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变量的相关研究

一、外部知识获取的内涵和维度

（一）外部知识获取的内涵

知识获取是企业知识管理过程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实现有效的知识获取，企业才能进一步提取、吸收、利用和创造知识，从而构建完善的知识管理系统。“知识获取”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领域，是指企业从外部提取知识并将其转移到计算机内部的过程（韦于莉，2004）。随后，知识获取被逐渐运用到企业知识管理领域。Huber（1991）将知识获取界定为企业获取知识的过程，并强调企业要具有获取和转换外部知识并能够开发出全新内部知识的能力。Holsapple和Singh（2001）认为，知识获取是企业识别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并从中获取知识的一种活动。Yli-Renko等（2001）强调，企业要具有借助于关键客户的社会资本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Bojica和Fuentes（2012）将知识获取定义为组织成员接受同行的知识并受到影响的过程。Zheng等（2014）认为，知识获取是指企业从交易伙伴那里获得信息资源的能力。国内学者高展军等（2012）指出，知识获取是企业从其关键联盟伙伴处取得有关市场、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知识的行为。王瀚轮等（2011）认为，企业知识包括企业内部已有的知识积累和企业从外部获取的知识。

企业知识获取包括内部知识获取和外部知识获取两类（余红剑，2017），企业不但可以通过组织在内部创造新知识，还可以从外部汲取新的、有价值的知识和技能。企业的外部知识是指企业边界外的知识，企业可以从其他机构获得外部知识，并结合自己的意见，形成更多新思想的源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给出了外部知识获取的定义，例如，Mitchell（2006）指出，外部知识获取是组织通过不同的外部渠道收集、识别和定位新的知识资源，并将其纳入现有知识存量的过程；Ortiz等（2017）认为，外部知识获取是企业有意将新技术、新思想和专业知识从外部环境纳入现有知识库的一种机制；Xie等（2018）指出，组织间知识获取是指企业通过合作伙伴和其他外部来源获取新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互动和迭代过程；Schroeder等（2002）认为，外部知识获取是企业与外部相关机构（如供应商、顾客、竞争者及其他合作者）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和开展业务；Yang和Wei（2019）认为，外部知识获取是开放式创新范式的关键支柱之一，是企业从外部机构获取知识的一种战略，企业应通过吸收外部的想法改进自身技术。国内学者李纲等（2017）将知识获取界定为组织或员工通过外部环境获取新知识的过程；陈怀超等（2019）认为，外部知识获取是企业从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乃至竞争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处“借力”从而获取新知识的过程；武梦超等（2019）认为，外部知识获取是企业从外部协同创新合作伙伴（如大学、客户、供应商、竞争者等）处获取知识的过程。

本书借鉴Mitchell（2006）的定义，将外部知识获取界定为企业通过不同的外部渠道收集知识，并将其纳入现有知识存量的过程。

（二）外部知识获取的维度

已有文献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目的对知识的维度进行划分，如个体知识与集体知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内部知识与外部知识，竞争者知识、顾客知识与技术知识等（Bontis, 2017；杨菲，2018），其中，最常见的分类方式是基于知识的特征将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比较复杂且难以用文字或语言等直接表达和传递，而显性知识则具有可编纂、易于被承载、可以传播且不丧失完整性的特点。国内学者韦于莉（2004）从知识获取对象的角度将知识获取分为显性知识获取和隐性知识获取。Li等（2010）将知识获取区分为显性知识获取和隐性知识获取，并研究了外国子公司如何在东道国利用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进行显性知识获取和隐性知识获取的过程。Zheng等（2011）在其研究框架中纳入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信息和专业知识，技术、管理和营销知识。熊捷和孙道银（2017）将技术知识获取区分为隐性技术知识获取和显性技术知识获取，通过实证方式检验了社会资本通过两种技术知识获取对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王伏虎（2017）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隐性外部知识获取和显性外部知识获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张保仓和任浩（2018）的研究指出，知识资源获取包括显性知识资源获取和隐性知识资源获取两类，结果表明显性知识资源获取和隐性知识资源获取对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均具有积极影响，且显性知识资源获取的影响较强。

有学者对知识获取的内容进行了划分，如Marvel（2012）认为企业获取的知识包括技术知识、服务市场的方式、客户问题及市场知识。Molina-Morales等（2014）指出企业可以从外部获取三类知识，包括产品知识、流程知识和管理知识，其中，产品知识和流程知识影响企业在供应链中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运营绩效，管理知识影响企业的组织设计。Tsang（2002）认为，对于合资企业来说，企业获取的知识包括中国合作伙伴掌握的技能及竞争能力、监管合资企业的知识和在中国营商必备的知识。

