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义勇军有了一种凝聚力，结成强大统一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三个字，历经七十四度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了一个遥远事件的标识。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东北人，为了避开日军的淫威，流落到关内，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懑。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架着日军的刺刀，眼看着父母兄弟被杀戮，妻女姐妹被奸淫，父老乡亲被残害。

他们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乱世豪杰起四方，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过去一年，全东北就涌现出不下三十万人的义勇军。农民抡起大刀，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绿林队伍，即东北人所说的“胡子”，把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东北一百五十四县，九十三县有义勇军活动。

初期的东北义勇军，打出的旗号各不相同：红旗，绿旗，青天白日旗，还有一种旗帜用上了“反日”的创意，把白底红圈的日本旗颠倒过来，在红底上画个白圈，真是五光十色，各显神通。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的新长城。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浴血奋战。

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三万人的队伍。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军。他们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大摆口袋阵，歼灭日军三千多人。随后，救国军用火攻围歼逃敌。救国军随后在方正作战，打伤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同一天，本庄繁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四个日本国籍的人，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

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权，但还有东北军的八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分别指挥，一万五千人群龙无首。大敌当前，他们联合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李杜为总司令，积极备战。

2月1日晚约8点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徐徐开进双城站。日军整队下车，烤火取暖。赵毅旅长指挥埋伏的部队突然从三面发起猛攻，将日军困在站台上下，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

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宫长海等旅长带队冲锋陷阵，争先杀敌。

4日，日军发动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冲之下，自卫军只能利用民房和断墙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巷战。自卫军苦战不支，只好弃守哈尔滨，

向宾县和巴彦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三倍。

在蒋光鼐命令淞沪守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同一天，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几天后，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在长春与本庄繁签署密约，让日本政府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声明绝对不承认伪满洲国。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为了巩固对东北的统治，疯狂地、次数密集地“讨伐”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向马占山的部队发动总攻，在袭击安固镇以后，造谣说马占山已经战死。关东军把苏炳文的部队打得弹尽粮绝，迫使他们和马占山的部队都退到苏联境内。

1932年9月15日夜里，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凌晨，日军包围了平顶山村庄，把全体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日军的汽车上和山坡上布满了机关枪。三千多名矿工和平民刚刚站定，机枪子弹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一个小时的屠杀，杀得尸横遍地。有人呻吟蠕动，日军便用刺刀捅死。日军还用汽油将全村房屋烧毁。随后，日军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一百三十多人，又在东千金寨和西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日军将平顶山被害群众的尸体全部烧毁。

没有统一起来的义勇军，不断遭到日军野蛮的镇压。到1932年底，一支又一支义勇军被击溃，将领们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剩下的极度彷徨和混乱。

显然，义勇军需要一种凝聚力，才能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武装。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积极地行动起来，将一支支义勇军重新组合，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义勇军的实力，随之而急速地增强。

老百姓有一首歌谣，概括地唱出了当时的实况：

九一八，大炮响，鬼子兵，占沈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扔下百姓遭了殃。不是下令要劳工，就是强征出苛粮。逼得人们没活路，上山去找大老杨。

歌谣里所说的“大老杨”，便是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心里，“大老杨”就代表共产党。

1932年6月4日，共产党在磐石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当时的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

作战经验也是游击队所缺乏的。领导人从私塾先生那里弄来一本《孙子兵法》，当作学习打仗的教材。他们经常聚在油灯下，阅读这本已经发黄的老书。

游击队也缺乏武器，连政委杨佐青都没有枪。朝鲜人李红光特别仗义，要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他，杨佐青婉谢不收。李红光心里不安，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地主家，缴了一支崭新的小手枪，赠送给杨佐青。

磐石的游击队等着省委解决他们的困难，省委给他们派来一个大能人，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不久，杨靖宇担任了这支游击队的政委。他将游击活动区扩大到周围的伊通、桦甸和双阳等地。

在“九一八”两周年的那一天，杨靖宇的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另一位共产党人张甲洲，在1932年4月，和几个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哈尔滨。

不久，张甲洲一行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们决定在5月23日这一天，谎称张甲洲要结婚，邀集各方势力，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号。

这一天正是每年一度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镇上来了两百多人。不少人啧啧称道：“你看看老张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道喜。”

参加张家“婚礼”的人们，酒足饭饱之后，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甲洲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一块空场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最后，他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这件事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派出大批军警前来镇压。这时，一些士绅出面找程绍廉求情。伪县长算是给了大面子，说：“组织队伍可以，但不能有张甲洲，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就要打！”

