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国外文献综述

尽管农民工是在户籍制度规约下的中国特有现象，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是世界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国外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既可以为解释农民工现象提供参考，也可以为我国农民工公民道德意识的培育提供思想资源。

1.2.2.1 劳动力迁移研究

当代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其代表。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将发展中国家劳动部门分为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部门，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现代部门将不断发展和扩大，二元结构最终将转化为一元结构。他还分析了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乡村学校加速发展、发展和福利开支集中于城市。费景汉（John C.H.Fei）等人修正了刘易斯的模型，提出人口的增加、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由此形成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式。迈克·托达罗（Michael P.Todaro）提出了托达罗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人口迁移的特征、原因及过程，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农业劳动力由乡村迁入城市的主要动机。

当代人口学对城乡劳动力迁移流动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唐纳德·博格（D.J.Bogue）提出的“推拉理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博格认为，人口迁入地“拉力”和迁出地“推力”相互作用是人口转移的重要原因：在人口迁出地产生“推力”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过剩型失业、经营成本增加、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风险高和收入水平较低等，在人口迁入地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较多的就业机会、良好的教育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工资收入等。

1.2.2.2 中国农民工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及公民权利、公民身份等公民道德意识相关问题。他们主要以社会学的研究方式，采用抽样调查、访谈等方法研究中国农民工公民身份、维权行为、文化心理的变化等公民道德意识相关问题。

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是较早分析农民工公民权（citizenship）的学者。她在《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国家与市场逻辑》一书中，以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所包含的三种基本权利为分析工具，从农民工、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城市农民工权利问题。她将中国城市中的人口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城市户口的人，即为政府所承认的具有城市居民资格的人；另一类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其城市居民资格并未得到官方承认，类似于国外的移民。因此，对于农民工而言，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单纯地争取就业和公共服务，而是要获取城市公民资格。应该说，苏黛瑞对中国农民工面临的生存问题把握得比较准确，但是若单纯地以公民资格来比照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会有失偏颇，因为农民工的城市成员资格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公民资格的问题，而且她对中国政府对农民工的积极态度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阶段性特征等方面的理解还不全面。瑞雪·墨菲（Rachel Murphy）着重考察了江西农村的返乡农民工，分析了这一群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工的作用日渐凸显。虽然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面临诸多困扰，但是其城市生活经历的确对他们自身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既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又因经济收入的增加和能力的提升而得到农村社会的尊重。返乡农民工不仅曾经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对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具有重要影响力，成为农村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加拿大学者Nalini Mohabir和另外两名中国学者Yanpeng Jiang和Renfeng Ma于2012年和2015年通过对上海和安徽两地的农民工、政府官员的访谈发现：在过去的30多年里，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灵活和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近十年来，由于经济发展速度下滑，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返回农村，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愿意留在城市里。

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民工的研究主要以社会学和政治学为分析工具，打破了国内以经济政策为手段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主流方式，将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重点由对外部因素的考察转向了对农民工本身的关注，为国内研究农民工问题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1.2.2.3 移民价值观融合研究

移民价值观融合研究的代表性理论有“同化论”“熔炉论”“多元文化论”和“共同价值观”等，前两者强调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统领，后两者强调文化共存。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分析了移民成为边缘人的深层原因，认为移民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很难融入新的环境而陷入边缘人的尴尬境地。他以达尔文进化论观点为分析方法，把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划分为相遇、竞争、适应、同化四个阶段，并认为四个阶段“显然是递进的、不可逆转的”。戈登（Cordon Milton）对文化和结构性同化做了概念性的区分，认为同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主要包括文化和行为、社会结构、婚姻、身份认同、态度接受、行为接受、公共生活同化七个阶段。R.布雷顿（Raymond Breton）认为移民可以通过一些过程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移民社区”，这一组织完善的移民社区将最终失去它的民族性而趋于消亡。乔治·辛普森（George Eaton Simpon）认为，如果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生活在一起，人口众多、文化影响力强大、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群体往往会同化处于次要地位群体中的某些成员。

1.2.2.4 人的现代化研究

社会学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这些研究主要包括：英格尔斯关于人的现代化理论、梅因关于“契约社会”与“身份社会”对立的研究、迪尔凯姆有关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非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研究、福柯和齐美尔对市民及市民心理的研究、吉登斯关于从传统活动场合解放出来的群体趋向选择多元生活风格的分析等。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类型有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类型，前者是一种建立在异质性的社会成员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纽带，后者是一种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梅因在其《古代法》一书中，阐述了西方从原始社会以父权制、身份制为核心的习惯法到以契约法为标志的法典化时期的法治文明发展历程，和从专制到民主、从荒蛮到文明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并由此概括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他认为，契约逐步取代了源于家族身份的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互惠形式，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得以建立的社会进步运动，即“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滕尼斯将社会演变状态分为两类，一类是礼俗社会，一类是法理社会。在礼俗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亲密的私人感情即以血缘、亲缘、伦理、宗教为纽带的感情为基础，社会形式主要包括家庭、乡村和城镇。在法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法律、法规维系，人们的感情联系主要建立在目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并且互相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社会的主要形式为股份公司、大城市、民族国家和正在发展的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不断过渡和转变的过程。英格尔斯严守“价值中立”的原则，以“普通人——新进入工业部门的农民和工人”为研究对象，运用模型分析、专题考察、抽样调查、行为测量等方式，得出了如下结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的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到行为都变为现代化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