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荒原

1649年4月1日星期日，一小群人扛着铲子和其他农具，出现在萨里郡科巴姆地区附近的圣乔治山（St. George's Hill）公地，开始掘地。接下来几天，当他们准备在那片土地上种豆子、胡萝卜和欧洲萝卜（parsnip）时，领导者杰腊德·温斯坦莱鼓励了他们的劳动，并号召教区成员加入他们的行列。很快，这个团体的人数增加到三四十人，包括成年男女和孩子；草草搭建的简陋小屋构成擅自占地者的居所，竖立在公地边缘。通过这种非正式的耕作行为，杰腊德·温斯坦莱和他的掘地派（Digger）实验团体宣称，英格兰的荒原是穷人的“共同财富”。[142]

温斯坦莱曾经是伦敦的布商，1643年，英国内战造成的艰难时世使他被迫卖掉生意，搬到位于萨里郡科巴姆的岳父家附近居住。五年来，他靠喂养几头奶牛、收割冬季饲料勉强维持生计，但是在1648年，他的这些微薄的收入也化为泡影；这一年的干旱比往年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干旱导致庄稼和牧草枯萎，牲畜也饥饿致死。于是温斯坦莱再次陷入贫困之中，他感到极度的沮丧，精神上也遭受了严重的危机。也是在这一年，温斯坦莱开始得到神启并着手写作。他文思泉涌，很快写出了《神关爱世人之奥秘》（The Mysterie of God Concerning the Whole Creation，Mankind）、《上帝之日的破晓》（The Breaking of the Day of God）、《圣徒的天堂》（The Saints’ Paradise）和《真理使他从流言蜚语中抬起了头》（Truth Lifting up his Head above Scandals），这些书相继出版。在1648年底或1649年初，温斯坦莱在一次恍惚中听到一个声音给了他精确的指示，“一起工作，一起吃面包，公开宣布这一切”，它吟诵着，文字从空中向他闪过。[143]他决心服从命令，开始制订计划，将他得到的命令付诸实践。

图2. 掘地派宣言。请注意“common”和“commons”这两个词的反复出现。杰腊德·温斯坦莱：《向下议院申诉》（伦敦，1649）。

《新正义法》概述了温斯坦莱的计划，这本小书出版于处死查理一世的四天前。在这本书里，温斯坦莱将其宗教信仰转变为激进的社会纲领，他主张整个地球应该是“每个人的共同财富”。[144]他认为“穷人是被践踏在尘土中的”，他告诫普通人要接受“新正义法”。在这个“公平的普遍法则”下，“没有人希望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东西，或是成为别人的主宰，或是宣称任何东西都属于他；我的（Mine）和你的（Thine）这种话将会消失”，普通人会说，“地球是我们的，不是我的，［将来］大家会一起劳动，一起在公地、高山和丘陵地带吃面包”。[145]温斯坦莱等待上帝明示去哪里实施计划等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他被告知去圣乔治山，那里离他家只有几英里远，可以很方便地掘地、施肥、播种谷物。在4月下旬，温斯坦莱发表了掘地派的第一份宣言《真正平等派的先进标准》（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白金汉郡的艾弗、北安普敦郡的韦灵伯勒和埃塞克斯郡的科克斯霍尔成立了更多的掘地派团体。虽然很难计算精确的数字，但根据记录，从1649年初掘地派运动开始到一年多后运动崩溃，一共有超过90名成年男女和孩子参与其中。[146]

温斯坦莱的观点在1649—1652年间相继出版的一系列小册子和印刷品中逐渐完善，他认为所有人都有在地球上平等耕作的权利（图2）。最初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土地、牲畜、鱼、家禽、草地和树木之神”，但上帝没有奴役任何人。私有财产是不存在的，没有“这是我的，那是你的”之说法，因为地球不属于任何人，它属于上帝。[147]然而，当平等社会堕落时：一些人变得自私，他们将土地圈起来（因此土地从公有财产变为私人财产）并且奴役别人为他们工作，这便孕育了不平等的社会。在英格兰，征服者威廉宣称所有的土地都属于自己，他剥夺了英格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将这种偷盗行为永久化，他把大地产分配给在战争中支持他的贵族。几个世纪后，为了实现克伦威尔对英格兰人民的承诺——他要把人民从君主制及其弊端中解放出来，议会不得不把原本属于平民的土地归还给他们。这样，政府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共和国（Commonwealth），它不仅将英格兰从诺曼征服者的偷窃和专制中解放出来，也解决了平等社会堕落后遗留的问题。