士绅们叫张甲洲出去暂避风头。张甲洲带领部分队伍冲出重围，只剩下一百来人。他决定收编胡子队伍。张甲洲注重实际，敢于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士，他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张甲洲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七百多人。

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四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一个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是模范队，清一色的三八枪，全队三十多人，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二十四岁的朝鲜族小伙子。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所谓“窑”，就是房子或院落，如果里面有枪，就叫做“响窑”。

7月16日，游击队攻打龙泉镇的天僧泉酒厂，遭到顽强抗击，久攻不下。酒厂东家的儿子在城里当伪警察中队长，带着四十多个人，准备打过来。形势严峻，张甲洲下令停火，自己单枪匹马闯进天僧泉酒厂，找东家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游击队来打龙泉，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抗日救国是大事，你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送还。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知道不“借”过不了关，可是枪太贵，“借”出去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游击队硬是从这个酒厂里“借”出了将近五千发子弹。

十多天后，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五名警卫员，去找大地主王四谈判。王四只放他一个人进去。他刚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绑起来了。接着，家丁又要缴警卫员的枪，警卫员们要打，张甲洲使个眼色，他们便打马回游击队报告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绍廉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便摆出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晚，王四知道沈营长一时半会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炮勇把他秘密押到地主张兴的家里。这下倒好，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带着他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王四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躲进县城。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召集穷人开会，开仓放粮、分浮财，末了一把火烧掉王四的房子。一时间，汉奸人人自危。

7月下旬，张甲洲带队向兰西镇一带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一个多月时间，行程千里，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关注着这支队伍的发展。8月中旬，赵尚志奉省委之命来到游击队，担任参谋长。

赵尚志到任后，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伪军力量却很强。他们决定联合原东北军的才鸿团和苏占山的胡子队“绿林好”一起作战。

攻打巴彦县城很顺利，游击队又与“绿林好”联手打进了东兴县城，在城里住了下来。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一千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游击队孤军奋战，伤亡将近五十人，赵尚志左眼下留下了三个弯月形的伤疤。游击队用两张大马雪橇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汤原也是一个令日军十分头痛的地方。1932年春天，共产党在汤原建立的反日同盟会，有了一千多名会员，建立游击队的条件成熟了。秋天，冯仲云和李福臣相继奉命来到这里创建抗日武装。

成立游击队需要枪，县委号召党团员捐款买枪。兵荒马乱的岁月，枪太值钱了，一支大枪能换六十斤黄豆！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硬是弄到了二十多支枪。这些枪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游击队只要有了枪，就可以去打仗了。

10月10日，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成立，李福臣任队长。这支队伍是由四十名党团员组成的，其中七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

1933年下半年，由于叛徒告密，日军发动大搜捕，逮捕了县委书记裴治云等十二名党团员和爱国青年。日军严刑拷打，然后把他们活埋在深坑里。日军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搜出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当场用刀砍死。骤然间，汤原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

这场浩劫中，只有一个幸存者，就是县委委员夏云杰。他秘密联络汤原各地的党组织，担负起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要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夏云杰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反日游击队。

11月末，夏云杰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又派徐振江和队员老曲，装成卖大烟土的商人，混进伪自卫团的营房。他自己带着二十多名队员，拿着一支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团丁们围上来买大烟土时，徐振江和小于发出信号，游击队员一拥而进，徒手缴了团丁的枪。这次行动共缴得大枪十四支，短枪两支。

有了枪，汤原游击队再也不用玩“空手道”了。

夏云杰的游击队里有一对黄金搭档，都是朝鲜族战士。一个叫徐光海，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有几分像日本人，扮日本指导官谁看都像。另一个叫裴敬天，汉话流利，日语流畅，最合适扮成翻译官。1934年秋天，夏云杰派他们除掉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他们来到药房里，扮成日军大佐的徐光海，知道王风舞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他：“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有联系。前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徐光海一听，气得大喊：“死了死了的！”

他们第二次行动是在火龙沟，大地主姜海泉组织秧歌队，准备欢迎日本守备队到来。日本人还没到，姜海泉就落到了徐光海手里。徐光海见大街上等着看热闹的人来得不少，便还了真面目，给民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又装成日本指导官，来到舒木河，顺顺当当缴了伪自卫团的枪。

