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鲜血与废墟”：帝国战争的时代

19世纪兴盛起来的帝国主义已经走不下去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被和平地埋葬，还是埋在鲜血与废墟之下。

——伦纳德·伍尔夫[1]

这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书的名字就取自这句名人名言，它出自政治经济学家伦纳德·伍尔夫所著《帝国主义与文明》（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一书，这本书揭示了20世纪初期现代帝国主义对于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性。伍尔夫指出，西方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100年中经历了工业化、平民参政以及贵族衰落等重要变化，社会发生剧变。正是这种转变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但变革的初期伴随着一轮惊人的帝国征服浪潮，浪潮一直延续到伍尔夫写作这部书之时。他认为新的文明是“一种好战的、相互打压的、征服的、充满压迫的、强迫他人改变信仰的文明”，近年来许多关于帝国时代的历史著作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由少数几个殖民国家统治全球，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2]在伍尔夫看来，帝国的扩张是一种危险的、难以控制的力量，当帝国崩溃时，这会变得尤其暴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年之后更具全球性和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伍尔夫的这一主张当然是正确的：止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并带动了领土帝国崩溃的全球战事，其根源在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当时世界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步伐。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大规模工业化与城市化，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同时发生，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两个现代化强国，意大利与德国，都是新兴国家，前者仅仅诞生于1861年，后者更是晚10年才诞生。至于亚洲唯一以欧洲方式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日本，则也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国家，它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得到重建，这场改革推翻了传统的德川幕府统治，将政权交给了明治天皇领导下一群新锐的经济和军事改革精英。经济的现代化、教育的提升、快速的社会变革，以及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出现，都成为将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手段。而这些进程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和真正的民族政治，即便是在那些渊源久远得多的国家也是如此。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大规模的政治重构，并要求进行自由主义改革，赋予更多的民众选举权。除了俄罗斯帝国外，1900年时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建立了议会（具有有限特权），并对所有公民实施法治。对于原来的政治和社会精英阶层而言，这些变革摧毁了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威的传统分配方式。正是在这种快速而且无法预测的变革之中，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开启了新一轮领土帝国主义的浪潮，以瓜分或统治那些尚未被原有殖民帝国收入网中的地区，只有透过这个帝国原始驱动力的视角，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根源。

在伍尔夫眼中，1914年战争爆发前40年里的“新帝国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原有帝国架构的延伸。在所谓“新”帝国主义出现之前，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早就拥有了遍布全球的一堆各种各样的土地——殖民地、保护国、势力范围、贸易中转站、特许权区。但这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又不一样。它源于新兴国家越发强烈的竞争意识，这部分是由于它们要寻找新的原材料和粮食来源以及新市场；部分也是由于“帝国”已被视为定义19世纪末的民族国家身份的一种方式，标志着一个国家是世界其余部分“文明开化”的积极引路人；还有部分则是由于帝国已成为国家声望的象征。最后一点对于新兴国家尤其明显，因为它们的统一很脆弱，地区割裂和社会冲突都让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1894年12月，德国宰相克洛德维希·祖·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宣称：“拥有我们自己的殖民地是国家荣誉的需要，也是我们国家声望的象征。”[3]1885年，意大利外交大臣宣称，在这场“在世界所有角落夺取殖民地的真正的障碍赛中”，意大利不得不通过获得自己的殖民地来实现“成为强大国家的天命”。[4]对于掌控着明治时代新日本的改革者们而言，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被认为是新“国体”的重要体现，而在19世纪70年代占领千岛群岛、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则是他们建立后来所谓“大日本帝国”的第一步。[5]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正是这三个国家建立大帝国的愿望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大战。

塑造现代民族认同和建立或扩大帝国二者之间的关联，在1914年之前的年月里已是众所周知，就连东欧的老式王朝帝国——罗曼诺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也不例外，两个王朝在巴尔干半岛的帝国野心最终引发了战争。对于那些想要巩固或建立海外帝国领地的国家而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民族-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这个词，便是对那些热衷于抢地盘的国家的准确定义。被称为“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化”的趋势直到20世纪30年代最后一轮激烈的地盘争夺开始时都至关重要。[6]帝国通过凸显公民与奴仆、文明与原始、现代与落后之间的所谓差别，将“宗主国”这一概念更加清晰地定义了出来——正是这些对立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看待被征服人民和领土的方式，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拥有共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几乎完全无视了被占领地区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所期望的帝国主义能给国家带来的好处，从新的消费者到新的宗教皈依，都被夸大了。伯思·孔德鲁斯（Birthe Kundrus）所谓的“帝国幻想”在刺激国家间竞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便在帝国扩张的代价明显会超过扩张带来的有限好处时也是如此。[7]这些强烈的幻想要么和开拓蛮荒之地有关，要么和对巨大财富的憧憬、崇高的“文明使命”，或实现民族复兴的天定命运有关。正是它们塑造了随后50年里人们对“帝国”的看法。

推动了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的这些“帝国幻想”并非凭空而来。它们来自许多帝国中都有的在思想和科学层面对帝国进行的探究，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发展。国家竞争的观念则主要来自达尔文主义中的“适者生存”理论，也来自现代国家之间天然存在的竞争。有一个思潮曾在1914年之前的年月里受到广泛争议，但一直未被动摇，而且还得到了一些达尔文最优秀继承者的支持，那就是：“健康”的民族天定是要统治低等人的。英国统计学家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在1900年发表的一个题为《从科学立场看国家生命》的演讲中告诉听众，一个国家必须“主要通过与低等种族进行战争，与同等种族争夺贸易路线、原材料来源和粮食供应”来保持高效率，“这就是人类的自然史观”。[8]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在1912年出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一书中对国家竞争的解释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应当：“只有能让自己赢得最好生活条件，并在自然的普遍经济中发挥作用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弱者只能任人欺凌。”[9]运用达尔文理论的关键因素是资源争夺，为此，人们普遍认为最终需要的还是更多的帝国领土。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提出了如今已是声名狼藉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一词，他主张现代高等文明需要扩大领土以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和原材料，这只能通过牺牲“低等”文明来实现。拉采尔写出《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的结论时，年幼的阿道夫·希特勒还只是奥地利的一个学童，而这一理论将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这个未来独裁者与他的亲密伙伴鲁道夫·赫斯谈论的重要话题。[10]

这种文明优越感告诉我们，欧洲帝国主义也来源于当时关于种族之间存在天然等级差异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所依赖并主张的一个观念便是基因差异。虽然没有什么可信的科学依据，但是人们都说被殖民国家原始落后且粗暴野蛮，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更先进国家来接管，这里的物产和土地就会被浪费，而先进国家的职责就是要把文明的成果带给那些怪异而落后的人。这一差别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被用于解释种族歧视政策和永久性的臣服状态。1900年，英国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敢说：“我不得不去统治的那几百万人都不如学童。”在德国，这一观点甚至被推广运用到了帝国东部的欧洲邻国身上，如《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在1914年所说，那些国家可以被认为是“野蛮之地”。[11]更危险的是，这种生物学和伦理上的优越感被用来为极端的暴力背书，从而为新的帝国主义浪潮打下了基础。

这些土地几乎都是从当地原有政权手里抢来的，而非无主之地，这么做多多少少要用到暴力和威胁。甚至早在1914年之前，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命运就已被认为是白人征服扩张中一个令人遗憾却又无法避免的后果。19世纪70年代之后白人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造成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也是一样，被视为文明输出中不可避免的暴力，而承受者也被认为会从这种输出中获益，因而这些暴力在当时并不会引起良心不安。1904年，德属西南非洲的一名医生写道：“原住民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是彻底地永远剥夺原住民的权力。”和“生存空间”一样，“最终解决方案”一词也不是纳粹的发明；然而，多疑的历史学家也许对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的可能性都持怀疑态度。[12]这样的词语并非1914年之前的德国所独有。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帝国主义的“种族”和“空间”两个词语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处处体现着帝国影响和意图的时代。[13]与此同时，对待本土人民和被征服人民的道德体系也迥然不同，前者是有特权的帝国代表，而后者则会受到与宗主国人民完全不同的一定程度的压迫与专制统治。

