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竞争的复苏

货币地理是指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即每种货币都在其中发挥其三种职能：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存。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货币与流通的支付手段密切相关。在这一职能中，其关键属性是满足合同义务时的普遍可接受性。作为一种计价单位，货币为各种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估价提供一个共同的分母或计价单位。在这里，它的关键属性是能够可靠和快速地传递定价信息。作为一种价值储存，货币为持有财富提供便利的手段。在这个职能中，它的关键属性是其存储购买力的能力，从而弥合销售收入和购买付款之间的间隔。货币领域的整体结构构成全球货币地理。

货币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说:“货币发明与驯养动物、耕种土地和利用权力地位相当。”（Morgan 1965，11）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指出：“区分动物和人的东西是货币。”1在货币之前，只有易货，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交易，只有在需求双重耦合的情况下，交换才会发生。双方都必须渴望对方准备提供的物件，这明显是一个低效的贸易体系，因为必须花许多时间在必要的搜索和讨价还价过程上。随着货币的引入，易货的单一交易分为买卖两部分，降低了交易成本——即与搜索、讨价还价、不确定性和合同执行的相关费用。卖方可以接受货币，而不是对方直接交付货物或服务，同时，卖方还可以利用货币来判断市场价值，从而使得交换更便利，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力的有效分工。实际上，货币使得易货贸易多边化。

货币交换代替原始双边易货而节约成本的程度与给定货币交易网络的规模直接相关——即与对该工具的未来价值和可重用性（用于支付和会计目的）有足够信心的主体数量相关。货币交易网络的规模越大，使用该货币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就越大，学者们将其称之为货币的网络外部性（Dowd and Greenaway 1993）。交易网络界定了各个货币的职能范围，包括其有效使用的范围。

将货币领域与民族国家（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区分开来是一种惯例。就像在政治地理学中，我们长期习惯于从被称为国家的固定且相互排斥的实体来看待世界一样，我们也习惯于从货币起源的独立主权管辖区来思考货币地理。除了少数例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货币。在这些国家的边界内，仅一种货币有望自由流通。简而言之，货币被认为是具有领土性质的——即一个国家/一种货币——货币管理由每个国家的政府垄断。没有比这更简单的货币地理了。

但也没有比这更具误导性了。事实上，专属国家货币的概念起源于近期，实际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货币地理要复杂得多，涉及不同程度的货币竞争；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原则也经常受到损害。如今，货币竞争正在复苏，导致个别货币的职能范围愈发偏离发行国政府的法律管辖范围。正如在更遥远的过去一样，货币再次变得去疆界化，货币地理再次变得更加复杂，它对货币治理的影响才刚开始被理解。

遥远的过去

现代货币始于主权铸币实践，其起源可以追溯至文明曙光初现之时。在西方世界，金属货币最早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土耳其西部）出现。到公元前500年，在地中海东部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发现它的身影。在遥远的东方，已知最古老的金属货币起源于公元前1022年的中国周朝。以前从食盐、大米到牛和烟草，各种商品在一个又一个地方被用于标准货币用途（Weatherford 1997，ch.1）。但金属货币一经发行，很快就超越其他所有可用的工具。

然而在19世纪之前，铸币的主权几乎从未用领土的术语来解释。很少有统治者预料甚至声称，他们的货币在自己的领土内实现垄断。事实上恰恰相反，当时公认的标准是金属货币可以不分国界地在任何地方流通。外国金属货币可以与当地货币互换使用，市场交易中提供或接受的货币很少受到限制。选择几乎是无限的。货币被有效地去疆界化，跨境竞争是规则，而不是例外。这个体系异质且形式多样，是名副其实的货币马赛克拼图（Mosaic of Money）。

当然，并非所有货币都在各地流通。大多数金属货币小且零碎——“小额”金属货币生产出来只被严格地用于地方交易。它们通常由铜或青铜合金等贱金属铸造而成，金属含量几乎没有内在价值。因此这些货币不常被接受，在发行地之外的区域也很少见。广泛流通的货币主要集中于更大且“功能齐全”的纯银或纯金货币（“硬币”）之间，这些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或价值存储的用途更易得到保证。