此后没几天，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还有二十多名“警察”，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何木林急忙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和“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房。何家有钱有势，几个儿子各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估计他们的枪没领枪照，便到下屋找出一支枪，交给“日本指导官”，使着眼色说：“太君，他家窝藏枪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何木林吓得冒冷汗，赶紧交出家里的四十多支枪。戴鸿滨对“翻译官”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翻译官”和“日本指导官”嘀咕一阵，对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心，不予治罪，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赶紧叫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些枪，把“皇军”送走。

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也是有声有色。1931年11月，童长荣奉命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很快就建立了几支抗日武装。朝鲜人金日成来到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游击队。游击队从日军手里夺取枪支弹药，自己也制造武器。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汇，叫做“牛皮步枪”。日军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就会断口粮。他们把农民的牛抢来宰了吃，先把牛皮剥下扔掉，等到牛肉吃光了，又把牛皮捡来烤着吃。游击队埋伏在附近，等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来捡牛皮时，把他们干掉，夺取武器。用这种办法夺来的步枪，就叫做“牛皮步枪”，夺枪的游击队员，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生产出了日军最害怕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更大的“延吉炸弹”。

正是在童长荣到达东满的时候，一支日军测绘队闯入延吉原吉林省防军第三营的驻地，旁若无人地走到炮位窥测。担任警卫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日军根本不理。史忠恒火了，下令开枪射击，击毙两名日军，把其余的吓跑了。

第三营打死了日本兵，营长王德林把部队带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闻讯，立即派出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李延禄去找他。李延禄匆匆赶到救国军驻地，但是，有三拨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第一拨代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给王德林送来“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第二拨代表抗日将领李杜，他带来的礼物实惠多了，是一万现大洋的支票，外加一个团的番号。第三拨，便是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

这些人喋喋不休地劝说王德林，而他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李延禄年轻气盛，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叫王德林把那些人打发走。

王德林说：“李杜的代表说要收编咱们，怎么办？”

李延禄想了想，对王德林说：“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一万元军饷，断然拒绝恐怕不好。但咱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不合适。我倒觉得，不如收下一万元军饷，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王德林喝着酒，听着李延禄的话，觉得在理。他请李延禄给他当参谋长，兼任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李延禄满口答应下来。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四百多名，组成了三个连，又从原来的部队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和李凤山，加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和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和副连长。

不久，补充团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在救国军中悄悄出现。

1932年春天，救国军收复宁安，共产党人田宝贵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他们找到李延禄，要求合编。李延禄经请示王德林，把他们收编为第二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进一步发展。

日军为了加快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敦化至图门的铁路。王德林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条铁路的修筑，使日本人十分恼火。本庄繁一再下令，要关东军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第十五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一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信件，立即召集手下人商议怎样应敌。副总指挥孔宪荣主张躲，参谋长李延禄主张打，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共产党员召开支部会议。书记孟泾清说：“就是只剩下补充团，我们也要抗日。”怎么打法？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王德林再次召集军事会议，李延禄力排众议，主张打。会议开到第三天，李延禄说：“就是只有补充团七百人，我们也要打。”

王德林最终下决心打了。他知道，补充团平均每人只有三十发子弹，便下令将库存的手榴弹全部运到补充团。

李延禄选好的阵地是镜泊湖南头的“墙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扼守着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道。路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补充团隐蔽在山崖边，七百名战士靠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山坡光秃秃的，只是山脚有些岩石，日军不会想到这里有埋伏。

一切布置停当，补充团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日军不走“墙缝”。不过，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人“牵大驴”。

陈文起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伏击日军，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好枪法。可是，他呆了两天还不见动静，便在夜里回瓦房店去探听虚实，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

“打猎的。”

“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

陈文起对答如流，身上又沾有野物的血迹，日本人不怀疑他是打猎的。他们非常得意，以为找到了一名合格的向导。

凌晨，陈文起领着天野旅团八千多名日军，仿佛牵着八千多头驴，直奔“墙缝”而来。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喝道：“什么人？”

“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女声回答。一个老头的声音接着说：“她是俺姑娘，咱们找补充团指挥部。”

老头名叫史振德，一见李延禄，便说：“陈文起已经牵大驴往这边来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还说，他带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望远镜里出现了日军的队伍：红肩章，长枪刺，扛枪的臂膀。李延禄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五里长的狭路纷纷下落，爆炸声四起，临近死亡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日军指挥官下令的声音显得疯狂、惊慌而凄厉。凭依崖石猛攻猛打的七百战士，扔掉棉衣和帽子，身上只剩下短褂，猛力朝日军扔手榴弹。

