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译序 风之旗在吟唱

我犹如一面旗，在长空的包围中，

我预感到风来了，我必须承受；

然而在低处，万物却纹丝不动；

门还轻灵地开合，烟囱还喑然无声，

玻窗还不曾哆嗦，尘埃还依然凝重。

我知道起了风暴，心如大海翻涌。

我尽情舒卷肢体，

然后猛然跃下，孤独地

听凭狂风戏弄。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这首自况诗题名为《预感》。它写成于诗人的思想和创作都渐趋成熟的1904年。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生活与诗歌》（1894）和《图像集》（1902）等好几部诗作；他已经两次周游意大利，两次访问俄罗斯，也初次尝试了一下巴黎的生活；他已于1901年与雕塑家克拉拉·维丝特霍芙（Clara Westhoff，1878—1954）结了婚，并已有了一个孩子……总之，里尔克在写《预感》时，已对人生和创作都积累起相当丰富的经验，已对时代、社会及对他自身都获得了相当透彻的认识。所以，《预感》这首不足十行的短诗不仅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描绘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而且还含蓄委婉，但极其准确地揭示了他自身的两个重要特点：敏感和孤独。真不知道世间还有什么别的事物，会像长空包围的一面旗帜那样，又孤独又敏感。

诚然，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大诗人无不都是敏感的，而且也多半孤独。但是，敏感与孤独集于一身、贯穿一生、相辅相成因而给思想和创作打上深深的烙印，这样的情况于里尔克十分显然，在其他诗人却不多见。

里尔克1875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父亲是一名铁路职员。因为没有兄弟姊妹，他那颇具文学修养的母亲便成了诗人孤寂童年的对话者。里尔克从小便富有性情温驯内向和感官敏锐这样一些女性的特点，父母亲不但给他取了“玛利亚”这个女性的名字，而且到五六岁时还把他当女孩一样给他穿戴打扮。诗人在他的《1906年自画像》中，仍不加隐讳地说他的目光中有着“女性的卑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却在11岁时硬被送进士官学校，以实现一心想当将军而未成功的父亲的夙愿。结果事与愿违，他不久就因“体弱多病”而退了学。可是，另一方面，里尔克作诗的天才却早早地表现了出来，18岁时已经在布拉格的文学界崭露头角，第二年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生活与诗歌》。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赫尔曼·黑塞在其著名的长篇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将艺术家、诗人称作是一类富于爱和感受能力的所谓“母性的人”，说他们生活在充实之中，以大地为故乡，他们酣眠在母亲的怀抱里，照耀着他们的是月亮和星斗，他们的梦中人是少女……看起来，里尔克正是一个十足地道的“母性的人”；而他的敏感和孤独，他之所以成为一位思想深邃、感情细腻、风格独特的诗人正源于此、基于此。

具有女性一般内向和敏感个性的里尔克热爱自然，同情和崇拜妇女，关心社会上的一切弱者和不幸者；对充满激烈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物欲横流的大城市，他却异常反感，宁可浪迹天涯或者隐居在乡间古堡中，享受他沉思默想的孤独。作为诗人，他一生中特别亲近的只有两类人，并从他们那儿获得了最大的帮助和影响：一类是女性，一类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他们同样是所谓“母性的人”）。

关于前者，我们不必细说里尔克在童年时如何受到富有文化修养的母亲的熏陶——她曾在1900年自费出版过一本诗集——引导他早早开始了诗歌创作；不必细说他19岁时如何在一位很有才气的女友的帮助和鼓励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生活与诗歌》，并将这本处女作献给了她；也不必细说他一生中如何与许许多多的女画家、女雕塑家、女演员建立了友谊，在孤寂的人生旅程中从她们那儿得到了理解和安慰；也不必细说他如何用自己最后的杰作《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1923），为一位19岁便夭亡的少女薇拉竖立了“一面墓碑”……我们只想讲一讲露·安德雷阿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1861—1937）。从1897年相识的一刻起，她便始终是里尔克生活中“最重要的人”。莎乐美是一位俄国将军的女儿，出生在彼得堡。就是在她陪伴下，里尔克两次游历俄罗斯，并在第二次访问列夫·托尔斯泰后，受到了这位笃信宗教的大文豪的影响。莎乐美富有名气，早年是尼采的学生和女友，1912年以后又成了精神分析理论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弟子。在里尔克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现世生活的怀疑与否定，充满着抑郁、悲观和虚无主义的情绪，这不能不说跟他长期与莎乐美的交往有一定的关系。为了说明莎乐美这位年长的女友在里尔克心中的地位，我们不必引述年轻的诗人写给她的那一封封感情奔放的书信，我们只需读一读下面的短诗：