温斯坦莱的实验开始于土地压力一触即发的时间和地点，这种压力已多次引爆反圈地骚乱。他目睹了圈地产生的影响，对公地转变为私有财产的方式感到不安，这种转变让最贫穷的社会成员疏离了他们祖传的生计。圈地造就了一群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他们只能通过为地主工作来养活自己；对温斯坦莱而言，这就算是奴隶制。私有财产及其造成的不平等，即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违背了自然法的戒律。对温斯坦莱来说，自然法确立的自由保障了每个人都拥有生存手段的权利，这可以理解为人们有权耕作土地以种粮食。因此，土地公有是确保真正平等的唯一途径。

温斯坦莱坚持认为英格兰的公地属于其公民。富人们可以保留他们的圈地——温斯坦莱认为只要他们有能力耕种自己的土地，那么他们想有多少土地就有多少土地——但他要求荒原，也就是“公地、高山和丘陵”属于穷人。[148]据估计，当时英格兰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被用于耕种，他认为英格兰的荒地起码“足够养活所有的孩童”。[149]在《向所有英国人申诉》中，他对同胞说了鼓舞人心的话，鼓励他们：“来吧，内心自由的人，把你们的剑变成犁头，把你们的矛变成镰刀，用它们分割公地、盖房子、播种谷物，占有属于你们自己的土地，你们已从诺曼压迫者手中收回了它。”这些公地，这些荒原，“本应遍布谷物，但现在除了荒地、苔藓、荆豆和诅咒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圣经》有言：多产的土地是由不毛之地形成的，这里的统治者是不义的，他们不耕种土地而是奴役穷人耕种，他们以此维持自己的贵族权力，满足自己的贪婪”。“现在是什么妨碍了你？”温斯坦莱问，“当你是自由民，你还会是奴隶和乞丐吗？如果你住得舒服，你还会无家可归，死于贫穷吗？”现在是履行公正的法律的时候了。“来吧，”他吩咐同胞们，“拿起犁和锹，开发、种植，让荒地硕果累累，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乞丐和懒汉了；如果英格兰的子民耕种其荒地，那么这些荒地在几年后将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最繁荣的土地，所有的英格兰人都将生活在和平与舒适之中。”[150]

尽管温斯坦莱言辞激情澎湃并公开邀请同胞加入，但他与掘地派还是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抵制。他们在圣乔治山上掘地、播种的最初几周，遭到了一百多名暴民的袭击。暴民们烧毁了掘地派的房子，偷走了他们的农具，并拖走了几名成员。几周后，更多的愤怒的教区居民拔掉了掘地派的庄稼，毁坏了他们的农具，拆毁了他们的房子，并想把他们永远赶出圣乔治山。但是掘地派很快就回来了。1649年6月1日，他们发表了第二份宣言《英格兰贫穷受压迫人民的宣言》，这份宣言宣布：“公地和共有的森林是我们的生计所在。”[151]这份由45人签署的宣言宣告了掘地派在等待作物生长的同时，计划砍伐、收集和出售公地上的木材。几天后，一队士兵来到公地，他们攻击了四名劳作中的掘地派成员，其中一人被残酷地殴打致死。掘地派成员遇到的麻烦不断，但他们并没有气馁。7月，温斯坦莱和其他几人因擅自闯入公地而被捕并被罚款；8月，温斯坦莱再次被捕，被罚款。之后不久，掘地派便离开了圣乔治山，在科巴姆附近的小希斯荒地（Little Heath）上重建聚集地，但他们并没能改善生活。霍斯利的牧师帕森·普拉特和当地人对他们充满敌意。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骚扰掘地派成员，多次残忍地殴打他们，有一名妇女因此流产，这些人还焚烧掘地派的房屋和家具，将他们的财物扔在公地上。1650年春天，掘地派最终被赶出了公地，他们遭受了死亡的威胁——如果他们试图返回公地，那么他们必死无疑。普拉特甚至雇人24小时看守荒地。[152]由于掘地派被禁止返回家园，他们最终解散了，长达一年的平民反抗实验宣告结束。

两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是在1652年，温斯坦莱发表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一个平台上的自由法》。这部作品是献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它吸纳了温斯坦莱掘地派宣言中的见解，并将其发展成更全面的体系，提出了关于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protocommunist）愿景。尽管最终掘地派成员很少，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地理上的限制，他们存在的时间也很短，但温斯坦莱对农业目标和精神目标的结合，他对个人自由的热情捍卫以及对圈地和贫困之间关系的令人信服的阐述，为当时有关土地及其价值的争论增添了有力的、不同的声音。特别是他将“公地、高山和丘陵”确定为他的新乌托邦社会的领地，这就将更高的意义赋予了荒原。温斯坦莱使用“荒原”（wasteland）或“荒地”（Wast land）两个词语，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偶然的：这种语言本身就蕴含着将现世与精神联系起来的内涵，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对温斯坦莱来说，就像对其同时代沉浸于《圣经》传统的人们一样，开垦荒原即是开启赎罪的过程。温斯坦莱选择将英格兰荒原作为其活动领域，这意味着他不仅致力于彻底的社会改革，也致力于神性的制裁和精神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