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成立“关学会”，宣传维新思想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也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再不变革，就有可能亡国灭种。宋伯鲁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有着清醒的认识：“自胶州据后，强邻以藩属待我大连湾，南宁通商而不许，英人借款而不许，甚至我自筑津镇铁路而不许，调一道员而不许。乃至安南法人被据，而反索我赔款，洋教习听俄主去留而不听我。是欲安南朝鲜我也，我不能自主而举动听人指挥，是直为彼属土也。夫割地既尽，仅存一省，犹不失为国，若大权既失，俯首听命，则仅存虚名而其实则无矣。”关学中忧国忧民的思想一直在促使他探索救国的方法，受到维新派思想的影响，他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挽救国家危亡。这时期的维新派认为，组织学会对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十分重要。康有为说：“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梁启超认为，“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其他的维新人士如谭嗣同、章太炎等，多有组织学会的呼吁，于是，光绪二十四年一月（1898年2月）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宋伯鲁、李岳瑞等，为响应康有为组织的“粤学会”，也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联络在京陕籍人士成立了“关西学会”，讨论时局，作为陕西在京宣传维新的阵营。关西学会成立之时，发表《关西学会缘起》，深切指出，中国二百多年来，闭关锁国，固守成法，导致西方列强纷纷侵略，危机日益加深，甚至有被瓜分的可能。宋伯鲁主张清政府迁都西安，与列强周旋，以图富强，他们组织关西学会的目的是“尚通而去塞”，开关陇地区的风气，为维新变法做准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定了关西学会的《学会规略》，主要有四点内容：一是治经义，入会者需要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依据，阐发微言大义，而不从事支离的汉学和空疏的宋学；二是治国闻，入会者需要学习欧美、日本的政治、语言文字和自然科学，以掌握变法维新的新知识技能；三是广应求，联络其他省份的士子加入关西学会，扩大关西学会的影响；四是定会期，入会者需缴纳会费二十两，作为购买书籍资料和学会的日常费用，规定一星期聚会一次，讨论读书心得和对国家民族的关心。这一时期成立的包括关西学会在内的众多学会，都是向国民讲述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和宣传西方政治经济的制度和思想，传播西学，以开风气，使民众了解西方，利用舆论优势，倡导变法图强。

为壮大“关西学会”的声势，联络山西士子，宋伯鲁、李岳瑞和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山西人）接纳山西士子加入学会，在原有基础上组建成为“关学会”，又称为“陕学会”，把秦晋士子团结在一起，宋伯鲁作为“关学会”的核心，积极组织学会的工作，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随着维新运动声势的壮大，应康有为、李盛铎等人的要求，在各方联络之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1898年4月12日）“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合并，成立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的“保国会”，以图救国。在加入保国会的186人中，陕籍人士有34人，占比例为18.3%，这说明陕西人士对全国维新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与宋伯鲁等人的支持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保国会成立之后，全国的维新运动有了活动的中心，各地的维新人士都展开了变法维新的宣传活动。在宋伯鲁等人的影响之下，陕西的维新人士在回陕后，成立学会，改革教育，创办新式学堂，推动着陕西地方的维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