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关于亚当·斯密有关经济学科研究对象的论述，参见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篇），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

关于经济学的标准定义，参见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

最后，本章中涉及的“效用”概念，实际上是经济学界争论甚多、至今仍未有定论的内容。通常而言，为了避免争议，主流经济学对于“效用”概念采取数学处理（参见第二章“经济学小知识进阶”）；但是在本章中，为了让普通读者更容易理解，采取的仍然是文字描述。关于经济学界如何使用“效用”概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乔治·J. 施蒂格勒的《边际效用论的采用》，见R. D. C. 布莱克、A. W. 科茨和克劳弗德·D. W. 古德温主编的《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

[1]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2] Blaug, Mark, Great Economists Before Keyne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6, p. 77.

[3] “FISHER SEES STOCKS PERMANENTLY HIGH; Yale Economist Tels Purchasing Agents Increased Earnings Justify Rise. SAYS TRUSTS AID SALES Finds Special Knowledge, Applied to Diversify Holdings, Shifts Risks for Clien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1929, p. 8.

[4] [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5]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6] 经济学史上称为“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或者“边际主义运动”（Marginalism）。因为在1871年前后，第一代边际主义运动的三位代表人物，杰文斯（Wi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和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先后各自独立地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从而掀起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转型。

[7]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