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安徽融入长三角是中央深谋远虑的一盘大棋

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给我送来由他领衔承担的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AHSKZD2018D06）成果，并嘱为之作序。

该成果充分展现了安徽省委宣传部重点培育智库“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的理论功底和资政水平，该智库中有数位长期聚焦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有一批入职不久的青年博士教师，可以说该成果是“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智慧的集中体现。

该成果的理论意义在于，其对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涵与机理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剖析与科学界定，从多角度设计并构建安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可为后续研究拓展思路，丰富和完善较为鲜见的区域融入理论。该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其让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为长三角升级提供新的动力支撑。对于安徽来说，应找准与先发地区的合作着力点，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长三角地区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应该说，本书是一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联系实际，对政府政策制定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力作，在即将付梓之际，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读罢之余，一些联想悄然而至。

安徽为什么融入长三角？记得有一次在关于长三角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工经所所长金碚研究员问我，“既然安徽是长三角一员，为什么还说融入？”金碚研究员的疑问是对的，哪有自己融入自己的说法呢？然而在了解安徽成为长三角一员的曲折历史过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原委。

安徽与江苏、浙江、上海山水相连、人文相亲。自古以来，安徽与江苏、浙江、上海就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安徽的经济联系、经济走向基本上都是朝着江苏、浙江、上海的方向发展。21世纪初，安徽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明确安徽在全国发展大格局的方位后，提出安徽要实施“东向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与江苏、浙江、上海的联系，并向江苏、浙江、上海学习，主动加入其经济合作体系。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安徽时，肯定了安徽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安徽要加快融入泛长三角。自此，安徽为加入和融入长三角开始了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作为中部内陆省份，安徽与江苏、浙江、上海无论在经济总量上还是人均收入上均具有很大差别。众所周知，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各组成部分相对均质化，显然当时的安徽与江苏、浙江、上海相比发展差距还很大，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安徽是归属中部地区还是纳入长三角，国家主管部门和学术界都具有不同的看法。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安徽应继续留在“中部崛起”战略中，中部六省体量相差不大，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经济规模角度来看，安徽属于中部地区都合情合理。2010年6月，国务院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中并没有将安徽纳入长三角。还有一些部门和研究人员认为，安徽从历史沿革、经济走向、区域环境和民情风俗角度来看，应该与长三角融为一体。

党的十八大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包括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重新规划中国宏观区域布局是其重要内容之一。2014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长三角要建设以上海为中心，以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的城市群，这是官方文件首次将安徽纳入长三角。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将上海以及苏、浙、皖的25个城市确定为长三角城市群。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安徽全域纳入长三角规划。

安徽是纳入长三角还是留在中部地区，表面来看似乎没有太大差别，但从深层次来看，情况则完全不同。

从国际来看，世界经济复苏曲折、结构性失衡和治理矛盾突出，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和严峻。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长三角一直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做优、做强、做大长三角对于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从创新规律角度来看，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可以实现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催生科技革命；从国家意志角度来看，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可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路径和保障，为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示范。因此，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体现了时代要求、国家意志。

鉴于安徽省独特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科创能力、综合经济水平等因素，安徽融入长三角可极大地释放江苏、浙江、上海的发展动能和势能，同时能借助外力加速自身发展。由于安徽融入长三角，江苏、浙江、上海拥有广袤的腹地，可以迅速形成与世界五大城市群相媲美的超级城市群，长三角将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共同构成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四梁八柱”。

需要说明的是，安徽虽纳入长三角，但还属于中部地区。202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安徽依然位列其中，安徽兼具国家两大区域发展的战略使命。中央这样安排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发挥安徽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让长三角高位发展的动能和势能通过安徽源源不断地向中部地区乃至西部地区传递，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至此，可以认识到，将安徽纳入长三角是国家从长远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抉择；是探索“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是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必然举措。所以，将安徽纳入长三角的英明决策是中央深谋远虑下的一盘大棋。

安徽是长三角的“插班生”，且是与江苏、浙江、上海相比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插班生”，因此跟上步伐学习别人、提高自己，逐步缩小差距、争当“优等生”是安徽的当务之急。

融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谈到融入还必须说，简单融入是不行的，必须深度融入。形式上的融入是不行的，必须有内容上实质性的融入。何谓深度融入？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抓住“一体化”和“高质量”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我个人理解，深度融入就是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其有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体化不是一样化、不是统一化，更不是合并化，而是通过创新塑造各区域的特色；二是一体化只有在协同分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要求区域在功能组织、空间布局、基础网络、推进实施等方面，高度协调、高效运行；三是一体化需要可持续的环境，包括人口、资源、自然和制度环境等；四是一体化是全方位的一体化，包括基础设施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体制政策一体化等。深度融入的直接效果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长远效果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其关键在于区域内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和高效整合。

首先，深度融合是发展过程的深度融合，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各类生产要素、创新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突破行政区划边界的束缚，在省市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跨界自由流动、自由重组和科学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区域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区域发展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其次，深度融合还是发展结果的深度融合，即长三角地区经济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高、民众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所有经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经济利益公平分配、生态环境越来越美、公共服务均等化智慧化程度越来越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等显著提升。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目前正向纵深推进。对于安徽来说，深度融入长三角还存在着不少困难与阻力。国家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第13号文指出，到2025年，中心区人均GDP与全域人均GDP差距缩小到1.2∶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达到2.1万元、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5年等，这些都是硬指标，还有很多软指标，这里不再一一指出。安徽要实现这些指标，需要付出比江苏、浙江、上海大得多的努力。

安徽要完成中央赋予其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走出一条既遵循中央要求又符合安徽省情的新型融入之路，为广大中西部地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示范。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安徽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通过6100万勤劳智慧的安徽人民的艰辛努力，安徽继续发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扎实苦干的作风，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是为序。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长三角专委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韦　伟

202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