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研究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的方法是《资本论》的科学抽象法，即排除偶然干扰因素、社会制度差异、民族文化个性等“一切现象”[1]来分析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的自觉运用推动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生产方式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化的生产力。现代社会中人的分配、交换、消费方式货币化，生活方式短期化、临时化。国家治理制度趋于完善，政治权力民主化。国际合作加强适应生产分工的全球化，人类在相互交往和应对共同挑战中结成命运共同体。

一、生产力快速发展推动生产方式不断变革

第一，科学技术的自觉运用推动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农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技术主要靠劳动者的经验总结，缺乏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人类动物式地依附于自然，生产力水平长期停滞，终生固定并且代际传承的劳动分工是划分农业社会阶级的基础，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目的是获取使用价值，满足人的基本需求。16世纪以后，自然科学逐渐脱离神学，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自觉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发展出现代自然科学并成为工业时代生产资料不断革新的科学技术条件，劳动者个人的经验总结、熟练程度的重要性下降，马克思认为蒸汽机和电力是比19世纪的杰出革命者“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2]。科学技术的自觉运用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能源利用和交通、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在不到100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农业经济时代“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生产特征转变为扩大再生产，即生产资料的大规模集中、社会规模的分工和普遍交换，生产、流通、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工序的频繁变动导致劳动分工不断变化，要求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者不断学习新的技能、全面发展，社会阶级不断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依附自然转变为自觉认识和利用自然。罗荣渠认为，“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3]，是从农业经济结构转变为工业经济，并通过技术革命成果来实现这一转变的。

第二，生产方式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化的生产力。农业经济时代生产的特点是独立性、分散性，由此派生出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低水平的产品交换和分工决定了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经济结构中农业占最大比重，城镇化率较低，生产力的长期停滞决定了生产方式的长期不变，因此，所有制形式、分工和阶级划分长期不变，人口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在进入工业社会后，集中、大规模生产是现代生产的特点，由此决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4]被破坏，代之以股份制、合作制、信用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公司制等适应扩大再生产的新生产组织形式，社会规模的产品交换和分工产生了发达的市场经济，经济结构中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大于农业，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使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自觉运用决定了生产方式不断变动，所有制形式、职业分工、社会阶级随之频繁变动，人口随产业发展大规模流动。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认为，工业时代确立的新生产方式具有“超适应性”[5]的特点，可以适应从小微企业组织的小规模生产到跨国公司分散至全球的交换和分工。从历史维度上来说，为适应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变动的生产方式可以与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信息技术产业相结合。

二、人的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现代社会中人的分配、交换、消费方式货币化。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6]，在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各阶段是物质生产起决定作用。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社会经济成分中个人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小生产方式占绝对主导地位，产品主要用于个人直接消费，偶然发生的产品交换以实物交易为主，货币作用很小，农业社会的剥削形式以徭役和实物地租为主，人的分配、交换、消费以实物为主。马克思在分析小生产方式解体并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时提出，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不仅为生产资料的大规模集中、产业工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还“建立了国内市场”[7]，失去小份生产资料的现代产业工人无法自给自足，其交换、消费必须依靠货币工资收入，实物交易逐渐转变为货币交易。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产品主要用于社会交换，普遍的产品交换派生出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货币作为一切商品交换的中介成为“万能的统治者”。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需要货币交易，在工业化向全球扩展的同时，发达的市场经济成为“强大的现代化力量”[8]，现代社会中的人在市场经济中劳动、交换和消费，并将这一过程货币化，代替了前现代社会的实物交换。

第二，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方式短期化、临时化。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变决定了人的分工、职业固定，劳动者被终生束缚在土地上或特定手工业中，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稳定，人的思想、价值观作为停滞社会的反映长期不变，因此古代社会中人的生活方式是长期的、固定的。进入工业社会后，快速发展的社会大生产决定了分工、职业岗位的频繁变动及“工人的全面流动性”[9]，劳动者需要根据产业集聚状况、经济周期变化而自由迁徙，居住地和职业变得短期化、临时化，也破坏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10]。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解体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自然解体，妻子和未成年后代逐渐脱离对丈夫人身和财产的依附，女性通过参加社会劳动、未成年人通过社会机构的抚养和教育而成为独立个体，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选择而非必然。人与人之间短期的经济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占据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物质生产、职业分工和经济关系的快速变动导致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社会前景不稳定的预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11]的短期化、临时化是物质生产方式现代化在人们思想、心理、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大卫·哈维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在职业、文化、家庭关系等方面“用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12]。

