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兰亭诗会刻石
刘重喜
关于浙东唐诗之路的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1]。近年来，随着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浙东运河的保护和开发，对这一“区域文化”[2]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推进。但相对于古籍文献研究的丰硕成果，学术界对浙东唐诗之路上的石刻文献关注度不高。《西冷丛刊》2020年第6期推出“唐诗之路石刻研究”专栏，这是否可以看作学界对这一问题开始重视的标志呢？作为浙东唐诗之路核心区域的绍兴和台州，自唐代以来便已形成诗歌刻石的传统，诗刻资源十分丰富，据笔者初步统计，从唐代至民国的绍兴诗刻有66种，台州诗刻49种[3]。这一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交汇形成的“诗刻景观”，呈现出怎样一幅文学史图景？文化价值何在？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晋书》记载王羲之“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4]。这次发生在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谢安等四十二人在绍兴兰亭的修禊雅集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产生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流觞曲水”诗会、兰亭风物景观，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接受角度来看，兰亭雅集对后世的影响力在石刻文献上的表现十分突出：一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书法碑刻，如著名的唐代《定武兰亭》刻石、北宋《新昌石氏所刻历代名帖》中的《兰亭记》（即《兰亭集序》）、南宋《重刻王右军兰亭序》《唐临本兰亭石刻》、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立石的《康熙临兰亭序碑》等；二是兰亭石刻景观，如至今仍然保存在兰亭景区内的清康熙御题“兰亭”碑、乾隆御书《兰亭即事一律碑》、杨恩澍题写“墨池”，民国八年（1919）《兰亭纪事碑》等；三是兰亭诗会刻石。东晋永和九年兰亭修禊形成的《兰亭诗集》不仅被完整地记录于宋代桑世昌《兰亭考》和明人冯惟讷的《古诗纪》中[5]，还以刻石的形式见于元代《右军祠塾重刻兰亭序并诗》[6]、明代《兰亭图石刻》[7]、董其昌《戏鸿堂法帖》刻石[8]和清同治六年（1867）《杨恩澍集晋贤诗碑》中[9]。受此影响，后世以绍兴为中心产生了元代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三日《续兰亭会诗碑》和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三日《兰亭觞咏诗碑》两处兰亭诗会刻石。本文即对东晋兰亭雅集影响下的兰亭诗会刻石所反映的学术思想、书法风格以及诗刻景观的物质观赏性进行考察和论述，以解析浙东唐诗之路上一道别样的人文风景。
一、《续兰亭会诗碑》中的儒家思想
在王羲之等人兰亭雅集1008年后的元代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三日，在与绍兴会稽县相距不远的余姚县“复制”了一场同样的雅集诗会。钱大昕（1728—1804）《金石文跋尾》卷二〇《续兰亭诗并序》云：
《续兰亭诗并序》，今在余姚县学，邵吉士晋涵拓以遗予。碑分四段：最上一层为图，水石竹树极秀润，中有方池，引以为曲水者也。池上为雩咏亭，其左为高风阁，旁皆有题字；次二层则刘仁本所为《序》；三、四层则诸人诗也。《序》称修禊来会四十二人，今所存者惟仁本以下十二人，诗各二篇，意当时本刻二碑，而亡其一乎？[10]
清阮元（1764—1849）《两浙金石志·补遗》云：
碑分四层，据《序》称枢密都事谢理以下得四十二人，同修褉事。碑所存止仁本以下十二人，诗各二篇，钱辛楣詹事疑当时本刻二碑而亡其一。朱竹垞《静志居诗话》亦云四十二人，名氏未能悉考，诗仅存者止此十二人，则所见者亦仅此碑矣。碑云“至正庚子”，又云“自永和至今，上下宇宙间千有八载”，以永和九年下推之，盖元顺帝至正二十年也。[11]