这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与其领土帝国之间关系的“心智地图”并不符合新时期帝国扩张的历史事实。这些国家都认为要通过“民族-帝国”来寻找它们的现代认同，但实际上，在1945年后领土帝国瓦解之前，这种实际上需要承受很大代价和风险的民族国家统一体与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帝国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即使对于两个主要帝国，英国和法国，也同样适用，它们都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以征服并防守越来越大的领土。1911年，英帝国掌控着3 100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和4亿人口；法帝国则控制着1 250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和1亿人口，比本土大20倍。[14]对于第一次踏上帝国之路的新兴国家而言，要激发公众对海外殖民地的热情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们的海外殖民地比那些老牌帝国的要小，也没那么富饶，更吸引不到移民和投资者。1895年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失败，只给意大利留下了部分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土地作为它的新帝国，以及国内对进一步征服冒险的反对。这些小小的殖民地里只有几千意大利人，而移民他处的意大利人却有1 600万。1911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以夺取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两者加在一起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在此之前，年轻的激进记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警告说，任何想要用鲜血和金钱为征服加油的政府都会遇到全国总罢工。“国家间的战争因而将会成为阶级间的战争。”他如此宣称，当他后来将像意大利这样的“无产”国家和富裕强国划分开来时，这一观点也激发了他自己的帝国主义想法。[15]1914年之前，德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态度也一样充满矛盾。由商人、教士和教育家组成的主流精英圈子对海外殖民地满怀热情，1914年，德国殖民地协会（DKG）拥有大约4万名成员——这个数字却2倍于移民海外领土的德国人数。[16]1914年之前德国的大众教育和文化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海外殖民的异国情调和浪漫方面的兴趣，但是他们对想象中的“东方”大陆的兴趣却大得多。这被证明是德国对殖民地一以贯之的核心态度，直至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积极追求建立欧洲帝国时都是如此，这一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1871年，德国刚刚建立时包括了拥有大量波兰人口的东普鲁士，这是18世纪早期俄国和奥地利瓜分波兰的结果。这片区域后来被视为抵御东部大规模斯拉夫人威胁的关键护堤。1886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创立了“皇家普鲁士移民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将波兰人赶回俄属波兰，让德国移民定居在该地区，他们将根除那种被认为原始的农业方式（被贬称为“波兰经济”），并为应对未来的任何威胁提供一条稳固的防线。这种后来被称为“内向殖民”的做法得到了广泛宣扬。1894年，德国成立了一个专司东迁的组织“东部边疆协会”（Ostmarkverein），以鼓励这种殖民进程。关于“种族和空间”的想法很容易被用在东方，在1914年之前，就有人幻想德国可以将帝国主义进一步向东散播到其认为适合殖民的土地上，认为现代文明可以把秩序和文化带入那块当前“深陷野蛮和贫困”的土地上。[17]一种被称为“东部小说”（Ostromanen）的边疆文学应运而生，这让德国人沉醉于对东部边疆的殖民，而忘却了在海外的殖民扩张。这些小说将波兰人误导性地描述为“深色人种”——深色皮肤、深色眼睛、深色头发——通过将波兰人定义为与文明的德国人差异巨大的“异族”而强化那里的殖民地色彩。在一部最著名的东部小说，即克拉拉·菲比希（Clara Viebig）的《沉睡的军队》（The Sleeping Army，1904）中，一名古铜色皮肤的波兰农夫强烈敌视“黄头发的白人入侵者”。[18]就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德国出现了一个致力于“内向殖民”的协会，其会刊将非洲殖民帝国与波兰东部相提并论，并主张健全的德意志种族需要向这两个方向进行空间扩张。[19]

这种“新帝国主义”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其内部的不稳定和广泛的暴力，这些成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扩张的标志。19世纪后半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里，对帝国扩张的追求主要是出于各民族-帝国之间天然而不稳定的竞争带来的战略需要；但在势力范围或经济利益区的安全需要也是原因之一，帝国的压力会在当地社群中引发暴力回应。将欧洲的战前年月视为美好年代的观点其实是一种欧洲中心论。正是在这个时期，暴力从欧洲输出到了全球。现代化国家的支配地位缘于其交通运输和现代武器的突飞猛进，这与资金、训练结合起来，常常会让帝国主义强国获得军事优势。日本自1868年起迅速引入了欧洲的现代军队组织方式，并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但它是亚洲和非洲唯一有效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对传统社会的征服常常很彻底，英国人在南非对祖鲁人和马塔贝勒人的征服，荷兰人在荷属东印度对亚齐苏丹国的暴力打击，以及法国人在今天越南对安南和北部湾沿岸的征服，都是如此。暴力清晰明了地贯穿了帝国的方方面面，直至1945年后帝国时代的终结。

在后来的世界大战历史中，更突出的特点则是实力更平等的对手之间和更发达的国家之间争夺帝国的冲突。强调1914年是和平终结之年，是极具误导性的。大战爆发前，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环境常常被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严重的危机）撼动，战争也深刻影响了欧洲和未来亚洲主要强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它先于1894年开始入侵中国的藩属国朝鲜从而与中国开战。日本新打造的陆军和海军打赢了这场大规模战争，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巨大的台湾岛也成了其殖民地，这让日本一夜之间成了殖民竞赛中的主要玩家。日本第二场战争的矛头则指向了俄罗斯帝国，因为俄国统治者阻止了日本在打败清政府后吞并中国东北的部分领土[20]，并推动在当地确立俄国的利益。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一支大规模的俄国陆军，和从波罗的海愚蠢地远征3万千米来到日本海的几乎整个俄国海军，都被彻底击败，日本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广泛经济利益尽数收入囊中。日本在战争中动员了约200万人，其中8.15万人战死，38.1万人受伤，因此这场战争成了日本到当时为止发动过的最大规模的境外战争，也改变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角色。[21]

1898—1899年的美西战争原本并不是一场帝国战争，但是西班牙的战败让美国立刻获得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太平洋上的一众小岛。建立“大美利坚”的想法一度甚嚣尘上，但是当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些新土地不是美国的一部分之后，就再也没人提美利坚“帝国”的事了。太平洋基地的战略价值毋庸置疑，但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土地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不是任何正式的帝国领土，而是完全依附于美国占领者。[22]此外，1899年，英国和非洲南部两个独立的布尔人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还爆发了大规模战争。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是英国半个世纪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战争。英国动员了75万人参战，其中2.2万人伤亡。英国此番打的是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因而遭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广泛谴责，但最终的胜利还是让英国的非洲帝国获得了相当多的土地和资源，进一步强化了新达尔文主义中关于更多帝国领土只能靠战斗来赢取的观点。[23]

殖民地问题正是促成了1914年战争的关键性决定的重要催化剂。各个国家联盟于19世纪80年代成立，其原因主要在于对那些正在迅速现代化而政治上却不稳定的国家的实力和军力增长的战略焦虑，但帝国竞争也是一个因素。来自日本的羞辱使得俄国把眼光转回南欧、东欧，以及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上。法国与英国在帝国冲突中站在一起，这导致了1904年英法结盟，同样的不确定性也促使英国在三年后又与俄国结盟，这样的联盟塑造了欧洲战争的最终格局。对全球利益而不仅是欧洲利益的保护也进一步强化了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英德两国之间的海军竞赛，这与它们广泛的全球利益脱不开干系。德国的帝国野心植根于其关于“新兴国家需要一个帝国来作为自己世界强国地位的象征”的信条，正是这种野心使得德国在1914年之前就制造了严重的国际事端，尤其是1905年和1908年的摩洛哥危机，当时德国试图挑战英国、法国、西班牙三国业已达成的保护国权力分配。

然而，与摩洛哥危机同等重要的，是1911年意大利的乔瓦尼·焦利蒂政府在国内民族主义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决定：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占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遗留的地盘。民族主义者和殖民势力主张，在遭受了阿比西尼亚的羞辱之后，要团结新生的意大利，就需要进行帝国扩张以证明自己的大国地位。意大利顶级演说家之一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提出，没有帝国领地的意大利仅仅是个“无产”国家，20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正是用这个词来形容新的意大利帝国主义的。[24]战争的主要目的除了争夺贸易和地盘，还有获取声望，因为这场战争恰逢新意大利建立50周年。和德国对摩洛哥的态度一样，意大利人也很担心法国和英国可能会封堵他们在非洲建立帝国的进一步尝试，于是意大利政府冒了相当大的风险，虽然那两个大帝国最终也没有出手阻挠。其结果并非意大利领导人想要的那种短期的殖民战争，相反，和1904年的俄国一样，意大利人发现自己打的是一个强国。[25]战争持续了一年，从1911年10月打到1912年10月，土耳其人之所以最终放弃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也仅仅是因为北非战事促使独立的巴尔干半岛国家利用土耳其人分身乏术之际向其仅存的欧洲领土发动了攻击。意大利称这块新殖民地为“利比亚”——这里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叫这个名字——并开始向英法提出新的要求，以迫使它们在东非做出让步。[26]在爱琴海地区，意大利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作为战利品，这里已经被欧洲人视为半殖民地了。与日本击败中俄两国一样，意大利对利比亚的征服让人们更加确信，新生帝国的领土扩张只能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甚至是和强敌开战。

