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道与法

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却有着主流与支流的区别，主流反映社会思潮本质，支流丰富社会思潮内容。先秦社会思潮号称诸子百家，春秋时期实际只有三家，即儒家、墨家和道家；战国时期虽是百家争鸣，也只有“九流十家”，具有主流性质的名为三家，实有四家。韩非认为是儒、墨两家，“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孟子则是道、墨两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法家晚成，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其影响丝毫不亚于儒、道、墨三家。墨家在秦汉之际基本绝迹，对于传统社会几无影响。秦汉之后，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名为两家，实有三家。南北朝刘昼认为是儒、道两家，“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化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刘子·九流》）。儒家与道家形成了阴阳互补的文化结构。法家被统治者明贬暗用，却与儒家一起建构了外儒内法的政治结构，恰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在传统社会，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是儒家和道家，指导中国政治运作的是儒家和法家。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圣人，在中华文明的天空中，他是最明亮的道德之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可以媲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任何一位圣人先哲对于本民族的恩泽。孔子很有现实感，弟子评价是“夫子温、良、恭、俭、让”。北宋邢昺解读为“敦柔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和从不逆谓之恭，去奢从约谓之俭，先人后己谓之让”（《论语注疏》）。这说明孔子自身就是道德楷模。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历史贡献在于创立了仁的学说，提出了礼义、智信、忠孝、敏慧一系列道德规范，建构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大厦，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础，深深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仁是孔子思想的最高范畴，以致人们把孔子思想简称为仁学。“仁”字产生比较晚，甲骨文和金文中至今尚未发现仁字，春秋时期得到广泛应用，原义指两个人在一起，表示互相之间都有亲近的愿望。孔子之前，仁的概念没有受到特别重视，只是人的德行之一。孔子把仁从全部德行中提炼升华，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标准和境界，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冯友兰指出：“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予以理论的根据。”(16)孔子理论化的根据就是仁，围绕仁建构儒家理论体系，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政治、人文和教育思想。孔子不关心形上问题，只关心人世间的事情，“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把仁奉为金科玉律，以仁观照个体生命和社会政治领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仁的理念，导致中西文化发展的差异。中国传统是仁的文化，关注人文领域，充满了伦理道德色彩；而西方传统是智的文化，关注自然领域，洋溢着科学理性精神。

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正面回答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互相帮助。整体而言，孔子的思想属于伦理范畴，仁者爱人真诚体现了孔子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和人性光辉。孔子自己是爱人的典范，尊重生命，维护人的尊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仁者爱人包括对己和对人两方面的内容，对己是克己，遵守礼制规范，加强道德修养，达到仁的境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对人是爱人，由亲而疏，推而广之，扩而充之，实现人与人之间互相友爱，“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者爱人也是对人性问题的回答。孔子没有明确人性是善还是恶，只是说了“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分析孔子的全部思想，却不能否认有着强烈的性善倾向。仁者爱人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性善内涵，如果人性不是善的，人与人之间是防备、猜忌和侵害，那怎么能做到互相尊重和友爱呢？只有人性是善的，将他人视为与自己一样有着共同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情感的族类，当作亲人来对待，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谅、同情、善待他人，才能做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是中华民族的智者，在中华文明的天空中，他是最耀眼的智慧之星；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他可以和其他任何民族的星宿媲美。老子的历史贡献在于创立了道的学说，建构了中华民族抽象思辨和理性思维的哲学大厦。中国哲学以先秦为代表，一般以社会为出发点，着力研究人与人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关注人生和政治问题，且局限于社会领域探讨人生和政治问题，带着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人是中国哲学的主题，伦理道德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老子却是个异数，他的学说主题也是人，却是人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人生。所谓生存，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存在”范畴，并非简单地指“生命的存活”，而是指“生成着的存在”。老子以道为逻辑前提，注释拓展，创建了道家思想体系，进而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存在、生长和归宿作出了本原性思考，为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形上根据。

道是老子思想的最高范畴，老子把道看成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原和始基，无形中消解了“上帝”“天命”等宗教和迷信观念，实现了古代思想史上的革命。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需要借助宗教和超自然的力量，这就是天命观。不过，殷商和周朝的天命观有着明显差异。殷商的天命观带着浓厚的原始社会巫术传统，核心概念是“帝”或上帝。殷商的帝与祖先合二而一，是殷商族群专有的守护神，而不是所有族群的守护神，更不是普遍的裁判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周朝天命观的核心概念是“天”，比起殷商的“帝”有了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周朝的天是所有族群的保护神，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和人文性。为了论证取代商朝的合理性，周朝赋予天命以伦理意义和道德内容，提出“以德配天”观念，认为君主只有敬德保民，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得到上天的保佑。尽管周朝的天命观有了进步，而春秋末世的战乱、苛政、重赋、酷刑，不仅意味着社会混乱和价值失序，而且意味着“天命摇坠”和精神世界的危机。老子对当时的社会生存状况进行哲学反思，对统治者的天命观进行思想批判，提出以道的观念取代“帝”和“天”的概念，以哲学取代宗教，“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这实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砍掉了天、帝和天命的头，为中华文明减少宗教色彩、增强理性光芒开辟了道路。

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的精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正面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顺应天地自然法则和规律，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和人生的超越。整体而言，老子的思想属于哲学范畴，道法自然集中体现了老子的抽象思维、形上追求和终极关怀。道法自然在本体论方面，道是世界本原，超越天地万物的现象性和表征性，具有永恒性和普适性。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天地万物都归根于道，都可以从道那里得到解释，“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十四章）。在宇宙观方面，道是宇宙的源头，具有无穷的创造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道与宇宙在时序上是先后关系，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会因为天地万物的生生灭灭而受到影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在辩证法方面，道就是矛盾，“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创生了宇宙和天地万物。在认识论方面，道不是实有，而是存在，无形无名无状，只能通过理性直觉来认识和体悟，“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第四十七章）。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比较孔子、老子，韩非不是法家的创始人，却是集大成者。法家能够自立门户，完善定型，并对传统社会政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应归功于韩非。否则，法家可能会像名家、阴阳家、纵横家那样被历史淹没，或者像墨家那样，在秦汉之后即销声匿迹。韩非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却与孔子、老子有着明显差异，不仅是思想内容差异，而且还有人格特质的差异，“如果说孔子的伟大是中正的伟大，老子的伟大是超越的伟大，那么韩非的伟大，则是倾斜的伟大”(17)。韩非重视法治，却不是法律专家，而是政治思想家，他以法为核心，法、术、势三位一体，建构完善了法家政治理论，指导着传统社会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实践。

唯法为治是韩非思想的主题，“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韩非子·心度》）。唯法为治，正面回答了人与政治的关系，间接回答了人性问题，主张政治统治和管理国家，必须坚持以法治国。整体而言，韩非的思想属于政治范畴，唯法为治集聚着韩非所有的政治理念和方法举措。在依据方面，根源于人性恶，“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韩非没有使用善恶概念来讨论人性问题，只是认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但韩非实际是个性恶论者，“韩非子以为人之性，本无有善。凡人皆挟自为心，只知有利而已矣。韩非受学荀卿，卿言性恶，韩非之人性论，实继承荀卿性恶说，此无可讳言也”(18)。在作用方面，法治是君主治国的重器和主要工具，“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子·难三》）。在内容方面，法治就是赏与罚，“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而且，韩非是重刑主义者，“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韩非子·奸劫弑臣》）。在形式方面，法治要求公平公正，“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货赂不行”（《韩非子·八说》）。尤其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