后出转精，清道光年间杜春生《越中金石记·辑存》[12]对此碑的著录最为详细，除形制、书体、尺寸外，还考证了参与诗会42人的完整名单，弥补了朱彝尊、钱大昕、阮元诸人的缺憾。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集共有42人参加，其中各成四言、五言诗一首者11人，只完成一首者15人，另有谢瑰、刘密等“诗不成，罚酒三巨觥”者16人。元代刘仁本举办的“续兰亭会”，顾名思义，“得四十二人，同修禊事”，“晋人所咏诗率两篇，若缺一而不足者、若两篇皆不就者，第各占其次补之，总若干首，因曰续兰亭会”（刘仁本《续兰亭诗序》），《序》后标明：“补四言、五言诗各一首，凡一十六人。”而钱大昕《金石文跋尾》据拓片仅著录“仁本以下十二人，诗各二篇”，因此推测“当时本刻二碑而亡其一”。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一〇云“今补诗十六人，其实只有十二人，尚缺其四”，则他与朱、钱、阮三人所见拓片是相同的：原碑已刻有“一十六人”，而杜氏所见拓本只有郎中刘仁本、都事谢理、乡贡进士赵俶、天台僧悦白云、前萧山主簿朱右、前帅府都事王霖、萧山教谕朱炯、四明沙门僧阜、前平江儒学正徐昭文、秘图隐者郑彝、前嘉兴路经历张溥、东山僧福报12个人的补诗。幸运的是，陶宗仪（1329—约1412）《游志续编》卷下载有刘仁本《续兰亭诗序》和与会者42人名单[13]。杜春生据此备载：除以上12人外，赋诗的还有19人：“前两浙运司知事杜岳、余姚学正车权、缙云教谕杨燧、繁昌教谕宋元僖、防御元帅方永、翰林应奉李庚孙、前铅山教授杨瑛、永嘉典史闻人焕、山阴黄本、慈溪主簿黄谦（《游志续编》作黄谏）、余姚景星、四明李复、余姚张克问、天台僧寿智、丹阳山长刘文彬、余姚项矩、枢密都事韩谏、灵源僧净昱、余姚判官夏韶。”“余不赋诗”者11人：“副帅王德华、省宣使杨允、万户陈国安、万户沈思惠、镇抚沈德初、建宁教授周溥、无锡教授赵嵩卿、宁州教授郑大观、余姚杨瑀、余姚郑桐、童子徐士学。”“据此，则当日赋诗者凡三十一人，前辛楣谓刻二碑而亡其一，其说良是。”杜氏在钱大昕、朱彝尊等人基础上，根据比较稀见的文献资料，列举出了其他30位与会者的官职、籍贯或身份，并由此确认了钱大昕“刻二碑而亡其一”的推论。
与钱大昕所见第一块《续兰亭会诗碑》拓片对照，可知陶宗仪《游志续编》记载的42人姓名基本上是按照诗碑内容为次序著录的（只有“前两浙运司知事杜岳”与“东山僧福报”倒其先后），由此可以推知另外一块亡佚诗碑上的内容：首先是接续上碑，杜岳、车权、杨燧、宋元僖4人分别补“行参军事印邱髦、行将军羊模、前长岑令华耆、府主簿任儗（一作汪假）”诗各二首；随后是方永以下15人补“散骑常侍郄昙”等15人诗各一首，诗碑或许标作“补诗各一首凡一十五人”；最后是“余不赋诗凡十一人”。
作为一次参会人数众多、规模宏大的续兰亭诗会，韩格平《元代诗刻考述》将《续兰亭会诗》看作是元人唱和诗刻的代表作[14]。唐朝晖《元末续兰亭诗会及其文学史意义》[15]，展龙《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16]，邱江宁、宋启凤《论元代“续兰亭会”》[17]，杨珍妮《诗酒风流，千载余韵——东晋兰亭集会诗与元末续兰亭集会诗之比较》[18]等学者的论文都对这次诗会产生原因、活动情况、成员构成以及诗歌成就诸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续兰亭会诗”的参与者，从内容到形式再到精神内涵，都有接续东晋“兰亭修禊”的用意，并揭示出元末政治、文化等复杂的社会背景。但略感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多依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录“诗仅存者”12人的情况，未能涉及石刻文献中已经罗列出的其他30位与会者。如果研究者能利用杜氏《越中金石记》的考证成果，对进一步考察元末士人在社会、政治大变局中的心态和人生价值取向等问题必将更加全面和深入。
杜春生对42人的考证，完全印证了刘仁本《序》中之言：“合瓯越来会之士，或以官而居，或以兵而戍，与夫避地而伤，暨游方之外者，若枢密都事谢理、元帅方永、邹阳朱右、天台僧白云以下，得四十二人，同修禊事焉。”本次诗会的参与者有十分相近的地域性，以及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职业和背景。
参与此次诗会的42人，除“山阴黄本”等7人仅标识籍贯外，其他35人皆注明了职务身份：浙江行省郎中刘仁本等文官13人，防御元帅方永等武将5人，僧人悦白云等5人，其余12人皆属州、府、县的儒学官员——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包括学正（徐昭文、车权）、教谕（杨燧、宋元僖）、教授（杨瑛、周溥、赵嵩卿、郑大观）、训导（郑彝[19]）等儒学学官，或是书院的山长（刘文彬）或县学秀才（徐士学）。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文官中三位《明史》有传的人物也都有儒学背景：朱右，“以荐授庆元路慈溪县儒学教谕，调萧山，擢主簿”；赵俶，为元进士，洪武初，“请颁正定《十三经》于天下，屏《战国策》及阴阳谶卜诸书，勿列学宫”（《明史》卷一三七《赵俶传》），则亦是儒家中人；同为进士出身，主持本次诗会的刘仁本，传记附见《明史·方国珍传》后，至正年间，受方国珍命在庆元（今宁波）、定海、奉化兴儒学，办黄岩文献书院，修杜范祠，也是儒学的积极倡导者。因此，从参与者的身份不难看出本次诗会的儒学宗尚。
