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1)
王弦歌
摘要：互联网能通过技术效应、监督效应和风险效应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产生影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业务复杂度和外部市场竞争程度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而企业业务复杂度的提高和外部市场竞争程度的降低则会抑制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互联网也能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促进企业经营绩效和运营效率的提升。上述结论在更换核心变量、滞后一期解释变量和引入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本文将宏观技术环境与企业微观治理机制相结合，为深化互联网与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互联网；内部控制；业务复杂度；市场竞争程度
作者简介：王弦歌（1998—），女，河南长葛人，硕士研究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会计学。
一、引言
作为推动信息时代发展的重要技术之一，互联网的出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性资源，它作为全新的生产工具改变了时代面临的技术环境，也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场重大变革。作为一种实现信息交互的技术工具，互联网为跨时空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改变了原来低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正是这种技术优势使互联网出现后不久就被广泛应用于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跨界融合趋势的不断加深，互联网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缩小了企业边界，使企业在顾客接触、内部过程和创新模式上做出了较大的调整，改变了原有的价值创造方式，逐渐衍生出基于互联网信息传递特点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由此引发了企业大规模的商业模式变革（赵振、彭毫，2018）。而无论是互联网带来的技术变化还是经营模式变化，都需要企业进行内部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过程往往会带来企业内部治理方式的改变。当前，伴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网络强国战略、“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一系列重要决策的出台，互联网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企业经营行为产生影响。在此背景下，探索互联网与微观企业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之一，也是财务报告可靠性、经营活动公允性和资产安全性的重要保障，其对于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自2008年和2010年先后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建立并完善内部控制对其风险防范和稳定经营的重要意义，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索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因素，但主要集中在如股权结构（曹越、孙丽，2021）等企业微观因素上。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学者开始关注外部宏观环境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例如，唐大鹏和从阓匀（2020）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够发挥监督效应来提升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程博等（2016）发现，儒家文化可以通过优化信息环境和强化合约履行动机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这将内部控制的研究从微观环境扩展至宏观环境。然而，从外部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角度探索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较多，但从技术环境变化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而互联网作为近年来最大的技术变革之一，其带来的技术变化对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综合上文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外部的互联网技术环境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内部控制又是保证企业经营管理目标实现的重要治理机制之一，外部技术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企业内部治理方式的变革。这促使本文思考互联网能否通过自身的技术特性、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变化以及经营模式变革来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从经验上分析，互联网常常与风险相联系，这不仅涉及互联网背景下的信息和网络安全问题，也涉及企业商业模式变革过程中的方向选择和新业态下的资源能力匹配问题（张新民、陈德球，2020），这种风险往往会恶化企业治理的环境。然而，顾奋玲和申慧慧（2019）却指出，信息化会改变企业数据的存取和传递方式，有利于内部控制效率的提高。因此，互联网究竟能够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业务复杂度和外部市场竞争程度下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差异，并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而这种效应在公司业务复杂度较低和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同时，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能够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运营效率。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有三个。第一，从技术、监督和风险三个理论视角研究了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路径，在微观层面提供了互联网具有经济价值的新证据，丰富了有关互联网经济成果的研究。第二，从互联网技术发展视角切入，分析了外部技术环境变化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既顺应了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扩展了企业内部控制宏观层面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本文发现了业务复杂度在互联网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关系中的负向调节作用，表明互联网技术在当前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但其在应用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往往会受到企业自身业务特征的影响，不同企业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这一结论的发现能够从政策上启示企业应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合理规划互联网应用方式，以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理论分析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改变了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和技术环境，促使企业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之一，也会受到这种技术变化带来的影响。具体来说，互联网能通过技术效应、监督效应和风险效应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产生影响。
