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在摩羯座

约瑟夫·普里查德站在门口，透过门缝观察着安娜和加斯科因，他只看见自己最渴望的——爱情，还有真诚的同情。普里查德很孤独，他像大部分孤独的单身汉一样，到处看见的都是幸福的一对儿。在那一刻——当安娜的身体贴到加斯科因胸膛上时，加斯科因将她搂在怀里，抱起她，将脸颊贴在她的头发上——普里查德的手软弱无力地抓住冷冰冰的门把手，即便知道奥伯特·加斯科因与安娜·韦瑟雷尔仅仅是朋友，他也感觉不到一点安慰。孤独感不会因为强弱程度而消失。对于普里查德来说，就连友谊也仿佛是玻璃窗后面的一场盛宴，可望而不可得；即使是最微小的慈善都会润湿他的嘴唇，让他倍加渴望。

普里查德对于加斯科因的假设是根据十分有限的接触而形成的——事实上，仅仅基于一次谈话。从加斯科因傲慢的态度和无可挑剔的礼服来判断，普里查德以为他在治安法院位高权重，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事实上文员的权力非常有限。他的主要职责是每天到警察营地的监狱收取保释费。除了这项任务，他的时间都花在记录费用、为矿人权开具治安收据、处理矿区投诉上，有时还为特派专员跑腿打杂。这是一个很低的职位，但是加斯科因在镇上初来乍到，他为能找到工作而感到满足，自信拿奴才工资过日子的时间不会太长。

当加斯科因第一次看见安娜·韦瑟雷尔戴着脚镣躺在乔治·谢泼德的监狱的地板上时，他来霍基蒂卡还不足一个月。安娜背靠墙壁坐着，双手放在腿上，那双睁着的眼睛因为发烧而闪闪发亮，她的头发松散开，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加斯科因跪在她面前，一时冲动伸出了手。安娜抓住他的手，将他拉得更近些，避开狱守的视线——狱守正坐在门口，来复枪放在膝头。安娜悄声说：“我可以交齐保释费——我能筹齐——但你必须相信我，而且你不能告诉他具体过程。”

“谁？”加斯科因的声音也压低成耳语。

安娜朝着监狱长谢泼德的方向点点头，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加斯科因。她的手抓得更紧了，引导加斯科因的手摸到她的胸部。加斯科因吃了一惊，几乎将手猛地抽开，然后，他感觉到了安娜引导他去感觉的东西。在安娜的衣服底下，她的胸肋周围绑扎着什么东西。加斯科因想，摸上去好像是锁子甲，可是他从来没有摸过锁子甲。

“金子，”安娜悄声说，“是金子。沿着紧身胸衣的骨撑从上到下，还有裙衬里，到处都是。”她用黯然的眼睛搜寻着他的神色，哀求着他，“金子，”她说，“我不知道金子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我一醒来就在这里——缝在里面。”

加斯科因皱起眉头，试图理解她的话，“你希望用金子支付你的保费？”

“我没法将金子取出来。”安娜低声道，“这里不行。没有刀子不行，是缝在里面的。”

两人的脸几乎相触。加斯科因能闻到甜丝丝的鸦片余味，就像安娜呼吸中的一缕梅子香味。他悄声说：“这是你的吗？”

安娜脸上闪现出绝望的表情，“有什么区别吗？这是钱，不是吗？”

谢泼德的声音从墙角传来：“这个妓女企图耽搁你吗，加斯科因先生？”

“绝对没有。”加斯科因说。安娜放开了他，他挺直身体，从安娜面前往后退了一步。他假装若无其事，一副公务在身的模样，从衣兜里掏出钱包，把他的小钱袋拿在手里掂量着。

“你要提醒韦瑟雷尔小姐，我们不接受口头承诺的保释。”谢泼德说，“她要么此时此刻掏出钱来，要么在这里等人为她筹集保释金。”

加斯科因端详着安娜。他没有理由倾听这个女人的要求，或相信他在安娜紧身胸衣上感觉到的硬物是她所声称的金子。他知道应该立刻向狱守揭发安娜，理由是她企图妨碍他的公务。他应该用他靴子里携带的猎刀划开安娜的紧身胸衣——如果她身上携带的是纯金，那肯定不属于她。她是个妓女，因在公共场合吸毒被拘留。她的衣服肮脏，身上散发着鸦片的恶臭，眼睛下面有紫色的阴影。

但是，加斯科因满怀同情地观察着她。他的行为规范里有一种天生的骑士精神。他深深地同情走投无路的人，安娜瞪大眼睛，痛苦的哀求已经激起了他的同情心和好奇心，加斯科因相信正义应该是慈悲的同义词，是责无旁贷的。他还相信，仁慈行为首先是一种本能，其次才是符合法律。他突然心生怜悯——这种情绪总是如潮水一般涌来，感动之下，他想要答应安娜的请求，想要保护她。

“韦瑟雷尔小姐，”他说（在狱守叫她的名字之前，他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你的保释金定额为一英镑一先令。”他左手拿着钱包，右手拿着账簿。此刻，他作势要把账簿换到左手，却只是用它作为遮掩，从钱包里拿出两个硬币，塞进手掌心里。然后，他把钱包和账簿都拿在右手上，把左手伸了出去，大拇指压在掌心上。“你给我看的藏在紧身胸衣里的钱，能凑够这个数额吗？”他大声而清晰地说，仿佛是在跟傻瓜或孩子说话。

一时间，安娜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她点了点头，伸出手指，顺着紧身胸衣的骨撑摸下去，其实什么都没有掏出来。她将捏在一起的手指按在加斯科因手中。加斯科因松开大拇指，点了点头，仿佛对手里出现的硬币感到满意，在账簿上记下了这笔保释金。他将硬币丁零当啷地扔进钱包，然后挪向下一个囚徒。