还有一件事能够更好地表明是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诱发了世界大战，这一点并没有太多争议。巴尔干诸国的胜利将土耳其逐出了其大部分欧洲领土，这让塞尔维亚有机会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力量。而与这一地区利益相关的两个王朝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虽然都面对着日益深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却并不打算放弃它们在这里的战略利益。既然意大利从1882年起就成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友，那么意大利在1912年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占领也就让俄国在开辟通往地中海的温水通道时可能遇到更多的障碍，俄国人原本只要积极干涉巴尔干半岛就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在1914年7月底和8月初爆发的欧洲全面战争通常被归因于由强烈民族主义以及主要参与者的傲慢和不安全感导致的大国角力，但是对于帝国地位的追逐和认为只有民族-帝国才是现代国家的想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摇摇欲坠的国家都将欧洲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然而，如果塞尔维亚在1914年7月真的接受了奥匈的最后通牒，那么这段历史就会被作为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长串帝国危机中的一个小插曲一笔带过。[27]

显而易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战争——在1914—1915年参战的所有国家都是帝国，既有传统的王朝帝国，也有坐拥海外帝国领土的民族-帝国。而当战争演变成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时，参战的赌注大增，于是只有民族-帝国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这就定义了这场战争的属性。历史学家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西线漫长而血腥的僵局的关注，使得人们常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是在全世界进行的，而且带着明显的帝国扩张野心。[28]一方面，俄国希望能打败奥斯曼帝国，而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东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另一方面，正处于民族主义革命撕扯下的奥斯曼帝国则于1914年10月向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宣战，以期扭转自身在中东和北非的领土萎缩。意大利虽然在1882年的三国同盟中正式与所谓的“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但它看起来并不打算在1914年参战。相反，1915年春季在伦敦谈了一个关于意大利可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南部得到领土补偿的措辞含糊的协议后，意大利政府转过头来加入了协约国。虽然意大利的主要愿望是打败奥匈帝国，以解放亚平宁半岛东北部被意大利人认为是本国领土的土地，但它的野心也是帝国式的。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从1912年起就到处面临着奥斯曼帝国挑动的起义。意大利在为是否参战争论不休时，在利比亚的两场大败仗已经导致3 000人丢掉了性命。意大利还在殖民地部署了4万军人以抵御君士坦丁堡方面于1914年11月宣布发动的“圣战”。到1918年，意大利成功地在利比亚沿海站稳了脚跟，但首府的黎波里实质上仍处于被围攻之中。[29]

从规模上看，英法两国的战争行动也是全球性的。欧洲战事刚一开始，协约国就进攻并占领了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多哥于1914年8月陷落，西南非洲于1915年5月陷落，喀麦隆则在1916年2月陷落；德属东非虽然从没有被德国完全征服，却也在1916年大部分落入协约国之手。在太平洋上，英国要1902年与自己结盟的日本去占领太平洋南部的德占诸岛（日本人称之为“南洋”，德国于30年前从西班牙手中买来了这些岛屿），并夺占德国占领下的中国山东半岛。日本随即对德宣战，并在1914年底时占领了这些殖民地，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在中国的帝国影响力，并第一次开辟了广阔的太平洋边疆。[30]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在1914年之前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在内蒙古、福建和东北获得特权。[31]日本人知道，其他列强此时正深陷欧战泥潭，无暇干涉日本的扩张。“二十一条”中还要求中国同意不再将任何港口或岛屿交给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随后几十年里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渗透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帝国争夺发生在整个中东。以埃及为基地（英国在1884年占领埃及，1914年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打了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战争，以控制从东地中海到波斯（今伊朗）的广大区域。英国的帝国战略开始关注其全球帝国面临的危险，因为其他强国也想要控制这些地区。在整个战争中，英国决心用尽手段来控制从南亚到阿拉伯世界、从巴勒斯坦到阿富汗的弧形地带。[32]英国的最初计划经由1915年1月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得到了确认，这一计划想要将奥斯曼帝国划入不同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将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区，即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法国的势力范围以大致的大叙利亚地区为基础；英国的势力范围则是从巴勒斯坦到波斯。但在这一切成为现实之前，英国必须先击退奥斯曼帝国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这里被认为是英帝国的大动脉。此时，英帝国的军队已经将土耳其人赶回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俄国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退出了战争，这样整个中东便完全由英法两国来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盟友德国提供的援助不仅有武器装备和军官顾问，还有在英法两国的帝国领地和势力范围里四处煽动部族或民族起义，尤其是在印度、阿富汗、北非和伊朗。[33]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到1918年，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整个中东都将由英法两国控制，或许还会被它们瓜分，这让它们获得了又一个关键区域，以扩大和巩固它们的帝国霸权。[34]

对于德国而言，所有殖民地的丢失和协约国对本土的海上封锁迫使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转而打起了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帝国的主意，尤其是在东方占据更大的势力范围。这绝不是又一个帝国幻想。到1915年，德国军队已经深入俄属波兰，并占领了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他们秉承在战前就已经渲染了的有必要在东方殖民的观念，将“斯拉夫民族”的边界推了回去。在东方的德军占领区，各种管理模式与欧洲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管理如出一辙，尤其是对本国公民和被奴役人民的差异化对待。占领区的当地人接受的是不同的法律条款，他们被迫向路过的德国官员敬礼和鞠躬，并且被强制服劳役。[35]1917年德国祖国党成立之后，在东方扩大殖民地以供移民的想法开始越发普遍起来。“我看见我的祖国作为欧洲的帝国正如日中天。”一部德国儿童爱国主义故事里的英雄如此说。[36]德国士兵踏上了俄罗斯帝国的土地，这进一步强化了德国人对于俄国的歧视，他们认为那是个原始的国家，应当成为殖民地，而占领军在当地的言行也和在海外殖民地的差不多。1914年东线发回的一份报告称，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战线俄国一侧人民的“粗野和兽性”。[3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帝国野心的顶峰是在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1918年3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政府在压力之下签署了这一和约，这使得德国占领了俄罗斯帝国的整个西半部区域，包括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俄属波兰、乌克兰，以及黑海沿岸的高加索地区，这比25年后希特勒的军队想要得到的地盘还要多。这一和约给英国带来的前景却是帝国的噩梦：德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连成一片，统治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和中东。当1918年3月德国在西线发动最后一次军事赌博时，情况又进一步恶化，协约国被击退，而且到了灾难性失败的边缘。“我们快要完蛋了。”英国政府的军事顾问亨利·威尔逊爵士警告说。英国的一个所谓“帝国总督”米尔纳勋爵对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说，同盟国看起来已经“成了整个欧洲和亚洲北部、中部的霸主”。英国大众也对出现一个从大西洋横跨到印度洋的德属非洲，以及比属刚果被德国吞并的图景感到恐惧。[38]这样的危机清楚地显示出战争的帝国性和全球性，这样的战争既关乎帝国的未来，也关乎民族的生存。

