里萦绕了一段时间的那个白话中文词组不谋而合。换言之，奥斯丁的问题意识聚焦于她所面对的金钱时代中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而这恰是维多利亚哲人马修·阿诺德对诗歌或文学功用的概括。(20)从笛福想象流落荒岛的鲁滨孙面对沙滩上他人脚印时心中涌起的不可名状的恐惧，到阿诺德一面痛切感喟“我们千百万肉胎凡人而今孤独地生存”的命运、一面呼应两百年前约翰·邓恩的名句“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粒细屑，/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表达对沟通关联、共构整体的渴望(21)，一代代英国人的文学实践体现了一个力图对所谓“现代处境”进行辨识和矫正的思想脉络。而奥斯丁是这个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