还有学者从其他视角对外部知识获取的维度进行了划分，例如，Damanpour和Gopalakrishnan（1998）基于知识获取的方式，将知识获取划分为吸收知识、获取知识和转化知识三个维度；Zahra和George（2002）从过程的视角出发，将外部知识获取划分为知识搜寻、知识消化、知识转化和知识利用四个维度；Enkel等（2009）根据来源不同将外部知识获取分为三类：顾客品牌知识获取、伙伴性外部知识获取、竞争性外部知识获取；耿紫珍等（2012）基于战略管理理论与企业知识理论，对技术知识获取和市场知识获取的不同作用进行研究；李柏洲和周森（2012）从网络知识溢出的视角出发，将企业外部知识获取方式划分成两种：直接获取方式（单步）和借助网络间接获取方式（多步）；崔海云和魏国辰（2017）根据企业外部知识获取过程中是否存在经济交易，将外部知识获取划分为有偿知识获取和无偿知识获取两种类型。

根据知识性质的不同，结合本书的核心问题，将外部知识获取划分为技术知识获取和市场知识获取两个维度。首先，根据知识性质的不同，企业从外部获取的知识资源可被划分为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两类；其次，结合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外部知识获取能否通过绿色创新影响企业绩效，涉及外部知识获取影响绿色创新的机制问题。考虑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新颖性，绿色创新与一般创新相比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仅靠企业内部研发远远不够，还需要从外部获取更多、更复杂的技术知识和诀窍，特别是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专业技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外部获取技术知识有助于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与互动、原有技术升级甚至技术突破，为绿色创新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此外，除了技术知识获取，实施绿色创新还需要特别关注市场知识资源。这是由于市场具有变幻莫测和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尤其是企业进入某些特定市场（如绿色市场）的风险较高，这意味着绿色创新需要及时获得环保产品和服务的重要信息，了解消费者的环保问题和环保需求。因此，从外部获取市场知识，有利于及时并准确地掌握公众的环保消费需求，从而降低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提高绿色创新的效率。可见，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所需的外部知识最突出地体现在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两个维度。综合以上分析，本书将外部知识获取划分为技术知识获取和市场知识获取。其中，技术知识侧重于工程、制造、生产工艺等技术知识，主要是通过先进设备引进、技术外购、聘用技术人员和研发外包等途径从外部环境获取；市场知识获取侧重于从市场中获取与顾客需求及竞争者动向相关的知识，主要是通过与客户、供应商、政府机构等相关利益者合作等方式获取，可用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二、绿色创新的内涵和影响因素

（一）绿色创新的内涵

随着环境日益恶化和可持续发展诉求的不断增强，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类的关注。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基于不同的视角将经济、社会、环境共赢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引入创新领域。在这一背景下，“可持续创新”“环境创新”“生态创新”“绿色创新”等概念应运而生，本书在使用“绿色创新”这个术语前先对这四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辨析。

关于“可持续创新”这一概念，Rosca等（2016）指出，可持续创新强调企业在社会方面、经济方面和生态方面都已经取得重要进展；Delmas和Pekovic（2018）指出，可持续创新是避免或减轻环境负担、造福社区的企业新产品和流程，并认为可持续创新给公司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因为它寻求实现企业利润和社会使命；Hernandez-Vivanco等（2018）认为，可持续创新是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减少在经济方面、环境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负向影响。可持续创新要求企业既要减少环境负担，还要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涉及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

关于“环境创新”这一概念，Oltra和Jean（2009）认为，环境创新是指那些能够造福环境、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工艺、实践、系统和产品创新。Liao（2018）指出，环境创新是一种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创新，它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降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Yu等（2016）指出，环境创新是包括减少资源、防止污染和采用环境管理系统等在内的一系列实践活动。Zhang等（2017）指出，环境创新是（公司、工会、个人）通过制定新想法、引入高效流程或应用新技术进行的创新，旨在减轻环境负担和实现生态可持续性，是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创新要求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减轻环境负担，实现生态可持续性。