这种善意的行为，在乔治·谢泼德的监狱里确实是破天荒了，但对于加斯科因来说，却并非不同寻常。他很乐意跟底层人建立友谊，包括孩子、乞丐、动物、普通妇女，以及受到忽视的男人。他总是彬彬有礼地对待那些不期望被人以礼相待的人，遇到地位比他低的人，他从来不粗暴无礼。而对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他保持若即若离。他并不是无礼，但态度是厌倦、怅惘，甚至是无动于衷的——这种做法尽管在任何真正意义上都不算是策略，却往往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在那些土地与财富的继承者中间获得一席地位，就好像他一门心思要达到这个目的似的。

奥伯特·加斯科因是私生子，母亲是英国的家庭教师。他在巴黎排屋的阁楼里长大，总是捡别人不要的旧衣服穿，永远跟煤桶打交道，不是被责骂就是被忽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长为一个财力有限但受人尊敬的人。他摆脱了过去的阴影，然而，可以说他既不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也不是个过分幸运的人。

加斯科因身上体现的，是各个阶层的一种奇怪的混合体。他一直用保持个人仪表的那种严谨的自律来培养他的精神修养，也就是说，遵照一种考究但有点过时的方法。他对书籍和学习所抱有的激情，只属于那种真心为自己追求教育的人，因为其动机是个人的，也是纯粹的，所以这种激情容易变得虔诚和愤世嫉俗。他的性情中带有深深的眷念，不是个人的怀旧情绪，而是对逝去年华的怀念。他对眼前的现状愤世嫉俗，对未来充满忧虑，对世界的衰败感到深深的遗憾。总的来说，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保养良好的老绅士（事实上他只有三十四岁），处于一种舒适的但显然开始走下坡路的阶段。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下滑，有时感到好笑，有时感到抑郁，这要看他当时的情绪。

因为加斯科因非常情绪化。他为安娜撒谎遮掩的那份慈悲心，几乎在妓女被释放的同时就烟消云散了：慈悲变成了绝望，他感到绝望，因为自己的帮助毕竟是徒劳的——错位的、错误的，而且最糟糕的是利己的。自私是加斯科因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他憎恨自私体现在他身上的所有迹象，就像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厌恶阻碍他达到自私目标的一切软弱的痕迹。然而，这是他感到十分自豪的一个性格特点，他喜欢就此展开道德性说教，每当其中的荒谬性变得太明显而令人无法忽视时，他就会陷入因自私而带来的烦恼中。

安娜跟着加斯科因出了监狱。在大街上，他几乎是粗暴地建议安娜跟他去他的宿舍，这样安娜可以私下里向加斯科因做个解释。安娜温顺地默许了，两人一起在雨中行走。加斯科因不再怜悯安娜。他那迅速爆发的同情心已经变成了担忧和自我怀疑，因为安娜毕竟是自杀未遂。他在安娜的释放表上签字时，狱守已经警告过他，安娜可能是疯了。

现在，两个星期之后，在烤架旅馆——他将安娜抱在怀里，他手指张开，紧紧地搂着安娜后腰的弯曲处，安娜的前臂压在他的胸前，呼吸润湿了他的锁骨——加斯科因再次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这也许是安娜第二次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那颗本该打中她胸膛的子弹到哪里去了呢？安娜预先知道当她将枪口对准自己脖子、扣动扳机时，手枪会如此离奇地走火吗？她怎么可能事先知道呢？

“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妓女不开心。”这句话是安娜自己说的，就在她从监狱放出来的那天夜里，她跟随加斯科因回到他的宿舍之后，他们在他的厨房桌上拆开了她的裙子。大雨哗哗地下着，石蜡灯的光线使房间的角落变得柔和起来。“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妓女不开心”——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很可能是一句生硬的话，简练的话。现在，安娜又朝自己开枪，或企图这么做。普里查德关上门后，加斯科因将安娜搂在怀里很长时间，抱得很紧，深深地吸入她头发里的海水味儿。这种气味是一种安慰：他曾在海上待了多年。

他结过婚。阿加特·加斯科因——阿加特·普里多，是他最初认识她时她的名字。她顽皮，反应敏捷，喜欢捉弄人，但患有肺病——他在求婚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但当时看来是不重要的，是可以克服的。这似乎更证明了她的精致典雅，而不是预示着灾难的降临。然而她的肺病久治不愈。他们向南旅行，追求温暖气候的疗效，她在公海上溘然去世，在印度海岸的某个地方——可怕啊，他竟然说不出那地方的名字。可怕啊，她的尸体砸到水面时那种扭曲的样子——拍击海水的那种声音。她逼他承诺，万一她在到达停靠港之前死亡，不要订购棺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她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就按水手的方式处理：用吊床的帆布裹身，用双行针脚缝紧。因为那吊床是她的，明亮的鲜红色现在已经变成了棕色——他跪下来，跟她吻别，尽管那一幕是那么恐怖。从那以后，加斯科因继续在海上漂流，直到钱都用光了才停止漂泊。

安娜比阿加特重一些——更加笨拙，更加结实，但也许（他想），对于心里总想着死者的人来说，活人似乎总是更结实一些。他的手在她的后背移动。手指顺着她紧身胸衣的轮廓抚摩着，胸衣有两行扣眼，系着花边丝带。

离开监狱后，他们绕道经过裁判法庭，以便加斯科因把保释金的钱包放在那儿的保险箱里，将保释单存档，为第二天早上做好准备。安娜耐心地看着他做完这一切，但没有感到好奇：她似乎承认加斯科因帮了她的忙，因此作为回报，她默不作声地听从于他。出于习惯，她没有与加斯科因并排走在大街上，只是在后面几步远的距离内跟着他——如果碰到警察的话，加斯科因可以声称不认识她。

当他们来到加斯科因的小屋（房子很小，但归他一人独有；一个带护墙板的单间小屋，离海滩几百米），加斯科因吩咐安娜在前廊的雨篷下等候，自己则在院子里劈柴，打算生火。他干净利落地砍开圆木，因为有安娜的眼睛注视着他，所以他劈柴时感到有一点不自然。趁木头心儿还没有被雨水打湿，他把劈好的柴抱在怀里，返身冲到门口，安娜在门口侧身让他通过。

