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丢失时间的人

2011年，我的外公因患脑出血住进了医院，如今他依然在医院里过着与病床不离不弃的生活。好在母亲有姐妹兄弟七个，一星期轮下来，正好每人去医院照顾外公一天。我的任务，就是每周一次开车送父母去外公所住的医院。为此，母亲常常感叹子女多的好处，她只有一子一女，她无法想象，等他们老了，他们将如何打发一周七天中剩余五天的孤独？她的儿女如何才能每天陪伴在她和她那正渐渐失智的老伴身边？

父亲的智力和生活能力几乎降到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甚而弱于五六岁的孩子。未来等待着母亲的将是什么样的日子？她已有所预料，她朴素地预见到，夫妻相互陪伴终老的童话已然不再可能成为现实，她以自嘲甚或幽默的口吻道：除非诺贝尔奖评委会忽然宣布，某位科学家发明了有效治疗AD的药。

这是她的梦，亦是我奢侈的想象。

父亲的智力退化，最初表现为时间认知的混乱。刚吃过早餐，打了半小时瞌睡，醒来却说：该吃晚饭了吧？或者半夜三更要穿衣起床：天都快亮了，还睡？

大约是2011年的下半年，我们只是发现他经常认错钟表上的时间。那时母亲还上班，每到下班时段，他就翘首以盼，等不及时，就去小区外公交站牌下等候。倘若因为堵车母亲晚到家片刻，他就大发雷霆，指着挂钟说：都七点了，怎么才回来？又去哪里“捣糨糊”了？

事实上，挂钟的时针也许正指在“5”上。母亲纠正他，他对着挂钟端详片刻，这才“哦——”地释然，然后自责：我的视力退得太快，越来越看不清了。

我们也以为，那只是他眼睛老化得厉害。可他还能戴着眼镜对照着我给他买的《中外民歌金曲精粹》唱那些老歌，还能每天去公园混迹于一群退休老人中唱歌跳舞。他嗓子好，是很有特色的民歌男高音，尤其擅长蒙古族、藏族歌曲，那些婉转的曲调，他唱得优美而游刃有余，他还把擅歌的基因遗传给了我。然而，公园里的歌舞活动似乎没有让他尽兴与满足，看上去，他并不十分热爱这种集体活动，一般只持续到上午十点左右就独自回家了。接下去的大半天，他就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一睡，也许就是两三个小时。他不爱逛街，不爱串门，更不愿意参与麻将之类有金钱来往的活动，哪怕只是三五元之间的输赢。他太爱惜他的钱了，他舍不得从自己口袋里往外掏一分钱。如此，他便为手里拽着大把大把挥霍不掉的时间而恍惚与迷茫着。除了看电视、睡觉，所有剩下的时间他都用来等他的老妻下班回家，心情便格外焦急，不断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若没听见电话铃声，他就一遍遍地打，直到被发现时，手机上也许已经堆积了几十个未接来电。如此，母亲到家后看到的必定是他那张气得铁青的脸，继而对母亲的行踪又一次提出怀疑和质问。

状况似乎有些严重的趋势，我开始上网查询，关键词是“更年期”。果然跳出很多有关老年男性更年期的信息，父亲的症状大多符合，比如脾气变得古怪、暴躁、猜疑心加重等。但他的年龄已经过了医学上对男性更年期在六十岁左右的界定，难道因为体质好，七十岁才刚到更年期？我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网页上更多有关老年疾病的文字涌入我的视线：老年忧郁症，老年精神病，老年痴呆……

我像躲避瘟疫一样关闭了网页，我不敢看那些词条下面的详细内容，我无法接受我的父亲可能患上那样的病。从小到大，他留给我的印象多是坚强、开明、热情、善言……他怎么可能得老年忧郁症或者老年精神病？我一边这么告诉自己，一边忧心忡忡地观察着他的变化。

那些日子，父亲对母亲的行踪极度关注，对母亲的行为接近病态地计较。母亲出门时与异性邻居打个招呼，遇到某位异性老同事寒暄了几句，他都会大怒而斥责他的老妻道德败坏。似乎，他回到了十八岁的青春年代，俨然一个多情的吃醋王子，为着深爱的恋人不至从他身边逃离而草木皆兵、处处设防。母亲亦是被他搞到终日惶惶不安，他却乐此不疲于类似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监视”与“揭露”。母亲当然不接受他对她品行不端的评判，他便又为她的不知错而气极，于是大吵。好几次，母亲半夜打电话向我求救，又气又恨地说，都老得半死了，怎么变得这样“污理蛮理”？

然而父亲一接我电话，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没等我开口，就率先询问起我的工作和身体，关心我的吃饭和睡眠，哪怕一分钟前他还与母亲吵得不可开交，此刻却像没事人了。我知道，他是不愿意流露心底的落魄和失意，他勉为其难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还要在子女面前表现出与母亲的恩爱。他压抑、忧虑，日子过得近乎忍辱负重，他无法消解这些负载在心头的情绪，便更加频繁地挑起各种事端与母亲吵架。