我们还可以将这一历史文本放在浙东唐诗之路石刻文化背景中继续考察，可以看到这次诗会对兰亭雅集思想的继承和变革。对比王羲之《兰亭集序》与刘仁本《续兰亭诗序》发现，后者虽然为“续”作，但主题命意却已迥然有别。王羲之《兰亭集序》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感慨人生的短暂，聚散之无常，畅叙幽情，抒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刘仁本《续兰亭诗序》的重点则将“兰亭修禊”的思想植根于儒家的“道统”之中，侧重表达“追陈迹，修坠典，讲俎豆于干戈之际”的士人与社会的关系：
盖寓形宇内，即其平居有自然之乐者，天理流行，人与物共，而各得其所也。昔曾点游孔门，胸次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故其言志，以暮春春服既成，童冠浴沂，舞雩咏归，有圣人气象，仲尼与之。垂八百年而有晋之风流，盖本诸此。自是而莫继焉。后唐宋虽为会于曲江，率皆矜丽，务为游观，曾不足以语此者。
“舞雩咏归”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20]，仁本认为孔子之所以赞赏曾点，是因为他最具“天理流行，人与物共，各得其所”自然容与的“圣人气象”。而“天理流行”所体现的正是南宋以来程朱理学的思想，尤其是朱熹以程颐“有物有则”为宗旨确立的“理”：“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这成为程朱理学的核心命题[21]。而《论语》中“曾点之学”也成为朱熹阐释其“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话题，《四书章句集注》云：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22]
由此不难看出，朱熹所阐发的“天理流行”正是刘仁本思想的直接来源。《朱子语类》卷四〇记录了朱熹与弟子问答“曾点之学”几十条，举其一例：
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与几个好朋友行乐。他看那几个说底功名事业，都不是了。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他自见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处，此是可乐天理。[23]
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三子“天样大事”之志比较，曾点之志虽看似“针样小事”，但他却能将“理”贯通于“事事物物”的“日用之常”，因此更能体现出“天理流行”的“虽超乎事物之外，而实不离乎事物之中”的特质。“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的“平常”反而更具有对“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圣人气象”高度的概括性。
对于元末续兰亭诗会的思想倾向，学界一般都将其归结为玄学，如谓：“‘续兰亭会’力图在精神内涵与‘兰亭会’趋向一致。诚如学界屡有指出的那样，兰亭会实际也是一场玄学大会，体现出非常浓郁的玄学精神主旨，强调人对自然物理的体悟、感喟，注重人与自然和谐适应。”[24]如果单从诸人补作“诗皆淳雅，绝类晋人”（朱彝尊语）来看确乎如此，但这仅是由彼时彼地“补”诗的规定性决定的，只是字面之义，我们从与会者大半具有儒学之士身份和刘仁本《续兰亭诗序》主旨来看，这次续兰亭诗会的精神内涵，应该是对“晋之风流”一次理学思想的“嫁接”。《续兰亭诗序》又云：
自永和至今，上下宇宙间千有八载，遗风绝响，而今得与士友俯仰盘桓，追陈迹，修坠典，讲俎豆于干戈之际，察鸢鱼于天渊之表，乐且衎衎，夫岂偶然也。是虽未能继志曾点，然视晋人则亦庶几已矣。独未知后之人，又能有感于斯否乎？
“俎豆之事”见于《论语·卫灵公》，为儒家之礼器，指代儒学；“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出自《诗经》（《诗经·大雅·旱麓》），喻万物各得其“理”。《续兰亭诗序》最后再次申明本次诗会的宗旨，诸人雅集吟诗的风尚已不再是魏晋风流，而是变为“咸适性情之正”的儒家诗教，即使在干戈之际，士人也要遵守“天理流行”的道德伦理，彰显儒者的“圣人气象”，这也是仁本《序》中重点叙述特“作雩咏亭以表之”的原因所在。
二、《兰亭觞咏诗碑》与右军书风