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

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能够走到你身旁，

没有嘴，我还是能祈求你。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将拥抱你——

用我的心，像用手一样。

箝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不会停息；

你放火烧我的脑子，

我仍将托负你，用我的血液。

这首收在《祈祷书》（1905）中的著名短诗，任何人都理所当然地会将它看作是对神、对上帝的赞颂；然而这位“神”不在虚无缥缈的天堂里，而就在年轻诗人的身边，就是他所无比倾慕、无比崇拜和无限热爱的莎乐美。里尔克是在认识莎乐美的1897年的夏天写成这首诗，并且将它寄给了她。事实上，在诗人的心目中，莎乐美这位才女长期占据着介乎女友与情人、指导者与母亲之间这么一个特殊而神圣的地位。这就有如魏玛宫廷中的那位施泰因夫人之于歌德，只不过相比之下，里尔克比歌德更加幸运，因为莎乐美没有以自己的嫉妒和怪僻来令诗人烦恼和痛苦。

里尔克写过许多关于女性的诗，他在其中的一首《少女之歌》中说：“别的人必须长途跋涉/去寻找黑暗中的诗人……（然而）她们生命中的每一扇门/都通向广大的世界/都通向一位诗人。”可不是吗，里尔克正是通过女性之门，在像莎乐美似的一个个聪慧、善良和美丽的女性的激励、帮助和影响下，凭借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女性的内向和敏感，才对广大的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成了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

说到曾经与里尔克有过交往、给过他或多或少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们便可举出俄国的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和高尔基，德国的李林克隆、戴默尔和斯特凡·乔治，法国的波德莱尔、魏尔伦和马拉美，奥地利的霍夫曼斯塔尔以及丹麦的雅各布逊，比利时的梅特林克和其他许许多多光辉的名字。之所以如此，还不仅仅因为社会思想急剧动荡的20世纪初欧洲文艺界人才辈出，过不惯安定生活的里尔克自然在旅途中有了与他们结交的可能，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内心中对他们有一种同类感和亲近感，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吸引力。里尔克早年翻译过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剧本《海鸥》和《万尼亚舅舅》；他非常敬仰德国剧作家霍甫特曼，因此将自己第一部成功的诗作《图像集》题赠给了他；他晚年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交往尤深，在创作《杜伊诺哀歌》（1922）和《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的同时，翻译了瓦莱里的《海滨墓园》等作品……但是，若论对于他创作产生的直接而实际影响，则应该更加详细地谈一谈罗丹。

1901年，里尔克与女雕塑家克拉拉·威丝特霍芙结了婚。克拉拉碰巧就是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弟子。通过她，里尔克对罗丹不只有了一般的了解，而且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第二年，他就抓住人家委托他写一部《罗丹传》的机会，来到在巴黎的大师身边。他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室里观察大师的艰辛工作，看见大大小小的艺术形象如何在大师手下显现出来，获得生命。他虚心地虔诚地聆听大师关于艺术创作的见解，明白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要学会“观看”。1903年，罗丹的传记已经完成和出版。在经过一些游历以后，里尔克于1905年又回到巴黎，当上了罗丹的私人秘书，以便继续向大师学习，并开始将大师的教诲用于创作实践中。正是在罗丹的影响下，他的诗作改变了早期偏重抒发个人主观情感的浪漫主义风格，写了许多新颖独创的以直接形象反映客观现实、象征人生和表现自身思想感情的所谓“咏物诗”。里尔克的“咏物诗”题材十分广泛，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那首《豹》，就含蓄而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在探索人生意义时的迷惘、彷徨和苦闷。《豹》以及其他“咏物诗”之所以使人觉得新颖独特和印象深刻，是因为它们于里尔克早期抒情诗的音乐美中，又融进了雕塑美和直观性。这些诗后来都收在《新诗集》（1907）和《新诗续集》（1908）中。

除去罗丹，里尔克还受过同时代的大画家塞尚和毕加索等的影响。他较长时间地生活在艺术中心巴黎，不断地往来于柏林、慕尼黑等欧洲大都会之间，所接触到的古代和当代大师的作品是很多的。例如他著名的《杜伊诺哀歌》的第四首和第五首，便是他在1914年和1915年对毕加索的《戏子》（Les Baladins）和《流浪艺人》（Saltimbangues）这两幅杰作潜心地观看、体验和学习之后写成的。至于在巴黎的卢浮宫和那不勒斯的国家博物精品中，里尔克如何久久地驻足凝思于记述奥尔弗斯故事的古希腊浮雕面前，从而汲取他创作最后一部不朽诗集的题材和灵感，这儿就不再详述。

从里尔克身上，我们可以再一次发现诗与艺术紧密的亲缘关系。同时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对诗人里尔克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如果说他是通过女性之门，通过他自己天生的女性般的内向和敏感，通过众多杰出女性的引导进入了诗的国度，那么，同时代的一大批文学巨匠和艺术大师，又扶持他、指点他，帮助他在诗的国度里探索前进，走出了一条新路。

