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孟老师接着说道：“要说跟皇帝同等待遇，应该不大可能。但我们和老师却有共同之处，都是改稿。只不过老师改的是学生作业，我们改的是作者书稿。从这点来看，就有些意思了，与皇帝的御批一样，都是在批示，用的也都是红笔。”

徐兰听了，顿时醒悟道：“敢情真是‘朱笔御批’呀！”

孟老师接着说道：“老师也好，皇帝也罢，所做批示，都是水平高对水平低、地位高对地位低者施加的行为，如此看来，让我们用红笔，也是高看了我们，认定我们比作者水平高啊！”

大家一时沉默了。大家知道，作者和编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作者是写书的，编辑是改稿的，说编辑比作者水平高，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编辑能比作者更有专业造诣吗？能给作者提出更高明的修改建议吗？这些，绝大多数编辑是做不到的，只有个别由技术人员转行当编辑的，才有可能。

苏维雄最早悟出了玄机，率先打破了沉默：“编辑的职责是出书，负责将作者的书稿变成出版社的图书，而出版的图书无论在外观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比书稿好得多，这一切不都是编辑做的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编辑确实比作者水平高，我们更懂出版知识，更懂得图书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此看来，我们确实是在‘朱笔御批’。”

徐兰和璩东才都表示赞同。孟老师思索了一会儿，建议道：“我看把皇帝专用的‘御’字，改为杜聿明的‘聿’字吧。这样字数和读音都没变，我们毕竟不是皇帝嘛，哪有那样大的权力。”

大家纷纷赞同，觉得这样既提气又贴切。徐兰说道：“那我就接着‘朱笔聿批’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编辑和老师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称呼一样。在出版社，其他部门人员称编辑为老师。在编辑中，对于年龄相差在10岁以上的，也称其为老师，而不管他编龄长短，比如璩东才对孟卧云和徐兰，便称为孟老师和徐老师。年龄相差在10岁以下的，青年编辑之间称“小张”“小李”或者直呼其名，姓名两个字的，则直呼其姓名，比如璩东才对苏维雄，最初称其“苏组长”，熟悉了以后，就改为了“维雄”，对鲁友山，称其为“友山”，对杨武，则称“杨武”；老编辑之间，则称“老张”“老李”，比如其他老编辑称孟卧云为“老孟”，称徐兰为“老徐”，也有称其为“小徐”的，是年龄差的缘故，或是此前称呼的延续；老编辑对青年编辑，则称“小张”“小李”，或称其名字或姓名，如孟卧云称苏维雄为“维雄”，称璩东才为“小璩”，徐兰对苏维雄、璩东才均以“小苏”“小璩”相称。

称呼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般很难改变，随着年事增高，到了称呼转换的尴尬阶段，称呼由“小”变为了“老”，无论是称呼别人还是被人所呼，都觉得别扭。这别扭并非只是对老之将至的抗拒，更是对“老”“小”含义双重性的不适应。“老”“小”既由所处年龄段决定，也是个体间比较的结果。试想，昔日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张”，突然间变成了“老张”，而他的年龄并未与自己拉开距离，难道不滑稽吗？于是有聪明者，借用工程界的称呼“张工”“李工”来转呼对方，既避开了年龄因素，也不失庄重。

在各界的称呼中，工程界的“工”，无疑是最精妙的。这里的“工”，就是“工程师”的简称，原本就很庄重，而它又与“公卿”的“公”同音，是敬重的最高等级，如“周公”“姜太公”，听起来极为受用，堪称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完美融合。在高校，是以职称相称的，如“张教授”“李教授”，听来虽也自豪，但这职称是实的，至少得是副教授，否则的话，别人是不好用这样的称呼的。而工程师则不同，其含义可虚可实，就虚的方面而言，凡事从事工程建设的技术人员，都可称为工程师，在实的方面，有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以及后来设置的正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同样都可称为工程师，是普遍适用的称呼。

外界人士不熟悉出版界的称呼，有时套用工程界“张工”“李工”的形式，称编辑为“张编”“李编”，但套用的效果却极差，“编辑”被简称为“编”后，表达力非但没有升华，反而意思变味儿了。“编辑”二字原本是很严肃的，即使够不上神圣；而“编”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是“胡编乱造”，连起码得职业操守都没有了，因此编辑不接受这个称呼。有的作者直接转用“张工”“李工”称呼编辑，这种称呼，编辑是乐于接受的。作者如果用职称称呼编辑，如“张编辑”“李编审”，编辑也乐于接受。如果称编辑为“教授”，尤其是社内编辑这样称呼，编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被编辑称为教授，是对你编辑业务水准最高的褒扬，最初用于顶尖级编审，称呼者的神态也是虔诚的；后来渐渐用于有编审职称的人员，尤其是新获评的编审，则就是另一番含义了，只有职称标识或和谐气氛的作用了。

有的作者，即使熟悉出版界的称呼，也不愿意称编辑为“老师”，这跟“老师”的基本含义有关。作者不认为编辑比自己水平高，自然抵触这个称呼，何况自己又是圈外人，没有必要使用这样的称呼，大多称编辑为“编辑”。

当然，如果你有职务最好了，这样就可以以职务相称了，如“张主任”“李所长”等，免去了称呼困扰。在出版社，编辑对领导，也称职务，如“赵社长”“李总”“蒋主任”，以示尊重，由此也折射出，即使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官本位意识也内化到了骨头里，尽管是以礼节性尊重的形貌呈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