但英帝国的噩梦并未成真，1918年3月德军的攻势失败后，德国那些脆弱的盟友便随之崩溃。一年前的1917年4月，美国向同盟国宣战，在美军的协助下，西线盟军最终成功将德国军队打回了德国境内。11月11日，欧洲战争终于结束，三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随之崩溃，而俄罗斯帝国则在1917年就已终结。英法两国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帝国的胜利。英国的帝国领地贡献了大量的人力，以及宗主国在全球战场上所需的资金和物资。白人殖民地贡献了130万人，印度动员了120万人，非洲殖民地提供了数十万劳工，其中约有20万人丧生。[39]法帝国的殖民地则提供了50万士兵（大部分来自法属西非和北非）和超过20万征召劳工，外加贡献了16亿法郎和550万吨物资。[40]帝国的团结成了战时宣传的中心主题，英法两大强国都预计这场战争会让民主国家更安全，但自相矛盾的是，战争也会让那些毫无民主可言的殖民地留存下去。这一矛盾是理解1918年之后所有帝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也有助于解释帝国主义在20年后在第二场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幸存下来的国家面临着一个关键难题，那就是民族自决原则与帝国观念难以调和，这一挑战常常与美国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联系到一起，1918年1月18日，他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将这一原则作为新型国际主义世界秩序的框架。这次讲话在一夜之间便传遍全球，因为威尔逊的第十四点提出“国家无论大小，都拥有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在演讲的最后，他又重申了他的观点，即所有人民和民族都“有权生活在彼此平等的自由与安全之中”。虽然他从未用过“自决”一词，但他演讲中的模棱两可却为各种解读提供了空间，威尔逊也因此被来自殖民地人民的各种请愿、游说和代表团淹没，他们误认为威尔逊的声明是自己寻求解放的机会。[41]实际上，因威尔逊声明而出名的“自决”主张源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当时俄国刚刚于当年3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革命临时政府仍然希望把战争打下去，他们在1917年4月9日宣布自己主要的战争目的在于“在人民自决的基础上建立永久的和平”。一年后，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11月掌权之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新政府主席列宁呼吁解放所有殖民地，解放所有被占领、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42]布尔什维克的呼吁很快在1919年由于共产国际的成立而得以制度化，这让帝国主义列强警觉了起来，它们于1918—1919年派出了干涉军队以支持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白军”。不久前刚和俄国打过仗的日本也在1918年向西伯利亚派出了7万名士兵，并一度尝试建立独立的西伯利亚省，依靠25万军队让日本帝国向北扩张。但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胜利和日本国内的不稳定最终让日本在1920年撤军。[43]

在和平到来之际，日益迫近的帝国危机的最初征兆出现了，这种危机是由自决理念引发的。当时一些被占地区的民族期望他们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的贡献能换来宗主国的政治让步，另一些人则希望威尔逊的豪言壮语能帮他们摆脱可恶的帝国主义枷锁，其中一部分人是刚刚被套上这种枷锁的。1919年春，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及其随员受到了请愿者和请愿信的“轮番轰炸”，这些请愿者和请愿信要求获得完整主权，并且废除帝国主义者关于被占领区人民无力自治的主张。请愿的地区包括波斯、也门、黎巴嫩、叙利亚、突尼斯、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埃及和朝鲜。印度民族主义者、印度自治联盟（设在美国）的联合创始人拉拉·拉奇普特·雷伊（Lala Lajpat Rai）还向威尔逊发去电报，感谢他为“全世界所有弱小、被占领、被压迫的民族”开启了新的自由篇章。雷伊坚持认为，美国的出手让“欧洲的帝国势力陷入了阴影之中”。[44]这些请愿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里，对帝国统治的反抗（常常是暴力反抗）风起云涌。在朝鲜，1919年3月的示威游行遭到了残酷镇压；在印度，阿姆利则城的骚乱引来了成排的子弹，造成379人死亡；在埃及，民族主义领袖遭到流放，800人在随之而来的反英暴动中丧生。“这不是最丑恶的背叛吗？”一名埃及代表在写给巴黎的信中说，“这不是对道德原则最严重的践踏吗？”[45]只有爱尔兰例外，那里的民族主义者成功赶走了驻扎在那里的11万英军，并在1922年赢得了正式独立，成立了爱尔兰自由邦。

最终，巴黎和会的首要任务是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一批主权国家以替代业已崩溃的王朝帝国，其结果便是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灭亡后残留下来的奥地利的建立。但“自决”原则的使用仅限于此。英法两国代表成功说服威尔逊将“自决”一词从国际联盟的公约草案中删除，这个组织将会是国际秩序的主要执行者，以实际行动保障现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46]这还只是1919年一连串政治手腕的开头，在这一过程中，英法两国成功地施加压力，有效压制了威尔逊和英法内部帝国反对者寻求解放的愿望。根据《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战败的德意志帝国遭到了惩罚，失去了所有的海外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穿过东普鲁士和一部分西里西亚的波兰“走廊”，还将几小块土地割让给了比利时和丹麦，之后德国又被迫几乎完全解除了武装，并同意支付1 320亿金马克的赔款，作为据说是主动挑起战争的代价。德国被指控发动战争，这是德国社会无论持什么政治立场的人都普遍对和约感到失望的一大原因。同时，剥夺德国殖民地的条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和约中有这一条款，是因为德国殖民主义据说剥削过于残酷，不配肩负所谓的“文明开化使命”，而德国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虚伪的说辞。

不出所料，巴黎和会的受益者主要是那些帝国主义大国。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会谈时首批达成一致的条款之一就是认可英法两国对德国的帝国领地与奥斯曼帝国的领地的占领。不过它们并没有立刻吞并这些地区，而是同意建立一套“托管”体系，让大国成为在“现代世界的紧张环境中尚无法自立”的人民的依靠。1921年，国际联盟下辖的永久托管委员会成立，托管体系正式形成，委员会成员以瑞士学者威廉·拉帕德（William Rappard）为首，他们应当监督托管国的行为，确保它们确实在为被托管区域的人们最终实现自治而努力，但是实际上，托管国只是将这些地方视为其帝国版图的新收获而已，或者，按照英国保守党政客内维尔·张伯伦的话说：“说白了就是帝国领土。”英法两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才把中东的托管安排定下来，但整个中东都是这两家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归法国，约旦河流域、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则归英国——至于那些曾支援英法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阿拉伯领袖得到过的承诺则无人提及。对德属非洲殖民地的托管也是由英法两个帝国瓜分的，它们只是把刚果盆地东部的卢旺达和布隆迪让给了比利时。[47]日本拿到了德占太平洋岛屿中北部几个岛的托管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托管了德占新几内亚和西萨摩亚。但当地人反对自己受到的待遇。1919年10月，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在前德属喀麦隆写道：“法国政府强迫我们接受其统治，但我们国家不想要法国政府。”于是，托管委员会的驻地日内瓦再次出现了大量请愿者，但是把持了国际联盟的新托管国对此未予理会。委员会的9名成员中，大部分是外交官或者殖民地官员——这当中8人代表帝国主义国家，其中4人来自托管国。[4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帝国主义国家顶住了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压力，因为它们决心用暴力来解决威胁。实际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面对一个不稳定的、存在政治风险的世界时，帝国领地的重要性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日益增加，因为它们既有助于巩固和强化民族-帝国，同时也能压制非洲和亚洲的民族获得彻底独立的权利。伍德罗·威尔逊虽然一度受到全世界的欢迎，但他从来没有打算把毁灭帝国主义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列强应当担负起支柱的职责，把文明的好处带给那些过于原始、无法自立的国家的人民，就像美国对菲律宾和其他取自西班牙的地盘所做的那样。他于1919年在巴黎消极对待欧洲以外请愿者的做法就证明了他的态度，但是许多美国公众把对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放纵仅仅解读为一种虚伪。1919年，美国参议院拒绝了在巴黎达成的协议，不同意国际联盟作为维持这一协议的执行机构。[49]虽然这一决定并没有像字面上那样让美国完全退出国际事务，但让国际联盟被牢牢掌握在那些致力于维系帝国以获取利益的列强手中。

留存下来的帝国领土中，最重要的是英法两国的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帝国领土在宗主国的文化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影响，也做出了更多的经济贡献。得到了托管地之后，法帝国的地理面积达到了巅峰，它也因此被称为“大法国”。殖民地在战争期间的贡献激发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帝国需要中央集权和团结一致，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取资源，这种观点的出现主要归因于法国的殖民地部长阿尔贝·萨罗（Albert Sarraut）。1923年，他写的畅销书《法国殖民地的发展》（La mise en valeur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陈述了建立帝国的宏观目的：“法国海外领土的整体实力和财富的增长”将会保障“其母国未来的权力和繁荣”。据一位商人的观点，拥有殖民帝国的法国才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50]历届法国政府建立了一个与宗主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殖民帝国，1928年之后，这一联系由于一套以共同货币为基础的新规则（科切尔关税制）而更加稳固。到1939年，帝国殖民地吸收了法国40%的出口并提供了37%的进口；同年，法国40%的海外投资投向了自己的殖民帝国。[51]

当然，真实的情况并不完全是大众想象的那样，因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法帝国历史充满了暴力冲突。其中最为暴力的是1925—1926年的摩洛哥里夫战争（Rif War）和镇压叙利亚起义，以及1930—1931年对中南半岛起义的残酷打击。在中南半岛，当时人们估计有约1 000名示威者被枪杀或炸死，1 300个村庄被毁，6 000人被关押、折磨或处决。那些参加起义的种植园工人被关在自己的村子里，在武装警卫的看管下每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52]和整个法帝国一样，法国政府和这里的殖民当局对于向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做出哪怕只是表面的政治让步的意愿，也一点都不比英国人强。但在本土，帝国领地却吸引了公众的大量关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有超过70份杂志和报纸关注了殖民地事务。1931年，在世界经济衰退的高峰时，巴黎的樊尚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殖民地博览会，展会在专门建造的巨大的殖民地宫里进行，里面满是异国情调的壁画和各个不同地区的象征物。展会在5个月的时间里卖出了约3 550万张票。这次展会虽然是为了帝国团结而举办，但把殖民地世界视为“异域”反而强化了帝国中真实存在的等级差别。[53]