“不是什么豪宅。”他愚蠢地说——其实如果按照霍基蒂卡的标准，这就是豪宅。

安娜没有说话，从门楣下走过，进入晦暗闷浊的小屋。加斯科因把木柴放在炉边，伸手关上了门。他点燃石蜡灯，把灯放在桌上，跪下来生火——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安娜在默默地评估这个房间。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唯一的好家具就是那把翼背扶手椅，装饰着粉红色和黄色条纹的厚布料：这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在刚刚拥有这个小屋后购置的，它气派地霸占着房间的中心位置。加斯科因想知道从他如此寒酸的生命星座中，安娜得出了什么样的假设，勾起了她什么样的想象。他的毛毯折叠了三层，放在狭窄的床上。阿加特的微型画像用一颗钉子悬挂在床头板上方。窗台上有一排贝壳。锡水壶放在炉台上；他的《圣经》除了《诗篇》和使徒书信外，大部分纸页都没有切开过；格子呢图案的饼干盒，里面装着他保存的母亲的来信、他的证书，还有他的笔。床边有一盒断裂的蜡烛，碎蜡块靠蜡烛芯连接在一起。

“你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安娜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一个人生活。”加斯科因用一根细木柴指着床底下的那个木箱，说道，“把它打开。”

安娜解开木箱钩子，用力掀开箱盖。加斯科因指示她拿起一堆黑色的亚麻布，她把它们举起来，阿加特的裙子滑落到她的膝头——一条黑色的裙子，带着加斯科因曾非常厌恶的梭织衣领。

（“人们会以为我是个苦行僧，”她兴高采烈地说，“但黑色显得庄重，每人都应该有一件庄重的礼服。”

那是为了隐藏血迹，掩盖血丝在她袖口上留下的痕迹。他知道这点，但是没有说穿。他高声赞同，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件庄重的礼服。）

“穿上吧。”加斯科因说，看着安娜将衣料在腿上抚平。阿加特的个头要矮一点，裙子的下摆必须拆线放长。即便放长了，妓女穿上后依然会露出三英寸的脚踝，裙衬的最后一圈撑子也有可能露出来。那会很难看，但是乞丐不能挑肥拣瘦，加斯科因想，今晚安娜就是乞丐。他转过身去生火，铲炉灰。

加斯科因只保留了阿加特这么一件礼服。别的衣服都装在他们那只散发着樟脑味儿的雪松箱子里，随着那条蒸汽船搁浅而丢失了——先是船舱被洗劫一空，然后是海水灌了进来，最后蒸汽船倾向一侧，被浪花淹没。对于加斯科因来说，这倒是因祸得福。他有阿加特的微型画像：这是他希望保留的一切。他会永远把她珍藏在记忆中，但他是个年轻人，依然血气方刚，他有意重新开始。

安娜换好衣服后，火也生好了。加斯科因斜眼瞟了瞟那身衣服，安娜穿它就像他的亡妻穿它时一样别扭。安娜发现他在打量自己。

“现在我能服丧了。”安娜说，“我从来没有一套黑裙子。”

加斯科因没有问她是在为谁服丧，对方是什么时候过世的。他给水壶添上水，放在炉台上。

奥伯特·加斯科因宁愿率先挑起话头，而不愿跟随别人的话题和节奏；他也愿意沉默地相伴，直到自己感觉有话要说。安娜·韦瑟雷尔以她为娼的本能，似乎察觉到了加斯科因性格中的这一面。加斯科因做着晚上例行的杂事：点蜡烛，往香烟盒里续放香烟，换下泥泞的靴子，穿上室内的鞋，这期间安娜没有给加斯科因施加谈话的压力，也没有盯着他，或者给他打打下手。她拿起缝有金子的裙子，托着它走到房间那头，把它铺展在加斯科因的桌上。裙子很重。安娜猜想，金子给布料增加了大约五磅的重量，她试图计算它的价值。英帝国将以每盎司约三个索夫林的价格购买纯金——一磅是十六盎司，这里至少有五磅。总共是多少钱呢？她试着在脑海里算出一个总数，但是那些数字变得模糊不清。

加斯科因封好过夜的炉火，用小勺舀起茶叶，放入滤茶器中，准备沏茶，这期间安娜检查了她的衣服。把金子藏在衣服里的那个人，显然很擅长做针线活——要么是个女人，要么是个裁缝，她想。活儿干得很细致。金子顺着紧身胸衣的骨撑缝进去，缝进荷叶边，均匀地分布在裙摆里，弄得服服帖帖——她早些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些多余的重量，因为她经常在衬裙的底圈加铅粒，防止裙子被风吹得掀起来。

加斯科因来到她身后。他掏出那把鲍伊猎刀，将紧身胸衣与裙子分开，但他的动作简直像个屠夫，安娜嘴里发出苦恼的声音。

“拜托，”她说，“你不知道怎么弄——交给我吧。”

加斯科因犹豫了一下，把猎刀递给了她，自己站在一旁观看。安娜慢慢地拆着，打算保留衣服的原型：她先取下裙摆，然后沿着每一条荷叶边，用刀尖从下往上把针线挑开，抖搂出衣缝里的金子。拆到紧身胸衣时，她在每条骨撑的下面割开一道小口，用手指掏出塞在骨撑之间的一块块金子。在监狱的时候，正是这些鼓鼓囊囊的金块让加斯科因联想到了锁子甲。

从衣服的折缝中抖搂出来的金子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安娜将它们收集在桌子中间。她非常小心地不让穿堂风把金箔吹散。每次添加一把金箔或一个金块，她都会用手拢住那堆金子，仿佛用闪亮的金光烤火取暖一般。加斯科因注视着她，眉头紧锁。

安娜终于忙完，裙子被掏空了。

“给。”她说，拿起一个约有加斯科因拇指关节大小的金块，把金块从桌上推给他，“一英镑一先令：我没有忘记。”

“我不会碰这些金子。”加斯科因说。

“再加上这件丧服的钱。”安娜说着脸红了，“我不需要施舍。”

