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段著作之关系4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最初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推出的，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据中国知网的检索，截至2018年11月22日，引用已超5400次，其中学术期刊上的引用超过2000次5，但有一些作者在引用时误把书名中的“叙述学”写成了“叙事学”。其实，正如我在《也谈“叙事”还是“叙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中所阐明的，如果涉及的是故事结构或者同时涉及故事层和表达层，应该采用“叙事学”这一名称，只有在仅仅涉及表达层时，才应采用“叙述学”。文体学关注的是对故事内容的文字表达，为了强调与文体学的关联，我采用了《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这一书名，但本书有的部分（尤其是第二章）探讨的是故事结构，就这些部分而言，“叙事学”一词应更为妥当。在难以“两全”的情况下，为了文内的一致性，本书作为权宜之计统一采用了“叙述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本书第三版第三次印刷本，但早已售罄，近年来不断有读者反映想购买而不能如愿。本书2015年入选了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CBKCI），这也使得本书的再版变得更为迫切。本书聚焦于经典叙述学。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我跟王丽亚合著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那本书也受到读者朋友的欢迎。根据《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6），在2010—2014年出版的图书中，此书的期刊引用率在世界文学类排名第一（被引650次）。撇开后经典叙事学不提，就我自己撰写的经典叙述学/叙事学部分而言，这两本书在以下几方面形成一种对照和互补的关系。首先，本书中篇聚焦于文体学理论，下篇探讨经典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的关系，而《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则没有辟专章讨论文体学；其次，本书研究的情节观（第二章）、人物观（第三章）在另一本书中由王丽亚负责撰写，两人的探讨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再者，由于另一本书是教材，因此省略了对有的问题的深入探究，如本书第九章第三节“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在视角上的差异”、第五节“视角越界现象”在另一本书中被完全略去，又如本书第十章第三节“中国小说叙述中转述语的独特性”在探讨《西方叙事学》的另一本书中也无容身之地。此外，即便涉及的是同样的话题，两本书在某些实例选择、商榷对象、研究范畴和探讨重点上都有所不同。就视角分类而言，两本书也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法，各有所长，互为补充。

笔者非常感激读者朋友对拙著的厚爱，同时也为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感到幸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重视形式审美研究，对经典叙述学（叙事学）的兴趣经久不衰。叙述学分为经典和后经典这两个不同流派，前者主要致力于叙事语法和叙述诗学——且合称“叙事诗学”——的建构，后者则十分注重语境中的具体作品分析。尽管西方经典叙述学兴盛于20世纪60至70年代，而后经典叙述学80年代后期才开始兴起，两者之间却并非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就叙事作品阐释而言，关注语境的后经典叙述学确实取代了将作品与语境相隔离的经典叙述学。但就叙事诗学而言，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互利互惠的对话关系。笔者在美国《叙事理论杂志》2005年夏季刊上发表了《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缘何相互依存》一文，探讨了经典和后经典叙述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一般认为后经典叙述学是经典叙述学的“克星”，笔者则将后经典叙述学称为经典叙事诗学的“救星”。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有的西方学者宣告“死亡”了的经典叙事诗学为后经典式的作品解读提供了不少有力的分析工具，而正是由于后经典叙述学家采用这些工具来解读作品，才使得经典叙事诗学成为当下的有用之物。此外，后经典叙述学家在经典叙事诗学的基础上不断建构新的结构模式和提出新的结构概念，这可视为对经典叙事诗学的拓展和补充。2017年，德古意特出版社推出了汉森（Per Krogh Hansen）和约翰·皮尔等欧洲叙事学家主编的《叙事学的新方向》，书中的第一篇论文《“语境化的诗学”与语境化的修辞：巩固还是颠覆？》出自笔者之手，再次捍卫了经典叙事诗学。本书致力于对经典叙事诗学的基本模式和概念进行深入系统的评析，力求澄清有关混乱，并通过实例分析来修正、补充有关理论和分析模式，以便为叙事批评提供有用的基本工具。

