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名者的命名

中国的文字中一直都有无名之“众”或“民”的存在。古代儒学中“民”“众”的概念褒贬相杂：他们盲目而消极，却又是人性的源泉；他们既被奉为天命最终的晴雨表和权威合法性的根基，又被形容成需要皇恩眷顾的无助对象。(9)儒家知识分子在“最可一般化的社会关系（民众的感情）和最可普遍化的伦理—宗教认可（天命）”之间建立起超越性的联系。(10)他们一边宣布“民”是政治之“本”，一边又把大众赶出了实际的政治舞台。在传统儒家看来，含义模糊的“民”和具备政治权利和责任的“人”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本质来说是文化上的：“‘教’使得个体从身份模糊的‘民’发展到鲜明独特的‘人’，最终达至‘仁’。”(11)苏源熙考察过古代文学中对群众的描写，他观察到虽然历史上各种形式的群众起义、抗争层出不穷，而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儒家政治思想也为民众反抗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但在前现代的历史写作中，群众常常是以王权膏泽和士绅恩惠的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不是能动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媒介或材料”，而当真的写到“激进的群众”时，他们通常也只是“大事不好的征兆”。(12)

群众（这里指人群的聚集）自然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关于群众的书写也屡见不鲜，但在20世纪上半叶，群众以新的方式承载起既令人不安又耐人寻味的意义。讨论现代群众文本的历史特殊性，不是说书写群众本身有什么前所未见的新奇之处，而在于这些文本所揭示的群众作为书写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显著位置，以及它被言说、被剖析的特殊形式。群众在战争、革命、国家建设等宏大叙事中披上主角的光环；在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下，他们的形象通过写实主义小说、乌托邦想象，以及新涌现的人类科学的学科棱镜折射，变得清晰可触。与儒家观念里“身份模糊的‘民’”不同，现代群众话语关注的是身体聚合的过程及其心理动因和后果。在特定空间内集合的人群是否会因为聚凑过程本身，而呈现出某种与群体内部各人本来具有的情感意志相异的心理状态？这个在20世纪以前几乎从未被问过的问题，到了20世纪上半叶却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似乎绕不过去的问题，激烈的讨论和花样繁多的理论层出不穷。一边是“人民”被奉为历史主角、政权根基的新主权观念的兴起，一边是心理学等新兴人类科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渗透，对群众行为和心理的强烈兴趣，亦即群众之问题化，正是在二者之间发生，并被赋予了历史紧迫性。

这种对集合的人群的关注与晚清的“群学”相关但又不同。与传统的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相悖，晚清思想家宣扬一种“联合的新意识形态”（“new ideology of associatio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语），号召民众为了民族救亡和公共利益而横向、自发地相互联合，合群能力之有无成了国家盛衰强弱的根源。(13)按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梳理，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把斯宾塞（Hebert Spencer）的社会进化论、晚明遗民思想家王夫之关于“族”“类”的思考，以及先秦哲学家荀子的合群多力之说糅合在一起，指认“能群”是现代公民的第一要谛，“散而不群”使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中几近亡国灭种之边缘。(14)改变积弱不振之颓势，只有聚人而群、积群而国这一条路可走。知识分子为各奋其私、“一盘散沙”的国人而扼腕，热忱呼唤“大群”（借用美国人类学家安德训［Ann Anagnost］的解释，在晚清知识分子的构想里，“大群”指“一种无差别的社会集合体，这种集合体被视为同质的民族共同体”(15)）的出现。这是一种与旧秩序不同的构想，“大群”的出现不仅需要聚合涣散的个体，更需要在家、族之类的原生结构之上建立新的现代社会政治组织。

如果说，对于晚清知识分子来说，“大群”可视为政治现代性的目标，在这个国族建构的方案中，有时我们会碰到一个看起来有些轮廓不清的“群”，那就是“人为群”。比如，《新尔雅》有对各类“群”的解释，其中谈及“人为群”。在这本1903年出版的人文、自然科学新概念及术语的辞典里，编纂者基本遵循了当时流行的聚人而群、聚群而国的思路，带有清晰的历史目的论。在他们描述的从家庭到国家再到现代国际体系的线性发展中，“人为群”的位置显得有些唐突：