“你可能需要。”加斯科因说。他坐在床沿上，伸手到胸兜里摸出香烟。他打开银烟盒，抽出一支香烟，小心地点燃，狠狠地吸了几口，才转身冲着安娜说道：

“你为谁干活，韦瑟雷尔小姐？”

“你的意思是——谁经营着这些姑娘？是曼纳林。”

“我不认识他。”

“如果你看见他，就会知道是他。他很胖。威尔士王子剧院是他的。”

“我倒是见过一个胖男人。”加斯科因吸了一口香烟，“他是一个公道的雇主吗？”

“他有脾气，”安娜说，“但他的条件基本上还算公平。”

“是他给你的鸦片吗？”

“不是。”

“他知道你抽大烟吗？”

“知道。”

“那玩意儿是谁卖给你的呢？”

“阿苏。”安娜说。

“他是谁？”

“只是个华人。一个单帽，在卡尼里开了个鸦片窟。”

“一个做帽子的华人？”

“不，”安娜说，“我用的是当地俗语。单帽就是单独淘金的人。”

加斯科因顿住话头，停下来抽烟。

“这个单帽，”他接着说，“他开鸦片窟——在卡尼里。”

“是的。”

“你去找他。”

安娜眯起眼睛，“是的。”

“独自一人。”他指责地说出这几个字。

“基本如此。”安娜说，眯起眼睛盯着他，“有时我会多买一点，带回家。”

“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呢？我猜是从中国吧。”

她摇了摇头，“乔·普里查德卖给他的。普里查德是药剂师，在科林伍德街上有一家药店。”

加斯科因点了点头。“我认识普里查德先生。”他说，“如果是这样，我就好奇了：如果能直接从普里查德先生手里买到那玩意儿，你为什么还要费心去找华人？”

安娜将下巴颏儿抬高了一点——或许只是微微颤抖了一下，加斯科因无法分辨。“我不知道。”她说。

“你不知道？”加斯科因说。

“是的。”

“为了一口烟，到卡尼里要走很长一段路的，我想。”

“大概是吧。”

“而去普里查德先生的药店——怎么说呢，从烤架旅馆走过去要不了十分钟。如果腿脚利索，用的时间更短。”

安娜耸了耸肩。

“你为什么要去卡尼里的中国城呢，韦瑟雷尔小姐？”

加斯科因尖刻地问，他感觉自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希望她能把话说出来。

安娜脸上毫无表情，“也许我喜欢那儿。”

“啊，”他说，“也许你喜欢那儿。”

（老天爷！他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在乎这个妓女是否与华人做交易呢？为什么要在乎她去卡尼里是独自一人还是有人陪同呢？她不就是个妓女嘛！他是那天晚上才第一次见到她的！加斯科因感到一阵极度的困惑，随即变成了刺心的愤怒。他在香烟中寻求庇护。）

“曼纳林，”他说，吐了一口烟，“那个胖男人，你能离开他吗？”

“一旦我还清债务。”

“你欠了多少钱？”

“一百英镑，”安娜说，“也许还要多一点。”

被掏空的衣服躺在他们中间，像是剥了皮的尸体。加斯科因看着那堆金子，看着它们闪烁的微光；安娜循着他的目光，也看着金子。

“你将在法庭上受审，这是不用说的。”加斯科因凝视着金子说。

“我只是公众场合醉酒罢了，”安娜说，“他们会要我交罚金，仅此而已。”

“你会受审，”加斯科因说，“罪名是自杀未遂。狱守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她盯着他，“自杀未遂？”

“你没有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没有！”她跳了起来，“这都是谁说的？”

“昨天晚上把你带进去的那位值班警察。”加斯科因说。

“真是荒唐。”

“恐怕这已经被记录下来了。”加斯科因说，“不管怎样，你都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安娜一时间没有说话，然后她脱口说道：“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妓女不开心——每个男人！”

加斯科因吐出一股细细的烟雾。“大部分妓女的确都不开心。”他说，“请原谅，我只是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

“他们怎么能指控我企图自杀，都没有先问问我是不是——他们怎么能这样呢？有什么——”

“证据？”

加斯科因怀着怜悯端详她。安娜最近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一点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她脸色蜡黄，头发油腻腻的，沉沉地贴在头皮上。她神经质地用手指扒拉着衣袖；当文员端详她时，她浑身发抖，仿佛一阵波浪掠过她的身体。

“狱守担心你疯了。”他说。

“我在霍基蒂卡的这几个月里，从来没跟谢泼德监狱长说过一句话。”安娜说，“我们完全是陌生人。”

“他提到你最近流产了一个孩子。”

“流产！”安娜说，声音里充满了厌恶，“流产！这真是一个文明的字眼儿。”

“你想换一种说法吗？”

“是的。”

“你的孩子是被拿掉的吗？”

安娜的脸上掠过一副很刚毅的表情。“从我子宫里被踢掉的，”她说，“而且是被——被孩子的亲生父亲！但我想谢泼德监狱长没有告诉你这个。”

加斯科因沉默了。虽然烟还没有抽完，但他把香烟扔到地上，用鞋跟蹍灭，然后又点燃了一支。安娜也坐了下来。她将双手放到桌子上摊着的衣服上。她开始抚摩它。加斯科因抬头看着房梁，安娜看着金子。

这样的情绪爆发，非常不符合安娜的个性。安娜生性细腻敏感，而不是慷慨激昂，她极少谈论自己。她的职业要求她做到谦虚低调，虽然听起来很矛盾。她有责任满怀同情，表现得甜美，即使对方不值得同情，也不配得到她的甜美。跟她做交易的男人们极少对她感到好奇。即使他们说些什么，说的也都是其他女人——他们痛失的心上人，他们抛弃的妻子，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姐妹，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守护者。当他们看着安娜的时候，寻找的是这些女人，但也并非全部，因为他们还在寻找自己：安娜是黑暗的反射，也是借来的亮光。她明白，她的悲惨让别人感到极度欣慰。

