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证结合，主病主方

王庆国教授临证时非常重视病证结合，他认为：“病证结合不单单是指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证结合，而是指中西医病种与证候的结合，体现为专方对病、加减应证的治疗特色。”目前，中医学界十分强调辨证论治，似乎认为其是中医临床辨治的唯一方法，而王教授强调对此不可偏执，辨证论治一定要结合辨病治疗，正如宋代医家朱肱所言“因名识病，因病识证，而治无差矣”，说明证是疾病之下存在的概念。每种疾病都有其规律性的发生、发展过程，这是由疾病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只有重视辨病才有助于把握其转归和预后。同时，病之初期或尚未恢复之时，许多患者已无证可辨，如果不辨病只辨证，将会失去治疗机会。所以，历代医家皆十分重视辨病环节，一系列专病专方也因此应运而生，并且便于把握疾病本质，进行主动治疗。简而言之，虽有异病同证，然同证之下必有不同主诉、不同表现。所谓“病诸于内，必形于外”，疾病的症状表现不同说明其内在的病理机制有别。所以，王教授强调针对主病病机选用相合之主方，再随证进行加减治疗。清代医家徐灵胎在《兰台轨范》中曾曰：“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又说：“如一方所治之病甚多者，则为通治之方，先立通治方一卷以候随症拣用。”王教授对此观点十分赞同，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则立足于对疾病核心病机的认识。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个主要的病性、病位，对应着主要病机，因此，抓住核心病机确定主方加减则可事半功倍。

对于溃疡性结肠炎，王庆国教授通过临床经验总结，肝郁脾虚、湿热内盛兼以瘀血内阻是其主要病机。脾胃升降失常，大肠传导失司，湿热壅滞与气血相搏，损伤肠络，化腐成脓。腹泻、腹痛、喜温喜按，因脾阳不足所致；黏液脓血便因湿热蕴肠、化腐成脓所致。部分患者兼有肾阳虚，因先天禀赋不足，肾阳不能温煦，火不暖土，导致脾阳亏虚；腹泻日久，脾阳亏虚，也会伤及肾阳，出现恶寒、肢冷等症状。且湿为阴邪，最伤阳气，阳气益虚，浊邪积聚益甚，终致病程缠绵，反复发作。由于本病脾肾阳虚为本，气滞、湿热、瘀血为标，呈现寒热错杂、虚实互见之证，故治疗时应温中清热并举，应用清肝温脾、清利湿热、养血活血之法。临床常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援绝神丹合方加减治疗。组成：柴胡10g，黄芩10g，桂枝10g，干姜10g，煅牡蛎30g，天花粉20g，炙甘草15g，大枣20g，当归30g，白芍30g。柴胡桂枝干姜汤即小柴胡汤减半夏、人参、生姜、大枣，加桂枝、干姜、牡蛎、天花粉而成。其中，柴胡配黄芩，以和解少阳之邪；桂枝、干姜、炙甘草补脾散寒，温通阳气；天花粉生津止渴，配牡蛎以软坚开结。不呕，故去半夏；因气化受阻，故去滞之人参、大枣，而加行之桂枝、干姜。此方既解少阳之邪，又温寒通阳而行气化。柴胡桂枝干姜汤既能清解少阳胆热，又能温补太阴脾寒，所以用来治疗少阳胆热兼有太阴脾寒证，简称“胆热脾寒”，常能获令人满意的疗效。王教授认为，柴胡桂枝干姜汤在《伤寒论》中用治“汗而复下”引起的少阳病兼气化失常证。刘渡舟教授将本方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以肝热脾寒或肝郁脾虚为主要病机的一类病证，如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慢性胃炎、结肠炎等。王教授仿援绝神丹之意用当归、白芍养血活血，柔肝护脾。两方相合，共奏清肝温脾、清热利湿、活血化瘀之功，切合本病寒热错杂、虚实互见的病机，故收佳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