从技术效应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优化内部控制流程、识别内部控制缺陷，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信息化水平。互联网技术是在信息化时代诞生的新的生产工具，企业运用这种生产工具能够实现运营效率的提升，这也使互联网技术在短期内取得了迅猛发展。因此，从工具论角度出发，互联网能够成为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使用的一种技术工具，其具有的技术优势也能在内部控制工作中得到有效发挥。
首先，互联网优化了企业内部控制流程。传统的内部控制中涉及授权审批、不相容职务分离以及各类业务流程控制等工作，互联网未在企业大规模应用之前，这些工作中信息的传递和处理往往依靠人力，无形中增加了内部控制工作流程的烦琐性。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信息存储、处理和传递的方式，实现了员工办公的数字化，简化了内部控制流程。例如，大数据技术能够从海量信息中心挖掘出对企业有价值的信息，简化了内部控制流程中的信息筛选工作；云计算与互联网的结合使得员工利用云端移动技术就能对信息进行快速处理和整合，原先需要人工处理、核对和传输的信息都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简化了信息处理工作流程，使得内部控制过程中的人工审批、验收、移交等工作环节由线下转移到线上，提高了内部控制工作的效率和信息化水平。
其次，互联网能够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与诊断是保证内部控制有效性、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关键。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内部控制缺陷往往具有隐蔽性，依靠人工通过观察日常活动来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并确定等级是十分困难的，且极易出现判断失误、判断周期长的现象，而互联网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恰好能够解决企业管理这类难以用简单模型量化的复杂问题（顾奋玲、申慧慧，2019）。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就能通过构建内控缺陷识别模型来监测内部控制缺陷的程度和出现概率、确定缺陷等级、跟踪缺陷状态，实现内部控制缺陷的自动化识别（王海林，2017），以便企业快速捕捉到内部控制漏洞并加以解决，从而不断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和质量。
从监督效应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利强化了企业内外对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促使企业主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时空限制，提供了一个零距离沟通的平台，扩大了信息流动范围，也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和时效性。因此，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企业外部，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信息透明化都加强了各方力量对企业的监督，促使企业主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以保证经营目标的实现。
在企业内部，互联网为企业员工全面了解内部控制目标、掌握内部控制工作流程和重点提供了新的信息载体，管理者和员工都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或企业信息系统了解企业动态、部门工作、业务信息，信息的共享和透明使得人人都能参与到内部监督当中。因此，当企业内部控制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地被监测到，从而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内部控制整体运行的效率。
在企业外部，互联网使得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网络舆论成为对企业施加公共影响的新兴力量，外部舆论压力促使企业主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继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中的主体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扩散速度急剧上升，网络及媒体舆论逐渐成为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监督的外部力量。利益相关者、媒体机构和社会公众等都能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多元化渠道了解企业的相关信息，对企业做出评价。一旦企业出现负面信息，就会随着互联网对外传播，形成一定的负面舆论，影响企业声誉和外部投资。因此，为了保证自身经营的稳健性和市场声誉，企业往往会主动加强内部控制来降低负面情况发生的概率，在外部监督的压力中实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此外，中国内部控制建设处于政府管制范围之内，上市公司需定期对外披露内部控制报告。因此，网络的实时性和公开性提高了行政机构介入违规企业的可能性，互联网带来的外部监管便利也会促使企业主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保证经营管理的合规性和合法性。
从风险效应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为企业带来了经营风险，增强了企业运用内部控制防御风险的动机。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带来信息便利的同时，也会给企业经营带来风险。首先，互联网时代信息环境的复杂性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互联网在加快信息传递效率、提高信息透明度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信息泄露和虚假信息的风险（赵璨、陈仕华、曹伟，2020）。正是由于网络渠道使得人人都能输出和获取信息，市场中存在较多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的信息，而企业需要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甄别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若是识别有误便有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为了更好地防范运行过程中面临的信息风险，企业会更加主动地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将经营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过程也存在风险。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快车下，为了在市场中存活下来，企业纷纷开始进行互联网商业模式转型。然而，相对于传统经营模式而言，这种商业模式受到了网络高风险的影响，在使业务变得更高效的同时也增加了其复杂性，这种模式本身就具有高价值和高风险的特征，因此会使企业经营面临更高的风险。同时，在商业模式变革过程中，企业需要转换业务形态，例如，开展跨界经营、进行资产转型等（Girod and Whittington, 2015），这些过程面临着与企业能力、资源、环境和组织结构等因素的适配问题，张新民和陈德球（2020）就曾指出互联网技术下的新兴产业生态往往因缺乏完备的治理机制而产生较高的风险。因此，企业转型的方向选择是否正确、转型之后能否实现稳定发展都具有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而内部控制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增强企业的风险防控能力，以保证其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来管控企业风险也成为中国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工作。因此，当互联网发展带来较高经营风险时，企业会有更强的动机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以保证在变化的环境中迅速识别存在的风险，并采取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从而在市场中建立竞争优势，实现成功转型。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二）业务复杂度调节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理论分析