安娜伸出一根手指，抚摩那堆金子中的一块黄金。她知道应该以传统的方式感谢加斯科因为她付了保释金：加斯科因冒险对狱守说假话，为她遮掩，还邀请她到家里来。她感觉加斯科因在期待着什么。他奇怪地坐立不安。他提的问题都很突然，甚至粗鲁——这无疑说明他内心希望能够得到回报。安娜说话时，他迅速地瞪她一眼，又马上转移开视线，仿佛安娜的回答令他十分恼火。安娜拿起那块金子，在手掌中滚动着。金块表面起泡，甚至像树的疤节，似乎金子在熔炉中没有经过充分冶炼。

“在我看来，”只听加斯科因说道，“昨天晚上，有人等着你抽那锅烟。等到你失去知觉以后，把金子缝进了你的衣服里。”

安娜皱起眉头——不是冲着加斯科因，而是冲着手里的金块，“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法国人说，“昨天夜里谁跟你在一起，韦瑟雷尔小姐？他到底愿意出多少钱？”

“可是，”安娜没有理会这个问题，“难道你是说有人把我的衣服脱下来，这样仔仔细细地把金子都缝进去，然后再给我穿好系好——全身都是金子，只是为了把我丢在马路中央？”

“听起来的确不可能。”加斯科因同意，他改变了策略，“那么，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拥有这件衣服多久了？”

“从春天就有了，”安娜说，“我买的打捞货，是从坦克雷德街一个供应商那里买的。”

“你还有几件这样的衣服？”

“五件——不，四件，”安娜说，“但另外几件不是为娼用的。这是我的行娼礼服——因为它的颜色，明白吧。我还有一件单独的罩袍，准备坐月子用的——但是已经被毁掉了，因为——因为婴儿死了。”

他们之间一阵沉默。

“是一次全部缝进去的呢，”加斯科因随后说，“还是在一段时期内分次缝进去的？我想这是没法分辨的。”

安娜没有回答。片刻后，加斯科因抬起头来，与她的目光相遇。

“昨天晚上你跟谁在一起，韦瑟雷尔小姐？”他再次问道，而这一次，安娜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我跟一个名叫斯坦斯的男人在一起。”她轻声说。

“这个人我不认识。”加斯科因说，“他跟你一起在鸦片窟里吗？”

“不！”安娜说，听上去很震惊，“我不在鸦片窟，我在他家里，在他的——床上。夜里我离开那儿去抽了一锅，后来的事我就不记得了。”

“你离开了他家？”

“是的——回到烤架，那是我住的地方。”安娜说，“那真是一个奇怪的夜晚，我感觉怪怪的。我想抽一锅，我记得我点燃了大烟。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在监狱里，已经是白天了。”

她颤抖了一下，突然间，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加斯科因心想，她说话时带着一种兴奋的疲劳，带着恋爱时第一抹羞怯的红晕，仿佛自己是失去了系泊的小船，在水中沉溺，屈从于一个可怕的浪头。然而，成瘾的不是爱情，也不可能是爱情。加斯科因无法用浪漫的眼光看待她眼睛下面的紫色阴影、她虚弱的四肢和她说话时恍恍惚惚的神情。即便如此，他想，鸦片带来的毁灭竟能如此逼真地反映出爱的狂喜，也真是怪异。

“我明白了，”他大声说，“所以你离开了那个熟睡的男人？”

“是的，”安娜说，“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没错。”

“你当时穿的就是这件衣服。”他指着他们中间那堆橙色的碎布。

“这是我的工作服，”安娜说，“我总是穿这一件。”

“总是？”

“我工作的时候。”安娜说。

加斯科因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眯起眼睛，抿紧嘴唇，表示他心里有个问题，但有碍风雅而无法问出口。安娜叹了口气。她决定不按传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准备第二天上午用硬币偿还她的保释金。

“是这样，”她说，“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我们睡着了，我醒过来，想抽一锅，就离开了他的房子，回了家，我点燃了我的烟枪，那是我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你回去的时候，注意到自己的房间里有什么奇怪之处吗？比如说，有什么迹象显示可能有人进过你的房间？”

“没有，”安娜说，“门是锁着的，跟平常一样。我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把门关上，我坐下来，点燃我的烟枪，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

这样的复述让她感到厌倦——在后面的日子里，从埃默里·斯坦斯在那天夜里失踪，从此杳无音信的消息传出去，她就更加不胜其烦。到那时，安娜·韦瑟雷尔会被审讯、交叉审讯、遭到鄙视、被人质疑。她将一遍遍重复她的故事，直到故事听上去不再熟悉，连她自己都开始产生怀疑。

加斯科因本人是最近刚来到霍基蒂卡的，他不认识斯坦斯，但此刻看着安娜，他突然对那个男人有了强烈的好奇心。

“斯坦斯先生会不会希望你受到伤害？”他说。

“不会！”她立刻回答。

“你信任他吗？”

“信任，”安娜轻声说，“就像——”

但她没有把这个比喻句说完。

“他是情人吗？”停顿片刻后，加斯科因说。

安娜脸红了。“他是霍基蒂卡最有钱的人。”她说，“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他，很快也会听说。埃默里·斯坦斯，镇子里外的大部分产业都属于他。”

加斯科因的眼神再次滑向桌上那一堆闪亮的金子，但这次他的目光变得锐利。当然，对于霍基蒂卡最有钱的人来说，这堆金子毫不起眼。“他是情人，”他又问了一遍，“还是客户？”

安娜停顿了一下，“是客户。”她终于说道，声音更加微弱。加斯科因毕恭毕敬地垂下头，仿佛安娜刚告诉他那个男人已经去世。安娜急忙往下说道：“他是个探矿者，就是靠探矿赚的钱。但他跟我一样，来自新南威尔士。事实上，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乘同一条船跨越塔斯曼海的，‘幸运之风号’。”

“我明白，”加斯科因说，“好吧。既然他很有钱，这些金子也许是他的。”

“不，”安娜说，突然警觉起来，“他不会。”

“他不会什么？不会对你撒谎？”

“不会——”

“不会把你当一头牲口，让你浑然不知地走私这些黄金？”

“走私到哪里？”安娜说，“我没打算离开。我哪里都不去。”