补充团打得正来劲，负责堵口子的地主武装悄悄开溜了。李延禄接到报告：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动向不明。他念头一闪：日军随时可能从背后袭击，便果断下令：撤！

几天后，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发现日军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把枪支随同日本兵的尸体烧毁。救国军得到一千五百多件被火烧毁的残枪筒，还搜出两千多支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可见日军伤亡将近四千人，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这一仗，补充团牺牲七个人。

“牵驴人”陈文起在枪响后飞奔到一块石崖后边。赶车的问他怎么不逃命，他说：“我还得弄杆好枪！”这位猎手还没把枪弄到手，就被日本人抓住了。日军把他吊在房梁上，挑开了他的胸膛。

人们把他葬在离“墙缝”不远的地方。

从“墙缝”逃走的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李延禄设下的火阵，被工人游击队消灭了约两百，天野少将也被击毙。

1933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带领部队坚守磨刀石车站附近两个小山坡。坏消息接踵传来：铁路工人报告说，日军乘铁甲列车抄了他们的后路；广播里说，自卫军第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

李延禄想，抗日救国的大旗，只有靠共产党人来扛，共产党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他马上召集骨干和士兵代表，宣布这支队伍从今以后正式归共产党领导，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不久扩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

日本人把游击军视为劲敌，调来鳌刚村的第一旅团进行“讨伐”。3月3日，日军飞机和大炮猛轰马家大屯，游击军顽强抗击。战斗结束后，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发现烈士遗体中混有一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沉着脸，找到负责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

李光赶紧说：“这可是个好人。”他说，别动队打扫战场时，在大肚子川沟的松林里发现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具日本兵尸体，还在附近找到一封信，请懂日语的人一看，才知道写信的人是日本关东军间岛辎重队里的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吉东地区有一支吉林自卫军，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把周保中派到宁安领导抗日斗争。周保中绞尽脑汁，思考怎样打进这支队伍。他琢磨出一个最简便的办法——让自卫军把自己抓去。

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花脸沟抓住了周保中。他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东北士兵听不懂他的话，怀疑他是日军探子，把他绑起来，要把他杀掉。周保中费尽口舌，才让他们明白：他要见头头。士兵放下已经举起的刀，把他的要求报告上去。

自卫军左路军的领导人正在开会，听说抓了一名日本特务，便中止会议，开始审问周保中。

周保中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你们。”

“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啥看法呀？”

周保中说：“你们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形势十分不利。怎样才能改变呢？要主动出击，袭击敌人后方，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据我所知，自卫军抗日士气很高，但纪律不够严明，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还不少。真想抗日，就得整顿军纪，发动群众。日本人不是一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长期的事，要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南京政府，大家用不着抱什么幻想，他们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

周保中一席话，把自卫军的头头们震住了，终于相信他不是日本特务，而是一位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他们顿时满脸赔笑，连连说有眼不识泰山，吩咐给他松绑，接着请坐、敬烟、上茶。最后，还请周保中留下来，到宣传部指导工作。

周保中一到宣传部，就宣传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自卫军的一些将领，表面上对他赞赏，背地里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那一套！”不久，找个借口解散了宣传部。

这时，王德林听说周保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想把他收为己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当上了救国军的总参议。他要求上前线指挥作战，王德林让他去给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周保中指挥部队袭击东京城，攻打安图县，攻克敦化城，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1932年10月，救国军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日军顽强抵抗。周保中率领敢死队，一马当先冲进城，炸毁军火库，击毙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人。激战中，他中了一颗子弹，鲜血直流，还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他需要治伤，没有麻药，他让人用大钳子拔出子弹，用刮刀把烂肉刮掉。大家服了他，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胜过昔日的关云长！”十二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部队第二次攻打宁安城，消灭了几百名敌人，缴获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建立了声望，做工作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他秘密建立起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

冬天，周保中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连到宁安与李荆璞的部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荆璞是宁安县的青年农民，当他决心拉起队伍去打日军的时候，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都说：“好使！”

可是，他们没有枪。做个草头王都要枪，何况是去打日军呢！李荆璞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向那些家里养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那年月，东北有许多胡子，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用红布包裹条帚疙瘩或者带弯的木棍，往人家后腰上一戳，次次都灵，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假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家里，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安保安队一个班的枪，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李荆璞先是投奔王德林的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的一个连。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坚决，在日军进攻下一退再退。队伍退到老爷岭时，他把手下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弟兄们，看来打日本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保卫家乡！”