英帝国仍然是遥遥领先的世界最大帝国。毫无疑问，殖民帝国对英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力量的地位贡献颇大。从1910年到1938年，当其他市场萎缩甚至消亡时，英国向殖民帝国的出口从总贸易额的1/3增长到了几乎一半，1938年时殖民帝国也贡献了42%的进口；到1930年时，英国几乎60%的海外投资投向了帝国区域。帝国不仅是个可以内循环的贸易体，其内部还实施了贸易特惠。和法国一样，英国工业各方面的相对衰退被向帝国领地溢价销售产品的能力掩盖，而英国在锡、橡胶、原油、铜和其他各种主要原材料供给方面的海外投资，也使得英国的商贸和工业在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广大的帝国已经融入了英国人的文化，即便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帝国还是远在天边的存在，是从关于团结与家长式作风的宣传中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就像法国人那样，这没有考虑到殖民帝国里年复一年到处都是紧急事件和武力强迫。帝国日历中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帝国日，这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1903年成为节日，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庆祝这个节日。1924—1925年，伦敦的温伯利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帝国博览会，216英亩（约合87公顷）的展馆吸引了2 700万观众，人们就像在动物园里看动物那样观看展会上展示的“各个种族”。[54]

19世纪下半叶加入帝国行列的三个新来者——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未能享受到帝国经济的好处。因此，20世纪30年代，当全球经济连同国际主义一同崩溃时，正是这三个国家发动了新一轮领土帝国主义（在战前的“民族-帝国”观念上发展而来）战争，这并非偶然。虽然原因不同，但它们对于1919年之后世界秩序的看法都充满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以及西方主要强国统治地位的仇恨，正是这些西方强国主导了战后事务以及其后的国际政治舞台。即便是协约国这一边的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如此，与德国不同，这两个国家都是1919年的战胜国，在战争结束后仍然拥有殖民帝国。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圈子都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主要的全球帝国，英国和法国，其领地面积达到了巅峰。它们的全球势力背靠国际联盟和所谓的“国际主义”幌子，阻止其他国家向帝国主义发展，同时将两国作为“民族-帝国”的状态利用到了极致。实际上，英法两国关于“团结的帝国是民族力量和繁荣之源”的宣传越积极，那些没占到便宜的国家就越是觉得获取更多领地是提高它们的地位、保护其人民免于经济风险的不二之途。而要获得更多领地，唯一的途径理所当然只有战争。当时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美西战争、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延续20年的意大利征服利比亚之战，以及20世纪20年代主要帝国在摩洛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都证明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三个国家被认为无力决定本国的未来，仇恨由此而来，这让这三个国家更加排斥那些以和平协作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或“自由”价值观。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倾向于选择领土解决方案，这或许能够结束在它们看来对地域广大和资源丰富的英法帝国以及美国的永久从属地位。

日本的仇恨根源于它的扩张史，正是这段历史让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地区强权政治中的主要玩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则成了太平洋上的主要玩家——而协约国却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个状况。虽然日本也作为十国委员会（由协约国主要国家的代表组成）成员之一受邀参加了巴黎和会，但西方列强在商讨关键性决定时并没有带上日本。日本提出的在国际联盟章程中增加一条关于“种族平等”的条款的要求被列强拒绝，列强并不打算践行这一原则。在日本人看来，国际联盟仍然是西方人的玩物，并不是“民族自救方式”；20世纪20年代中期，“种族平等”原则被再次提出但仍未获成功，于是日本拉起了一个亚洲版国际联盟以更好地代表日本的利益。日本参战时的期望，如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所言的“在东方占据重要地位”，逐渐落空了。[55]西方列强重新拿回了中国市场的份额。日本不得不同意把1914年从德国手里抢来的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政府，当初日本的民族主义者还为夺取了这个半岛大肆庆贺了一番；美国原本在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中认可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但这一协定在1922年被否决了；1902年签署的《英日同盟条约》也在1923年终止。据巴黎和会上的日本代表观察：“所谓的美国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56]在1922—1923年的华盛顿裁军会议上，日本被迫接受了对英美有利的5∶5∶3的主力舰总吨位比例，并在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上再次接受。[57]更要命的是，一个新的民族主义中国正在1912年清朝崩溃后的军阀混战中渐渐成形，而西方对中国的支持让日本人备感失落，日本觉得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对其未来民族-帝国的利益至关重要。1922年在华盛顿讨论出来的《九国公约》坚持对华贸易中的“门户开放”原则，日本也在公约上签了字，但这显然否决了日本想要在亚洲享有特权的想法。日本的国际体系批评家们谈论着要在“东方思维”基础上建立亚洲新秩序，他们拒绝了西方式的和平维持、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认为这与日本的战略和政治利益格格不入。[58]

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核心问题是，在与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付出的“流血牺牲”有何意义？——意大利也是一样。20世纪20年代初期，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宣传的主题是“以牺牲之名”建设一个新意大利，但他们宣扬的这些牺牲，却在1919年和平到来之时沦为笑柄。虽然意大利在战争中有190万人伤亡，但意大利代表团在整个和会上受到的待遇却如同贡献不值一提的“小兄弟”。战争期间，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希望能在战后吞并达尔马提亚，甚至吞并整个奥斯曼帝国；殖民地部的意大利官员们甚至谈论要建立一个从利比亚延伸到几内亚湾的意属非洲。[59]1919年1月，在意大利殖民机构召集的商讨和平协议的会议上，有一位代表坚持意大利“必须得到与英法相当的海外领地”。[60]而意大利政府至少也希望英法两国能够尊重1915年《伦敦条约》中秘密许诺给意大利的土地，英法当时签这个条约正是为了劝说意大利参战。许诺的有达尔马提亚的领土、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权、对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利益的承认，还有可能让意大利参与分享从德国与奥斯曼帝国获得的战利品“作为补偿”。[61]

对于意大利代表团来说，不幸的是，威尔逊反对《伦敦条约》，拒绝遵守，而英法两国则把威尔逊的坚决反对用作对意大利爽约的借口。意大利政界内部围绕怎样获得和平这一问题存在分歧，也使得他们很难协调一致拿出要求执行《伦敦条约》的计划来。[62]1919年4月，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愤而离开了巴黎和会，当他于5月回到国内时，事情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除了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前奥地利领土外，意大利不会得到更多的领地，甚至连托管地都搞不到。这一结果产生了所谓“残缺的胜利”的说法。奥兰多在回忆录里说：“在这样的怨气和仇恨之后绝不会有和平，不仅是战败国对战胜国的仇恨，还有战胜国对胜利盟友的仇恨。”[63]正是这种怨恨的后遗症塑造了1922年10月上台的激进民族主义政府的野心，而领导这个政府的正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和他成立不久的意大利法西斯党。虽然意大利人对他所言的英、法、美“富豪和资本家联盟”怀有深深的敌意，但当时的意大利严重依赖国外贷款，还要拼命控制在利比亚和东非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殖民地，这使得即便是法西斯政府也受限重重，难有收获。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大利也和日本一样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主动权，它希望列强能够允许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实施更冒进的政策，但又害怕沿着在凡尔赛已然受挫的帝国主义幻想的老路走下去会重蹈覆辙，因而犹豫不决。[64]

