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石刻文献考略
徐跃龙
贞石可凭，一千多年来，散落在浙东唐诗之路上的金石遗存，默默地见证了这条诗路的历史变迁，是不可多得的文物和文献。地处唐越州剡中的沃洲山，为历史文化名山，东晋时，佛教大乘般若学在此兴起，为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至唐代，大批诗人追慕晋贤，胜会于此。高僧白寂然来兹，得元稹襄助，兴建禅院，乞白居易为禅院记。白居易欣然垂文《沃洲山禅院记》，并请刘禹锡书丹，珠联璧合，成数百年盛事。后因禅院屡兴屡废，名碑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幸碑失文存，可证史迹，成为永远屹立在浙东唐诗之路上的人文丰碑。
沃洲山，在今浙江绍兴新昌县东三十五里。据考证，沃洲山因沃洲而名，最早见于梁慧皎《高僧传》，因东晋高僧支遁买山而隐，养马放鹤而名闻天下。一时，支遁等十八高僧、王羲之等十八名士胜会于此，成为当时佛教大乘般若学研学倡行的中心，是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也是剡东士族文化繁衍生息之地。沃洲山与天姥山相对，分别是道家的第十五福地和第十六福地，为晋唐剡中名山。及至唐代，这一带进入了全盛时期，唐代诗人追慕晋贤而纷纷经剡溪往来于此，据唐诗之路发现者和首倡者竺岳兵先生考证，记载在《全唐诗》中的诗人，其中有451位游历过这一带，《唐才子传》所载八大诗僧，都亲履于此，“沃洲”一词在唐诗中出现竟有59次之多，可知沃洲乃文人之洲[1]。对此，唐代白居易的《沃洲山禅院记》就写道：“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高度肯定了沃洲、天姥在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历史地位，而随着历史演进，《沃洲山禅院记》也已成为一方承载唐诗之路历史文化的丰碑。
一、碑文与著录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曾祖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今属河南）。白居易13岁至17岁曾避战乱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处女作《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就作于此时。贞元进士，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赞善大夫等职，以刚正骨鲠，直谏闻名。元和十年（815），因得罪权贵，以越职言事罪，贬为江州司马。穆宗即位，召回长安，目击宦官擅政、朋党倾轧、政治混乱而自请外出，任杭州、苏州刺史，后又以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以诗著称，早年与元稹齐名，称“元白”。晚年与刘禹锡齐名，称“刘白”。
大和三年（829）春，白居易为太子宾客，称病辞归洛阳香山，自此不复出。《沃洲山禅院记》作于大和六年（832）夏，时年61岁。兹据《白居易集》所载，悉录全文如下：
沃洲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洲山之阳，天姥岑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岭，而养马坡、放鹤峰次焉。东南有石桥溪，溪出天台石桥，因名焉。其余卑岩小泉，如祖孙之从父祖者，不可胜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开洞。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有乾、兴、渊、支、遁、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玄度、殷融、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伯、王蒙、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诗云：“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谢灵运诗云：“瞑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安可寻？”盖人与山相得于一时也。自齐至唐，兹山寖荒，灵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词人朱放诗云：“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江边。”