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

对甘地来说，南非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南非使甘地面临许多不寻常的经历和挑战，并深深地改变了他。到达南非后不到一周，甘地的人生轨迹就为之一变。在从德班去比勒陀利亚时，他因为胆敢乘坐头等车厢而在半夜被从火车上扔下来，不得不哆哆嗦嗦地在彼得马里茨堡站的候车室里挨过一夜。在返回印度和留下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之间，心烦意乱的甘地选择了后者。第二天，他顺利前往查尔斯敦，但载他去约翰内斯堡的马车夫拒绝让他坐进车厢，而是让他坐在自己旁边。甘地勉强同意了。后来，他被要求坐到地板的垫子上。甘地深感不公平而拒绝，于是马车夫开始殴打他，并试图把他推下车，直到其他乘客救了他。几个月后，经过总统克留格尔在比勒陀利亚的府邸时，甘地被一名哨兵踢到了水沟里。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人作为在甘蔗和咖啡种植园工作的契约劳工移民到南非，遭受了各种侮辱和歧视，特别是在印度移民集中的纳塔尔和德兰士瓦。1894年4月，当甘地准备启程返印，永远离开南非时，纳塔尔的立法机构正在讨论印度裔特许法案，试图剥夺南非印度裔的投票权。甘地的穆斯林雇主劝他留下来领导抗争，他爽快地答应了。甘地组建了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他的抗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降低了法案的严酷程度。但是，他关于反对移民限制和歧视性的特许经营法案的抗争活动就没那么成功了。他越来越强烈地控诉道，宪法压力、请愿和理性劝说对“有偏见的”思想没有任何影响，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几年后，甘地找到了答案。1907年，当德兰士瓦通过法案，要求所有印度人注册登记并录制指纹，赋予警察进入印度裔居民房屋、检查居民是否登记在案的特权时，甘地想到了后来广为人知的“萨蒂亚格拉哈”（satyāgraha一词的音译，即坚持真理的斗争方式，他当时称之为“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这是非暴力抵抗的一种形式，包括对登记中心进行和平示威、焚烧登记卡、寻求逮捕，以及平静地接受处罚。甘地的抗议导致了当局的一些让步，但并没有达到他的初衷。他随后发起另一场“萨蒂亚格拉哈”运动，这次是印度裔妇女和矿工对当局征收人头税、拒绝承认印度式婚姻、移民法规和契约劳工制度的抗议活动。这次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由此，1914年通过了《印度裔救济法》。

在长达21年的南非生活中，甘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的确，这两者对他来说不可分离。对他来说，除非付诸实践，否则思想没有任何意义。生活亦是肤浅的，除非它能反映深思熟虑后的愿景。当产生新的思绪时，甘地就会扪心自问，是否值得为之奋斗。如果不值得，他就不再关心。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就会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实践”它的“真理”，探索它的道德逻辑。这种做法深深影响了他对书籍的态度。他阅读得很少，只读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但是当一本书抓住了他的想象力时，他便会沉浸其中，深刻领会，并将中心思想付诸行动，“从真理走向真理”。他主要阅读宗教和道德文学著作，包括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及威廉·索尔特的《道德的宗教》（1889年），他将前者翻译成他的母语古吉拉特语，也以母语总结了后者的大意。在他旅居南非期间，对他影响深远的三本书分别是亨利·梭罗的“大师级巨著”《论公民的不服从》（1847年）；令他“欲罢不能”的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1893年），他声称，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发现了非暴力和爱的教义；约翰·拉斯金的《给后来者言》（1862年），其“神奇的影响力”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受到拉斯金的启发，甘地决定过一种简朴的群体生活，起初在纳塔尔的凤凰农场，后来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托尔斯泰农场。

在此期间，甘地开始了一系列涉及节食、育儿、自然疗法，以及他的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实验。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医学书的影响下，他甚至亲自接生了他的第四个儿子。他坚信，一个政治领袖必须保持道德纯洁，因此开始了个人道德养成计划。甘地持续受到无处不在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挑战，对方要求他令人信服地解释并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皈依基督教，这常常令他感到迷茫。印度教中“我”和“解脱”的概念令他大惑不解，所以他不得不写信给身在印度的导师赖昌德巴伊，寻求解惑和指引。甘地是在南非期间在对抗性情境下了解自己的宗教的，无法接触丰富而鲜活的印度教传统，因此他的宗教知识主要基于阅读和反思，不免肤浅而抽象。像他生命里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形成了自己的印度教思想，既有优点，也有不足。

在南非，甘地结交了不少犹太人密友（其中一人为他购买了1 100英亩[1]的托尔斯泰农场），并且获得了他尚未接触的唯一一种主要宗教的信仰习俗的大量知识。他将犹太人称为“基督教的贱民”，就像印度教眼中的贱民一样，其遭受的迫害源于对一个伟大宗教的严重篡改和误读。甘地也交到了亲密的基督教朋友，尤其是英国传教士C. F. 安德鲁斯（1871—1940），甘地说没有人能比安德鲁斯更让他感到“深深的依恋”。在他们的影响下，甘地重新开始了对基督教的研究，并将基督教的几个方面融入他一再重新定义的印度教理论，尤其是耶稣受难被钉上十字架的形象所表达的受难之爱的观念。这个形象伴随了甘地一生，成为他最深沉的激情的源泉。1931年访问位于罗马城内的梵蒂冈时，甘地就在耶稣受难像前潸然泪下；在塞瓦格拉姆的静修院光秃秃的墙面上，甘地只悬挂了耶稣受难像；艾萨克·瓦茨的《我每静念那十字架》动人地描绘了基督的悲伤和牺牲，并以“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结尾，这是甘地最喜欢的赞美诗之一；在甘地生命中的许多至暗时刻，他都以十字架上基督的形象表达了他的痛苦。

在南非，甘地获得了政治技能并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回到印度后，其中一些对他有益，但另一些则对他造成了损害。他深知新闻报道的价值，并利用了《印度舆论》周刊来传播他的思想。他也看到他的同胞变得士气低落，无法采取一致行动。他们没有奋起捍卫自身权利，而是希望坐享其成，同时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规避歧视性法规。不出所料，甘地一再斥责他们，敦促他们“反叛”自己，并警告他们，“行为如同虫豸的人不应责怪他人的践踏”。甘地也学会了自我投射和建立政治网络的艺术。他写信给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有影响力的海外人士介绍自己的工作，千方百计地结交重要的印度和英国领袖，并且确保他的活动在印度和英国得到很好的报道。在南非，他毫不费力地将印度教商人和穆斯林商人团结起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共通的语言和文化。他概括了这一经历，既低估了印度国内这两个族群之间的隔阂，又夸大了自己弥合这种隔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