值得惋惜的是元代《续兰亭会诗碑》已经亡佚，已无法窥测其物质形态和书法风格。而另外一块《兰亭觞咏诗碑》则至今嵌于绍兴兰亭风景区王右军祠西廊壁上。诗碑记录了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三日在兰亭的一次士人的修禊雅集。笔者曾于2021年7月18日到兰亭右军祠访见此刻，据《绍兴摩崖碑版集成·碑版编》著录：《兰亭觞咏诗碑》二石，均高32厘米，宽78厘米。第一石首行隶书题“己巳上巳兰亭觞咏”，之后依次刻有袁天庚、孙玉声、姚洪淦、邓春澍、郁葆青五人诗。第二石亦刻诗五首，第一首接续第一石为周大封诗，其后隶书标题“己巳兰觞遥集诸咏”，然后为陈福荫、徐行恭、孙雄、戴振声四人诗，所谓“遥集诸咏”指未能当日亲临兰亭觞咏者的诗作。二石共十诗，皆为七言律诗，字体或楷或行，阴刻，字径一至一点五厘米，各诗款末均钤有作者名章，镌刻者为杭县王宗濂[25]。
袁天庚（1862—？），字梦白，号无耳尊者，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后，在安徽蚌埠倪嗣冲（1868—1924）幕府膺机要多年，善画花鸟，工诗词，著有《八百里荷花词馆诗词》[26]。孙家振（1864—1939），字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漱石生、退醒庐主人等，以字行，上海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人和小说家，生平著述以小说、札记、诗词为多，代表作有《海上繁华梦》《退醒庐笔记》《退醒庐诗钞》等[27]。姚洪淦（1867—？），字劲秋，别署苓山心僧，浙江湖州人。民国初年参加郁葆青等人发起的上海“鸣社”，郁氏曾于1935年9月23日在蓬莱路龙门精舍故址招集孙玉声、周大封、姚洪淦等社友42人饮宴话旧，参加者多有诗词咏其事。邓春澍（1884—1954），一名澍，号青城，一号石圣，又号五百石印富翁，江苏武进人，精铁笔，好游历，善诗画，撰有《绘余计草》《四韵堂印存》《胜游图韵》等。郁葆青（1881—1941）名锡璜，号诗龛，又号餐霞、兰耦等，上海人，孙玉声之婿，清末民国间诗人，兼善书法，著有《餐霞吟稿》。周大封，字辨西，浙江绍兴人，鸣社成员。陈福荫（1859—1931），字劭修、绍修，号勉盦、勉安，晚号晚红老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书法家，擅制灯谜，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户部主事，后任湖南宁乡、石门等地知县，撰有《勉盦灯谜》《古今制谜名人小传》。徐行恭（1893—1988），字颙若，号曙岑，别号竹闲居士，晚称玄叟，浙江杭州人，早以诗名，著有《竹闲吟榭集》，施议对《二十世纪中国填词史话》推重为20世纪第二代作者“十大词家”之首[28]。戴振声，字鹤皋，号翯龛，江苏丹徒人，工于吟咏，民国镇江“海门吟社”成员。孙雄（1866—1935），原名同康，字师郑，晚号铸翁，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后任吏部主事、京师大学堂监督等，入民国以遗老自居，著有《师郑堂集》《旧京诗文存》《诗史阁诗话》等，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比作“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29]。
喜欢游历的邓春澍1929年4月20日在《申报》上发表《上巳兰亭修禊记》一文，记录了这次兰亭觞咏的始末。本次雅集由上海鸣社周大封、郁葆青二人倡议[30]。4月12日（阴历三月三日）上午七点，诸人乘坐汽艇拖驶的画舫从城里出发，一路行驶在鉴湖水系中，四周秀丽的风景让人感觉如在画中游，“一舸尽属骚人：上海孙玉声、青浦徐慎侯、绩溪胡寄凡、萧山王袖沧、广东陈子英、山阴袁梦白、鄞县张伯崖，皆系鸿宿。（汤）澹然年最少，而亦好学”，向西南行二十多里后，始舍舟登陆，“循山麓以西，并庖人侍者，逾五十余人焉”。最后到达兰亭王右军祠，“祠中池上有‘墨华亭’，祠祀逸少木主，吾侪即集燕于斯”。“一觞一咏暮春天，十八人追册二贤”，现场参加觞咏的有18人[31]，直至下午三时方结束，“得诗者十有四人”[32]。
从最终选刻上石的10首诗内容来看，这次兰亭诗会觞咏的基调是追慕东晋兰亭雅集的诗酒风流。如第一首袁天庚诗：
典午而还世几迁，右军一序犹巍然。偶来小筑传觞咏，别有清谈胜管弦。白袷最宜三月节，青山犹认六朝天。中原戎马何时已，怅对斜阳感昔贤。
第一句“典午而还”，是指五马渡江，东晋南迁。第七句“中原戎马”是指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从整首诗来看，虽然有感慨时事，但立意仍然是“觞咏重追三月禊，林亭常驻六朝春”（周大封诗句）、“中原戎马何时已”的喟叹，古典今典并用，顿挫生姿，弥增诗人对《兰亭集序》的赞叹和对东晋风雅的向往。
再如郁葆青诗：
山阴驴背驼诗叟，来续兰亭修禊宴。三月莺花春未老，千秋鸿雪迹成烟。情怀寥廓泯今昔，天地穹庐岂变迁。一十九人真放浪，此身如在永和年。