我做不到像工会主席那样去调解父母之间关于男女问题的矛盾，这大概是世上最尴尬的调解工作了。可我终于还是无法沉默下去，在一次父亲又因窗帘问题与母亲大吵后，我对他说：爸爸，妈已经六十七岁，没什么姿色可言了，你就放一百个心，你的老太婆没人要的。这世上，也就你稀罕她。

也许是被我揭了底，扯破了脸皮，他干脆不再隐瞒：既然女儿都知道了，那我要和你好好谈谈。

我问：谈什么？他说：谈谈你妈的事，她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接下去，他开始举例，证据多得几箩筐都装不下，思路却相当混乱，所有事例都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所指对象均以“那个人”或者“那个谁”等模糊代词称谓，并且没有一例是叙述完整的，有头无尾、天马行空、毫无逻辑……语气却是悲伤和无奈，似乎真的一辈子活在屈辱中。

在他语无伦次地罗列他的老妻的罪证时，母亲在一边已经哭得几欲气绝。我不知道该怎么评判他近乎痛心疾首的控诉，他这是故意要侮辱、污蔑、诽谤母亲吗？可他自己分明也感到受了极大的伤害，他认为那些证明母亲“有罪”的证据都是确凿无疑的，可是在我听来，那根本就是支离破碎的梦话。我几乎怀疑，父亲是不是得了“受迫害妄想症”？为什么他总觉得母亲背叛他？

2011年10月19日，外公突发脑出血，被送往医院急救。大舅打电话给父亲，他马上赶去医院。因为我们家离医院近，父亲便自告奋勇回家拿住院的洗漱用品。当时同去医院的三姨夫后来告诉我，父亲下了手术室大楼，却找不到来时的路了，他在楼下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来回回转了很多圈，如同撞了鬼似的，怎么都走不出医院大门。大舅在楼上的窗口看见了，对三姨夫说：看看，看看，姐夫怎么变得这样笨？

好不容易出了医院大门，他骑自行车回到家，母亲已经从单位赶回，整理好洗漱用品，两人一起返回医院。可是进了医院大门，父亲却找不到外公住的那栋大楼了，才半个小时，他已经不记得。

我终于意识到，他的记忆力衰退得如此之快实在是不正常了，回头看他近半年来对母亲极其苛刻的态度，无中生有的猜忌，我怀疑，父亲的心理或者精神大概真的出了问题。再度查询网上有关老年疾病的信息，一一对照，似乎，父亲患了所有与精神、情绪、心理有关的老年疾病。许多症状符合忧郁症的特点，但忧郁症会失眠，他却不会，睡觉是他最重要的生活，他睡得着，并且晚上睡、白天睡，一天二十四小时，大约有三分之二在睡觉。难不成忧郁症也会嗜睡？或者，或者，竟是老年痴呆？记忆力急速衰退，对伴侣无端猜忌，对金钱极度吝啬……看起来像，可他才七十岁，太早了吧？

我无法找到确切答案，便想着抽空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可父亲却好像知道我们正在怀疑他患了病，便要努力证明自己的健康似的，从外公住进重症监护室开始，竟变得正常起来。那些日子，父亲上午去公园，下午去医院。他担负起了每天为外公送人参汤的任务，四十五分钟的探视时间，他和半昏迷的外公说话，给外公僵硬的手脚做按摩。有规律的生活和工作让他感到忙碌而充实。他不再做盯梢的克格勃，给母亲打电话也不那么频繁了，并且猜忌和怀疑明显减少，只是对窗帘还偶有要求。也是母亲学得乖巧很多，出门只埋头赶路不东张西望，卧室的窗帘总是闭得严丝合缝，她不想招惹她那个刁蛮的老伴，她尽量避免着引起冲突的任何事由。

那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父亲的精神显得良好，不像是得了心理或精神疾病。我想，也许过于空闲的退休生活让他倍感寂寞和空虚，积累起来，就患上了某种叫“退休综合征”的病。现在外公住院了，父亲便如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退休综合征不治而愈。他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他被另一个更老的老人需要着，为此他必须要求自己保持健康的、旺盛的生命力。

这年冬天，我们过了一个祥和的春节。弟弟和弟媳从海南飞回了家，年三十晚上我们请外婆来家里吃了年夜饭。春节过完，弟弟、弟媳回海南，母亲又开始上班，我也投入了新的创作。春天悄悄地来了，我默默地祈祷着父亲的“病”能因着护理外公而好转，乃至恢复正常。然而，早春二月，父亲的“被迫害妄想症”又蠢蠢欲动起来，就像封冻了一季的种子，在春天温暖的空气和潮湿的土壤中渐渐复苏，而后，某一天的某一时刻，骤然间冒出了邪恶的芽孢……

2012年的五月到六月，是父亲发病以后精神症状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他总要骑着自行车去公园，与他那些唱歌的老伙伴碰面。他在外人面前依然随和、谈笑风生，公园里的老伙伴们根本看不出他的病，只觉这个唱歌好听的老薛变得越发高傲了，人们请他表演，他总是只唱一两首歌，之后便不肯再唱。