业务复杂度代表企业经营业务的多元化程度，不同业务复杂度的企业在组织结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上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企业在运用互联网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过程中表现出差异化特征。首先，业务复杂度较高的企业具有更复杂的资源协调方式，这增加了互联网的应用难度。互联网在企业中的运用往往伴随着企业治理结构、业务模式和组织协调方式的重构。当业务复杂度较高时，企业内部的指挥协调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存在的不稳定与非正式因素也较多，内部治理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涉及更多复杂的因素（周雷等，2021），这在无形中加大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内部控制工作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的使用效率，削弱了互联网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的积极作用。
其次，业务复杂度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内外部的信息监管难度，削弱了互联网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效应。一方面，业务复杂度较高的企业由于具有多样化的业务单元，组织结构也较为复杂。互联网在加快信息披露和流动的同时，会产生大量复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中也会夹杂一部分无效信息，造成信息冗余，增加了企业的信息识别成本，使其内部监督的难度加大（路军伟、王舒慧，2020）。而有效信息的传达是内部控制工作的关键，当信息监管难度加大时，互联网对内部控制起到的积极作用会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从外部约束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应用会加强企业的外部监督，促使企业主动完善内部控制。然而，业务复杂度的提高会降低企业利益相关者、第三方机构、媒体和监管部门的信息处理效率，增加其监督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互联网产生的外部监督效应。此外，在业务复杂度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本就存在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Farooqi，Harris and Ngo, 2014），而不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往往有助于代理问题的隐藏。因此，当外部监督效应减弱时，为了隐藏机会主义行为，管理者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动机也会减弱，从而影响互联网对内部控制的积极作用。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在业务复杂度较高的企业中，互联网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效应会被抑制。
（三）市场竞争程度调节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理论分析
市场竞争是企业一种重要的外部制约机制，不同竞争程度的市场环境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促使企业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下的企业在利用互联网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时也有所不同。首先，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更大，这增强了企业运用内部控制防范风险的动机。互联网的出现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冲击促使那些无法紧跟潮流、快速实现转型升级的企业从市场中淘汰，在竞争程度更高的市场中，这种优胜劣汰的速度会更快，企业面临的破产威胁也更大（Giroud and Mueller, 2011）。因此，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企业会更积极地进行商业模式转型。然而，互联网背景下的商业模式转型具有较高的风险，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加剧了企业互联网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经营风险，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企业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来防范风险、稳定经营的动机。
其次，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强，提高了股东运用内部控制进行监督的意识。当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企业面临的业绩下滑风险更大，管理层出于避免亏损、保证薪酬和维护声誉的动机，出现利润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较大（张传财、陈汉文，2017）。这种情况下，股东对管理层有更强的监督意识，而内部控制便是有效减少代理问题的方式之一，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互联网的运用减少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内部控制实施过程更加透明，促使管理层尽职尽责。因此，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运用互联网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减少管理层代理行为的动机更强。
最后，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会更关注内部治理问题。市场竞争与企业治理之间存在某种“依存状态”（Mayer, 1997）。在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的地区，竞争越有序，企业越倾向于运用内部控制来增加企业绩效。同时，相较于竞争程度较低的地区，竞争激烈地区的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具敏感性，互联网具有的优势更容易被这些企业捕捉到，于是企业便会将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内部治理当中。因此，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会更积极地运用互联网来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以达到市场竞争与企业治理之间的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在市场中生存发展。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在处于市场竞争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互联网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效应会被扩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交易状态异常（ST、PT）公司和研究数据缺失公司，最终得到了17806个年度样本观测值。此外，为了避免数据极端值带来的影响，本文对主要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缩尾处理。本文数据来源如下：①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数据来源于深圳迪博（DIB）数据库；③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参考曹越和孙丽（2021）的做法，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进行测量，该指数是对企业内部控制战略、经营、报告、合规和资产安全五个目标实现程度的综合度量。由于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000]，考虑到量纲问题，本文将该指数除以100后的值作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最终度量指标，IC。
2．自变量：互联网发展水平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参考施炳展（2016）的做法，采用省级层面的互联网发展指标进行衡量。互联网宽带端口接入数是反映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的指标之一，可以作为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测量，标记为INTERNET。此外，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后文还采用省级层面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作为替代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3．调节变量：业务复杂度和市场竞争程度