本书评介了文体学的主要流派，但重点放在与经典叙述学直接对应的“文学文体学”这一流派上。若想进一步了解文体学其他方面的新发展，可参看笔者主编的《西方文体学的新发展》6，该书重点介绍了21世纪以来西方文体学的新进展。若对后经典叙述学感兴趣，则可参看申丹、韩加明、王丽亚合著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7，笔者撰写的那一部分（第203—398页）聚焦于后经典叙事理论，与关注经典叙述学的本书构成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

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将经典叙述学与文学文体学相结合。两个学科各自的片面性和两者之间的互补性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撰写的《文体学怎样借鉴叙述学》2005年由美国的《文体》期刊作为首篇论文发表于第39卷第4期。著名美国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和彼得·拉比诺维茨也邀请笔者就叙述学与文体学的互补关系撰写了一篇论文《叙述学与文体学能相互做什么》，收入他们主编的《叙事理论指南》8。劳特利奇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劳特利奇文体学手册》也登载了笔者应著名文体学家迈克尔·伯克之邀而撰写的一章《文体学与叙述学》。

本书和《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都致力于理论评介，若有实例分析，也是用于说明理论模式或理论概念。笔者的另一部专著《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9则呈相反走向，重点在于阐释作品，理论概念和模式主要构成分析工具。从该书书名就可看出，这部专著着重于综合采用叙述（事）学和文体学的方法来挖掘经典作品长期以来被掩盖的深层意义。如果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书和《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等理论专著为分析所做的理论铺垫，所提供的分析方法。

就本书自身而言，尽管曾精心修订，十多年前面世的前一版还是遗留了一些问题，且有的内容已经过时。本书这一版进行了一些局部增删，根据目前国际上研究的发展，更新了书中的相关内容，对有的问题做了进一步说明，而且借重印的机会，更正了书中残留的个别疏漏。此外，还用附录的形式，增加了三篇论文，详细深入地阐述了本书涉及的一些话题。然而，本书的引用文献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格式，这种格式主要受我在英国留学时采用的引用方式的影响；后来我改用了美国MLA的格式，本书权且保留原来的历史面貌吧。

值得一提的是，写这么一本书的念头，我在爱丁堡大学读完博士后不久就产生了。在爱丁堡时，我读了一些语言学和文学的课程，但主攻方向是文体学。在研究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文体学仅仅关注作者的文字选择，忽略小说的结构规律、叙事机制和叙述技巧等，而后者正是叙述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叙述学与文体学之间存在互为对照、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这引发了我研究叙述学的兴趣。回国前，著名美国叙述（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曾来函邀请我赴美做一年博士后研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我研究叙述学的兴趣却有增无减。

回国一段时间后，我萌发了写一本以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为主要探讨对象的小说理论专著的念头。为此，我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并成功立项。当初报的题目是“外国小说理论”，然而，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这一标题，更有利于反映研究的特色，也有利于将研究引向深入。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出现对叙述学与文体学的理论同时展开深入研究的专著，希望本书对此是个有益的补充。

本书的部分内容我已在北京大学的《小说理论与批评方法》和《文学文体学》课上讲授。修课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在课堂讨论和课程论文中提出种种看法和挑战，给我启发良多。本书的不少内容已在国际上的《诗学》《比较文学研究》《叙事》和国内的《外国文学评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文学》《外国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外语与外语教学》《山东外语教学》等期刊上发表。在成书的过程中，我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删和修订，改进了一些以前不够成熟的想法，调整了研究问题的角度。

在本书的写作以及修改过程中，我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鼓励、关心和各种形式的帮助，令我十分感激。因为“文革”和中学被分配学俄语的原因，我高中毕业时仅认识十几个英文字母，后来能在叙述（事）学和文体学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绩，离不开在成长过程的每一步所得到的大力扶持。我感恩在北大工作期间，博大精深的燕园的滋养，同事、领导和学生的帮助和厚爱；感恩国内外学界同行的鼓励和支持；感恩我的家人给予我的关爱和陪伴。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一直以来对本书的兴趣，将之多次再版和重印。感谢张冰编审和郝妮娜编辑为本书此次再版所付出的辛劳。

2018年11月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