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无能为力”到赋予他人权力

16岁时，莉亚无家可归了。因为她的祖母（家族里辈分最高的家长）去世后，家里的氛围变得很暴力，她只好逃离这个家庭。对莉亚而言，无家可归潜在的风险比别人更大一些，因为她有自闭倾向，而且她的症状（后来确诊为自闭症）表现为无法解读别人的面部表情，也无法理解别人的社交暗示。“这就像一个盲点，”她解释道，“就像你看不到火车驶来，直到被它撞倒。”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宅在家里上网和性虐创伤后，她终于在一个女性庇护所安顿了下来，但已经身心崩溃。那时候，她才19岁，甚至没想过自己能活到21岁。“有一段时间，”她说，“我脑子里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还活着，还是已经死了？”［1］她发现，那些已经离开庇护所的女人还是会不断地回来。这些女人看不到任何希望，似乎无家可归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成功的榜样让她们有理由相信生活能够改变，一切都是持续的痛苦折磨。

莉亚找到了新的动力，想让自己成为成功的榜样。她发誓，她要离开庇护所，然后带着自己的故事回来，这个故事会激励其他像她一样被抛弃的女性。在经历了10年的拮据生活和打零工——包括在多伦多风雨无阻、日复一日地拉了4年人力车度日之后，莉亚偶然遇到了“一个靠卖软件赚了90万美元的家伙”。［2］于是，她决定效仿这个人，去应聘她能找到的每一份软件销售工作，尽管这些工作都要求应聘者有学士学位，甚至最好是MBA学位。她回忆道，她被拒绝了无数次，但她的自闭症症状在拒绝面前反倒成了一种好事。“如果你不能猜透别人的想法，就不会感到尴尬，不会怀疑自己。我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在安静而礼貌地告诉我应该去跳湖，所以我还是一直打电话应聘。最终，我一定是把某人逼到极限了，他终于给了我一个机会。”［3］

从那时起，莉亚就疯狂地工作，用离开庇护所时许下的誓言来激励自己。短短几年之内，她所在的公司赚了很多钱。公司毫不犹豫地为她请了一位企业管理培训师，以每小时500美元的学费投入帮助她规划职业发展。这次培训给她带来了启示，当莉亚开始反思自己不再流落街头的价值时，建立一家名为“女性提升”（Up With Women）的慈善机构的念头就此产生了：她将成立这样一个慈善机构，把她所接受过的密集的、个性化的发展指导提供给无家可归的女性。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她需要说服持证的培训师［4］为这个组织提供一年的无偿服务。莉亚很快就意识到，这意味着要求培训师贡献出他们所珍视的东西。

莉亚能够吸引第一批培训师的原因，与今天吸引大批“女性提升”志愿者和捐助者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莉亚自己——她的激情和决心，她那令人惊叹的从悲哀、幸存直到成功的故事，以及以培训为核心、具有变革影响的慈善机构的使命。其他慈善机构可能会把培训作为其他服务的附属品，而对于“女性提升”，培训师是最有价值的贡献者。莉亚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努力将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然而，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痛苦。那些习惯于与高管打交道的培训师，既没有工具，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与这些被边缘化的受创女性打交道。莉亚也还没有想清楚如何挑选愿意接受指导并从中受益的女性。结果，接受培训的女性并不觉得辅导对她们有什么帮助。尽管培训师们全心全力想提供帮助，但他们并没有看到莉亚向他们承诺的变革性影响。因此，“最初几年招聘培训师真的很困难，”她告诉我们，“极其艰难。”［5］

资金也是一个挑战。2012年，莉娅离开了她所在的公司，转而专注于“女性提升”的事业。她把自己的个人积蓄都投入“女性提升”事业来维持机构的运转，很快就花完了。没有足够的培训师、客户和好的结果，她就无法吸引新的投资者。“我盯着我银行账户上最后的5000美元想，我也许要告诉经营庇护所的合作方，他们可能需要给我腾个住的地方了！我真的以为我会再次无家可归。我为了挽救‘女性提升’而倾家荡产。”