在这些功能齐全的货币中，争夺用户忠诚度的竞争非常激烈，原因有二。一方面因为货币存在贬值的可能性：货币的内在价值因重量或纯度的减少而贬值；另一方面，黄金或白银的商品价格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这将改变两种金属铸币的相对吸引力。从这些偶然事件中产生一个著名的命题，被称为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该法则以一位16世纪的英国商人的名字命名，他曾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财务顾问。格雷欣法则预言，当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特定货币的内在价值偏离其名义价值时，内在价值较高的货币将退出流通，并在价格上涨的预期下被囤积起来。没有人愿意放弃一枚将来可能更值钱的金属货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每个人都在追求同样的“良”币时，市场宠儿（即“良”币）往往会发展起来，在各种货币之间形成一种“良”币优于“劣”币的等级制度，即一种相反的格雷欣法则。“良”币会驱逐出内在价值无法维持的“劣”币。通常情况下，只有一种货币最终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在需求驱动的自然选择过程中成为赢家。这种达尔文式的赢家(1)将被广泛使用，超出其发行主体（国家）的正式管辖范围。其他货币将模仿主导货币的主要特征。历代主要的国际货币包括古雅典的德拉克马银币（Silver Drachma）、拜占庭金币索里达币（Byzantine Gold Solidus）（后来在意大利的影响下被称为贝赞特[Bezant]）、佛罗伦萨的弗罗林币（Florin）、威尼斯的杜卡特币（Ducat）、西班牙-墨西哥银比索（Silver Peso）（后来被称为墨西哥银元[Mexican Silver Dollar]）和荷兰盾（Guilder）。

尽管如此，无论某一货币在任何特定时期是否占据主导地位，也无论其他货币如何忠实地模仿，许多其他货币仍在流通，其特征各异，汇率也不确定。原则上，这种杂乱无章的马赛克拼图应该引起混乱，更不用说导致商业和金融市场的混乱了。这么多流通货币，人们怎么能判断价格的含义呢？然而在实践中，虽然存在许多困难，但都或多或少是由于自发地出现了所谓的观念货币，即可用于比较使用中实际货币价值的抽象计价单位。在欧洲最受欢迎的是各种不同的银币单位，如里夫（livre）、里尔（lire）、比索（peso）和普芬德（pfund），当然还有英镑（British Pound Sterling）。实际上，货币的交换媒介和计价单位职能产生了区别。任何数量的金属货币都可以在日常交易中相互交换。观念货币简化了竞争货币世界中的交易。

领土货币时代

直到进入19世纪，货币地理才发生根本性变化。各国政府急于巩固其新兴力量，开始对货币创造和管理实行更多控制。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专属国家货币目标看起来合法可行。一旦开始，货币空间的转变就迅速发生并蔓延。在19世纪末之前，一个新的时代——领土货币时代——已经到来。2

对货币权力的垄断是当时全球政治大趋势的自然结果。19世纪是民族主义上升的时期，各国极大地受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鼓舞，政治权力普遍集中在国家边界内。威斯特伐利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首次确立了以专属领土为基础的绝对主权原则。该和约表面上的目的是结束三十年的战争，它的条款涉及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各种王朝宣言、领土划分、宗教实践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为人所铭记的是它主张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地理疆界内享有主权准则，这实际上正式确立了领土作为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版图的唯一基础。从那以后，权力将体现在独立、自治的国家中，全球政治将按照我们熟悉的国家制度来运行。

在19世纪，随着各国政府有条不紊地压制对其统治的一切威胁，无论这些威胁是来自国外大国还是本国竞争对手，主权准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们的目标是尽可能把国家建成一个由强大中央权威领导的统一的经济和政治共同体。垄断对货币的控制只是这个过程中合乎逻辑的一部分。领土国家被普遍接受为货币当局的基本单位，我在《货币地理》中称之为威斯特伐利亚货币地理模型（Westphalian Model of Monetary Geography）。

创造新的领土货币并不容易。事实上，为了克服市场力量和几个世纪以来的货币传统，政府需要作出巨大和持续的努力。各国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施管制：一是促进和发展强劲的国家货币；二是限制竞争对手货币的作用。

一方面，各国政府寻求巩固和统一国内货币秩序。标准化在铸币时代以及当时刚出现的新纸币中都得到了促进。此外，所有形式的内部货币现在都相互固定，并与统一的金属标准挂钩，消除了对观念货币的需要。国家计价单位现在直接对应于流通中的有形货币。而货币供应的最终权力则牢牢地掌握在一家被政府支持、重新创立、或授权维持货币可兑换性及银行体系福祉的央行手中。