“生态创新”这一术语最早由Fussler和James（1996）提出，James（1997）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这一概念，并从生态创新的价值视角出发将其定义为一种能带来客户和商业价值并显著降低环境影响的新产品和流程。Arundel和Kemp（2009）认为，生态创新对于商业和决策者来说非常重要，并且生态创新是降低环境影响的创新。生态创新可以是技术方面的创新，也可以是非技术方面的创新（如组织、机构或营销）；生态创新可以是出于经济目的（如减少资源消耗、污染控制、废物管理成本，或是向世界出售生态产品），也可以是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Doran和Ryan（2016）认为，生态创新描述了减少或防止环境损害的新的或改进的工艺、技术、系统或产品。大多数文献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生态创新的定义，即能够给环境带来收益（至少是降低负担）的产品、流程或组织方法方面的创新。生态创新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环境影响。

“绿色创新”这一术语被众多学者应用，Chen等（2006）将绿色创新定义为绿色产品创新或与产品相关的硬件或软件创新，包括节能、预防污染、废物回收、绿色产品设计等技术创新或企业环境管理创新。Carrillo-Hermasilla等（2010）从一个较为广义的视角指出，凡是能减少环境损害和提高环境绩效的创新都是绿色创新。Aboelmaged和Hashem（2019）认为，绿色创新是新的流程、设备、系统、做法、产品和方法，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来增加商业价值。绿色创新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收益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可持续创新、环境创新、生态创新和绿色创新这四个概念的共同之处表现在两点：一是四者都强调了企业的创新对象，比如在产品、工艺、服务或方法方面的创新；二是四者都具有市场导向，即满足市场需求，使企业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从创新动机来分析，可持续创新的发展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的创新，环境创新、生态创新和绿色创新则只侧重考虑经济维度和生态维度。正如Franceschini等（2016）明确指出的，生态创新只涉及环境维度和经济维度，而可持续创新在此基础上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和道德层面。

大多学者认为生态创新、环境创新和绿色创新这三个概念没有明显的区别（Schiederig et al., 2012），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交替使用的（Schiederig et al., 2012；Halila&Rundquist.，2011）。自2005年起，“绿色创新”这一术语在学术界得到广泛使用（Díaz-García et al., 2015；Cheng, 2020）。学者根据研究需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绿色创新进行了定义，表1-1列出了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创新的代表性定义。

本书采用“绿色创新”这一术语，并借鉴Carrillo-Hermasilla等（2010）的定义，认为凡是能减少环境损害和提高环境绩效的创新都是绿色创新。

（二）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

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视角对绿色创新展开了研究，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Díaz-García等（2015）的统计结果表明，超过三成的绿色创新相关论文都集中在这一问题上。近年来，学者们运用经济学理论、组织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如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计划行为理论和高阶理论等）来分析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将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归为制度层面、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并整理出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类型与具体内容，见表1-2。

本书中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涉及外部知识获取，属于企业的组织因素，因此，本章重点从企业的经营目标、组织行为、组织特征和组织资源等方面对影响绿色创新的组织因素进行分析和评述。

1．经营目标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特定的经营目标，而企业的某些经营目标可能成为促使企业采取绿色创新战略的动机，如节约成本、追求产品出口、扩大市场份额、提升组织形象等，具体分析如下：

节约成本是企业绿色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往学者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研究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得出了积极的结果（Demirel&Kesidou, 2011；Horbach et al., 2012）。但也有个别研究发现，节约成本对采取产能效率（EOP）技术并不产生显著的影响（Frondel et al., 2007），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往往评估绿色创新中的成本、收益和风险（Bossle et al., 2016），而评估结果的不同将产生不同的决策。

一些学者探讨了企业产品出口对绿色创新的影响。Horbach（2008）的研究表明，可能由于要应对更为激烈的竞争，企业多区域或国际化销售战略对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有积极的影响。然而，也有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如Rehfeld等（2017）研究发现产品出口对企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没有显著影响，De Marchi（2012）的研究表明，企业产品出口对健康和安全相关的绿色创新有负向影响。

此外，Horbach（2008）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在具有扩大市场份额或销售额的战略目标时更有可能采取绿色创新；有学者发现，提升组织形象对企业采取环境管理系统（EMS）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rondel et al., 2008），但对采取产能效率技术和整合清洁生产技术并没有显著的影响（Frondel et al., 2007）；Arnold和Hockerts（2011）提出，企业的创业愿景、寻求教育和可持续项目以及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到业务战略中的做法均对绿色创新有积极的影响。

2．组织行为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的一些组织行为将有利于绿色创新的发展，如应用环境管理系统、企业研发活动、与其他组织机构的技术合作以及企业设备升级等。