（1）业务复杂度（COMPLEX）。企业控股公司的数量越多意味着要进行越复杂的资源配置，业务复杂度也会随之提高（Barinov et al.，2019）。因此，本文采用企业控股子公司数量来衡量业务复杂度，数量越多代表业务复杂度越高。具体地，分年度计算样本子公司数量的中位数，大于年度中位数的取值为1，代表业务复杂度较高；小于或等于年度中位数的取值为0，代表业务复杂度较低。
（2）市场竞争程度（PMC）。本文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以下简称“HHI指数”）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HHI指数越高代表市场竞争程度越低。具体地，计算样本HHI指数的中位数，小于年度行业中位数的取值为1，代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大于等于年度行业中位数的取值为0，代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
4．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鲍晓静、李亚超，2020），本文主要控制变量为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企业特征、治理特征及年度和行业效应。各变量的类型、名称、符号和详细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说明
续表
（三）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模型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检验互联网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第二，检验业务复杂度和市场竞争程度对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1．互联网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检验
为了验证互联网发展水平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IC代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INTERNET代表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其余变量为企业层面变量（CONTROLS）以及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本文主要关注INTERNET的系数α1，若α1显著为正，则说明互联网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H1将得到验证。
2．业务复杂度和市场竞争程度对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业务复杂度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调节变量与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交乘项，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MODER为调节变量的指示变量，在具体回归分析中将分别以业务复杂度（COMPLEX）和市场竞争程度（PMC）替换。本文主要关注交互项（INTERNET×MODER）的系数β3，而该系数的预期取决于模型（1）中互联网的系数α1。若H1成立，则α1的系数应为显著的正值。此时，在检验业务复杂度的调节效应时，若β3为显著的负值，则说明业务复杂度的提高会抑制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积极效应，支持H2；在检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时，若β3为显著的正值，则说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扩大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积极效应，支持H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内部控制质量（IC）的均值为6.369，最大值为9.954，最小值为0.000，标准差为1.421，说明不同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存在较大差异。互联网发展水平（INTERNET）的均值为0.290，最小值为0.003，最大值为0.815，标准差为0.200，说明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互联网在不同企业中的应用程度也有所不同。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续表
（二）回归结果分析
1．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分析
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第（1）列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第（2）列加入了全部控制变量，第（3）列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由表3可知，互联网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的结果在未加入控制变量、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的情况下始终成立。其中，在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的情况下，INTERNET的系数为0.35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互联网能够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验证了H1。
表3 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分析
续表
注：小括号内为稳健t统计量；∗∗∗、∗∗、∗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2．业务复杂度和市场竞争程度对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分析
表4第（1）列至第（3）列为业务复杂度调节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检验结果。其中，分组回归结果表明，INTERNE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在业务复杂度高的组中小于业务复杂度低的组，说明相对于业务复杂度高的企业，在业务复杂度低的企业中互联网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第（3）列交乘项回归中，（INTERNET×COMPLEX）的系数为-0.293，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业务复杂度的提高会抑制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的积极作用，验证了H2。
3．市场竞争程度对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分析
表4第（4）列至第（6）列为市场竞争程度调节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检验结果。其中，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组中INTERNET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市场竞争程度低的组中INTERNET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互联网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效应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第（6）列为交乘项回归结果，INTERNET×PCM的系数为0.412，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扩大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积极效应，验证了H3。
表4 业务复杂度和市场竞争程度调节互联网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检验结果
注：小括号内为稳健t统计量；∗∗∗、∗∗、∗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互联网发展水平测量指标