加斯科因停顿了一下，使劲儿吸了一口烟，然后他说：“你那天夜里离开了他的床——不是吗？”

“我本来打算返回去的，”安娜说，“在那里睡觉。”

“我认为，你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的。”

“可我打算返回去的。”

“尽管如此——也许——他包了你，你应该待到第二天早晨的。”

“我不是说了吗，”安娜说，“我只是想离开一小会儿。”

“但是你失去了知觉。”加斯科因说。

“也许我晕倒了。”

“你不相信这个。”

安娜咬着嘴唇。“唉，这真是说不通！”片刻后，她大声感叹道，“金子说不通，鸦片说不通。我怎么会到了那里？在冰冷的外面，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去绿玉神舟谷的半路上！”

“当然，吸了鸦片后发生的事情大多都是说不通的。”

“是的，”她说，“是的，好吧。”

“但是我愿意尊重你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加斯科因说，“因为我本人从来没有碰过毒品。”

水壶开始发出哨声。加斯科因把香烟塞进嘴角，用一块哔叽呢包住手，把热水壶从炉台上拿下来。他把开水倒在茶叶上时，说道：“那个华人呢？他碰过那块鸦片，是不是？”

安娜揉了揉脸颊——像一个疲倦的婴儿揉脸一样，动作笨拙。“昨天晚上我没有见到阿苏。”她说，“我告诉过你了，我是在家里吸的大烟。”

“一支装着他的鸦片的烟枪！”加斯科因把水壶放在炉台上方的架子上。

“是的——大概是吧。”安娜说，“但你也可以说它是约瑟夫·普里查德的。”

加斯科因再次坐了下来，“斯坦斯先生发现你半夜突然离开他的床，再也没有回来，一定纳闷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不过我注意到他今天没有来给你保释——他没来，你的雇主也没来。”

他大声地说话，想让安娜从疲劳中振作起精神。摆放茶杯托盘时，他把安娜的托盘吧嗒一声放下，从桌上推到她面前，托盘摩擦着桌面。

“那是我自己的事。”安娜说，“我会去道歉的，一旦——”

“一旦我们决定了如何处置这堆东西，”加斯科因替她说完，“是的，你应该那样做。”

加斯科因的情绪再次发生改变：他突然感到极端恼怒。安娜的衣服里为什么塞满了金子，或者，她为什么失去了知觉，这两件事是否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对他来说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他恼怒自己无法理解，因此，为了平息烦躁的心情，他的态度转为轻蔑，这至少使他表面上显得比较克制。

“这值多少钱？”安娜说，再次伸手抚摩那堆金子，“我的意思是，估计能值多少钱。对这种东西我没有眼力。”

加斯科因把烟头在茶托上捻灭。“亲爱的，我想你应该问的问题，”他说，“不是值多少钱，而是谁，还有为什么。这是谁的金子？来自谁的认领区？要运到哪里去？”

Φ

第一天夜里，他们商定把那堆东西藏起来。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有人问安娜为什么换下平常的衣服，穿上这件新的更严肃的裙子，她就非常诚实地回答，她希望为早先那个腹中夭折的胎儿服丧，她买的这件衣服来自一只被冲到霍基蒂卡沙嘴上的木箱。她说的这些都是实话。如果有人要求看看那件旧衣服，或者追问它被放在了哪里，安娜就会立刻通知加斯科因，因为此人无疑知道藏在她衣服接缝里的金子，如此一来，便可知道金子的来源——也许还能知道它的目的地。

做了这样的决定后，加斯科因便把那个格子呢图案的饼干盒腾了出来，两人一起把金子全都收进去，用一条毯子把盒子包裹好，放在一个面粉口袋里，加斯科因用绳子把袋口系紧。他提出，除非得到更多的信息，否则那个口袋将一直存放在他的住所，藏在他的床底下。刚开始，安娜感到怀疑，但加斯科因说服了她，说这堆东西放在他这里是最安全的：他从来没有客人，小屋白天总是上锁的，谁也不会有任何理由想到他能够窝藏一堆金子——毕竟，他在镇子里是初来乍到，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似乎过得糊里糊涂。安娜返回埃默里·斯坦斯的房子时，发现他已经彻底消失；几天之后，她得知了克罗斯比·韦尔斯死亡的消息，并发现这件事也发生在她失去知觉的那段时间。之后，她很快又听说，一大笔尚未确定来源的横财被发现藏在克罗斯比·韦尔斯的房子里，那房子随后被旅馆老板埃德加·克林奇购买——他是烤架旅馆的执行业主，该旅馆是安娜本人目前的住所，其拥有者是埃默里·斯坦斯。

加斯科因没有与安娜直接谈论上述这些事件，因为安娜拒绝谈论有关埃默里·斯坦斯的话题，关于克罗斯比·韦尔斯也没有什么可说，只说她从来不认识此人。加斯科因感觉安娜是在为斯坦斯的失踪感到难过，但他无法猜测安娜认为斯坦斯是死了还是活着。为了尊重她的感情，加斯科因索性放弃了这个话题。他们说话时，只谈论一些其他的事情。安娜透过她在烤架旅馆楼上的高窗，看着淘金汉们冒着大雨艰难地行走在雷维尔街上。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穿着阿加特·加斯科因的黑衣服。没有人询问安娜为什么换衣服，没有人给出任何暗示，表示他知道那些曾经藏在她紧身胸衣里、现在已经安全地藏在了加斯科因的床底下的金子。不知什么原因，责任方犹豫不决，不肯出来摊牌。

在克罗斯比·韦尔斯下葬后的第二天，正如加斯科因预言的那样，安娜因自杀未遂在法庭上受审。她拒绝认罪，最终以重罪未遂的罪名被处一笔五英镑的罚款，然后又被斥责一通，因为她浪费了裁判官的时间。