《上巳兰亭修禊记》云：雅集诸人，“有乘舆者、策杖者、御车跨驴者，循山麓以西”，可证首句“山阴驴背驼诗叟”为实录。“来续兰亭修禊宴”，都是为追慕永和九年（353）兰亭修禊的诗酒风流而来，放浪形骸，怏然自足，抒发了与古人若合一契的情怀。
其他八首诗的命意也大致如此。而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署“上海孙玉声”“集禊帖字”而成的一首七律：
兰亭修禊群贤集，风日清和是暮春。曲水畅观觞咏乐，崇山游尽古今人。悟言契合情犹昔，俯仰兴怀迹已陈。此会怏然欣得地，相娱一室岂无因。
与其他诗相比，这首诗刻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全诗56个字全部集自《兰亭集序》，诗的主题也与序文感慨古今、畅叙幽情的思致一致；二是在书法上以《定武兰亭》笔意而成，端正而不失洒脱流丽，可见书写者临摹右军书法的功力。
孙玉声《集禊帖字》诗
《定武兰亭》是古代最为著名的王羲之行书《兰亭集序》的石刻摹本。唐太宗推崇右军书法，在得到《兰亭集序》真迹后，命欧阳询临摹后刊刻于石，此石北宋庆历年间流落定州（河北真定县），当时定州设定武军，故此本后世便以“定武”为名。姜夔《续书谱》云：“世所有《兰亭》，何啻数百本，而定武为最佳。”[33]《定武兰亭》代表右军书法正宗，最为后世书家推崇。
综上所述，在东晋兰亭雅集1576年后民国刻石的《兰亭觞咏诗碑》，从其思想内容和书法风格两方面都传递出兰亭雅集的强大影响力，正如戴振声诗中所云“赚得千秋一帖传，至今人说永和年”。
三、“兰亭”文化的物质观赏性
绍兴位于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区域，历史悠久，文化繁盛，很早就形成了刊石纪事之风。《越中金石记·辑存》著录的篆书《禹陵窆石残字》刻石，虽然年代不可考，但反映出浙东唐诗之路刻石文化源远流长的特点，从此以后越中金石便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人文风景。元末余姚《续兰亭会诗碑》和民国绍兴《兰亭觞咏诗碑》既是一类诗学文献，又是一道历史人文的独特风景，笔者称之为“诗刻景观”。这一“诗刻景观”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即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兰亭”文化。
黄宽重《交游酬唱：南宋与元代士人的兰亭雅集》一文指出永和九年（353）之后，兰亭雅集在唐宋以后直至近代，一直被模仿、复制，地域分布十分广阔[34]。就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兰亭雅集而论，还有北宋仁宗景祐中会稽太守蒋堂“修永和故事”；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临安府尹袁韶召集幕僚十三人于上巳日修禊事于西湖；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上巳节，绍兴知府李亨特招集袁枚、钱泳等二十一人，举行“续兰亭修禊”并绘有《续兰亭禊饮图》[35]等等。虽然在历史的长河里，“情随事迁”，存在着地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但这都可以看作是“兰亭”文化的衍变和发展。
由“兰亭”文化理念催生出物质性的“诗刻景观”。据杜春生所见《续兰亭会诗碑》拓片记载，“碑分四列，上一列为图”，图上绘有“雩咏亭、高风阁、爱莲堂、龙泉寺”等建筑。刘仁本《续兰亭诗序》中提到兴建之缘由：
适以至正庚子春，治师会稽之余姚州，与山阴邻壤，望故迹之丘墟，而重为慨叹，于是相龙泉之左麓，州署之后山，得神禹秘图之处，水岀岩罅，潴为方沼，疏为流泉，卉木丛茂，行列紫薇，间以篁竹，仿佛乎兰亭景状，因作雩咏亭以表之。
杜春生详细考证了当时修筑雩咏亭、高风阁、爱莲堂、龙泉寺的具体位置：
按余姚州署，北负秘图山。《万历府志》云：山高止丈许，上有石如匮，是神禹藏灵秘图之所，山麓有秘图阁，已乃改为翠窦亭，雩咏亭即翠窦亭故址。今图中亭所据之坡陀，盖即秘图山。前有方池，引为曲水，其东竹树森蔚，《序》所谓“仿佛兰亭景状”者也。其西为高风阁，以严徵君得名。阁之南为爱莲堂。更西高峰矗峙，则龙泉山，山下为龙泉寺，两山相距一里而近，故图中并列之。
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东晋永和九年（353）的兰亭修禊，元末刘仁本等人从敬仰出发，“东晋山阴兰亭之会，蔚然文物衣冠之盛，仪表后世，使人景慕不忘也”，通过“复制”实现历史再现的可能：与山阴邻壤，同样四十二人参会，咏诗的五、七言形式，诗集前的序言，等等，并且在地理形态上用亭台建筑和刻石纪念将“兰亭”这一“理念”物质化。可以说，这些“仿佛兰亭景状”的诸多“景观”，无疑是“兰亭”文化理念催生出来的人文景观，成为元末士人群体心态的物质象征。