然而，对于里尔克的思想和创作，起决定性作用和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却不是上面讲的那众多的女性和文艺家们，而仍然是诗人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说到底，所有同时代人对于里尔克的影响，本身也不过是时代影响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方面，因为他们本身的思想行为，也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里尔克生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前30年。在他进入社会的青年时代，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工业生产是十分发达了，与此同时人们在精神上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财富的高度集中加剧了贫富对立和阶级矛盾。大城市中，一方面是富人物欲横流、纸醉金迷、道德沦丧的丑恶，另一方面是穷人饥饿、疾病、死亡的不幸。一句话，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和弊病暴露无遗，于是便有了尼采之宣布“上帝已经死了”，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主义文艺的勃兴。

生性敏感的年轻里尔克，与所处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于是便逃避到孤独和幻想中，而对于幻想和孤独的追求，反过来又增加了他的敏感。他早年完成的《图像集》和《祈祷书》，都是孤独而敏感的自我内心情绪的抒发和表现。《图像集》中有一首诗题名为《沉重的时刻》，它一再地重复着不确指的“什么地方”和“无缘无故”这两组词，充分地表明了诗人想象中的人生是多么不可捉摸和荒诞。人生既然靠不住，诗人就只好寄希望于自己玄想中的上帝，《祈祷书》中那首“你怎么办，上帝，要是我死了……”有力地证明，不是上帝创造了诗人，而是诗人创造了上帝。

1902年，里尔克结识罗丹，随后便坚持着断断续续在巴黎生活了12年。在这个既是文化艺术中心又是罪恶渊薮的大城市里，渐渐步入中年的诗人遵从罗丹的教导，睁大眼睛观察那随着社会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剧而出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敞开心扉体验人世的生与死的不幸和痛苦，并将自己的观察体验所得写进了《新诗集》和日记体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1910）（简称《手记》）中。《手记》在揭露资本主义大都会里的腐败丑恶和表现对人生的恐惧方面，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近似，其表现手法也与无连贯故事的现代小说一致。这个时期的里尔克，虽然置身于巴黎等大城市嘈杂拥挤的人群中——只偶尔躲到法国南部的杜伊诺古堡里去——却仍然是孤独的，只不过这是一种内心的孤独。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里尔克失去了在巴黎的全部书籍和财产，随后又应征入伍，业已开始的《杜伊诺哀歌》的创作被迫停顿了下来；作为一个诗人，他已将自我失落。当然，这只是暂时的。而且，在时代的大风暴里，在亘古未有的血与火、生与死的大搏斗中，里尔克虽然没有亲临前线，但他那颗如“长空包围中的一面旗帜”似的敏感的心将怎样激荡、振动，就可想而知了。战后的第三年，他迁入瑞士山间一座朋友特地为他买下来的古堡里，在身与心的孤独中，对自己一生特别是大战期间的观察体验冥思苦索，终于在1922年很短的时间里一气呵成《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前者收哀歌体长诗10首，探讨人与世界的存在是否合理，以及生与死、苦与乐的关系等问题；后者集十四行诗53首，借希腊神话中歌手奥尔弗斯入冥界寻妻失败的故事，讽喻诗人对人生意义的无望追求。总之，诗人认为世界——应该说只是他所了解的资本主义世界——充满苦难，人生渺茫空虚，人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寻找到欢乐。

完成了《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这两部充满哲理的重要著作后，本来就身体单薄的里尔克似乎已经心力交瘁，在接下来的三四年中除翻译一些瓦莱里的诗外，就不再有大著作了，而且许多时间都是住在疗养院里，直至1926年除夕的前一天逝世。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人们将他安葬在离他完成最后杰作的米索古堡仅数里之遥的拉龙教堂的南墙下，让这位孤独而敏感的诗人去尽情地享受瑞士山中的岑寂，去静静地思索他生前未曾找到正确答案的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

是的，在里尔克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包括在《祈祷书》和《新诗集》中，都充满了对于宇宙、自然、人生、社会的哲理思考。而正是这一古今中外的大诗人都普遍具备的特点，才使仅仅活了51岁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产生了深远影响，获得了世界意义。在我国，里尔克的作品虽然译介得很少，但是名字却很响亮，还对我们的一些著名诗人如冯至产生过实在而巨大的影响。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并非没有原因。这位被视为欧美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主要代表的里尔克，他的作品晦涩艰深，难读难译；可是，一旦你坚持读下去并且理解了，便会觉得它们意味深长，回味无穷。而且，我们中国人在他关于宇宙人生的玄想中，仿佛还可以发现一些似曾相识或感到亲切的东西。他那死生循环的思想，他对死、对夜、对无名和无形的赞颂，他视黑暗为万物的本原，我们当然都可以而且也应该首先到日耳曼民族的哲学和文学的传统中，到歌德和德国浪漫派诗人那里去寻找印证和解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也很容易、很自然地会想到我们的老庄吗？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里尔克曾直接或间接地受过19、20世纪之交开始在欧洲流传的道家哲学的影响；在他与老庄之间，极有可能只是同样处于乱世或末世的哲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然而，就是这一点，也足以使里尔克格外受到我们的青睐。

孤独、敏感、深刻的里尔克！

可怜、可敬、可亲的里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