三、国家治理制度趋于完善

在古代社会，国家政治权力由君主或少数贵族垄断，广大劳动群众几乎不参与政治活动，其经济根源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由封建贵族阶层垄断并以血缘关系传承，劳动者分散且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不能自发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生产资料集中使用并由新社会阶级占有，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公众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可以组织自觉的政治团体并参与到国家政治议题和决策中。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政治层面的共同特征是，“民主化、法制化”[13]的实现，国家政治权力由少数人或个别社会集团垄断转向各社会阶层普遍参与。

16世纪以后，世界现代化历程中政治权力民主化的趋势是参与的社会阶层逐渐扩大，世界体系核心区的民主化推动边缘区的民主化。第一次民主化是17—19世纪初由资产阶级推动的民主化，新兴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分享政治权力或垄断国家政权。第二次民主化是19世纪中后期由工人阶级推动的民主化，通过争取普选权、组织独立工会、政党“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14]，以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马克思认为，19世纪80年代的工人运动可以利用先前是欺骗手段后来“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15]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资产阶级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第三次民主化是20世纪后期发达社会的女性、有色人种权利运动，其他少数群体也参与到政治议题中，国家政治权力进一步扩展为大众民主。

四、人类在相互交往和应对共同挑战中结成命运共同体

第一，国际合作加强适应生产分工的全球化。马克思认为，各民族或文明聚落间的关系由“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6]决定。在农业社会，低水平的国际贸易和偶然分工决定各文明间的交流较少，亚洲、美洲、非洲各文明长期孤立发展，欧洲各民族聚落间宗教联系高于经济联系，民族国家尚未形成。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化大生产、大规模的产品交换、产业分工、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人口自由流动，使前现代社会各孤立的文明“卷入世界市场网”[17]，民族国家形成后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在政治上层建筑上的表现则是各国政府在关税、贸易规则、知识产权立法、环境保护政策等方面的合作加强。萨米尔·阿明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并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18]，生产、分工、产品交换和财富积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并逐渐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为解决生产交往的全球化和全球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应建立超越国家的社会管理组织，团结现代世界体系中分散的国家，加强国际合作以管理全球化的市场、产业布局和分工、财富和人口的跨国流动。古代社会为适应产品交换和人口流动的发展，人类的部落组织发展为国家，现代社会为适应生产分工的全球化，国际合作乃至超国家的区域性、全球性社会管理组织也会继续发展。

第二，人类只有结成命运共同体，才能应对全球共同挑战。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提出“共赢共享”[19]理念，尊重各国在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的同时谋求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在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中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聚落的身份认同不是靠寻找共同特征来界定的，而是通过“列出共同的冲突和困境”[20]来塑造的，原始共产社会时期的人就是因为有敌对部落而形成了对本部落的身份认同。20世纪中后期，许多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关联并不紧密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有反对殖民、反对霸权国家扩张的共同目标而塑造了对彼此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不结盟运动”，谋求独立自主发展、非集团化的现代化道路。进入21世纪后，环境危机、核战争威胁、颠覆性技术革命等全球性问题已经超出任何单一主权国家能应对的范围。在面对全球共同困境时，人类形成命运相互关联的共同体，这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演进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消灭地方特色或民族差异，而是要求各国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同时承担全球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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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5.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7.

[5]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99.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57，562.

[8]王鸣野.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及国别特征［J］.人民论坛，2023（0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2.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57，562.

[1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

[12]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

[13]贾建芳.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经验［J］.江汉论坛，2003（10）.

[14]郑永年.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77.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18.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7.

[1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4.

[18]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M］.丁开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7.

[19]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18.

[20]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