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对外币的自由流通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最突出的是新的法定货币法（Legal-Tender Laws）和公共可接受性条款（Public-Receivability Provisions）。法定货币是债权人在偿还债务时有义务接受的任何货币。公共可接受性是指可以使用何种货币汇出税款或履行对国家的其他合同义务。随着19世纪的发展，以前被允许甚至特别授权作为法定货币的硬币逐渐被收回。与此同时，公众的可接受性逐渐仅限于国内货币。此外，各国政府频繁地削减或暂停接受外国硬币在本国造币厂自由兑换的承诺。最终在大多数国家，外币的流通被完全禁止（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美国的经验很典型。直到19世纪中叶，墨西哥银元和其他几种外币（包括英国、法国、葡萄牙和巴西的金币）不仅在美国广泛流通，甚至还受到1793年联邦立法的明确保护。然而，19世纪50年代，当美国推出新的银币和铜币以缓解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时，美国政府抓住机会从货币供应中消除了所有外来元素。在1857年的一段有限时间，美国财政部接受外国货币按固定比例兑换成美元。1861年后美元成为美国唯一的法定货币。尽管要再过半个世纪，美国才能通过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对纸币进行标准化。

在英国，这一进程开始得更早。英国政府在拿破仑战争后实行货币制度改革，后来又颁布《1844年银行宪章法案》（Bank Charter Act of 1844），最终巩固了英格兰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19世纪后半叶，欧洲其他地方以及日本也开始出现成熟的领土货币；后来在20世纪，在大英帝国和整个拉丁美洲也出现了这种货币。到了20世纪中叶，各国政府的专属货币权力已得到普遍承认并载入国际法。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浪潮开始、最终使得几十个新国家走上全球舞台时，几乎没有人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国家都可能合法地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和领土货币。

重返未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威斯特伐利亚货币地理模型的寿命非常短暂。自19世纪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该模型运用达到顶峰，那时新出现的跨境交易限制——外汇管制和资本管制——被广泛用于加强各国货币在其领土内的排他性功能。政府在货币事务的治理上从未如此接近绝对垄断。但这种特权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近年来在市场力量的压力下，货币之间的竞争逐渐重现并加剧。

即使在鼎盛时期，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也从来不是绝对的。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1999，8）准确地指出，广义的国家主权准则总是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妥协。“这些准则有时被广泛认可，有时却被经常违反。克拉斯纳写道：“言行不一。”货币和全球政治的其他因素一样，都是“有组织的伪善”。虽然一国/一币准则在原则上占了上风，反映了领土国家的逻辑。但在实际中，并不一定指望该准则在哪里都流行。并非所有政府都有经济或政治能力行使货币垄断的全部权力；也并非所有货币都能成功隔离更有吸引力的外国货币。对许多国家来说，除了接受某种程度的政策权威妥协外，似乎别无选择。也可能存在两个选择，那些国家要么从属于某种货币主权，要么分享其货币主权，在《货币地理》中我将其称为“双S”策略。

从属关系体现了国家间的纵向等级制度，最常见的形式是双边钉住汇率。即本国货币的价格或多或少地与占主导地位的外国货币（通常称之为锚定货币或储备货币）的价格挂钩。从属国的汇率稳定得到促进，但代价是对外国货币的市场力量或其发行国政府的政策偏好更敏感。比钉住汇率制要求更高的形式是货币发行局制度，它不仅包括固定的价格关系，还包括不受限制地兑换为锚定货币，以及为新发行的国内货币提供充分的外币支持。最高程度的从属是指简单地用一种外国货币来代替本国货币——在一个通常被称为完全美元化或正式美元化的过程中完全放弃本国权力。3

相比之下，分享关系体现了国家间的横向联盟——一种分享而不是放弃主权的方式。货币联盟可以通过固定共同汇率或用联合货币取代现有货币来实现。这种集合安排的常用术语包括汇率联盟（Exchange-Rate Union）和货币联盟（Currency Union，Monetary Union）。从属和分享货币主权都会放松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货币之间的紧密联系。但两者基本上都被视为货币管辖权一般规则的例外。

然而，最近随着各国货币体系日益相互渗透，例外的情况成倍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全球贸易量的增加为这一阶段奠定了基础，加上金融实践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跨境货币流动，逐渐扩大了货币的选择范围。久而久之，在市场需求的压力下，货币竞争愈演愈烈。在许多国家，尽管政府努力保持本国货币的排他性，但市场主体不再仅限于使用本国货币。现在选定的外国货币也可用于多种用途，直接与国家发行的货币竞争，以获得交易者和投资者的青睐。

随着货币去疆界化的蔓延，世界货币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今天，和遥远的过去一样，货币的选择越来越不受限制，跨境竞争再次成为规则。事实上，从长远来看，这些发展可看作历史上经历国家货币垄断相对短暂的插曲之后一种循环的结束。货币地理正迅速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之前盛行的非疆界化模式——货币地理如一个消息来源（Craig 1996）所讽刺的那样在“重返未来”（暗指同名流行电影）。4另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