本文从使用程度角度出发，采用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亿户）作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替代测量，对上述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表5第（1）列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结果中，INTERNET的系数为0.660，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替换测量方法后，互联网依然能够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在业务复杂度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检验中，交乘项回归的结果与上文保持一致，表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5 主效应与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替换互联网测量方法
注：小括号内为稳健t统计量；∗∗∗、∗∗、∗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二）替换内部控制质量测量指标
本文以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加1取对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测量，对上述模型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第（1）列互联网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中，INTERNET的系数为0.073，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互联网对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在替换内部控制质量测量方法后依然不变，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也与前文保持一致，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表6 主效应与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替换内部控制质量测量方法
注：小括号内为稳健t统计量；∗∗∗、∗∗、∗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三）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从时间效应的角度考虑，由于企业对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存在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其作用的发挥是渐进式的，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测量变量滞后一期对模型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第（1）列互联网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中，INTERNET的系数为0.421，在1%的水平上显著，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仍与前文保持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7 主效应与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续表
注：小括号内为稳健t统计量；∗∗∗、∗∗分别代表在1%、5%的水平上显著。
（四）工具变量法
内部控制质量属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对上一层级的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不存在重要影响，本文面临的反向因果问题并不严重。但为了进一步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从电话接入开始的，慢慢才发展到如今的光纤宽带接入技术。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电话普及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就表明该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由于中国从1992年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企业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内部控制发展也较晚，所以早期电话接入数并不会对企业内部控制产生太大影响。基于此，本文参考黄群慧等（2019）的做法，选择1984年各城市每百万人电话机接入数作为工具变量，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来进行内生性检验。两阶段回归结果见表8。
表8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
注：小括号内为稳健t统计量；∗∗∗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第一阶段互联网与工具变量每百万人电话机接入数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同时，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保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加入工具变量后，INTERNET的系数为1.65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结论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进一步分析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会对企业当前及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影响，内部控制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是企业有效运营的重要保证，与企业目标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加强企业内部对员工和管理层的监督，减少资源盗用等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内部代理成本，提高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同时，完善的内部控制也能通过规范业务流程、优化企业行为来确保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主营业务的经营，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增强盈余持续性，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杨旭东，2019）。而本文发现互联网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又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因此，为了探索互联网能否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促进企业运营效率和经营绩效的提升，本文分别采用总资产周转率和净利润来衡量企业运营效率（AT）和经营绩效（INCOME），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第（1）列至第（3）列为内部控制对互联网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第（4）列至第（6）列为内部控制对互联网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在两组检验中，INTERNE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且加入内部控制中介变量后，第（3）列和第（6）列中的INTERNET系数相较于第（1）列和第（4）列中的系数均有所下降，说明内部控制在互联网促进企业运营效率和经营绩效提升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内部控制作为互联网与企业运营效率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可能中介机制。