李荆璞刚说完，士兵于洪仁说：“说得对，打日本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枪一响，他们就会赶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

“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说，“连长可以带人去找营长，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

他们的行动十分顺利。当晚，这个连悄悄离开老爷岭，回宁安老家去了。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

“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一个吧。”

于洪仁起草的宣言发表后，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纷纷慕名来投，队伍很快壮大起来。日伪军将他们当成“讨伐”的重点目标。伪保安队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拚了！”李荆璞被这个大尾巴弄火了。

于洪仁对他说：“连长，现在打没把握。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几名能干的队员和伪军兜圈子，把他们诱进伏击圈，消灭了这条大尾巴。

打了胜仗，李荆璞对于洪仁刮目相看。他后来才知道，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不久，李荆璞加入了共产党。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党支部很快建立起来。这支部队改名为“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习惯了等级制的日本人，也为汉奸们排了个座次，邵本良、王友成和李大善三人并称“东北三大厉害”，其中邵本良是“东北第一大厉害”。

邵本良本性其实不良。他有二十多年的匪龄。“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发现了他这个匪材，封他为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

邵本良为虎作伥凶于虎。他打击抗日武装比日军厉害。日本人进了东北的山林就玩不转，空有好枪法和武士道，常被游击队牵来牵去，找机会揍上一顿。邵本良钻山林却是老手，手下的兵多是土匪出身，打仗时带枪还带刀，一进林子就把路标砍出来，在山里转不会迷路。冬天下雪，游击队和日本人打完仗，钻进林子，把雪上的印子一扫，日军就丢了目标。但你把雪扫得再干净，邵本良也能找到踪迹。他就凭着这点本事，向日军夸下海口：“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邵本良和杨靖宇的较量，开始于1933年年底。杨靖宇的后卫部队在松花江以南地区与邵本良的伪军遭遇，打死打伤十一名伪军，付出了三伤四亡的代价，牺牲的有杨靖宇的老战友金伯阳。

一个多月后，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第一军独立师用调虎离山计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老窝三源浦，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了几十间营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

这一仗震动了南满。三源浦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又是梅辑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许多人都说打下三源浦比虎口拔牙还难。杨靖宇偏偏拔了虎口的牙。但是，邵本良狠性改不了，发誓要让杨靖宇知道他的厉害。

不久，第三次较量开始。邵本良的伪军，加上两千多名日本兵，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摆开阵式，包围了杨靖宇的部队。

包围归包围，但日伪都知道杨靖宇是“山林之王”，轻易不敢往深山密林里打。那么，怎么让杨靖宇出山呢？

邵本良说：“我有办法！”

他假拟了一封给部下的信，谎称东面有他的重兵，故意让这封信落到杨靖宇手上。

杨靖宇看穿了邵本良的把戏。从地图上看，东面山高林密，邵本良不可能在那里部署重兵。日伪怕杨靖宇突入东面深山，想用这封信把他引到自己布有重兵的西面，钻他们的口袋底。杨靖宇将计就计，也拟写了一封给部下的假信，故意让它落到邵本良手里。

信中说，他打算从西面突围，命令部下来配合。

邵本良看了信，自以为得计。那天深夜，他憋足了劲在西面等着杨靖宇，杨靖宇却带着部队从东面突围而去。第二天上午，杨靖宇带队向北急行十几公里，打下了邵本良的后勤基地凉水河子，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杨靖宇还放出风说，他准备去打柞木台子。邵本良急忙去援救，没想到杨靖宇攻打的是八道江镇。

这一个回合，邵本良知道杨靖宇的厉害了，私下里说：“我邵本良够鬼的了，杨靖宇比我还鬼。我邵本良的一个兵打得过十个胡子，一个红军却打得过我邵本良的十个兵。”

“山林之王”杨靖宇没有头脑发热。他知道，邵本良一定还会找上门来。他为了稳操胜券，规定了四个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自己代价太大不打，对当地老百姓损害大了不打。要打怎样打？杨靖宇也想出了四条：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民众，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金日成等人所创建和领导的部队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在一年间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六百多次，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本所发表的数字说，这支部队在将近五年时间里，共打死打伤日伪军警四千三百二十一人，俘虏一万八千一百一十四人，缴获武器三千一百七十九件。在抗日战争中，中朝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杨靖宇在他创作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写道：“联合起来！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