学者们对环境管理工具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存在争议。例如，Renning等（2006）验证了企业内部应用环境管理系统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作用（Demirel&Kesidou, 2011）；Horbach（2008）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环境管理系统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都有积极影响，但环境管理系统只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有积极影响，对绿色工艺创新没有显著影响；Frondel等（2008）的研究表明，环境管理系统对企业提升产能效率和采用工艺整合技术没有显著影响；Demirel和Kesidou（2011）通过研究发现，环境管理系统能够推动企业产能效率技术和生态研发，但对清洁生产技术并无显著影响；Kesidou和Demirel（2012）发现，环境管理系统能够极大地促进企业增加对绿色创新的投资。

有学者考察了研发和创新活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例如，Horbach（2008）的研究表明，研发活动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具有积极影响；Rehfeld等（2007）的研究表明，研发活动对绿色产品创新有积极的影响，但与绿色工艺创新不相关；Hammar和Löfgren（2010）的研究表明，企业环境研发投入对清洁生产技术的采用有积极的影响，却对企业产能效率技术的采用无任何影响。Lee和Min（2015）区分了一般研发与绿色研发，采用2001—2010年的样本数据开展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资能够增强企业在产品、工艺和运营效率方面的绿色创新研发活动，减少碳排放，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鉴于绿色创新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相比传统创新要面临更大的风险，企业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也受到学者的关注（Carrillo-Hermosilla et al., 2010）。Laursen和Salter（2006）通过研究发现，企业间的合作越频繁，则越可能进行绿色创新；Horbach（2008）提出，企业间合作和依赖有助于企业学习如何减轻环境负向影响，从而有助于绿色创新；De Marchi（2012）的研究证实，与其他企业进行积极的研发合作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

另有研究证实，企业设备升级能够积极影响绿色创新的实施（Horbach et al., 2012），但对绿色创新的投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Kesidou&Pemirel, 2012）。有效的创新管理和“绿色化”供应对绿色创新的实施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Chiou et al., 2011）；Arnold和Hockerts（2011）的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策略、发展内部平台和网络是影响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还有研究表明，通信技术的采用（Cainelli et al., 2012）、企业组织变革（Horbach, 2008）、设立分支机构（Horbach et al., 2012）、创新路径（De Marchi, 2012）、创新导向水平（Uhlaner et al., 2012）、创业导向水平（Menguc et al., 2010）对绿色创新均具有积极的影响。

3．组织特征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尽管企业成立年限、规模、行业等组织特征通常被学者们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但仍有一些学者将这些因素作为主要前因变量分析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多数研究认为，大型企业更有意愿和能力实施绿色创新（张钢和张小军，2011）。例如，Dai等（2015）认为，大型企业更容易获得稀缺资源，从而有助于其与供应商开展环境管理活动，更有助于企业进行绿色实践；有学者认为，企业规模优势可给企业带来绿色创新所需的更多资源（Pereira&Vence, 2012）以及进行绿色创新所需的能力（Thoumy&Vachon, 2012）；还有学者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它需要应对的环境规制越严厉，所面对的利益相关者压力越大（Chiu&Sharfman, 2011）。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例如，Darnall等（2010）的研究表明，小企业创新意愿较强，决策程序相对简单，对来自价值链和规制方面的压力更为敏感，因此，它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性环保措施来迎合利益相关者的环保诉求。企业成立年限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还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认为企业成立的时间越长，则越有助于企业积累更多的知识和资源，对绿色创新有积极影响（彭雪蓉，2014）；Pereira和Vence（2012）的研究认为，企业成立年限可能会带来组织惰性，不利于绿色创新的发展。同时，企业因所属的行业不同，会面临不同的竞争环境和技术条件，行业的差异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创新机会，进而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Pereira&Vence, 2012）。

4．组织资源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传统创新相比，其投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企业要顺利实施绿色创新，离不开丰富的资源（如人才、资金、文化、知识、技术和能力）支持。

研究表明，绿色创新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响应环境管理的体现，组织文化成为引导和支持企业实施绿色创新的无形资源，但Demirel和Kesidou（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感对整合清洁生产、产能效率技术和绿色研发三种绿色创新行为都没有显著的影响；Kesidou和Demirel（2012）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创新投资决策没有积极影响，但能够积极影响绿色创新的投资水平。企业环境伦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Holterügge&Dögl, 2012），有利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流程创新（Chang, 2011；El-Kassar&Kumar, 2017）；Paraschiv等（2012）、Chen等（2012）以及Chang和Chen（2013）都认为，环保文化对企业采取绿色创新有积极的影响。潘楚林和田虹的研究发现，绿色组织认同有助于企业把握绿色创新的机会；陈柔霖和田虹的研究表明，组织环境认同有助于推动企业产品绿色创新。此外，员工的素质反映了企业不断学习和坚持创新的能力。如果员工积极参与可持续项目并接受培训，企业有可以信赖的高素质的员工，无疑对绿色创新有积极的影响（Caineui et al., 2012；Arnold&Hockerts, 2011）。Weng和Lin（2011）的研究表明，员工素质对绿色创新有积极的影响；Arnold和Hockerts（2011）以及Paraschiv等（2012）认为人力资源对绿色创新有积极的影响；还有学者关注了企业对员工的培训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中所起的作用（Chinelli et al., 2012）。