表9 进一步分析：内部控制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注：小括号内为稳健t统计量；∗∗∗、∗∗分别代表在1%、5%的水平上显著。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宏观技术环境角度出发，从理论上说明了互联网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路径，并利用中国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整体上而言，互联网能够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第二，业务复杂度在互联网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随着企业业务复杂度的增加，互联网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会有所减弱；第三，市场竞争程度在互联网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随着地区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互联网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会有所增强；第四，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还发现了内部控制存在的中介作用，即互联网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经营绩效。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企业管理者要抓住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机遇，认识到运用互联网能够带来的技术红利，积极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与企业运营管理的融合，充分发挥其在信息处理、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优化内部控制流程，完善内部控制建设，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的经营效率。其次，互联网作用的发挥会受到企业自身业务特点的影响，因此，企业进行互联网建设时要兼顾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互联网的运用必然会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企业应当在分析内外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强技术建设，提高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布局密度；另一方面要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调整技术使用方式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文化，确保互联网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最后，互联网在带来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安全、信息操纵等一系列问题，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因此，对于企业来说，要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建设，提高信息甄别和处理的能力，增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水平；对于政府来说，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完善互联网应用、网络安全和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企业、个人和机构在互联网使用中的边界，促进市场信息环境的优化，扮演好“有形的手”这一角色，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保证有序的市场竞争。
参考文献
［1］Barinov A, Park S S, Yildizhan C. Firm complexity and post-earningsannouncement drift[R]. SSRN. NO. 2360338, 2019.
［2］Farooqi J, Harris O, Ngo T.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and firm value[J].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4（27）:130-151.
［3］Girod S J, Whittington R. Change escalation processes 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From incremental reconfigurations to discontinuous restructur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5, 26（5）: 1520-1535.
［4］Giroud X, Mueller H M.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quity pric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2）:563-600.
［5］Mayer C.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997, 24（1）:152-176.
［6］鲍晓静，李亚超．企业一体化加剧还是抑制了内部控制缺陷：基于股权异质性与债务异质性的考察[J]．会计与经济研究，2020，34（6）:32-44．
［7］曹越，孙丽．国有控制权转让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监督还是掏空?[J]．会计研究，2021（10）:126-151．
［8］程博，潘飞，王建玲．儒家文化、信息环境与内部控制[J]．会计研究，2016（12）:79-84．
［9］顾奋玲，申慧慧．数字时代的内部控制：发展与展望：中国会计学会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综述[J]．会计研究，2019（10）:93-94．
［10］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11］路军伟，王舒慧．浑水好摸鱼：业务复杂度会恶化代理问题吗?[J]．财经问题研究，2020（12）:58-68．
［12］施炳展．互联网与国际贸易：基于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据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6，51（5）:172-187．
［13］唐大鹏，从阓匀．国家审计结果公告能“精准”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吗：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5（3）:1-11．
［14］王海林．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识别与诊断研究：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型构建[J]．会计研究，2017（8）:74-80．
［15］杨旭东．内部控制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9（6）:61-69．
［16］张传财，陈汉文．产品市场竞争、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质量[J]．会计研究，2017（5）:75-82．
［17］张新民，陈德球．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共创与治理风险：基于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的案例分析[J]．管理世界，2020，36（5）:74-86．
［18］赵璨，陈仕华，曹伟．“互联网+”信息披露：实质性陈述还是策略性炒作：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0（3）:174-192．
［19］赵振，彭毫．“互联网+”跨界经营：基于价值创造的理论构建[J]．科研管理，2018，39（9）:121-133．
［20］周雷，陈善璐，肖楠，等．CEO名校经历、过度自信与公司绩效：基于公司业务复杂度的调节[J]．财会通讯，2021（12）:33-37．
(1) 本文由韩少真副教授指导完成。韩少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电子邮箱：mailshaozhen@nwu.edu.cn。
基金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2JQ-74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9D010）；西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2GL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