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福柯/鲁塞尔/福柯
福柯于1955年至1960年间(1)发现雷蒙·鲁塞尔的作品之时，雷蒙·鲁塞尔还是一个小众、古怪的作家，只有超现实主义者为时过早地确认他的怪诞精神、冰冷笑话、令人狼狈的个性，以及完全出离常规的创作。这些“作品”还没有得到任何总体研究，它们还只能在勒梅尔（Lemerre）出版社作者自费出版的尾货中找到，直到1963年波韦尔（Pauvert）出版社才将之重新收集起来，而福柯关于鲁塞尔的书正是在这一年出版的。因此，这本书意味着发现一位“作者”的最重要阶段：这位作者生前热烈追求的荣耀只能以遗作的方式获得，而其生前除了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这样几位朋友的重视外，就只有文化界（或以此著称者）多少有些玩笑和纵容的嘲讽。由此可见，福柯所做工作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帮助鲁塞尔摆脱超现实主义者所予的声誉：这些超现实主义者以世上最好的意愿却将雷蒙·鲁塞尔边缘化，使之成为地道的现代作家(2)。值得去尝试既从鲁塞尔又从福柯的视角理解这个拯救行动如何进行、效果如何。对福柯来说，与鲁塞尔的“相遇”，对彼此都意味着自身反思中的重要一步(3)。
(1) 福柯本人谈过在何种完全偶然的情况下，在翻阅陈列在约瑟·科尔蒂（José Corti）书店中的书籍时，约瑟·科尔蒂曾拿福柯对这位作者的无知来逗乐（“他对我说：‘但说到底，鲁塞尔！’我明白了我应该知道谁是雷蒙·鲁塞尔”），参见福柯与《雷蒙·鲁塞尔》美国版后记的作者C·鲁阿斯（C.Ruas）的对话（发表在《文学杂志》第221期，1985年）。
(2) 有关这个主题，还可以参见：米歇尔·福柯，“为什么重新出版雷蒙·鲁塞尔？我们现代文学的一个先驱”，《世界报》1964年8月22日。
(3) 尽管如福柯与C·鲁阿斯的对话所强调的，这个工作在福柯思想的内部布局中的地位只有一个有所保留的地位：“我与我这本关于鲁塞尔的书以及鲁塞尔本人的关系真的是非常个人的事情，但这个个人的事情给我留下了特别棒的回忆。这是一本与我的作品分开的书。我很高兴从来没有人尝试做出这样的解释：因为我写了关于疯狂的书，因为我要写关于性经验史的书，所以我写了关于鲁塞尔的书。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这本书，我对此也很满意。这是我的秘密之家，一个持续了几个夏天的恋爱史。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