Φ

当加斯科因站在烤架旅馆里，将安娜·韦瑟雷尔紧紧抱在怀里，顺着紧身胸衣的扣眼上下抚摩时，他心里想了很多。他曾经以相同的姿势拥抱阿加特——完全相同的姿势，一模一样，一只手五指张开放在阿加特的肩胛骨下，另一只手拢住她的肩头。阿加特的小臂贴在他的胸前，总是这样——她在拥抱的刹那抬起胳膊，好像当作盾牌似的。多么奇怪啊，此时此刻他想起她来。加斯科因想，一个人可能会认识一千个女人，一个人可能年复一年，每天都与不同的女子过夜——但是总有一天，新人只会唤起对旧人的回忆，然后这人便失去了方向，在无止境的相互比较的迷宫中迷失自我，永远都在失望，永远都在后悔。

安娜因手枪走火而受到惊吓，依然颤抖着。加斯科因等到她的呼吸恢复平稳——在普里查德下楼的三四分钟后，他终于感觉到安娜的身体恢复了一些精力，他喃喃地说：“你这究竟是怎么啦？”

安娜只是摇了摇头，把脸埋在他的胸前。

“那是一颗空子弹？假子弹？”

她再次摇了摇头。

“也许你跟那个药剂师——也许你们一起设计了什么。”

这句话刺激了安娜。她用两个手掌把自己从他身前推开，用充满厌恶的声音说：“跟普里查德？”

看到她兴奋起来，哪怕是在发怒，加斯科因也感到很高兴，“嗯，那么，他在问你要什么呢？”

安娜差点把真相告诉了他，却突然感到一阵羞耻。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加斯科因一直对她这么好，她不忍心告诉他那些鸦片去了哪里。就在昨天，他还因为她决定不再做烟枪的奴隶而表达了他的喜悦：他惊叹她的意志力，夸奖她清澈的眼睛，对她赞赏有加。她当时不忍心反驳他，现在依然不忍心。

“乔·普里查德那老家伙，”她说，把头扭向一旁，“他很孤独，仅此而已。”

加斯科因掏出香烟盒，发现自己也在颤抖。“你还有白兰地吗？”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坐一会儿。我需要理理头绪。”

他把没有上膛的手枪小心翼翼地放在安娜床边的宝塔架上。

“事情不断地发生在你身上，”他说，“一些你无法解释的事情，似乎没有人能够解释。我不清楚……”

但是他的话没有说完，安娜走向橱柜去拿白兰地，加斯科因坐在床上点燃香烟——在这一刻，他们被固定在一个画面里，如同那种画在装饰板上作为历史印象在市场上出售的艺术品：他的两个手腕放在膝盖上，低着头，香烟悬在手指间——她的一只手放在臀部，身体重心落在一条腿上，给他倒了一杯酒。但他们不是情人，而且这也不是他们的房间。

加斯科因又深深吸了一口烟，闭上双眼。

安娜想让他高兴起来，说：“我盼着能得到那份惊喜礼物，加斯科因先生。”

安娜告知约瑟夫·普里查德她有个约会——跟一位女士一起去看帽子，其实她并没有对他撒谎。加斯科因与一位时装顾问约定了一次私人咨询。显然是他自己支付了咨询费，但他坚持先不透露这项安排的各种具体细节和那位女士的身份。以前从来没有人让安娜等待一份惊喜，这种期待令她既充满喜悦，又满心恐惧。然而，她十分妩媚地感谢了这个法国人的体贴周到。

加斯科因没有回应，安娜试图进一步追问：“你的那个女人在楼下等着吗？”

加斯科因终于从他的遐想中走了出来，叹了口气。“不，我来接你，带你去找她。她在游人旅馆的私人会客厅里，但她可以等十分钟。她已经等了十分钟了。”他用一只手捂住脸，“你的帽子可以等着。”

“你对什么感到不清楚？”

“什么？”

“你刚才说‘我不清楚’，但那句话没说完。”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他们之间谈话的口气已经很随意了，就像共同经历过考验的人们那样——不过安娜仍称呼他加斯科因先生，从来没有叫他奥伯特。加斯科因没有要求安娜使用更随意的称谓，因为他比较喜欢讲究礼节，听到对方称呼他的姓氏，他感到受宠若惊。

“我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加斯科因终于说。他从安娜手里接过酒杯，但并没有喝。突然间，他感到极度悲哀。

奥伯特·加斯科因对焦虑的感觉比其他男人敏锐得多。当他感到焦虑时，比如面对安娜这种无法解释的手枪走火，他往往会受制于一阵阵强烈的情绪——震惊、绝望、愤怒与悲哀。他紧紧抓住这些情绪，因为它们可以将他的焦虑释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调节他内心感受到的压力。他赢得了在危急时刻保持坚强与镇静的荣誉，比如那天下午，但是一旦危机过去或被阻止后，他往往会垮下来。他把这个妓女从怀里松开后，激动的情绪便一拥而上，到现在仍在发抖。

“我需要跟你说点事。”只听安娜说道。

加斯科因晃动着酒杯里的白兰地，“好。”

安娜回到橱柜边，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酒，“我拖欠房租了，欠了三个月。埃德加今天早上给我下了通知。”

突然她不说话了，转过身凝视着他。加斯科因刚吸了一口香烟，一口气吸完，屏住呼吸，胸口膨胀着，他打了一个手势问道：“多少？”

“一星期十个先令，包伙食，每个星期天一次盆浴，”安娜说，（加斯科因吐出一口烟。）“三个多月——就是——多少来着……六英镑吧。”

“三个月。”加斯科因回声道。

“都是因为那笔罚款。”安娜说，“五英镑，给裁判官，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被榨干了。”

她等待着。

“不用说，那个妓院老板会替你付房租的。”加斯科因说。

“不，”安娜说，“他才不会。我直接归埃德加管。”

“你的房东。”

“是的，埃德加·克林奇。”

“克林奇？”加斯科因抬起头来，“就是那个购买克罗斯比·韦尔斯地产的人。”

“他的小屋。”安娜说。

“可他刚刚获得一大笔横财啊！他怎么会在乎六英镑呢？”

安娜耸了耸肩，“他只是说要收房租，立刻就要。”