刘长卿诗云：“何人住沃洲？”此皆爱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见道猷、支、竺遗迹，泉石尽在，依依然如归故乡，恋不能去。时浙东廉使元相国闻之，始为卜筑；次廉使陆中丞知之，助其缮完。三年而禅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间，斋堂若干间，僧舍若干间。夏腊之僧，岁不下八九十，安居游观之外，日与寂然讨论心要，振起禅风；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众。嗟乎！支、竺殁而佛声寝，灵山废而法不作；后数百岁，而寂然继之，岂非时有待而化有缘耶？六年夏，寂然遣门徒僧常贽，自剡抵洛，持书与图，诣从叔乐天，乞为禅院记云。
昔道猷肇开兹山，后寂然嗣兴兹山，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2]
除白居易《白居易集》等自选集载录《沃洲山禅院记》之外，还有北宋孔延之编定的《会稽掇英总集》卷一八、南宋高似孙编撰的嘉定《剡录》卷五、清代《钦定全唐文》等早期文献收录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个别文字略有出入而已。
二、珠联与璧合
白居易撰成《沃洲山禅院记》后是请谁书丹？又是何时镌刻面世？据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七《唐剡沃洲山禅院寂然传》记载：“大和七年，时白乐天在河南保厘为记，刘宾客禹锡书之。”[3]可见寂然传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即《沃洲山禅院记》是白居易请好友刘禹锡书丹后上石镌刻，离唐大和六年（832）记成已相隔一年。近考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以外的一通书札《与刘禹锡书》，则向我们揭示了更多的相关信息。
白居易《与刘禹锡书》，是白居易手书寄给苏州刺史任上的刘禹锡的一通书札，编入宋拓《淳熙秘阁续帖》卷五，通行的七十一卷本《白氏长庆集》中未见此文，历来有真伪之辩。1961年，著名书画家、古典文献学家启功在《文物》杂志发表《碑帖中的文学史资料》一文，认为：“《淳熙秘阁续帖》刻有白居易给刘禹锡的一封长信，不但是集外文，而且可以考证白居易和他朋友的种种关系，是一篇很重要的资料。”“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诗人白居易交游聚散的踪迹，和论艺谈谐的风趣。崔群卒于大和六年，这信作于这年冬日，白氏六十一岁。信里可资考证的事很多。”[4]这是有助于作家作品史实考证的珍贵资料，首先肯定了白居易《与刘禹锡书》的真实性。今人整理校注白氏文集，如顾学颉《白居易集》、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笺》、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均辑入集外集。
检白居易《与刘禹锡书》，文末正好涉及白居易请刘禹锡为《沃洲山禅院记》书丹一事：“沃洲僧往，又蒙与书，便是数百年盛事，可谓头头结缘耳。”据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白居易〈与刘禹锡书〉事实考证》中的所述诗文钩沉，认为所谓“头头结缘”即指自支道林、竺法潜，直至白居易数百年间佛声寖与兴的情况，而白居易又为所作《沃洲山禅院记》，则沃洲山与白氏世有其缘。宋赞宁《宋高僧传》记寂然与禅院来龙去脉甚详。寂然与白居易同姓，也当是白居易为其禅院作记的缘分之一[5]。我认为，从书札内容来看，还包含承蒙好友刘禹锡为之书丹，也是与禅院结下的缘分之一，正可谓白文刘书，头头结缘，珠联璧合！
至于白居易书札释文中“沃洲僧往”之“往”抑或“记”，对此，著名学者顾学颉先生在1979年的《文物》杂志发表的《白居易所书诗书志石刻考释》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指出“沃洲僧记（？），又蒙与书”：“记”，有人释为“往”，似不确。拓本中另有几个“往”字，都不这样写，而且这一个根本不像草书的“往”字。认为是“记”字，摹写刻石，历时既久，笔划稍难辨认。白居易有《沃洲山禅院记》，作于大和六年（832）夏季，下距写此信的时间很近[6]。的确，“沃洲僧记”正合文意，从书札文末“宗直还，奉状不宣”可知，白居易这通书札是由苏州来的李宗直“还奉”传递，而非自沃洲山禅院而来的白寂然门徒常贽捎去，白居易将《沃洲山禅院记》在书札中简称“沃洲僧记”也在情理之中。而白居易遣白寂然门徒常贽捎回的则是他的《寄白头陀》一诗。诗中写道：“近见头陀伴，云师老更慵。性灵闲似鹤，颜状古于松。山里犹难觅，人间岂易逢。仍闻移住处，太白最高峰。”（见《全唐诗》卷四二二）