通过回顾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先前研究大多聚焦于绿色创新的外部驱动因素（如环境法规、社会期望、竞争者压力等）、内部驱动因素（如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和升级设备等），鲜有研究对绿色创新的实施过程和发展问题进行考察，对于企业实施绿色创新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企业如何有效促进绿色创新的实施和发展等问题关注不够。

三、绿色动态能力的内涵和维度

尽管“传统动态能力”的概念和维度划分已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承载绿色发展理念的“绿色动态能力”的概念及其维度划分仍缺乏研究。

（一）绿色动态能力的内涵

绿色动态能力作为动态能力的一部分，是“动态能力”概念的延续。继学者们开始关注建筑创新、吸收能力、组合能力及配置能力后，Teece等于1997年首次提出“动态能力”的概念，从资源整合和重构的视角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通过整合、建立和重构内外部资源与能力的一种能力，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强调企业动态能力是一种反映实现创新竞争优势的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动态市场中一些组织在建立竞争优势方面比其他企业更成功。

随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动态能力进行了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能力的视角：Galunic和Eisenhardt（2001）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种能够对现有运营能力进行重组的工具；Winter（2003）认为动态能力属于企业的一种高阶能力，它能改造和拓展企业的低阶能力（企业常规能力）；Barreto（2010）的研究指出，动态能力不仅体现为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流程的能力，也体现为企业破坏现有市场和产生创意的能力。②过程的视角：Eisenhardt和Martin（2000）指出，动态能力是企业为响应市场变化而进行的整合、重新分配、获取和放弃资源的过程，它包含一些可识别的和具体的惯例。Danneels（2011）的研究从抽象的组织管理过程视角指出，动态能力反映了组织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释放不良资源和获取优质资源的能力。③知识的视角：Wu（2010）从知识管理的视角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资源整合、学习、重组内外部资源以及快速响应的能力；有学者指出，企业动态能力的核心要素是利用知识（Subramaniam&Youndt, 2005）；有学者提出，动态能力能够确保企业不间断更新的关键在于知识流程的支撑（Prieto&Easterby-Smith, 2006），甚至认为动态能力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处理的循环流程（Zollo&Winter, 2002），从而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通过感知知识、吸收知识和整合内外部资源并由此提升绩效和应对外界环境不断变化的能力（李文文，2018）。④资源的视角：Newbert（2005）从资源角度分析了企业的动态能力，认为动态能力是创业企业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所表现出的各种组织常规及战略惯例；王建刚等（2012）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指出，“动态能力”这一概念中的“动态”强调了对资源的及时更新，“能力”反映了对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和重构，体现了战略管理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指出，动态能力是整合、学习以及对内外部资源动态配置的企业能力（Teece&Pisano, 1997；Lin&Wu, 2014），其中，内部资源通常代表企业本身拥有的资源，而外部资源可以通过合作联盟和收购获得。

在环境法规日益严格和利益相关者环保压力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实施环保战略，动态能力研究领域也开始引入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管理的理念，“绿色动态能力”这一概念应运而生，一些学者给出了绿色动态能力的定义。Chang（2013）根据Teece等的研究，将绿色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利用其现有资源和知识来更新与发展其绿色组织能力的能力，以此来响应动态市场。Lin和Chen（2017）指出，绿色动态能力是通过整合和重构内、外部资源与技能，设计和生产绿色产品，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Qiu和Wang（2019）认为，绿色动态能力是指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和绿色发展的高水平能力，强调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整合、构建与重组。李先江（2014）指出，绿色动态能力是企业为应对环境变化而对组织内、外部资源（包括绿色资源）进行重组，突破原有的组织流程和战略惯例，从而实现创业活动与生态环境协调统一的能力。黄晓杏等（2015）指出，绿色动态能力是企业在开发绿色产品、创新绿色流程和开展绿色管理的过程中，打破现有路径依赖进行组织学习和资源整合并根据环境变化做出调整以满足政府和公众的环保需求的能力。曹翠珍和赵国浩（2017）认为，绿色动态能力是在绿色转型发展中，企业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进行资源、流程、路径和竞争地位的学习、整合、重构、配置、更新与响应的能力。潘楚林（2017）指出，绿色动态能力是企业为应对政府的环保政策和公众的绿色市场需求，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打破现有路径依赖并构建新的环境战略惯例的能力。王海芳等（2020）认为，绿色动态能力是企业在产品治理、污染预防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对绿色技能和资源的识别、获取、挖掘、应用乃至不间断地更新和再配置，进而形成企业绿色运营体系的能力。

