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界现代化的三次浪潮
马克思提出以人类能掌握的生产资料水平作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1]。在走出农业社会后，人类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资料经历过三次重大革新，并可划分出三次现代化浪潮。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蒸汽革命推动生产方式革命，并引起以西欧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和思想革命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电气革命推动工业化范围扩展，形成现代世界体系核心-边缘模式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20世纪50年代至今，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工业化向全球扩展，形成国家的经济职能普遍强化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
一、蒸汽革命推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第一，蒸汽革命推动生产方式革命。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脱离罗马教廷的大君主国建立、航海技术的进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传统东西方陆上商路，英国、荷兰等国依靠与美洲、非洲大陆的贸易迅速积累财富，海外市场的扩大和国际贸易量的增长促使其不断改良生产技术。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在18世纪60年代制造出可以在工业领域广泛运用的改良蒸汽机，能够为纺织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提供持续动力，并使工厂选址极大地摆脱地理位置的限制，这为产业集聚和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能，由改良蒸汽机引发的动力革命促进了其他一系列技术革命的产生，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物质生产领域的革命推动了生产方式革命，王鸣野认为，现代化“是对封建社会……的改造进程”[2]，以蒸汽机为基础的机器大工业使工人集中、协作劳动并要求人口随生产状况自由流动和迁徙，这加速了封建社会城市中以分散、独立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行会的解体。15世纪以来，因为呢绒产品价格上涨，西欧部分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发起“圈地运动”，侵占农村自耕农的土地和公地来经营大规模的牧场，失去土地和住宅的自耕农脱离土地成为无产者，只能进入城市劳动，农村封建关系逐渐解体。大量无产者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工厂集中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大规模集中、社会规模的交换和广泛分工，劳动力“以社会规模得到使用”[3]，现代私有制和随之产生的新分配关系形成，并对封建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
第二，生产方式革命引起以西欧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和思想革命。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基础上逐渐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使社会中“赤裸裸的利害关系”[4]破坏了封建社会中“人依附人的政治、宗法和血缘关系”，物质利益成为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并促使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形成，即“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5]。经济实力逐渐壮大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要求政治权力，并引发了以西欧为中心的、北美和拉美参与的政治革命。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国家权力由国王转移到议会；18世纪末，美国在反殖民斗争中建立联邦共和制；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拿破仑战争撼动整个西欧的君主专制政体，并广泛宣传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民族主义叙事，《拿破仑法典》确立了现代社会的立法典范，推动了拉美的民族独立和反殖民斗争；19世纪初，拉美受美国独立战争和欧洲民主革命的影响，开展了反对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体系的斗争，建立起共和制、代议制民族国家，取代封建制度和奴隶制；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是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参与的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贵族的斗争，摧毁了维护欧洲封建制度的维也纳体系，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革命失败后封建君主为缓和矛盾成为“革命遗嘱执行人”，如颁布宪法、设立代议制国会、允许地方自治、颁布民族平等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法令。以西欧为中心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导致“现代化意识形态”[6]
形成：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和追求解放的同义词，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思想，民族主义叙事代替中世纪上千年的宗教叙事。起源于英国的蒸汽革命推动了生产方式革命，进而引发以西欧为中心并扩展到北美和拉美的社会、政治和思想革命，构成了人类自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二、电气革命推动第二次现代化浪潮
第一，电气革命推动工业化范围扩展。19世纪，人类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工业领域的技术发明紧密结合。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人维尔纳·冯·西门子制造出可广泛运用的发电机，卡尔·弗里德里希·本茨发明内燃机汽车，远程输电技术、电灯、电话、无线电报等一系列新技术和新发明相继问世，推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交通、通信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极大提高推动了工业领域扩展，出现汽车制造、石油开采冶炼、电气工程等新兴重化工业部门。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生产资料的更大规模集中并推动垄断组织形成，股份制公司、信用制度广泛运用以适应生产力的变化，掌握庞大垄断组织的极少数人对国家政策、法律、外交活动的影响扩大。电气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是德国、美国，其工业实力迅速增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持工业，在较短时间内进入工业强国行列，英国、法国实力相对削弱，西欧、北美主要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俄国、中国的工业化在起步阶段，“核心产业体系的定型”[7]主要集中在西欧、美国，但工业化的范围扩展到东欧、东亚。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得以巩固，非洲、东亚、拉美等地区被纳入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
第二，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模式形成。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以世界体系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世界市场、国际关系、不同民族交流日益密切的现代历史进程，在封建社会解体后的现代世界体系形成核心-边缘模式，蒸汽革命策源地西欧凭借率先完成工业化的优势成为世界体系的核心区，而处于农业社会或殖民地经济的亚洲、非洲、东欧、美洲则成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区，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存在“职业任务上的等级制度”[8]，需要更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更大投资的工业产业聚集在西欧，而亚洲、非洲、东欧、美洲等地则以农产品、矿产和劳动力与核心区进行商品贸易。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体，电气革命后美国、德国、日本进入核心区，而凭借商业贸易和殖民掠夺发展起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则逐渐退出核心区，这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交通和通信效率的极大提升使现代世界体系扩展到全球，原本孤立的民族或聚落都被卷入世界市场，核心-边缘模式正式形成。翟婵、程恩富提出，除核心区、边缘区外，现代世界体系还应增加“准中心”[9]位置，用于描述不具备核心区国家那样的全球影响力但具备区域影响力的国家，如俄国、中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19世纪，这些“准中心”国家对周围边缘区国家的商业贸易、宗教文化价值观、地缘政治关系具备影响力。起源于德国、美国的电气革命推动工业领域扩展到重化工业，并将工业化的地理空间扩展到北美、东欧、东亚，农业时代孤立存在的文明聚落几乎都被卷入全球产品交换，西方化、欧洲化成为历史潮流，推动人类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