我问他：为何摆谱？他说：多了就不稀罕了，也要把表演的机会让给别人一些的，老太太们唱得难听，也喜欢唱呢。

这话在我听来很是知书达理，自尊、礼让、体察人心。可是话锋一转，他又说：一群人婆婆妈妈，为谁唱得多唱得少还吵嘴，和他们混在一起，我都显得档次低了……俨然一副小明星大架子。前后两种说法，本质上是一回事，但境界完全不同，不知道哪一种态度才是发自他的内心。但是，不管他是否瞧得起那群被他称为婆婆妈妈的同龄人，他照例还是每天花费半天时间去公园“上班”，这终究是好事。直到有一次，他们去一所敬老院演出，轮到父亲独唱时，他竟把一首最熟悉的歌唱得支离破碎、不忍卒听，那些曾经熟记的歌词，被他几乎遗忘殆尽，更可怕的是，在上台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忘了歌词。

他被自己羞辱了。“不玩了，早就不想玩了，谁稀罕？”他以轻描淡写的口吻宣布从此不再参加公园的歌舞活动，却掩饰不住一脸的挫败感。我不知道在舞台上出一次洋相对于他来说有多么羞耻，但我知道，从此以后在他的字典里，唱歌成了“自取其辱”的代名词。我们便联想到，他那充满傲慢与偏见的人际交往，以及不愿与老伙伴们合作的真正原因，也许是他已经隐隐感到，他正逐渐失去把握与控制“歌”和“唱”的能力。那简直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老薛，而是一个越来越不会唱歌，甚至从来不会唱歌的老薛，这个可恶的老薛，正一口一口侵吞着原来那个擅歌的老薛。

那以后，他果真不再去公园，整日待在家里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盼望母亲下班回家。一个人的日子，太漫长了，漫长到不断地睡过去，醒过来，又睡过去……于是给他的老妻打电话，从一天打三四次，到一天打七八次，直到半小时打一次。

在这之前，我和弟弟曾多次劝母亲辞去工作，回家陪伴父亲。她没有正面答复我和弟弟的建议，每天早上依然准时去上班，直到下午下班时间回家。她好像并不担心她不在家的时间段里，她的老伴该如何度过，过得是否寂寞。

我知道，与我一样，母亲也在逃避，逃避一份情感完全负载于她一个人身上的压力。虽然她已是一个六十七岁老妇，可她一样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活，她对未来时刻都要陪伴着一个“刁蛮的病老头”充满了恐惧，她去上班，更多是为逃离这个压抑的环境。

我什么都知道，便不能硬逼着她辞工回家陪伴父亲，我无法告诉母亲什么叫“老来伴”。“老来伴”，其实并不是一种公平的相互陪伴，而是需要健康的这一个照顾患病的那一个，需要相对年轻的这一个照顾更老的那一个，需要活着的这一个为先于他（她）死去的那一个料理后事……世上没有一对完整和公平的“老来伴”，总有一个人要牺牲更多，总有一个人要留下来孤独地走完余生，先病、先老、先逝的那一个，便是有福之人。现在，命运让你比你的伴侣长寿、健康，并且更久地保持着耳聪目明、手脚灵便，那么照顾他（她）吧，这是命运对你提出的要求，照顾比你先老、先病的你的爱人吧，照顾他（她），直到他（她）安然死去……这是我每每担忧父亲因孤独而病况日趋严重的内心怨言，事实上，这些焦急、焦虑甚而气急败坏的声音并未从我的胸腔里窜出，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对母亲这么说，那是她作为独立个体的选择，她有权主宰自己的生活。可是很多次，因为无法按时回家看父亲，我一边内疚着，一边自我安慰：倘若要牺牲，也不该牺牲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吧？有时候参加了一场可去可不去的活动，我就愧疚得像是犯了罪，几乎想立即从活动现场拔腿逃回家。倘若我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把父亲孤独地丢在家里，那样我就无法享受得坦然而心无芥蒂。而当我苦痛地创作着、劳累着，那么我会略感安慰，不是我不去陪伴父亲，而是我实在忙碌，我要工作……

可是，强烈的愧疚感还是如阵痛一般持续折磨着我。我自由着，却因亲人的不自由而愧疚；我快乐着，却因亲人的不快乐而愧疚；我尽情着，却因亲人的不尽情而愧疚……如此，我便不再自由，不再快乐，不再尽情，任何时候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在逃避责任？我是不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想得多了，便为母亲坚持要去上那份月薪两千元的班而在内心怒吼，为自己每时每刻的愧疚怒吼。

拖延了四个月，母亲终于不敌父亲每半小时一次的电话骚扰而辞工，全身心地回家做起了父亲的“老来伴”。这不公平的“老来伴”，其实只是母亲对父亲的陪伴，于她而言，这种陪伴与幸福无关，有的只是艰辛与压抑。可她必须陪伴他，谁让她是他的老妻？而在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即将到来的未来时光里，孤单的母亲由谁来陪伴？

我确定我会陪伴母亲，只不过，我不是她的“老来伴”，我是她的女儿。假如她将孤独地老去，那也是命运对一个长寿女人苛刻的安排，对此我无能为力，因为我也是女人，我也终将孤独地老去。这是我以不惑的年龄对未来悲观而理性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