本书将环境管理理念融入“动态能力”的概念中，明确了绿色动态能力的定义，将其界定为企业在其环境管理方面所体现出的组织学习能力、内外资源整合和动态配置资源的综合性能力，以应对行业环境的不断变化。

（二）绿色动态能力的维度

以往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动态能力的维度进行了划分。多数学者沿用Teece（2007）的三分法，即动态能力被划分为感知（或理解）机遇的能力、获取（或捕捉）机遇的能力以及重构（或更新转换）资产的能力，这三种能力具有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企业在瞄准新机遇和监测市场环境变化时需要具备感知能力；企业在设计产品架构、商业模式和品牌管理等活动时需要具备捕捉机遇的能力；企业在重新部署现有资产、管理补充资产和重新设计流程时需要具备更新资产的能力。Qiu和Wang（2019）认为，绿色动态能力可以划分为资源整合能力、资源重组能力和环境洞察能力；冯军政和魏江（2011）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感知机会与威胁、资源整合以及资源重构三个维度；马鸿佳等（2014）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整合资源的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三个维度，并研究了动态能力对企业创业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影响；徐宁等（2014）基于技术创新的流程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投入、产出和转化三种能力；李文文（2018）从企业利用知识和资源的角度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吸收、感知和创新三种能力。

有些学者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四个维度。例如，Eisenhardt和Martin（2000）从微观基础资源的角度提出，动态能力包括整合、重构、获取和释放资源四个维度；Verona和Ravasi（2003）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将动态能力划分为知识吸收能力、知识整合能力、知识重构能力和知识创造能力；中国台湾学者Wu（2007）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出发，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学习、资源整合、资源重组以及快速响应四种能力，研究了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Pavlou和Sawy（2011）发展了Teece等学者基于企业层面综合战略的视角对动态能力的研究，从管理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动态能力的组成部分，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感知能力、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和协调能力，使动态能力的划分从抽象到具体且具有可识别性。其中，感知能力是指发现、理解和追求机会的能力；学习能力是指识别、提取和分享新知识的能力；整合能力是指企业通过集体智慧将新知识吸收并纳入企业运营中；协调能力是指在重新配置的操作功能中部署任务、资源和活动。这四种能力层层递进：当企业受到内外部刺激时，动态能力中感知环境的能力会发挥作用；企业需要通过改进现有运营能力来提高其学习能力；在此基础上，企业需要结合新的知识提高整合能力；进一步地，企业需要更多的同步任务、资源和活动以便提高其协调能力。焦豪等（2008）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四个维度：组织柔性、变革更新、环境洞察以及技术柔性；王菁娜和冯素杰（2009）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出发，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吸收能力、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张伟等（2018）认为，动态能力可分为机会识别能力、组织柔性能力、整合重构能力和技术柔性能力四个部分。

部分学者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两个维度。例如，Wang等（2015）将动态能力分为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转化能力；曾萍（2009）基于流程视角认为动态能力包括重组转型与协调整合两种能力；戈亚群等（2018）从新产品开发的视角出发，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技术与营销两种能力。

另有学者认为动态能力应分为五个维度。例如，贺小刚等（2006）将动态能力划分为组织学习、组织柔性、市场潜力、组织变革和战略隔绝五个维度，并通过访谈，利用我国企业调研数据对动态能力进行了研究。董保宝等（2011）认为，动态能力不仅包括组织学习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还包括环境适应能力、企业战略隔绝机制和组织变革能力。林萍（2012）借鉴先前研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组织柔性、组织学习、预防风险、整合资源和市场导向五种能力。