作为“兰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兰亭诗会刻石不仅具有物质“景观”特征，还具有书法“观赏”价值。
王羲之兰亭修禊的书法，据唐《法书要录》卷三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行书》著录有“永和九年，二十八行，兰亭序”和“缠利害，二十二行”的兰亭诗，卷一〇《右军书记》著录了《兰亭集序》以及《兰亭诗》五首的具体内容[36]。明《戏鸿堂法帖》卷六“晋司马孙绰《兰亭诗后序》”后题“乾封二年十月廿七人日，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从这些历史文献来看，兰亭雅集与王羲之的书法是密不可分的。
影响后世的兰亭诗会，书法也成为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在组织过“续兰亭会”后，刘仁本又主持重刊了王羲之的《定武兰亭帖》，仁本《跋家刊定武兰亭帖后》云：
茧纸玉石久已化去，后来墨本摹刻者，殆数百家。展转相尚，徒事矜炫，且复诡秘……余尝以戎事过山阴，兵燹之余，古迹不可复得，遂于余姚州秘图湖上作续兰亭会，补晋人所缺诗篇。访得此本刻之，则又存《定武》之仿佛，而差胜于他者尔。[37]
虽然《续兰亭会诗碑》的书法风格已不得而知，但仁本将《定武兰亭》与续兰亭会并提，或许由此可以推论这一诗碑的书写风格应该是右军书风。
民国《兰亭觞咏诗碑》原石具在，雅集的过程也更加清晰，因此接续兰亭修禊的仪式感和物质性更加明显。首先，据邓春澍《上巳兰亭修禊记》记载，众人觞咏之前，“汪子仲山与余即席各写一《兰亭横卷》，卷首同人咸亲笔题名盖章，以存周大封所”。汪仲山（1877—1946），名琨，以字行，江西婺源人。他是沪上著名的山水画家，邓春澍亦善诗画，《兰亭横卷》当是雅集之前以“兰亭”为题的绘画。其次，《兰亭觞咏诗碑》立于当日的雅集之地——王右军祠，亦即今天《诗碑》所嵌之处，就如同挂在墙壁上的一幅百年前的照相，不仅成为一处“景观”，也是历史的见证，增加了兰亭的人文内涵。最后，在这样一个由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所营造的浓厚的人文氛围中，孙玉声集定武“禊帖”的诗刻，它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兰亭”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绍兴作为书圣王羲之故里，历史上有大量的右军遗迹，如王羲之故居、墓地、祠堂、画像，并有大量王羲之的书法刻石，《越中金石记》记录有晋代《黄庭经》《黄阁铜漏》、唐代集王书《休光寺真法行业赞》、南宋《晋王逸少小字曹娥碑》等；但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还当属他的书法名篇《兰亭集序》，除了北宋《新昌石氏所刻历代名帖》中的“王右军《兰亭记》”、南宋《重刻王右军兰亭序》和《唐临本兰亭石刻》外，据《南村辍耕录》记载南宋所重刻《兰亭集序》的就有绍兴府治、绍兴仓司、绍兴府学、绍兴古刻、余姚县治、绍兴汤氏、绍兴曾氏、绍兴石氏等多种[38]。由此可见，无论是元代的续兰亭诗会，还是民国的兰亭觞咏，都是浙东唐诗之路上“兰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文学性和诗刻景观的物质观赏性。
结语
中国古代诗歌刻石除了作为文学文本流传外，还具有“观赏性”的物质存在。因其融诗歌于自然和人文中的时空属性，对此类“诗刻景观”不仅要从文学史上理解，还必须从学术思想和人文景观等文化的整体观念上把握其价值和意义。同时，古代诗歌刻石往往与当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水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甚至形成十分独特的区域文化特质。
东晋永和九年（353）发生在绍兴的兰亭修禊，以诗歌、书法和雅集为主要文化元素，千百年来，穿越时空，成为后人不断仿效的对象，在浙东地区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兰亭”文化特征。“兰亭”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时代学术思想和审美趣味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宗尚和审美倾向。以元代《续兰亭会诗碑》和民国《兰亭觞咏诗碑》为代表的兰亭诗会刻石，即在兰亭雅集的重现、学术思想的嫁接、书法风格的接续三个方面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时代面貌，从而揭示出浙东唐诗之路上“兰亭”文化具有多层次的历史人文内涵。