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范式

中国的学术思想研究历史悠久，却缺乏抽象的思辨、理论的体系和逻辑的方法。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其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7)19世纪末，随着西方思想尤其是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和自然科学方法的输入，中国的学术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学术逐步转向现代学术。对于思想史而言，其基本特点是按照西方的理论范式研究阐述中国的思想史；主要争议是思想史研究的规范性和学科定位问题。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大体经历了栖身于哲学史的研究和相对独立的研究。早期哲学史的研究受到西方哲学的直接影响，是孕育思想史的母胎，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于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影响极大，“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到第八版”。社会评价很高，“此书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近年颇多学者承认，此书的出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8)。不过，所谓现代学术方法，不宜过分赞誉，实为西方哲学的范式，借鉴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发展。这并不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创新，而是西方学术思想的移植。金岳霖指出：“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9)

胡适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目的与方法作了界定和全面阐述。在对象方面，认为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10)。而人生的切要问题不止一个，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包括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哲学史是“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办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11)。从研究对象分析，胡适没有明确区分“哲学”与“思想”两个概念，他的“哲学”一词与“思想”一词是可以互换的。从他对哲学史料的认识还可得到印证，“哲学史的史料，大概可分为两种：一为原料，一为副料”。原料是指历史上各哲学家的著作；副料是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12)。这与传统社会的学案体研究何其相似乃尔！胡适的哲学史研究，也是思想史研究，两者很难划分清楚，区隔开来。

在目的方面，胡适注重追求知识和真理，强调考察历史上哲学思想的真实面貌及其演变的因果关系，认为研究哲学史的第一要务是明变，“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次则求因，“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13)。再则评判，“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胡适指出：“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14)在方法方面，胡适主要采用实证方法，以史料为依据，参照西方理论范式，还原中国哲学史的原貌，勾勒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轨迹，“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15)。胡适把实证方法称为“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16)。具体而言，“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17)。

相对独立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钱穆和侯外庐。他们都明确自己是做思想史研究，钱穆著有《中国思想史》，侯外庐主编了《中国思想通史》。不同于哲学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是以社会思潮为主题，兼及哲学思想和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钱穆与侯外庐也有差异，前者重在追求知识和真理，后者比较注重价值判断。

钱穆于1952年出版了《中国思想史》，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就是对宇宙和人生基本看法的历史进行研究，“有文化有历史的民族，必然能对宇宙人生中某几件大事，某几个问题，认真思索。经历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悠长岁月，其实也仅能说对宇宙人生中某几件事，某几个问题，有了他们一些意见，还待以后继续阐发，继续证成。这是某民族的思想史”(18)。研究的重点是生与死问题，“人类对宇宙，对人生，有一个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便是‘生和死’的问题。这是凡能用思想的人首先会遇到的问题。这一问题，上接宇宙论，下接人生论，是宇宙、人生紧密接触紧密联系着的问题。不仅是其他一切问题之开始，也将是其他一切问题之归宿”(19)。钱穆指出，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探求真相，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本书旨在指示出中国思想之深远的渊源，抉发出中国思想之真实的生命。学者由此窥入，明体可以达用，博古可以通今。庶乎使中国民族之将来，仍可自有思想，自觅出路”(20)。钱穆强调，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运用中国思想史资料进行研究，“我们该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与其派别之分歧。此始成为中国的思想史”。这是钱穆研究的主要特色，他非常担心将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混同起来，湮没进去，“我们不能说西方思想已获得了宇宙人生真理之大全，同样不能说中国思想对此宇宙人生之真理则全无所获；亦不能说中国思想对宇宙人生真理之所获，已全部包括在西方思想之所获之中。如是始可确定中国思想史在世界人类思想史中之地位与价值”(21)。

关于研究方法，钱穆主张“史料学”的方法，即从史料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以史料为依据重现历史思想的原貌及其发展脉络。钱穆不赞同运用西方范式来研究中国思想史，“今天的世界问题，最主要者，还是一个思想问题。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唯心与唯物，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处处矛盾，处处冲突。但在中国思想史里，则并不见有此种矛盾与冲突之存在”。钱穆认为，立足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进行研究，要详察思想家，“每一思想家之生卒年代及其师友渊源，生活出处，以及时代背景，均为研究思想史者必须注意之项目”；要考核史料的可靠，“书籍之真伪及其著作年代必先经考核”，须有极精密的考订和极坚强的证据(22)。要兼及其他相关学科，“研治思想史，决不当不注意及通史与文化史”。要比较中西思想，“研治中国思想史，最好能旁通西方思想，始可探讨异同，比较短长。本书关于此点，仅能微引端绪，甚望读者勿轻易略过”(23)。

侯外庐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凡五卷六册，洋洋260万言，上起殷周，下迄近代，系统阐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历程。此书最大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来研究中国思想史，这部著作的编写“特别是对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应给以足够的注意，另一方面在不少的论题必须对过去唯心主义的研究给以批判”(24)。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思想通史》不仅是迄今学术界最为完整的一部中国思想通史，也是目前仍无人能整体超越的中国思想史巨著。”(25)

《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探寻古人的社会意识和世界意识，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轨迹。第一卷“序”说得很清楚，“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中国思想通史》在内容方面，十分重视社会思潮的研究，第一卷论述了殷周礼乐文明、孔墨显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第二卷涉及两汉思想，着重论述儒学的官学化与神学化、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无神论与有神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以及今古文之争和汉末清议。第三卷着重论述了由汉末经师的融通古今、不拘师法，到魏晋名士的风流放诞、发言玄远的经济政治原因，以及清谈玄学的政治根源。第四卷分上、下两册，论述隋唐宋元明各代思想学术，涉及经学、佛学、史学思想，理学以及反理学思潮。第五卷以王夫之思想开篇，以维新先驱龚自珍的历史预言结束，论述了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的早期启蒙思想。

关于研究目的，侯外庐认为，既要追求知识和理性，又要为现实生活服务。在1947年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中国学术研究所序”中，阐述了著书的方针和目标，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阐明社会进化与思想变革的相应推移，人类新生与意识潜移的密切关系”。二是“斯书更持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着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及世界认识”。三是比较研究，“一方面要全般地说明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方面更要具体地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特别传统与其运行的特别路向”。后来，侯外庐又对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原则与规范进行了总结，承继和发展完善了1947年版的思想。一是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是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用它们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是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是各学派之间的互相批判与吸收，如何究明其条理。五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26)。

关于研究方法，侯外庐不反对史料学和实证的方法，更主张方法论与世界观相结合，史料学与价值判断相联系，“我们的入手处，是根据古人对思想史的批判（案：即史料，后来称之为‘证件’）来开始的”。同时，“我们也并非完全依据这些著作，主要在于把这样的文献作为证件，再用科学方法来进行解剖”(27)。《中国思想通史》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上的思想现象进行分析和论证，把思想史研究与社会结构理论相结合，注重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从历史上的社会存在来说明或解释历史上的社会意识，强调思想的演变其实是对社会演变的反映，中国历代的思想变迁乃是历代社会变迁的产物。以《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为例，侯外庐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为“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带有资本主义劳动性质的城市手工业工厂。与此相适应，明清时期的社会意识也产生了一种类似西方的“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侯外庐肯定王夫之的著作含有“人权平等”及进化论的内容；认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好比西方的《人权宣言》，“具有人权平等、自由放任的道理”(28)；指出顾炎武“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市民的民主要求”(29)。侯外庐从社会史入手研究思想史，明显区别于胡适、钱穆的纯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影响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