“也许他担心那场官司，”加斯科因说，“也许他害怕，一旦上诉被受理，他不得不把那笔钱还回去。”

“他没有说为什么。”安娜说，（她还没有听说韦尔斯寡妇星期四下午突然到达之事，所以还不知道克罗斯比·韦尔斯地产的销售已处于被撤销的危险中。）“但他不是故意吓唬我，他说不是的。”

“你不能——以某种方式安抚他吗？”加斯科因说。

“你可以省掉那个‘以某种方式’。”安娜昂然地说，“我正在服丧。我的孩子死了，我正在服丧。我不再干那个了。”

“你能找到其他的工作。”

“没有什么工作。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针线活儿，在这里没有这种需要。这里没有足够的女人市场。”

“有些缝缝补补的活儿，”加斯科因说，“补袜子，钉纽扣，修修磨破的衣领。在营地里，缝缝补补的活儿总会有的。”

“缝缝补补挣不到钱。”安娜说。

她再次凝视着他——充满期待，加斯科因想，这使他心头升起一团怒火。他再次猛地吸了一口烟作为逃避。她没有钱不是他的责任。她自从那天夜里入狱之后，两个星期都没有上街招揽过一次生意，而卖娼是她的职业——从道理上讲，她的口袋当然是空的。至于服丧这件事！没有人逼迫她这样。她算不上悲恸欲绝——老天在上，孩子夭折已经三个月。工作服也不是什么障碍。穿着阿加特的黑裙子她照样可以赚一个先令，就像穿她平常的那条橙色裙子一样容易，因为她在霍基蒂卡镇上有固定的顾客，西海岸一带的妓女都太少了。其实，加斯科因想，有什么关系呢，在黑暗中，谁都无法辨别颜色。

他突然动怒不是因为缺乏怜悯。加斯科因知道贫困的滋味，从年轻时起，他就曾有过许多次债务。如果安娜以不同的方式请求他的帮助，他肯定会欣然相助。然而，他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无法忍受别人隐晦曲折、拐弯抹角：当他被要求回答问题时，他需要对方诚实与直率，尤其在他感到愤怒时，更加迫切地需要这些。他看出这个妓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策略。这个策略令他愤怒，因为他能看出这是一个策略，而且，他知道安娜具体要问什么。他喷吐出一口烟雾。

“埃德加总是对我非常和善，”安娜看出加斯科因不想说话，就继续说道，“但最近他一直在发脾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试过恳求他，但什么用都没有。”她停顿了一下，“但凡我能够——”

“不行。”

“只是最小的一块——我只要一点点，”安娜说，“只在那些金块中拿一块。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在小溪里，或在路上什么地方找到的。或者告诉他别人付我的是黄金——淘金汉们有时候会这么做。我可以说是一个外国男孩给的。我是一个说谎高手。”

加斯科因摇了摇头，“你不能碰那些金子。”

“到底要等多久？”安娜说，“要等多久？”

“直到你弄清是谁把它们缝进你的紧身胸衣为止！”加斯科因厉声地说，“在那之前绝对不行！”

“可这期间我的房租怎么办？”

加斯科因严厉地看着她。“安娜·韦瑟雷尔，”他说，“你不是我的被监护人。”

安娜沉默了，但眼睛里闪烁着不悦。她东张西望，想找点事情做做，找一些杂事让自己忙碌起来。终于，她跪在地上收拾被普里查德撒了一地的小玩意儿——气呼呼地把它们拢到面前，恶狠狠地扔回梳妆台的空抽屉里。

“你说得对，我不是你的被监护人，”她随即说道，“但我会反过来说，那堆金子也不是你的，轮不到你来把持和限制！”

“那些金子也不属于你，韦瑟雷尔小姐！”

“是在我的衣服里，”她说，“是在我的身上，是我冒的风险。”

“花掉它，你要冒更多的风险。”

“那我该怎么办？”安娜大喊，“一朝为娼，永远是娼？我想，这就是我唯一的选择吧！”

他们怒气冲冲地对视。我会给你一块金币，加斯科因心中暗想，如果你在我这里重操旧业。他大声说：“你有多久的期限？”

安娜将一条丝带缠绕成一个难看的圆球，然后回答：“他没有说，他说我必须筹到钱，要么就滚蛋。”

“你愿意我去跟他谈一谈吗？”加斯科因说——要套一套她的话，因为他知道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

“说什么呢？”安娜回答，将绕成球的丝带扔进抽屉，“乞求他再宽限我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季度？这有什么差别呢？我迟早得付他钱。”

“恐怕，”加斯科因带着冰冷的口气说，“这就是债务的性质。”

“真希望早在两个星期前，我就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债主，”安娜用尖刻的口吻说，“否则，我永远不会接受你的帮助。”

“也许你的记忆有问题，”加斯科因说，“我想提醒你，我之所以帮助你，是因为你请求我的帮助。”

“这个？这件发霉的衣服？这就是‘帮助’？我宁愿把衣服还给你——自己保留那些金子！”

“我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把你从监狱里保出来，安娜·韦瑟雷尔——也许你还不知道，这件衣服属于我已故的妻子。”加斯科因说。他把香烟扔在地上，用脚跟蹍得粉碎，几乎无迹可寻。安娜正要张嘴反驳，他大声地说：“恐怕你这种状态不适合接受我的惊喜礼物。”

“我状态很好，谢谢。”

“这份惊喜，”加斯科因说，进一步提高了嗓门儿，“是我出于最纯粹的善良与好意为你安排的——”

“加斯科因先生——”

“因为我感觉那可能对你有好处，到外面去，让自己享受一下。”加斯科因用不留余地的口吻说，脸色十分苍白，“我会通知那位女士，说你的精神状态不佳，不能去赴约。”

“我的精神很好。”安娜说。

“我认为不好。”加斯科因说，他喝干了白兰地，将酒杯放在安娜枕头旁边的床头柜上，枕头中间依然有一个发黑的洞眼儿，“我现在要离开了。很抱歉你的枪没有按照你的意愿发射，很抱歉你的生活方式超出了你的支付能力。谢谢你的白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