德国和意大利、日本都不一样。它是战败国，失去了海外殖民地和内陆殖民的波兰领地。在这里，战败引发的仇恨比在意大利或日本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还有更危险的政治和文化表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里，大面积的饥荒、失业、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暴力（包括东边与波兰的边境冲突）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记，给德国带来的苦难和屈辱是20世纪20年代其他帝国势力没有遭受过的。而在战争中付出的民族牺牲也导致德国人民自发产生了共同的受害感。[65]对这一现实危机的指责主要指向了那些强加给德国人和平方案的西方战胜国。而德国整个政治圈子仇恨的则是要德国独自承担战争罪责的指控，这种指控认为德国的领土应该受到限制，德国应该解除武装，并认为德国人不是仁慈和合适的殖民者。最后一种判断来源于巴黎和会，这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所谓“殖民谎言”的说法，这对德国人是一种彻底的冒犯，也成了接管德国殖民地、使德国未来在欧洲处于从属地位的依据。当1919年3月的魏玛国民议会商讨协约国给出的条约条款时，以社会主义者和开明人士为主的代表团以414∶7的投票结果否决了殖民地解决方案，他们还要求“重建德国的殖民权”。[66]10年后，阿道夫·希特勒已是快速发展中的纳粹党的党首，他在竞选发言中说：“说德国人民缺乏管理殖民地的能力，这是虚假的、野蛮的妄断，是对我们国家荣誉的无礼攻击。”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者们将对德国的种种约束解读为一种“逆殖民”，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的未来被当成了列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抵押品，如希特勒所说，德国就此沦为了“被剥削的纳贡殖民地”。[67]由于无力挑战西方对权力的垄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只能将怒火转向国内，指向德国的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1918年“从背后捅了德国一刀”，为西方向德国核心地带的殖民打开了通道。

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反复提出，自己理应被视为“文明国家”，能够与其他帝国共担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使命。1926年，德国外交部资助了一部纪录电影，名为《殖民的世界史》，片中不仅讲述了殖民地能带来的经济帮助，还对关于德国无力管控被统治人民的说法发起了挑战。[68]虽然现在已经是“后殖民国家”了，但德国与前殖民地之间仍然通过各种组织和宣传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组织和宣传旨在从某种程度上重建德国的海外帝国。德国殖民地协会成了一众为了殖民事业而奋斗的小社团的保护伞。这个协会拥有3万人，在德国各地设有260个分支，办有多份不同的殖民地杂志。关于前殖民地和其他各大帝国的消息被广泛传播。给在前殖民地营业的德国公司的补贴和投资越来越多，从1914年的73笔增加到1933年的85笔。战前的殖民地学校仍在运转，1926年还成立了第一所殖民地女子学校，这些学校都旨在为期待中的未来帝国培养管理人员和专业人才。1925年，柏林举办了一场殖民地博览会，这很不协调。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利用这个机会凸显了所有其他欧洲帝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与德国的反差，德国是个“没有空间”的欧洲国家。[69]

据施特雷泽曼的理解，1919年之后德国的仇恨最主要来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强大、进步而且文明的德国人民却没有足够的领地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并养育逐渐增长的人口。在德国的民族主义群体以及范围更广的社会中，一种观点普遍存在：领土扩张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现代国家的特征，并使其有资格统治臣属阶层。在人们思考德国的帝国主义过去以及未来重建帝国的可能性时，这种观点反复出现。这里的关键词是“空间”。20世纪20年代，由拉采尔以“生存空间”的自然需要为基础首创的这一概念在德国广为流传，其原因无他，正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领土的限制——“这是对我们生存空间的不公正、无依据以及不明智的切割。”1931年一名德国地理学家如此说。[70]一门叫“地缘政治学”的新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大行其道，其首创人物之一是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这门学科与对大部分人而言过于深奥的科学关联不大，却与“生存空间”一词以及该词在德国处境下的运用关系甚密。由前殖民地官员汉斯·格里姆（Hans Grimm）撰写的畅销小说《没有空间的民族》（Volk ohne Raum）在1926年出版后销售了31.5万册，靠的就是其标题，出版商之所以选了这个标题，是因为这正是德国人长期的诉求。德语中“Raum”（空间）一词的含义比英语中的“space”更加丰富，在它所指的区域，德国人民会让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和生物-种族层面的特性扎下根来，付出代价的则是其臣属民族或外族，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在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眼中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民族”代表。[71]

让一个以种族纯洁性和文化优越性为特征的民族统治或支配额外的领土，以豪斯霍费尔的话来说，这是对其在战争中“沉重而血腥的牺牲”的一种补偿。[72]但是德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这些抱负却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德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补偿从何而来？人员众多、组织良好的殖民地游说团明白，在20世纪20年代的环境下想要获得海外殖民地无异于痴人说梦，虽然他们也指望着西方列强未来或许会允许德国共同参与殖民。大部分民族主义者以战前未能实现的帝国思维来看待“种族与空间”问题，1918年对乌克兰的短暂占领更是强化了这种看法，这是德国唯一真正可能通过向东扩张来占据的空间。如德国法律哲学家卡尔·施米特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那样，德国或许能在中东欧建立一个由自己统治而且其他列强鞭长莫及的“大块空间”（Grossraum）。所谓“东方”虽然从未被明确定义过，但常常出现在关于“空间”的讨论中。地理政治学家们格外关注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此时德国大为缩小的国土之外，还有许多历史上受德国影响的区域——无论是语言、耕作方式还是法律传统，甚至是房屋的建筑方式，都是德国式的——这就使将东方视为“德国的空间”有了合理性。这种德国“种族和文化区”的概念出现在了小学课本和政治宣传品中的众多地图上。在阿尔布雷希特·彭克与汉斯·费舍尔在1925年制作的一份德国文化和民族区域地图上，德国的空间延伸远达苏联，从北方的拉多加湖直到远在南方乌克兰的赫尔松，还延伸到了所谓“伏尔加德裔人口”居住的地区，这些人是18世纪的德国移民，其后裔如今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这份地图被广泛仿效和传播。[73]1921年，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后来成了党卫队头目，是德国在波兰和苏联所做出的残暴帝国主义行径的首要责任人）在日记中写道，听了一场关于德国未来领土目标的演讲后，他觉得“东方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西方很容易灭亡。我们必须在东方战斗和定居”。[74]这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纳粹党来专门宣传这些观点。

德国想要推翻“一战”的结果和《凡尔赛和约》的裁决，这就像意大利人对地中海帝国的幻想，或日本人独霸亚洲的野心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仍只是个愿望而已，但这种愿望维系了在“一战”前的几十年就已产生的民族野心。但这并没有让第二次全球战争不可避免。事实上，在这三个国家中，滋养了这些幻想的仇恨并不十分普遍，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引领的经济复苏带来了世界秩序的稳定，以及欧洲以外民族主义的低迷，这三个国家在主流国际政治结构和经济协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被证明是可能的，虽然有些勉强。在德国和日本，对更多领地的追求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并不像民族主义者们认为的那般重要。在意大利，民主政治在激进民族主义者与中间派、左派的恶斗中轰然解体，墨索里尼面临的最优先的政治任务是稳固他的统治，并督促意大利的经济复苏。在20世纪20年代，这三个国家都依赖于西方大国为逐渐恢复世界贸易和经济投资而付出的努力，同时也都在口头上支持国际联盟所体现的国际合作精神。1925年，所有的战胜国与战败国共同签署了《洛迦诺公约》，再次确定了在凡尔赛划定的西欧各国边界。1926年，德国获准加入国际联盟。1927年，德国甚至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强烈反对之下仍然加入了永久托管委员会，负责监管它的前殖民地，它推荐的委员是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路德维希·卡斯特尔（Ludwig Kastl），而不是某个吵吵嚷嚷的殖民地游说团领袖。德国坚持要尊重托管条款，包括致力于做好各种准备措施让前殖民地最终独立。1932年，正是德国首先提出了“去殖民化”一词来描述这个看起来已经处于进行中的过程。[7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稳定被认为可能只是暂时的，未来必定难以预计，这样的和解终究只会是短暂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为德国筹划了“顺从”的外交政策，希望德国表达出的善意能成为挣脱和平协定束缚的更好方式，但他也没有排除实现更为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再来看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握着政权的立宪政友会一直致力于裁军和与西方合作，以此作为实现日本目标和激励经济发展的更合理的途径。[76]日本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奉行过对华友好战略，而放弃了几十年的对抗。在意大利，即便墨索里尼明确地将“新意大利”的想法概括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挑战，但至少用“口头的和平主义”来说事而不去冒发生冲突的危险也被证明是必要的，他自己也这么说。他认为，意大利新帝国野心的实施还要等候“欧洲生乱”。[77]而且，意大利现有殖民地里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有待平定，那里的驻军已经从2 500人增加到了1.2万人，但意大利还是花了10年时间才将当地起义镇压下去。在利比亚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早在墨索里尼上台前的1922年，意大利就开始和阿拉伯部落为了该国大部分内陆沙漠的控制权而大打出手，经过多年的野蛮镇压后，战事才在1931年结束。在现有帝国安定下来之前，追逐新领地的风险太大了，但放弃是不可能的，这场战役突出了帝国领地唯有靠征服才能得来的理念。[78]