学术界对动态能力的研究相对成熟，但对绿色动态能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Qiu和Wang（2019）认为绿色动态能力包括整合资源、重新配置以及洞察环境三种能力；李先江（2014）将绿色动态能力划分为绿色环境洞察力、绿色组织柔性、环境知识学习能力和绿色变革能力；黄晓杏等（2015）发展了先前的研究，将绿色动态能力划分为绿色关系、绿色组织学习、绿色环境适应以及绿色资源整合四个维度；曹翠珍和赵国浩（2017）借鉴已有文献，将绿色动态能力细分成三个维度，即绿色资源整合、组织学习吸收以及绿色环境适应的能力；潘楚林（2017）结合学者们的划分方法，将绿色动态能力划分为组织学习吸收、绿色环境适应、绿色资源整合以及绿色变革四个维度。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尽管学术界对动态能力的维度划分仍存在一定差异，但大多反映或发展了Teece和Pisano（1997）以及Teece（2007）的研究成果。

本书结合先前学者的划分方法和研究目的，将绿色动态能力划分为绿色学习能力、绿色整合能力和绿色动态配置能力三个维度。考虑到研究目的，针对不同类型绿色动态能力在外部知识获取影响企业创新和企业绩效过程中所起的权变作用，需要对绿色动态能力进行更为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研究，而不是在抽象层面探讨，因此沿用Teece和Pisano（1997）以及Teece（2007）的划分方法，从微观基础角度对绿色动态能力作进一步划分。动态能力维度中的整合和配置维度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动态能力是否包含感知维度却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备受争议。感知能力与学习能力有一定的共性，它们都从认知层面体现了企业对外界环境的变化能够快速发现和反应的能力，但二者在内涵上存在细微差异：感知能力强调企业对机会的瞄准和把握，学习能力强调企业对知识的发掘和分享。结合绿色动态能力在对外部知识获取转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绿色学习能力比感知能力更能影响企业对外部知识资源的转化和应用，由此将绿色动态能力划分为绿色学习能力、绿色整合能力和绿色动态配置能力三个维度。类似地，Lin和Wu（2014）采用Teece等的方法，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动态学习能力、动态整合能力以及动态配置能力。绿色学习能力强调企业对环保知识的识别、提取和分享。学习是通过重复和审查使企业运营更加有效的过程，企业要想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把握市场机遇，就必须通过学习寻找和发掘新思维，并通过在组织内部通过分享得到新的解决方案以开发出新产品。绿色学习能力包括识别环保知识、提取环保知识和分享环保知识三个基本程序，动态能力研究领域也存在类似的这三种概念。其中，识别环保知识涉及动态能力研究所强调的追求新的倡议；提取环保知识涉及动态能力研究所强调的知识表达和知识媒介；分享环保知识涉及动态能力研究所强调的组织机会学习以及头脑风暴等。绿色整合能力是指企业能够将外部的绿色资源和技术有效吸收并内化到内部的生产流程中，从而在绿色流程和工艺之间保持共通性和互补性。绿色整合能力包括三个基本程序：个人对集体绿色实践活动的贡献、代表性以及相关性。这三个基本程序与动态能力的研究密切相关，如个人对集体绿色实践的贡献涉及动态能力研究所强调的“企业在业务单元内传播个人投入”；个人对集体绿色实践的代表性涉及“其他人如何行动”“单位的活动如何一起配合”；个人对集体绿色实践的相关性涉及“整合个人投入以不断改进企业的运营能力”。绿色动态配置能力是指企业通过对环境进行扫描和预测，动态部署绿色资源以改造环保实践的能力（Zhou et al., 2018）。动态配置资源需要企业实时监控市场趋势和新的技术，从而能感知和抓住机遇。正如Teece和Pisano（1997）指出的，校准变革要求和实行必要调整的能力可能取决于企业扫描环境、评估市场和竞争对手以及在竞争中提前快速完成重新配置的能力。绿色动态配置能力包括四个程序：对绿色市场进行扫描、对绿色市场的变化进行预测、对绿色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响应和对绿色市场资源重新部署。绿色动态配置能力的四个程序与动态能力的研究密切相关。例如，对绿色市场进行扫描会涉及动态能力研究中的识别消费者需求和识别市场机会；预测绿色市场的变化会涉及动态能力研究中的解释市场情报、了解事件及其发展以及探索新机会；对绿色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响应会涉及动态能力研究中的对市场趋势作出反应和抓住新的市场机遇等；对绿色市场资源重新部署则涉及动态能力研究中具体的市场划分和资源组合等。

四、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根据已有研究，企业绩效体现了企业在多种能力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经营成绩和运营效果（彭露西，2019）。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两类企业绩效是企业经济绩效和企业非经济绩效。