三、兴废与存续
自东晋以来，剡东沃洲山寺兴废存亡，已连绵1600余年。据新昌学者陈新宇先生考证，沃洲山建寺始于东晋建元元年（343）高僧支遁“买山而隐”。支遁所建之寺在沃洲山小岭（今称支遁岭），称小岭寺，也称沃洲寺或沃洲精舍，由支遁及其师弟支法度（也作虔）领众百余。后支遁应哀帝诏进京，辞朝东还，后止石城山立栖光寺，再未返沃洲，沃洲寺一直由支法度住持。遁卒于太和元年（366），而度先遁而亡。后竺法仰一度来居沃洲寺。支遁卒后二十年，太元十年（385）前后，高僧白道猷来居沃洲，留有著名的《招道壹归隐沃洲》一诗，为后世山水诗滥觞。唐初魏征慕名“荷杖来寻支遁踪”，写下《宿沃洲山寺》诗。而后，唐代诗人寻此忆贤、写景而不状寺成为唐诗写沃洲的通例。至唐天宝中有越州称心寺高僧大义“来居支遁沃洲之地，筑北坞之室”。大义于大历己未（779）终于寺，卒后40余年，即大和二年（828）春白寂然至沃洲，得白居易好友越州刺史元稹之助兴建沃洲山禅院，五年（831）禅院成，白居易为之作《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寺一时振兴，成为唐诗之路上的重要地标。14年后遇会昌法难，寺院与碑刻重又毁弃。会昌后再15年，即咸通元年（860）裘甫起义据剡，于沃洲山边建起新昌、沃洲二寨，沃洲山竟成了战争要地，寺院自难免劫难。五代时期，复有真封院。宋仁宗嘉
间（1056—1063），吴处厚令新昌，游此留下《游沃洲山真封院》诗，附有诗序，记述了当时寺院荒凉情景（见《会稽掇英总集》卷四“剡中”）。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寺院改名成风，真封院改名真觉寺。真觉寺沿袭真封院，上溯承沃洲山禅院，为纪念白道猷开山、白寂然建寺、白居易作记，寺内后殿立有“三白堂”，祀三人之像，立白居易碑记，至民国未废。新中国成立后建长诏水库，真觉寺基已没入水中。
据胡可先教授《新出土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考论》评述：刘禹锡为唐代书法名家，《通志·金石略》《宝刻类编》等金石名著都有记载，惜刘禹锡的书法作品很多已在流传中散佚。近年新出土刘禹锡书《崔迢墓志》正可弥补这一缺陷。从《崔迢墓志》可以看出，刘禹锡书法的特点近于欧阳询和虞世南，在当时亦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7]。因唐会昌法难，由刘禹锡书丹镌刻的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已毁坏无存，我们只能从刘禹锡存世的书迹还原其书法风度，聊作慰藉。
近悉，新昌博物馆有旧藏《沃洲山记》残碑拓片，并载入由新昌博物馆编、俞国璋编著的《新昌历代碑刻》，极为珍贵，兹将碑刻（碑文从略）题跋释录如下：
圣宋嘉定四年（1211）季冬初吉宣抚越州绍兴府新昌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弓手寨兵军僣绯丁璹书，住山文耸立石。
“天下佳山水，沃洲独称于东南，晋宋名胜，一时萃集，因人而高，故甚盛也。既而日月消歇，林泉榛芜，来者深有羊太傅登岘山之叹。嗟呼！人生天地间，真若草木之飘风，随时兴灭，本不足较。然欲垂声猷于千载者，独可托于文字，顾香山之记其可泯乎？寺有主僧文耸，能领此意，倾橐中金，规工泐石，载新其传，可谓知所尚矣。耸师且能□志起弊，大有功于兹山，是特其小者尔。沃洲茨隐石宗祁用嘉其能，敬为之跋。”（石宗祁《重刻沃洲山记》，见《越中金石记》卷五，《全宋文》卷七〇四三。注：石宗祁，号沃洲茨隐，理宗时绍兴新昌人。）
“石城以池涵佛窟之奇，而刘勰为之制碑；沃洲以列巘平津之胜，而乐天为之作记。两刹为南明冠，不专在泉石，而在二公之词章矣。会昌中，用道士说毁浮图，刘侍中（刘禹锡）碑乃从而没。后数百年，有□书衲子墨其文于寺壁。至嘉祐己亥（1059），长老宗幼文始镌之翠琰，邑尉吴处厚特纪诗碑阴，美好事也。建炎（1127—1130）间，以草窃发据寺院，白太傅记亦遭其毁。后数十年，有能文行者书其词于佛殿。至嘉熙庚子（1240），住持耸别峰乃勒之坚珉，里人王梦龙遂与之题跋，重好古也。夫文之显晦系于时，时之淹速系于人。宗解笑□□□□为尔寂寂，随人作计，余岂免□公一抵掌也。”盖此跋乃宝学侍郎王公草授大理守丞丁君为（缺字）人俞□才作□补刻□□□□□其□□□□□□乎。时甲辰（1244）七月邑人泉奇刊。
据新昌文物工作者俞国璋先生考证，此碑拓片为博物馆旧藏，测量拓片得高约155厘米，宽80厘米。原碑无存。从拓片文字分析，白文首刊为刘禹锡所书，后重刊于宋嘉
己亥年（1059），嘉定四年（1211）再刻，嘉熙庚子（1240）王梦龙题跋，甲辰（1244）七月补刊跋。根据明万历《新昌县志》和民国《新昌县志》所载，丁璹，字世珍，号宝斋，宋常州晋陵人，尤工文词，善篆隶；嘉熙己亥（1239）仲冬宰邑，淳祐辛丑（1241）仲秋还朝，后升大理评事；民为其建生祠并立碑以志去思[8]。