这段和谐的时光随着1928—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戛然而止，这场危机给接下来的10年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主要是这场经济危机摧毁了1919年之后重建全球秩序的努力，并阻止了国际主义的任何有效实现。从许多方面看，世界经济的崩溃比1914年或1919年更应当被视为导致经济危机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危机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的全球战争。[79]经济危机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但值得记住的是这场灾难的规模，受其所害的世界经济的弱点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一直暴露无遗，虽然在20年代中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贸易和投资的爆发期。到1932年，工业经济体中已有超过4 000万登记失业人口，另有数千万人由于价格和产出急剧下降而只能做短工或失业。在1929—1932年的大衰退中，世界贸易的下滑达到了惊人的2/3。世界上那些依靠一两种物产出口来维持的贫穷地区更是陷入了极度贫困。信贷紧缩导致了大规模的破产，在1932年几乎导致了德国的国家破产。人们普遍感到恐慌，认为大危机将足以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正如共产主义者预言的那样。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也同样乐于将大萧条视为“世界经济的黄昏”，而这正要由他们痛恨的西方体系来承受。[80]

这种所谓的西方经济模式崩溃、国际主义终结的感觉成了10年间各色未来预言家笔下的一大主题，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国际联盟大会主席在1932年夏劝说成员国协调一致，做好最坏的准备：“整个世界正陷于可怕的危机而且失去了信心。世界最后的希望现在只掌握在我们手中。”[81]国际联盟虽然在努力寻找缓解危机的措施，但无力阻止经济民族主义的出现。随着危机的加深，相互协作看起来比把本国经济保护起来要危险得多。1930年6月，美国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切断了美国市场从国外的进口。1931年11月，经过了长时间的政治辩论，英国放弃了自由贸易，也拿出了一系列关税政策；1932年8月，英国又推出了帝国特惠制，给予来自帝国领地的进口商品关税优待。在法国，科切尔关税制降低了来自其殖民地的产品的税率，却把世界其他地方的产品拒于门外。[82]危机导致了特别贸易和货币联盟的出现，包括以美元、英镑、法郎为核心的联盟。世界上最强的那些经济体原本能够为了保护令它们长期获益的体系而发挥作用，但是它们选择不去这么做，结果便是互相伤害。

对于那些发现自己在新的经济民族主义计划中受损的国家而言，危机的政治后果十分深远。在日本，衰退成了一场灾难：出口（尤其是生丝）下降了53%，进口下降了55%；日本庞大的农业产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本已陷入停滞，现在更是遭受了灾难性下滑，农产品收入腰斩，令数百万农民陷入可怕的贫困之中。[83]与西方体系协作的努力被证明无效，一轮反西方思潮导致了脆弱的民主政府垮台。而反对全球体系的民族主义浪潮使得军部在日本政府中占据了更为主导性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的民主试验随之告终。[84]比起其他经济体，大衰退对意大利的冲击没有那么严重，当权者把这场危机当成了在国外采取更积极的帝国政策，从而在本国重新发动法西斯革命的机会，因为列强纷纷缩回了保护壳中。在德国，大衰退被许多民众认为是战胜国的进一步打压。1931年，当德国试图与奥地利达成关税协定时，法国跳出来把事情搅黄了。在整个大衰退中，每五个德国人中就有两人失业，工业产值下降了40%，出口减少了一半多，而德国此时却还要继续支付战争赔款，并偿还20世纪20年代获得的大笔国际贷款。一片萧条之中，关于德国只不过是一个殖民地的哀叹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共鸣。1930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这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对全球化经济和西方的说教怀有深深的敌意。1932年，纳粹党成了德国第一大党，1933年1月，它成为执政党，希特勒成了总理。在这里，就像在意大利、日本一样，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利用牢固的“种族与空间”帝国幻想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声称他们是正确的了。整个世界正在危险地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日本，然后是意大利，随后是希特勒的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将自己郁积的仇恨转变为了新一轮领土帝国主义浪潮。在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关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需要变革的观点变得不可动摇，新秩序将不再基于已经失灵的几十年前的国际主义，而是要以由强大宗主国主导的关系紧密的帝国经济集团为基础——就像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圈子一样。[85]对于国家的生存而言，帝国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不可或缺，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帝国模式随之复苏。如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所言，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小国家别无选择，唯有竭尽全力组建自己的经济集团，或者找强国合作，以免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86]这些以获得更多领地和稳定的资源为目标、必要时会诉诸战争的努力，将时钟拨回到了帝国时代早期。苏联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坐在那个经济发展基本未受全球大萧条影响的国家里旁观着这场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认识到，贸易战、货币战、“对市场的激烈争夺”，以及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已经让即将到来的战争成了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手段”。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判断力的评价并不总是很高，但这一次，历史证实了他的判断。[87]

[1] Leonard Woolf, 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1928), 17.

[2] Ibid., 9–12.

[3] Birthe Kundrus, Moderne Imperialisten: Das Kaiserreich im Spiegel seiner Kolonien (Cologne, 2003), 28. See too Helmut Bley, ‘Der Traum vom Reich?Rechtsradikalismus als Antwort auf gescheiterte Illusione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1900–1938’, in Birthe Kundrus (ed.), Phantasiereiche: zur Kulturge schichte des deutschen Kolon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2003), 56–67.

[4] Nicola Labanca, Oltremare: Storia dell’espansione coloniale Italiana (Bologna,2002), 57.

[5]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Berkeley, Calif., 1998), 12–13, 22–3; Frederick Dickinson, ‘The Japanese Empire’,in 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1911–1923 (Oxford,2014), 198–200.

[6] “民族-帝国”的提法得到了广泛探讨。尤其可参见Gary Wilder，‘Framing Greater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4 (2000),198–202，以及Heather Jones, ‘The German Empire’, in Gerwarth and Manela(eds.), Empires at War, 56–7。

[7] Birthe Kundrus, ‘Die Kolonien–“Kinder des Gefühls und der Phantasie”’, in idem(ed.), Phantasiereiche, 7–18.

[8] Paul Crook, Darwinism, War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94), 88–9. See too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Cambridge, 1997), 203–15.

[9] Friedrich von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London, 1914), 18.

[10] Benjamin Madley, ‘From Africa to Auschwitz: how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incubated ideas and methods adop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Nazis in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5 (2005), 432–4; Guntram Herb, Under the Map of Germany: Nationalism and Propaganda 1918–1945 (London, 1997),50–51.

[11] Timothy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the Crucib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anham, Md, 2014), 8; Troy Paddock, ‘Creating an oriental “Feindbild”’,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9 (2006), 230.

[12] Madley, ‘From Africa to Auschwitz’, 440.

[13] 在下面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关于帝国理念的有益探讨：Pascal Grosse, ‘What does German colonialism have to do with National Social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in Eric Ames, Marcia Klotz and Lora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s(Lincoln, Nebr., 2005), 118–29。

[14] Martin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Imperi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Manchester, 2005), 1; Wilder, ‘Framing Greater France’, 205; Parsons,Second British Empire, 5, 83–4.

[15] Giuseppe Finaldi, ‘“The peasants did not think of Africa”: empire and the Italian state’s pursuit of legitimacy, 1871–1945’, in John MacKenzie (ed.),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 Popular Responses to Imperialism in France, Britain, the Netherlands, Germany and Italy (Manchester, 2011), 214.

[16] Kundrus, Moderne Imperialisten, 32–7; Bernhard Gissib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cultures and geographies of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48–1918’, in MacKenzie (ed.), 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 175–7.

[17] Kristin Kopp, ‘Constructing racial difference in colonial Poland’, in Ames,Klotz and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s, 77–80; Bley, ‘Der Traum von Reich?’, 57–8; Kristin Kopp, ‘Arguing the case for a colonial Poland’, in Volker Langbehn and Mohammad Salama (eds.), German Colonialism: Race, the Holocaust and Postwar Germany (New York, 2011), 148–51; ‘deepest barbarism’in Matthew Fitzpatrick, Purging the Empire: Mass Expulsions in Germany, 1871–1914 (Oxford, 2015), 103.

[18] Kopp, ‘Constructing racial difference’, 85–9; Gissibl, ‘Imagination and beyond’,162–3, 169–77.

[19] Robert Nelson, ‘The Archive for Inner Colonization, the German East and World War I’, in idem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o the East(New York, 2009), 65–75. See too Edward Dickinson, ‘The German Empire: an empir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6 (2008), 132–5.

[20] 这里指辽东半岛。——译者注

[21]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89–90.

[22] Daniel Immerwahr,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territory and empire in U. S.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40 (2016), 377–81.