但是，莉亚当年拉过人力车，最多的时候一次拉过八个人，这段经历让她“超级坚强”。她想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办法来解决“女性提升”遇到的资金问题：她创造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100英尺(3)距离最重拖车纪录（女性）”和“穿高跟鞋最重拖车纪录（女性）”。随后的宣传吸引了媒体、潜在的捐赠者和企业合作伙伴，捐款开始源源不断地到来。她的壮举给奋斗中的女性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你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6］

莉亚仍然需要找到一种办法，给她的培训师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并希望令他们“着迷”。尽管她自己也接受过培训，但她对培训流程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从培训师的视角看，是什么让培训师与受训者关系和谐。不过幸运的是，有三位培训师也致力于实现这个愿景，并热忱地帮助她学习和招募新人。他们为她讲解一个有效的培训项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和她一起创建了一个项目。对于未来会加入的新培训师，包括向他们提供应对这个最具挑战性的客户群体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如精通创伤疏导），而志愿者很少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对潜在的客户进行筛选，包括建立筛选标准，确定下一步进行培训的女性。其中的一项标准是着重筛选出最近刚刚走出无家可归困境的女性，她们正在积极努力地重新站稳脚跟。在这种新方法的指导下，莉亚开始走访庇护所，从最能识别潜在受训者的工作人员那里获得人选推荐。

不久之后，“女性提升”运动蓬勃发展，培训师和受训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在培训师的帮助下，这些女性通过学习，发掘了自己改变的动机和力量，并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培训师们不仅掌握了新的技能，还成为学习社区中的积极合作分子，而这是他们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正如其中一位培训师所说：“这些受训的客户真的让培训师们的精力、思考维度和心境格局都更加宽广了。”莉亚在与培训师交谈时意识到，他们也很珍惜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在同一个圈子里拓展专业能力的机会，珍惜与同事们的关系，并相互学习。因此，她通过采用定期的培训师会议和“导师—培训师”培养模式，让所有志愿者更容易加入这种学习，从而让他们越来越有掌控感和归属感。

她还聘请了评估专家来制定培训效果衡量标准，使培训师们能够对自己的工作结果有实际的感知——这种严格衡量的程度在企业界是不常见的，因为在企业界很少有人会系统地评估管理培训的投资回报率。［7］但是，对培训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仍然是无法量化的。正如一位培训师所说：“副总裁在企业内部得到晋升是一回事，如何看待一个女人跌入人生的低谷完全是另一回事。你怎么来衡量后者呢？”

莉亚完全依赖认证培训师来实现她的目标，她终于找到了培训师们最看重的东西：鼓舞人心的目标、变革性的影响、深度学习，以及志同道合的同事圈。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已经把“女性提升”机构打造成一个不可替代的组织，培训师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同时获得上述所有宝贵的资源。这也难怪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忠诚的志愿者了。

通过了解培训师的需求，以及在寻找如何让他们获得这些资源的方法的过程中，莉亚与培训师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你可能会说，培训师和莉亚之间仍然是不平衡的——毕竟，如果没有他们，莉亚就无法实现她预想的目标。但是现在，她也有一些权力。不过，她并没有用权力强迫培训师，而是帮助他们指导女性。莉亚建立和发展的这一种权力关系，被先锋社会科学家玛丽·帕克·芙丽特（Mary Parker Follett）称为“权力共存”——“一种共同开发的权力”，用来“丰富和推动每个人的灵魂进步”。［8］

我们故意不举恺撒或拿破仑的例子来开始我们理解权力的旅程，因为我们想帮助你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权力。所以，我们带你了解了一个小众领域：无家可归的女性的庇护所。莉亚强大吗？绝对是的！她克服了重重困难，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她能够利用足够的力量说服认证培训师加入“女性提升”计划，帮助其他女性重建她们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尽管没有与生俱来的权力，但莉亚仍然为自己赢得了权力。而且，她还利用自己的权力给他人赋权。她的人生轨迹完美诠释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曾教给学生们的一句话：“如果你拥有某种权力，那么你的工作就是赋予其他人权力。”［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