对于这些少有学者关注的诗碑文献的挖掘和探讨，将有助于对浙东唐诗之路这一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入，有助于厘清区域文化内部的历史发展脉络，对于如何传承和建设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1] 关于“浙东唐诗之路”这一名称，傅璇琮《〈从义桥渔浦出发：浙东唐诗之路重要源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中有所叙述：“‘浙东唐诗之路’的正式提出是在1991年。时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中国首届唐诗宋词国际学术研讨会’，新昌的竺岳兵先生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时我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即于1993年，学会正式发函，同意成立‘浙东唐诗之路’的专称。此后，专门的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著作也陆续出版问世，如《唐诗之路综论》《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唐诗之路唐诗总集》《唐诗之路唐诗选注》《浙东唐诗之路》等。”沈迪云等主编《从义桥渔浦出发：浙东唐诗之路重要源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2] 傅璇琮《〈从义桥渔浦出发：浙东唐诗之路重要源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中谈到“区域文化”：“人们已普遍有一共识：浙东唐诗之路与河西丝绸之路并列，同为有唐一代极具人文景观特色、深含历史开创意义的区域文化。”
[3] 笔者《“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古代诗歌刻石》一文有列表统计，参见2020年11月浙江天台县举办“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首届年会暨浙江诗路文化带高峰论坛”会议论文集。另按绍兴和台州在历史地理沿革上存在着古今行政区划的不同。公元1131年，南宋升越州为绍兴府，所辖会稽、山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8县，此后历经元明清民国，与现在的行政区划略有变化；台州则自明初设府以来，下辖临海、黄岩、太平、仙居、天台、宁海6县，与现在的行政区划大体一致。
[4]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9页。
[5] 冯惟讷编《古诗纪》卷四三《兰亭集诗》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杜春生编《越中金石记·阙访》，《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0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7100页。
[7] 杨震方编《碑刻叙录·兰亭图石刻》：“刻《兰亭图》于石有多种，但有名者为明周宪王（朱有燉）所刻。图中题各人之诗，具前后之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4页。
[8] 董其昌编《戏鸿堂法帖》，清拓本。《戏鸿堂法帖》卷六孙绰《兰亭诗后序》，后题“乾封二年十月廿七人日，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又陆柬之书《五言兰亭诗》，董其昌跋云：“据褚遂良《右军书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诗二十二行，共五十行，世所传者序耳。陆与褚同时，此诗必临王书也。”《法书要录》卷一〇《右军书记》著录《兰亭序》和五首五言《兰亭诗》，可证董氏之说。又，《戏鸿堂法帖》卷一〇《柳公权兰亭诗并序》著录了比较完整的《兰亭诗集》，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即据此辑校。
[9] 陈五六主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碑版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617页。
[10] 《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第19001页上。
[11] 阮元编《两浙金石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8—479页。