[23] 数据来自Parsons, Second British Empire, 32。

[24] 关于意大利人将他们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贵族”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进行对比，见Finaldi, ‘“The peasants did not think of Africa”’；还可见Lorenzo Veracini, ‘Italian colonialism through a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lens’,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 19 (2018)。

[25] Labanca, Oltremare, 104–17.

[26] Richard Bosworth and Giuseppe Finaldi, ‘The Italian Empire’, in Gerwarth and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35; Finaldi, ‘“The peasants did not think of Africa”’,210–11; Labanca, Oltremare, 123–4.

[27] 近年来关于1914年危机的最好的分析可见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2012);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How Europe Abandoned Peace for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2013)。

[28] 相关讨论见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The Great War as a global war’,Diplomatic History, 38 (2014), 786–800。

[29] William Mulligan, The Great War for Peace (New Haven, Conn., 2014), 91–2 ,104–6; Bosworth and Finaldi, ‘The Italian Empire’, 40–43; Labanca, Oltremare,117–27.

[30] 细节见Jones ‘German Empire’, 63–4。

[31] Dickinson, ‘The Japanese Empire’, 199–201;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1),24–6.

[32]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2009), 315–18; David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1914–1958 (Oxford, 2006), 47–51.

[33] Jones, ‘German Empire’, 62；有关德国破坏敌方帝国稳定的计划的细节，见Jennifer Jenkins, ‘Fritz Fischer’s “Programme for R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a global history of German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399–403; David Olusoga, The World’s War (London, 2014),204–7, 224–8。

[34]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57–60.

[35] Vejas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63–72.

[36] Cited in Jones, ‘The German Empire’, 59, from Andrew Donson, ‘Models for young nationalists and militarists: German youth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German Studies Review, 27 (2004), 588.

[37] Paddock, ‘Creating an oriental “Feindbild”’, 230; Vejas Liulevicius, ‘The language of occupation: vocabularies of German rule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World Wars’ in Nelson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122–30.

[38] Cited i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313. 关于非洲的内容，见Jones, ‘The German Empire’, 69–70。

[39] 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Empires at War, 8–9; Philip Murphy, ‘Britain as a global power’, in Andrew Thompson (ed.), Britain’s Experience of Empi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2012), 39–40.

[40] Richard Fogarty, ‘The French Empire’, in Gerwarth and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109, 120–21.关于征召的士兵人数，Berny Sèbe, ‘Exalting imperial grandeur: the French Empire and its metropolitan public’一文中给出了60.7万这个更高的数字。该文见MacKenzie (ed.), 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 34。

[41]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2007), 23–4, 43–4; Trygve Throntveit, ‘The fable of the Fourteen Points: Woodrow Wilson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35 (2011), 446–9, 454–5.

[42]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37; Marcia Klotz, ‘The Weimar Republic: a postcolonial state in a still colonial world’, in Ames, Klotz and Wildenthal (eds.),Germany’s Colonial Pasts, 139–40.

[43] Edward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Lawrence, Kans,2009), 142–5.关于欧洲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可见Robert Gerwarth and John Horne, ‘Bolshevism as fantasy: fear of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violence, 1917–1923’, in idem (eds.), War in Peace: Paramilitary Violence in Europe after the Great War (Oxford, 2012), 40–51。

[44]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59–65, 89–90.

[45] Cited in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149.

[46] Ibid., 60–61.

[47] 更多详情可见Susan Pedersen, The Guardian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Empire (Oxford, 2015), 1–4, 29–32。

[48] Ibid., 2–3, 77–83.

[49] Ibid., 24–6.

[50] Wilder, ‘Framing Greater France’, 204–5;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31–4.

[51]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94–8, 103.

[52] Henri Cartier, Comment la France ‘civilise’ ses colonies (Paris, 1932), 5–6, 24.

[53] Sèbe, ‘Exalting imperial grandeur’, 36–8;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199–202.

[54] Brad Beaven, Visions of Empire: Patriotism,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ity, 1870–1939 (Manchester, 2012), 150–51, 164; Matthew Stanard, ‘Interwar pro-Empire propaganda and European colonial culture: toward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4 (2009), 35.

[55] William Fletcher,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tellectuals and Fascism in Prewar Japan (Chapel Hill, NC, 1982), 31–2; Dickinson, ‘The Japanese Empire’, 203–4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London,2007), 396–8; Hosoya Chihiro,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apan’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9–1937’, in Ian Nish (ed.), Anglo-Japanese Alienation 1919–1952: Papers of the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82), 4–6.

[56]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6.

[57]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15–16; Jonathan Clements, Prince Saionji: Japan. The Peace Conferences of 1919–23 and their Aftermath (London, 2008), 131–6.

[58] Fletcher, Search for a New Order, 29–33, 42;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5–7 ;Paine, Wars for Asia, 21–2;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35–8.

[59] MacGregor Knox,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2000), 114–15.

[60] Bosworth and Finaldi, ‘The Italian Empire’, 41.

[61] Spencer Di Scala, Vittorio Orlando: Italy: The Peace Conferences of 1919–23 and their Aftermath (London, 2010), 140–41, 170–71.

[62] Claudia Baldoli, Bissolati immaginario: Le origini del fascism cremonese (Cremona,2002), 50–53; Mulligan, The Great War for Peace, 269, 275–7, 281.

[63] Di Scala, Vittorio Orlando, 156–7, 173.

[64] See John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The Armed Forces and Fascist Foreign Policy, 1922–1940 (Cambridge, 2007), 62–8.

[65] Greg Eghigian, ‘Injury, fate, resentment, and sacrifice in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1914–1939’, in G. Eghigian and M. Berg (eds.), Sacrifce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College Station, Tex., 2002), 91–4.

[66] Dirk van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05), 107; Shelley Baranowski, Nazi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Cambridge, 2011), 154–5.

[67] Wolfe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1919–1945 (New Haven,Conn., 1964), 18–19.

[68] Christian Rogowski, ‘“Heraus mit unseren Kolonien!” Der Kolonialrevisionismus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ie “Hamburger Kolonialwoche” von 1926’, in Kundrus (ed.), Phantasiereiche, 247–9.

[69] Uta Poiger, ‘Imperialism and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History and Memory, 17 (2005), 122–3;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09–10;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2–3, 44–5; Andrew Crozier, ‘Imperial decline and the colonial question in Anglo-German relations 1919–1939’,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1 (1981),209–10, 214–17.

[70] David Murphy, The Heroic Earth: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Weimar Germany, 1918–1933 (Kent, Ohio, 1997), 16–17; Woodruff 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1986), 218–20.

[71] Murphy, The Heroic Earth, 26–30; Smith, Ideological Origins, 218–24; Laak,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16–19.

[72] Herb, Under the Map of Germany, 77.

[73] Ibid., 52–7, 108–10.

[74] Vejas Liulevicius, The German Myth of the East: 1800 to the Present (Oxford,2009), 156.

[75] Pedersen, The Guardians, 199–202；关于去殖民化，见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20。经济学家Moritz Julius Bonn的观点也与此相同。

[76] Fletcher,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40–41; Hosoya Chihiro,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5–6, 7–10.

[77] Knox, Common Destiny, 121–2, 126–8.

[78] Labanca, Oltremare, 138–9, 149–52, 173–5; A.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Fascism and its imperial and racist phase’,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3(2004), 128–32;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123–6.

[79] 这一观点在最近对这场危机的最佳叙述中得到了支持，见Robert Boyce, The Great Interwar Crisis and the Collapse of Globalization (Basingstoke, 2012), esp.425–8。

[80]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127–8.

[81] Boyce, Great Interwar Crisis, 299.

[82] Jim Tomlinson, ‘The Empire/Commonwealth in British economic thinking and policy’, in Thompson (ed.), Britain’s Experience of Empire, 219–20; Thomas,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93–8.

[83] Takafusa Nakamura and Kōnosuke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914–1955 (Oxford, 1999), 33–7.

[84] Paine, Wars for Asia, 22–3; Fletcher, Search for a New Order, 40–42.

[85] 德国的情况可见Horst Kahrs, ‘Von der “Grossraumwirtschaft” zur “Neuen Ordnung”’, in idem (ed.), Modelle für ein deutschen Europa: Ökonomie und Herrschaft im Grosswirtschaftsraum (Berlin, 1992), 9–13。

[86] Joyce Lebra,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Oxford, 1975), 74–5.

[87]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Seventeenth Congress of the CPSU, 26 January 1934’, in Joseph 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1947), 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