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与规训
群众涌现为书写的对象，正与现代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同时。心理学概念、观点的广泛流通和运用，不仅促使了意识形态光谱上位置各异的知识分子将群众视为研究的场域，而且也划定了描述的边界和阐释的套路。研究这些理论书写可以揭示出“学科／规训思想”（disciplinary thinking）在解读群众的尝试中运作的形式。这个双关的概念（discipline既可指学科，也有规训、惩戒的涵义）是从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那里借来的。所谓“学科／规训思想”，不仅指对某个研究对象可考察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的界定，更指“这个对象何以被建构为思考的对象……它是指一种定义的方式，即通过这种方式定义什么是可以思考的，以及什么是知识的对象本身可以思考、理解的”。(23)“群众”——亦即群众作为一个可以被思考的对象，以及阐释它的方式——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分析对象或描述性范畴；“群众”这个概念需要放在它出现时的特定语境中加以理解。
心理学为我们考察这种“学科／规训思想”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入口。作为一种思考和管束人类活动的特殊方式，心理学既标明了知识的内容，也标明了这种知识的应用模式。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对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s）的发展不能化约为一部发现的历史，也不能简单地讲述为一个事实战胜偏见的可喜可贺的故事。相反，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的形成，是与科学考察的对象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如何变得可辨识、可理解的方式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的历史学家柯特·丹齐格（Kurt Danziger）把心理学理论视为历史性的构造，并号召研究者去为“心理学研究对象写传记”。(24)这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比如所谓的“群众心理”，借用科学史学家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言简意赅的表述：“结构我们的思想，为我们的论证赋予特定的纹路，并给我们阐释的标准提供证明。”(25)群众成为思考和行动的对象是与心理学论说方式之流行分不开的。
20世纪上半叶，人群的集合成为“惹人兴味的现象”，吸引了各路知识分子的关注。“群众现象”，借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话说：“在被规训（disciplined）——被驯化为理性探究的温顺对象从而变得可思（thinkable）——的同时，也被知识论化（epistemologized），被放置于一套关乎真相之叙述的生产、流通和裁决的体制之中。”(26)在各种关乎群众现象之真相的叙述中，“群众心理”常常占据核心的位置。追溯“群众心理”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了解心理学本身学科建制和知识生成的条件，更需要研究中国心理学学者们自己的理论诉求和探寻方法。(27)人群在空间内的集合是否会产生某种神秘的心理感染力，将个体黏合在一起，抑或这种身体的聚合只会造成个体间机械地相互刺激和回应——这类观点被接受为可辨真伪的科学性论述（而非什么无稽之谈）而日渐增多。(28)传播这类论述的渠道，既包括学术期刊和专著，也有各种各样的通俗刊物。不仅如此，群众理论还获得体制上的支持，这既包括高等学府新成立的心理学院系和大型的商业出版机构，也包括国民党的军事院校和干部培训机构。群众行为之心理根源的假说更与控制群众行为之方法的设计互为表里，使得“心理化的群众”名副其实地成了“学科／规训”的对象。
关于群众心理的讨论，或者说这种被心理化的群众的形成，自然无可避免地反映了现代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重要讨论。其中一个关键性的讨论是围绕两个社会心理学家针锋相对的观点展开的：简而言之，美国行为主义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亨利·奥尔波特（Floyd H. Allport，1890—1978）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归根结底是刺激与反应的行为，而出生于英国的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则受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学说的影响，强调本能和冲动的作用。这两种理论之争在心理学史上非常重要，因为它关乎的正是社会心理学到底要研究什么的问题。(29)这场论战在20世纪20年代变得愈发激烈，并影响了中国学者——比如民国时期著名的心理学家高觉敷（1896—1993）——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的理解和阐释。但这类学科内部意义重大的事件，比如某种新理论的出现而引起的论争、某部教材或译著的出版，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高觉敷会把群众中的人比作“你戴上一个花纸糊的帽子，他套上一双卓别林式的皮鞋，我穿上一件满清官僚的袍子”的小丑，或为什么国民党的理论家张九如（1895—1979）会建议读者去丈量所谓群众中的人“意识的裂缝”的深度。(30)想要理解为什么某个特殊的心理学概念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获得或者丧失其阐释性的能力，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影响心理学研究的因素，比如研究者的政治立场、预设的道德价值判断、个人经历等等。
图2 高觉敷《群众心理学》（1934）封面
同时，群众心理论述的盛行，也不仅仅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附庸。在现代中国，群众被建构为知识的对象以及群众被认知的特定模式，一方面和“社会”成为政治话语的焦点紧密相关，一方面又和一种新的“人”的概念密不可分。正如新近研究所揭示的，在现代中国，“社会”作为一种被召唤的对象，通过社会学调查、统计以及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兴起为研究与规训的场域；各种“社会”知识的收集、筛选和整合深刻地参与了对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治理。(31)社会—国家又由一个个“自我”构成，每一个“我”都拥有充满记忆、欲望甚至病症的内心，这样的内核被认为既可以破解，又可以重新书写；身份认同、健康疾病、主体性等一系列问题常常围绕如何理解和改变这样的内在自我而展开。(32)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叙述里，群众的形成正是动员这些充满了感情、冲动甚至错觉的个体，冲出自我狭小的屋檐，涌入“社会”新天地的过程。
如此来理解围绕群众所展开的各种学科／规训性的论述，让我们得以把它放置到一个知识的秩序（order of knowledge）中去。这一秩序不仅把群众问题化为欲知的客体／对象，更同时设定了各类认知的主体，他们宣传自己能够直通群众的内心，知晓群众的特征，书写群众行为的意义。以往关于群众话语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文学中的群众形象，而且大多是在两个语境下讨论，一是20世纪初的国民性讨论（例如鲁迅小说中对冷漠嗜血的看客的描写），二是革命集体主义的流行（例如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出现）。(33)这些都很重要。我想补充的是：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群众的“发现”，我们还需要关注另一个语境，亦即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考和处理人类行为的方式在全球的流行。新兴的心理学话语不仅宣称能够对人类的内心做出具有真伪价值的表述，而且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关于自我与国族的讨论。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意识与潜意识、操控与自发、理性与直觉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概念获得了新的科学性表述，而关于群众的论争正是在这些流行的心理学概念编织的大网上展开的。论争的核心是“常态”与“病态”的不稳定对立。对于很多发言者来说，群众到底是无脑的群氓，还是历史变革的革命力量，到底是该声讨还是要膜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到底该如何理解群众所谓的“变态”心理，亦即群众的易诱性和轻信性——群众容易受“暗示”的“传染”，容易受催眠，容易被迷想幻觉左右等等。群众话语，特别是关于群众、自我、国族三者关系的论述，常常跟心理学作为一种新型理解和治理常态与病变的科学方式紧密相连。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学化的群众绝不仅仅为心理学研究独有，而是超越了学科和文类的限制。通过追踪它跨学科、跨文类的流通，本书既分析这种阐释、描述模式的历史特殊性，也关注这种特殊的心理学阐述模式如何既启发又限制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激变的历史情境中言说群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