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隐身丞相

01 相权的巅峰

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国打赢长平之战，战胜赵国并歼灭了赵国的有生力量。次年，发起对赵国都城的邯郸之战，将赵国逼入死角。然而，邯郸之战前后两次打了两年，秦国最终功亏一篑，在各国联军的阻击下，被迫撤退。命悬一线的邯郸彻底解围。秦国此次失利的战略影响较为严重，此前长平之战后取得的战果基本上丧失殆尽。据《韩非子·有度》，不仅秦国已经占领的原韩国上党地区、原赵国的太原地区，甚至连早就纳入秦土数十年的原魏国河东地区也给丢了。

在打赢了长平之战这场战略对决后，赵国都城邯郸门户洞开，秦国已然居高临下。这本该成为统一的起点，结果却是秦国版图大幅缩减。作为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一代雄主，这临门一脚，秦昭王愣是把球踢偏了。

《吕氏春秋·审应览·应言》记载：“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脱字，当为“匮”“竭”“乏”之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邯郸之战失败后，年迈的秦昭王没有再动过灭赵国的心思，秦国在战略上转攻为守。最后的几年，他主要是夺回河东等失地，在边境报复韩赵魏，没有余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白起是反对邯郸之战的，阻拦秦昭王进行对赵的灭国战。在与白起争执中，秦昭王始终不相信白起反战的理由，不明白自己凭什么不能一气呵成打赢邯郸之战，成为灭六国的起点。

宣太后与早年的秦昭王，一边在南方蚕食楚国，一边在北方驱逐魏国在河东的残余力量。占领河东后的秦国离赵国本土就只隔着韩国的飞地上党。

秦昭王后期奉行远交近攻战略，对迁都到东方的楚国不再远追。战略重心转移向北方，在消化掉河东板块后，又试图夺取还未与韩国本部断开的飞地上党。

此时的上党高地，已然是秦国河东与赵国腹心地带的都城邯郸之间最后的缓冲屏障。如果秦国得到上党，韩国只是失去一块飞地，但赵国王畿却会受到直接威胁，所以，赵国不会坐视不理。

之前，韩国显然无法抵抗秦国的攻势，就故意给秦赵两国做局，一边将上党割让给秦国，一边又让赵国实际接手上党。于是，秦赵两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宣称拥有上党，在上党地区爆发了长平对决。

其实，对赵国的激烈反应，秦昭王应该是有一定预判的。毕竟，上党高地对邯郸有居高临下的俯冲之势。秦国占领此地已经威胁赵国本部，赵国不可能轻易让秦国得到上党，正如秦国也不会让赵国染指河东一样。但秦昭王打赢长平之战后，不是修整国政、消化上党，而是忍不住想一口气灭掉赵国。要知道，赵国可是当世第二强国。不仅生吞赵国困难，而且一旦赵国被生吞，魏、韩、燕、楚、齐都会直接感受到末日威胁。因此，白起对秦昭王分析说：“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其实已经点出了其他大国不可能坐视赵国被灭的现实。但秦昭王不听，果尝败局。

秦昭王崩逝与嬴政继位，其实只有四年的时间差。为什么后来秦王政能够一气呵成地连挑六国，而秦昭王攻一个已经被打残的赵国也功亏一篑呢？

两位秦王之间崛起的秦丞相吕不韦给出了答案，并对秦国的东出战略做出了调整，补上了被秦昭王忽略的最大地缘战略缺口——中原。

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人，早年在韩国阳翟经商，后来又在邯郸经营，资助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成为其谋主，并助其坐上秦王之位。

卫国的版图处于魏国包围中。卫国是魏国的附庸，也临近赵国、齐国、楚国，因此卫国是一个在大国夹缝中存活的小国。但这个小国吸收各国所长，人才辈出，吴起、商鞅、吕不韦等都是卫国人。吕不韦生在地缘政治交汇点的卫国，对魏国、赵国、齐国等大国的形势恐怕都不陌生。

阳翟是韩国故都，处在韩国本土，又是楚国本土通往秦国本土的要塞。因此吕不韦对韩国、秦国、楚国的形势也不会陌生。吕不韦虽然早年是商人，但对各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恐怕了如指掌。这样一个长期活跃在中原一带的人物，自然会发现秦昭王在邯郸之战中挫败的真正原因：秦国没有优先东出中原，反而让中原的魏、韩两国可以联合开放南北通道，轻而易举地实现从南方楚国到北方燕国的千里合纵联盟。