父母兄弟相聚营生者，谓之家族；数家相聚于一处者，谓之部族；以人力结成之团聚，谓之人为群；以家族氏族之自然关系为基而更定一整然制度之群，谓之族制群，亦谓之部落；不以家族氏族为基础，全用人力合成之群，谓之市府；统一众部落或数市府而成之大群，其中有一成之制度及相当之势力者，谓之国家；各国浑合成一团者，谓之国际社会，谓之人群，谓之天下。(16)

“人为群”不像家族、部族那样“自然”，也不如部落、国家这类“大群”般强大；它不以血缘或宗族关系为基础，而是全靠“人力结成之团聚”，但这样的定义含混模糊：因相同志向、兴味走到一起的同人社团可算是“人为群”吗？一触而发、山呼响应的抗争群众可算是“人为群”吗？“以人力结成之团聚”是不稳定的聚合，它既蕴含能力、气力，又似乎缺乏天然内在的凝聚力，需外力团结；它似乎既可以是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又似乎也不过是施力的对象、被揉捏而成的临时的集体。

拗口的“人为群”在清末新语辞典中的出现，揭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积人而群”这个问题时普遍的好奇和仓促。不过这个有些佶屈的发明生命力不强。不久，“群众”，一个没有在《新尔雅》露面的词语，很快遍布在中国的公共话语和政治修辞中。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比如勒庞的早期中译者钟建闳（1893—1964），一直到1918年仍“群”和“群众”混用，(17)但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群众”大体取代了“群”，成为指称在一定空间内聚集的人群时最常用的词语。(18)与“群众”这个词语的流通互为表里的不仅是关于群众的讨论在数量上的激增，更重要的是讨论问题本身的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把20世纪上半叶与过去区分开来。当知识分子们大张旗鼓地言说起“群众”，回旋在他们笔尖的是一系列反复出现的问题：个体的聚集和创造富有黏合力的社会有机体的追求，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大量非亲非故的个人组成的群众是否能冲破家、族等亲缘组织的桎梏，为民族重组开山辟路？抑或是，聚集的群众只不过是政治体上增生的肿瘤，是社会离析、道德溃烂的症候？

在很多人看来，了解群众迫在眉睫：群众运动扑面而来，势不可挡，扣人心弦。五四运动后不久，一位评论者把群众说成是病，是漩涡，是推坚陷锐的浪：“群众运动，是触目惊心的现象，也是惹人兴味的现象……好像虎列拉（霍乱）似的，不问智者、愚者、贤者、不肖者，都要被他转到这个漩涡里。”他指认“五四对待曹张的北京学生，便是群众”，并把中国放在世界性的群众浪潮之中，叹息“平风静浪的生活”之不再。“群众是今日各国不可轻视的结合”，“就是东方最好静的中国民族也为这浪潮所掩（淹），不能和他抵抗”，是时候需要“了解他的真像，明白他的究竟，理会他的趋向，预测他的结果”了。(19)十几年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位清华大学心理学学者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只是更紧迫更急切：“现在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了，群众所要求的可以说是比当时法国革命群众来得更切，所以他们所展现的特征一定更显著，非常时期中我们对群众是不能不有深切的了解的！”(20)一位国民党的理论家称群众是“怪物”，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而不是靠想象猜测去分析它、了解它。(21)而在另一些人看来，理解群众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加入其中。(22)

他们解释说，群众成为刻不容缓的审视与书写对象，是因为行动中的群众“触目惊心”。很多人相信，群情的跌宕起伏遵循特定的法则，展现出与个体相异的特征。理解其法则、描述其特征，需要理论的厘清、美学的再现，或其他形式的记录阐发。而在众多尝试中，“群众心理”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概念，怀着不同出发点和目的的评论者、作家们都对它青睐有加。群众不再仅仅被看作一个受力的对象，任人随意揉捏摆布，在它或激愤或懈怠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内在的存在。群众有隐蔽的欲望可被动员或者利用，有生猛的能量等待释放或需要管束，有原始的本能值得称颂或令人恐惧。不管是激烈的群众运动还是街上闲散的聚集，它们本质上到底是什么？离群独立的个体和群众中的个体，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到底是否会有本质的差异？群众中的人到底是理性、自觉的社会政治主体，还是受非理性冲动、情绪驱使的盲动力量？这类问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层见叠出，并激发出形形色色的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在何种理论前提和解释框架之下被提出并接受为合理的？针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各种对群众的描述又暗含哪些价值判断和管控的愿望？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