除此碑拓片之外，据新昌文物工作者赵曦先生考察，及至清顺治年间（1643—1661）由庄同生补书重刻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至民国时，又莫名佚失。殆至新中国成立大兴水利，乡民于真觉寺旁塘中挑泥，遂又发现已断为两截的清代石碑，由真君殿盛祥和尚补接断缝，保存于真君殿。至20世纪80年代建成长诏水库，发现这方清代石碑又不见了，查询至今，似无着落。近日，幸见清嘉庆年间《真觉寺碑记》残碑再现，细察可睹，碑文所记为寺院历史和修寺缘起，而非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但仍可确认为沃洲山禅院至今唯一珍贵的文物遗存。
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不知何时尚能复得否？幸碑失文存，依然可以见证沃洲山寺的兴废。
结语
纵观唐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石刻文献的形成和流布，从禅院落成到碑刻形成，与三位中唐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密切关联，时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的元稹襄助立寺，太子宾客白居易撰文，苏州刺史刘禹锡书丹，可谓“三绝”，在当时就是一大盛举。三位又都是诗文并擅、风望极高的中唐诗人，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元稹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刘禹锡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元稹曾一度拜相，宫中呼为“元才子”，白居易被誉为“诗魔”，刘禹锡被白居易誉称为“诗王”，都在唐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他们结友共同参与其事，实乃“数百年盛事，可谓头头结缘耳！”这不仅是禅院之幸，沃洲山之幸，也是剡东新昌之幸。
唐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又称《沃洲僧记》《沃洲山记》，从石刻文献形态来看，虽因历史原因而仅存文本，但流传至今，是我们研究浙东唐诗之路山水文化、佛教文化、诗歌文化的宝贵史料。白居易在文中写道：“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其“东南眉目”已成为后人对浙东山水尤其是剡中山水的经典评述。文中首次提出十八高僧、十八名士相聚沃洲，后人号称“沃洲胜会”，与王羲之兰亭雅集、庐山白莲社齐名。尤其支道林、竺法潜在沃洲立寺、研学、讲席，为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代表人物，又称为“支竺遗风”，在佛教中国化发展史上影响深远。除此之外，与之相关的白居易《与刘禹锡书》手札拓本、宋代补刻《沃洲山记》拓本、清代《真觉寺碑记》残碑等石刻文献，也都是浙东唐诗之路关键节点沃洲山历史文化研究的珍贵史料。
（作者单位：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新昌研究中心、新昌白云书院）
[1] 竺岳兵《天姥山研究》，中国国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
[2]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第六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1440—1441页。
[3] 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51页。
[4] 启功《碑帖中的文学史资料》，《文物》1961年第8期。
[5] 胡可先《白居易〈与刘禹锡书〉事实考证》，《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6] 顾学颉《白居易所书诗书志石刻考释》，《文物》1979年第8期。
[7] 胡可先《新出土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考论》，《刘禹锡研究》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4—277页。
[8] 俞国璋编著《新昌历代碑刻》，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4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