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神志病的历史沿革

中医神志病的历史记载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如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中就有关于疾病症状，如“失眠”的描述。《山海经》有关于狂、痴等神志类疾病的记述。《易经》《左传》《诗经》中也有关于神志病病因、症状、治疗、预防的简略记录。

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对神志病有着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如《灵枢·本神》云：“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神、魂、魄、意、志均参与机体的认知、意识、思维、判断、记忆等正常的神识活动。《灵枢·口问》曰：“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强调心在情志致病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心神对魂、魄、意、志的支配起到统领和主导作用。《灵枢·本神》认为“心，怵惕思虑则伤神……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肝，悲哀动中则伤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灵枢·寿夭刚柔》亦云：“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强调情志致病的主要特点是伤及脏腑气机。《素问·举痛论》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不同程度的情志刺激能引起不同的气机异常变化。情志不遂亦会引发疾病，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大怒则形气厥，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又如《素问·阴阳别论》曰：“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

东汉末年问世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神志病辨证论治的先河，书中分类记述了“梅核气”“百合病”“奔豚”“脏躁”“惊悸”“虚烦不眠”等多种神志病证的理、法、方、药，如《金匮要略》的“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为辨百合病的症状；“咽中如有炙脔”为梅核气的症状等，并且创立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方剂，如治“妇人脏躁”用甘麦大枣汤，治疗梅核气用半夏厚朴汤，治疗奔豚气用奔豚汤、桂枝加桂汤，治疗百合病用百合类方等。经后世众医家实践证明其为有效汤方，至今仍是神志病医学推崇的经典方药。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于神志病的保健养生与治疗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的养生思想和经验主要体现在“怡情摄生”，为后世医家所推重。他强调情志调摄在保健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并且在临床中创制了诸多有效方剂，如《备急千金要方》中用酒调枣仁朱砂乳香散，使患者冬眠两天，醒后病若失，是我国最早的冬眠疗法。

宋金元时期，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将七情内伤列为独立病因，概括为“七情”。张从正则将痰作为癫狂病的主要致病原因，首创“痰迷心窍”理论。李东垣则将精神患者的言语障碍分为狂言、谵语、郑声三类，辨证翔实。严用和的《济生方》中亦有关于神志病的精彩论述，后世耳熟能详的治疗心脾两虚、心悸失眠的名方归脾汤亦出于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名方逍遥散亦为中医治疗神志病的另一经典方剂。

明清时期，神志病受到临床各科医家的普遍重视，医学著作中亦对神志病的治疗进行了归纳整理。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中单独列出《神志门》一章，对神志病进行了论述，将癫与痫明确地区分开来；张介宾的《类经》首列“情志九气”；《景岳全书》中对痴呆、癫、痫、狂、郁等证阐发尤详；李梃的《医学入门》中提出血虚致癫狂的论述；王清任创立了活血祛瘀诸多方剂。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密切结合临床诊治辨析阐发“七情致病”之理；魏之秀的《续名医类案》中的“郁病”、余震《古今医案按》中的“七情类”等都收集类编了许多有关神志病的医案。到了清朝末期，随着西学东渐，中医神志病学的体系也日趋完善，治疗方法也更为精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床医家在全国各级中医期刊杂志上，发表关于治疗郁、癫、狂、寐等神志疾病的文章和专著，丰富了对神志病概念、内涵、病因学、证治规律、药物作用机理等的研究，随着逐步形成了中医神志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