如果秦国不从中原伸出一个触角，设置据点，同时震慑南北，切断合纵的通道，那么楚国作为一个大国就会随时北上参与合纵，而赵燕等国也可以南下援楚。因此，吕不韦修正了秦昭王的打南再打北、先边角再中心的扩张策略，而是优先从中原形成战略楔入，进行地缘突刺，建立秦国在中部的据点，以便在关东合纵时实现南北切割。

其实秦昭王在晚年遭遇挫败后，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战略。秦昭王晚年灭西周国，占韩国阳城，说明他已经着手从中原一线东略。秦昭王早年不走此路线，或许与其兄长秦武王有关。秦昭王本为庶出，因为秦武王在东征中原时身亡，他才凭借继承权斗争上位，并且清洗了秦武王派系，包括其母亲惠文后。秦武王生前主张优先从中原东出，那么至少在秦昭王早年间，他与宣太后母子应是秦武王路线的反对派。

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王于晚年想要调头进攻中原时，已太过年迈。这个从中原东出的战略于他而言，已经力不从心。但当时的老太子即后来的秦孝文王已经将子楚立为嫡子，子楚的谋主又是吕不韦。或许秦昭王与儿子、孙子，以及秦国高层已经达成了战略共识，那就是改从中原的崤函、河洛一线优先突进。而子楚的谋主吕不韦恰恰是常年经营阳翟的知韩派，又长期活跃在濮阳、邯郸一带，能够稳住赵国与魏国。吕不韦正是此时秦国所需要的对中原形势了如指掌的人才。

秦孝文王在位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继承王位，这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被立为丞相。从吕不韦成为丞相起，秦国相继灭东周国，夺取韩国的成皋、巩，夺取魏国的汲、氏篸、有诡、酸枣、雍丘、山阳等城邑。这是沿着黄河两岸一条线，从中原楔入关东地区。到了嬴政亲政那一年，从关中的内史向东，连着黄河新设的三川郡与东郡，已经从中原一线伸出一条秦国领土带，抵住了东方的齐国。

此时，秦国已经彻底将北边的赵国、燕国和南边的韩国、魏国、楚国从中线给分割、隔离开。这个时候，关东各国再想要实现合纵，只能从齐国实现了。但齐国自从被灭了一次国后，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成了一盘散沙。齐国奉行孤立主义外交，合纵连横一概不参与。加上秦国奉行远交近攻，重点拉拢和安抚齐国，让齐国彻底成了一个始终袖手旁观的自闭国家。甚至秦国大军兵临城下时，齐国都是直接躺平投降。

吕不韦帮助秦国实现了沿黄河中线楔入式扩张，在黄淮海平原上优先切断南北再分而击之的地缘战略。这算是吸取了秦昭王的教训，为统一六国的战争奠定了地缘战略基础，而且这个路径对后来的两汉司隶以二三地理阶梯线划分畿内、畿外之都畿战略影响颇深。因此，最后一个助推统一六国的关键战略推手，不是六世之烈的某个秦王，而是吕不韦。

吕不韦在秦王政继位那一年，由于主少国疑，被立为相国，号称秦王政的“仲父”。战国时期的相国与丞相是两个官职。相国在战国时期叫相邦，是百官之长，上可专主，下可专国。汉代为了避刘邦的名讳，所以改称为相国。相国在其他国家出现很早，在秦国是于秦惠文王时期设立的。秦武王继位后又分设左右丞相。“丞”是辅助的意思，丞相是辅助相国的副相。但随着秦汉制度的演变，丞相慢慢取代了相国的功能，成为汉代的百官之长。

在秦庄襄王在位的三年中，吕不韦仅是丞相，到嬴政继位时才被升为相国，真正独揽相权。这是秦国相权的巅峰时刻，因为吕不韦实际上替秦王履行王权在前朝的权力。

吕不韦在任期间，不仅修正了秦国的扩张战略，而且为秦国较为刻板的政策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

秦国原本奉行商鞅制定的秦晋法家之耕战政策，事决于法。吕不韦是商人出身，更懂得百姓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商鞅重农抑商、管控臣民的治理方式。此前过于刚性的秦制，在吕不韦主政时期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弹性。只讲利而不讲义的秦晋法家，在吕不韦的扭转下，开始出现柔和的一面。