（一）企业经济绩效

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获得利润，实现经济盈利，本书所指企业经济绩效也称为企业财务绩效。迄今，学术界对企业经济绩效没有形成标准统一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有研究从输出结果的角度，认为企业绩效就是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程度，是评估结果的一种考核标准，是企业目标、期望与结果的统一（王黎唯，2019）；有研究认为，结果受到系统因素的影响，企业会将绩效看作一种行为表现，是企业采取的与组织目标相关的价值创造行为或行动（景娜娜，2019）；还有研究结合以上两种观点，将绩效看作企业行为表现和输出结果的综合，认为企业经济绩效是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和经营所取得的成果和创造的价值提升（范春雨，2019）。

目前，学术界对于采用哪些指标来测定企业经济绩效还未达成一致。大卫·李嘉图认为，可以通过核算一段时间内企业的经营、利润、负债等各类资产情况来衡量企业经济绩效（李金波，2019）；杜邦分析法（Dupont Analysis）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成果（Shu et al., 2016）；托宾Q值代表资产重新构建的价值，反映了企业的投资报酬率（Zhang et al., 2020）。多数研究认为财务指标是经济的体现，企业经济绩效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可以通过销售利润率、资产利润率和市场份额增长率等财务指标来进行衡量。例如，有学者采用总资产报酬率来衡量企业经济绩效（尹建华等，2020；Gras&Krause, 2018）；还有学者采用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和总资产报酬率来衡量企业经济绩效（解学梅等，2020）。此外，有研究认为，不同的企业要实现不同的目标，如果采用单一的测量标准可能会出现误差，因此将目标的完成程度设定为衡量指标（郑俊圭，2019）；还有研究认为，不同国家的会计制度和记录习惯不同，不宜直接用财务资料对企业之间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

已有研究认为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①有学者研究了企业绩效的外部影响因素，发现政治、经济政策能够为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和更多的投资支持，有助于优化企业经济绩效（Sheng et al., 2011）；企业所拥有的天然的地理优势和掌握的独特性资源也能够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自然环境和资本资源也对企业经济绩效有一定影响（Qiu&Wang, 2019）；社会文化的不同能够对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工作态度和行为表现等产生影响，从而在具体工作中体现出差异，造成工作效率的不同，进而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影响（Meek et al., 2010）。②有学者研究了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影响因素，发现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治理结构、运行方式上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的产出效率，对企业经济绩效造成影响（Huang et al., 2016）；企业的自身特征，如规模、年龄和行业等因素对企业经济绩效具有一定的影响（Liao, 2016）；当员工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执行能力时，就会通过合理安排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并保证工作质量，有利于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另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引导员工的行为，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推动组织创新，进而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景娜娜，2019）。③还有学者从资源观和能力观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企业对内部资源和能力的整合是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企业所拥有的相关情报和企业实力是缺一不可的，企业需要高度重视其内部资源与能力的有机整合，只有二者的糅合才能保障企业经济绩效稳步提升（王黎唯，2019）。

本书将企业经济绩效看作行为表现和输出结果的综合，并认为企业资源和能力对提升企业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

（二）企业非经济绩效

企业能否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其经济绩效，还应着眼于企业的长远经营和未来发展，这就需要考虑企业的非经济绩效。企业非经济绩效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员工满意度、品牌声誉、外部利益相关者认同、员工忠诚度、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Gadenne et al., 2013）。

关于企业非经济绩效，本书重点关注环境改善方面的成果，即企业环境绩效。随着环境法规的日益严格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企业环境绩效成为衡量企业非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Alexopoulos et al., 2018）。企业环境绩效高意味着企业能在生产和运营过程中节约资源、严格管控污染物或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减轻环境负担（Sanchoz-Medina et al., 2013）。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人力、物力以减少环境污染，以此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根据ISO14001的定义，企业环境绩效是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承担环保责任，在治理污染和节约资源等环境改善方面所取得的绩效（Johnstone et al., 2020）。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理解尚未达成一致，参考已有文献，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分为以下三类：①从企业所取得收益的角度来看，企业环境绩效即企业在减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成果，表现在环境质量的提升及其所带来的价值；②从企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角度来看，企业环境绩效应包括企业为履行环境法规付出的努力或费用支出；③企业环境绩效有宏观和微观两类，宏观的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有一些重合，微观的企业环境绩效即企业治理环境的效果（方孝娟，2013）。

参考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的定义，本书所指的企业环境绩效是企业微观层面的环境绩效，并认为企业环境绩效是企业通过控制和管理生产运营活动，在减少污染和节约资源等方面产生的可测量的环境管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