三、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
第一，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工业化向全球扩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迎来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核能、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技术、新能源、全球互联网、生物技术的广泛运用开拓了工业化的新领域，现代世界体系核心区国家进行产业升级，并运用新技术对传统重化工业进行彻底改造，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的策源地是美国，特点是学科门类精细化和跨学科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凭借信息技术革命优势、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国际贸易规模、本土未经战争破坏、西欧和日本实力相对削弱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以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塑了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比利时学者厄内斯特·曼德尔以晚期资本主义观点分析二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迅速发展，从全球产品交换细化到全球产业分工，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分散到世界各地，技术进步与产业资本循环周期缩短相互促进，以国际贸易取代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和剥削，同时“寄生性和浪费性”[10]仍然存在，世界体系核心区的国家凭借科技优势收取技术专利租金，在美苏“冷战”环境中出口军事产品，发展军火经济赚取高额利润。由于本国资本和生产过剩、市场接近饱和，将利润低、污染高的传统产业向世界体系的边缘区转移，这是现代世界体系核心区工业化衰退、边缘区大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工业化的过程。这场科技革命也深刻改变了国际环境，由于核能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主要国家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二战后人类迎来70余年的相对和平，工业化在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向全球扩展。
第二，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强化。受1929—1933年经济危机和苏联模式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西欧、北美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政府强化在经济宏观调控、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科学研究投资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信息技术革命、传统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非常依赖国家投资，恩格斯强调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11]，政治权力可以推动或阻碍经济发展。在东亚地区，日本等地走出一条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道路，相比西方国家17—20世纪初政府作为“守夜人”角色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东亚政府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12]，由国家主导基础设施投资、扶持新产业、投资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在贫富差距拉大时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创造了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的“东亚奇迹”。二战后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期竞争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具有国家大规模投资进行快速工业化，政府对生产过程、产品交换、价格等进行全面控制的特征。摆脱殖民体系的亚非拉民族国家推行“不结盟运动”，政府不参与大国军事同盟，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本民族经济文化，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输出、传统轻纺工业和重化工业的产业转移来推进本国工业化。起源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传统产业和过剩资本转移至世界体系的边缘区，推动工业化向全球扩展，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强化，西欧、北美、东亚、东欧的政府注重科研教育投资及对经济运动的调控，推动人类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
正在进行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为第四次现代化浪潮提供了物质条件。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和中国在AI（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量子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和运用取得重大进展。成素梅认为，前三次科技革命主要是为生产资料“赋能”[13]并逐渐取代人的肌肉力量劳动，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是为生产资料“赋智”，使机器具有自主感知和判断力，自动完成物质和文化产品的生产，可控核聚变将带来几乎无限的清洁能源，人类可能脱离直接劳动并向“休闲社会”转变，现有的法律和社会管理制度、国际贸易规则、文化价值观等将迎来颠覆性变革，第四次现代化浪潮的物质基础正在形成。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0.
[2]王鸣野.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及国别特征［J］.人民论坛，2023（06）：12-1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4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98.
[6]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M］.丁开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7]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M］.丁开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8]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郭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24.
[9]翟婵，程恩富.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准中心”地位——确立“中心-准中心-半外围-外围”新理论［J］.上海经济研究，2019（10）.
[10]顾海良，张雷声.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51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0.
[12]郑永年.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84.
[13]成素梅.深刻把握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趋势［N］.光明日报，2021-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