就在嬴政亲政的前一年，吕不韦为了让自己的执政思想与路线得以长久施行，正式发布了自己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东汉被划入杂家著作，它融合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但从东汉起，研究该书的学者就普遍认为它在理论方法上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实为黄老思想鲜明之著作。其中提到“无为而行”的思想，对秦末汉初的刘邦集团影响颇深。

《吕氏春秋》中的一些主张，被秦王嬴政继承颇多。但总的来讲，这部巨著除了体现了吕不韦的一些治国思想，也有很多符合吕不韦个人立场的约束君权的思想，这是与秦国惯有的法家理念及秦王的利益相抵触的。比如，吕氏提倡“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推崇“众封建”。虽然在军事上，吕氏主张以“义兵”进行统一战争，但关于战后体制，他仍认为应效法前代，采取分封制。

吕不韦不仅是这样提倡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这样去做了。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是吕不韦推荐给帝太后的。在嫪毐与吕不韦决裂之前，他们同属赵系外戚。嫪毐得到帝太后宠幸后，虽然跋扈，但能够在河西、太原两郡之大的土地上建立封国，不能说这完全没有以吕不韦为代表的前朝的许可。毕竟嫪毐总共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得势，根基并没有那么稳固。

嫪毐封国事件，能过吕不韦这一关，应是吕不韦拿嫪毐当一个试验品，当一个诱饵，试探秦国法家官僚对他“众封建”主张的底线。显然，秦王嬴政亲政，“觉”出嫪毐有异动，亲自部署对嫪毐势力的剿杀，并借此牵连吕不韦，弥合了吕不韦正撕开“封国”政策的口子。吕不韦罢相后“就国”，十年后，王翦告老却是“归乡”。二十多年后，李斯也害怕自己“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也是归乡。可见，秦王嬴政亲政后，最终推翻了吕不韦“众封建”路线，连列侯都是没有侯国的虚封，向集权制度又迈进了一步。

吕不韦赶在秦王嬴政亲政前夕发布《吕氏春秋》，并且用挂在咸阳城门上、有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的方式，将《吕氏春秋》的主张宣扬至全天下，为《吕氏春秋》制造舆论。此举在博得天下士人对吕不韦路线的认同与好感的同时，也给予秦国重卿功臣以受封诸侯的诱惑与遐想。吕不韦认为他是给即将亲政的秦王政加了一个“紧箍咒”，却没想到刚刚亲政的秦王会不惜进一步牺牲自己母亲的形象，用雷厉风行又精准狠辣的政治狙击，将他本人示以世人的贤臣形象和所提倡道义的路线旗帜迅速推翻。一个私通太后的权臣，将此前苦心经营的圣贤形象荡然一空。他秉持奇货可居的商人思维，却没料到这个秦王嬴政并不以商人的思维行事。这个秦王不做交易，只搏生死。

正是因为他要给秦王嬴政加“紧箍咒”，反而使秦王嬴政不愿容他。吕不韦的败亡，不仅仅是人事斗争、权力斗争所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吕不韦广揽门客，为“众封建”呐喊，形成了秦王嬴政向往之秦制的对立势力，是秦国内部倾向周制的倡导者。其实，分封诸侯对军功集团的诱惑也不大，因为这个集团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军功爵制度。军功爵制需要统一稳定的政策，而诸侯自治，各地各行其道，并不利于军功爵制的稳定贯彻。秦王嬴政要主导秦国路线，必须拔掉吕不韦这杆旗帜。否则，秦王嬴政的统一就仍然是一次周朝的还魂，这不是他想要的。

秦国相权的高光时刻就此结束。

自此以后，秦再不设相国，而是始终设置左右丞相来互相制衡。但直到李斯以前，中国第一次形成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期，在秦始皇统一华夏这样重要的事业中，秦国的丞相在史料中连一笔带过的待遇都不一定能得到。秦国相权在吕不韦任职这个巅峰时期戛然而止。此后为秦国统一做出贡献的丞相们，全部淹没在秦始皇巨大的历史身影中。其中最可怜的，莫过于被史书彻底遗忘的丞相启。如果不是现代考古学家在出土文字中发现了他的存在，这个协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丞相，连姓名都要失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