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首都的变迁

作为世界四大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而都城便是悠久历史的附生物，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早期城市具有浓厚的政治中心色彩，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24]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城，当然是这类城市的重中之重。《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指的首都便是王邑，又称为国，即天下聚居中心，祭祀中心所在地。《周礼·考公记》“匠人营国”一节所提及的“国”便指的是“国都”。随着历史不断演进，在中国曾作为政权中心的城市——首都，包括中原分裂时期的大小政权及各边区民族政权在内，多达300个。[25]

商代至西周时期的都城，属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26]作为王朝的聚落，也就是君王所在的京师之地，都是以“邑”的形式出现的。[27]城邑制国家是以氏族制为基础的时代产物，各个邑城的中心是支配氏族集团祭祀祖先活动的宗庙。《吕氏春秋·慎势》中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28]因此，首都在4000年前的中国除了有重要的政治属性外，更是作为祭祀中心而存在。

如商代二里岗时期，具有都邑性质的郑州城和偃师城是主要宗庙的所在地，同时具备政治职能、经济职能与军事职能。郑州城是主都，偃师城市是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或辅都。[29]到了周代，据《诗经》《史记·周本纪》等文献记载，周人于古公亶父时（约公元前12世纪末或前11世纪初）迁至周原，开始营建宫室，作为都邑。[30]公元前11世纪后半叶周文王迁都丰京后，这里因作为祖庙之所在地，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直至西周时期，丰京和镐京才逐渐成为周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夏商发展到西周、春秋，随之逐渐世俗化的远古城邑（国、乡、亭等）在战国时期达到了极盛，之后就编入了新出现的郡县制度中。随着邑制国家（都市国家）向郡县制国家（领土国家）的大过渡，官僚体制所具备的传统色调笼罩了都市，但这一过渡期是在春秋末期（公元前5世纪）到战国、秦汉时期，时间很长。“六国灭，四海一”，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其仍定都在原周朝首都所在地雍地的关中咸阳，继秦而起的西汉，定都在咸阳附近的长安。也就是说，在公元前200多年间，秦汉大帝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都是围绕着西周的故都——曾经的宗庙所在地建立的。

在政治上实行封建制的都市国家发展到秦汉以后，转变为主张“一君万民”的官僚制国家，4000多年的中国都市史在时间上可以整齐地划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为邑制都市时期，后半部分为县制都市时期。[31]随着封建制度向郡县制度转变，首都的选址与定义也逐渐淡化祭祀中心的意义而更加强调“君权”，即个人权力中心。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中央集权使得君主开始“相天下之势”，秦王朝将都城所在地区划为“内史”，建立以咸阳城为中心的京畿，并“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充实之，形成更大规模的首都圈。[32]刘邦在洛阳定陶的汜水之阳举行称帝仪式，建立西汉政权，却放弃了被看作天下中心的洛阳而选择了对政权稳定更为有利的长安，通过诸陵邑的补充来实现都城长安的其他功能，“诸陵”不仅有拱卫长安的作用，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对政治中心长安更多有补益。[33]

到了唐宋时期，商业的发展使得君主开始考虑首都对集权的其他功能。南宋在选择首都时，并没有选择作为历代南朝首都并在交通和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建康（明清的南京），而选择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杭州，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因为当时的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人口、都市化、生产力发展及保有剩余物资方面已处于全国最高水准。时至元朝，少数民族政权为巩固统治将都城自和林迁至大都，即如今的北京市。[34]而北京是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交汇点，民族碰撞的界碑，南北交通的枢纽和进入华北的门户，作为国都运动的终点适应了落后的游牧狩猎民族向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农耕经济区发展的战略需要。[35]明初为巩固政治统治建都南京，后为照应全国形势，保障北方国防安全及政治统治，再次迁都北京。除清初时期短暂定都辽阳、沈阳外，清代均以北京为主要都城。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期，首都也在多地间迁移，但其本身都是国家中央政府所在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定都北京，标志着这座古老的城市掀开了崭新一页。70多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市人民砥砺前行、团结奋斗，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北京逐渐发展成为相对成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与国际交往中心。

进入新时代，北京的发展与党和国家的使命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努力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