[12] 杜春生《越中金石记》，第7377—7380页。
[13] 陶宗仪辑《游志续编》，清劳权抄本。
[14] 《中国诗歌研究》第1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5] 《兰州学刊》2010年第3期。
[16] 《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7] 《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18] 《名作欣赏》2017年第26期。
[19] 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一〇：“郑彝，字元秉，号山辉，余姚人，居家慈孝，以文学教授，有师法，善画兰竹春草，人争购之，曾任本州训导。”（第7380页）
[20] 《论语·先进》：“（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119页。
[21] 陈荣捷《朱熹》第五章《朱子论理气》，三联书店，2012年，第46—58页。又，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〇：“盖三子只就事上见得此道理，曾点是去自己心性上见得那本源头道理。使曾点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点见处，虽尧舜事业亦不过以此为之而已。程子所说意思固好，但所录不尽其意。”中华书局，2007年，第1040页。
[2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30页。
[2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〇，第1026页。
[24] 邱江宁、宋启凤《论元代“续兰亭会”》，《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25] 陈五六主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碑版编》，第709页。
[26] 张处德辑《五十年间绍兴书画家列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年，第230—231页。
[27] 参见段怀清《海上漱石生生平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段怀清《海上漱石生著述考》，《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3期。
[28] 施议对《二十世纪中国填词史话》，《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
[29]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见《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14页。
[30] 上海《金钢钻报》1930年10月3日《鸣社雅集》有云：“上海鸣社诸诗人，每岁春秋佳日，辄择江浙名胜之区举行雅集，苏之秦淮、焦山，浙之鉴湖、西湖，皆为诸君古锦囊中材料。”
[31] 根据本次社集的召集者郁葆青赋诗“一十九人真放浪，此身如在永和年”，则有19人。当日除了诗碑上的6人外，根据《上巳兰亭修禊记》，还有汤澹然、蒋莲舫、张天汉、青浦徐慎侯、绩溪胡寄凡、萧山王袖沧、广东陈子英、鄞县张伯崖、汪仲山9人。
[32] 《鸣社杂志》己巳（1929）第三集有《兰觞集》，未见，待考。
[33]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选《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第390页。
[34] 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35] 朱则杰、卢高媛《〈履园丛话〉“兰亭”条与李亨特“续兰亭修禊”考论》，《浙江学刊》2015年第5期。
[36] 张彦远《法书要录》，毛晋辑《津逮秘书》第6集，明崇祯年间毛氏汲古阁刻本。
[37] 刘仁本《跋家刊定武兰亭帖后》，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60册，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331页。
[38]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中华书局，2014年，第6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