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别克斯小岛位于波多黎各以东约8英里处，它北接大西洋，南临加勒比海。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海军用160万美元购买了这里的26 000英亩（约占该岛四分之三）的土地，自此别克斯岛成为美国大西洋舰队的面积最大的训练区；其数英里未开发的海岸线成为美国军队训练、演习的场所，军队在这里可以施行船岸之间的炮击和空中轰炸。但是在2003年5月1日上午，当岛上居民看到美国海军准备离开时，他们开始欢呼雀跃。因为几十年来，岛民一直要忍受岛上巨大的爆炸声，这些爆炸的声波让客厅的窗户咯咯作响；他们也要忍受美国军舰停泊在离尚未开发的海滩很近的地方。而在1999年之后他们不再忍耐，因为这一年，一架海军飞机发射的两枚500磅重的炸弹没有击中预定的目标，却炸死了35岁的保安大卫·桑斯，同时还炸伤了另外四个人；从此，别克斯岛的岛民开始了抗议。起初，抗议是小规模和地方性的行为，仅仅是单独的公民抗议行为：像砍掉篱笆和非法侵入。但是随着大卫和哥利亚一案开始引起国际关注，并且由于知名政治家、演员和艺术家，包括阿尔·夏普顿牧师、贝尼西奥·德尔托罗和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加入，社会各界呼吁海军离开别克斯岛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强烈，人们的抗议活动扩大到静坐示威、游行和烛光守夜。2001年，经过美国国会内部的持久斗争，面对美国军方的强烈反对，乔治·布什总统最终宣布海军将于2003年5月离开别克斯岛，用于军事演习的土地的管理权移交给美国内政部。

在美国海军撤离的两年后，它曾控制的别克斯岛地区被指定为联邦的“超级基金场址”（erfund site）[118]，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此执行清理工作。但清理工作也引发了争议。当地居民批评海军人士，因为他们为了找出剩余军火的位置而烧了大片土地，也喜欢在露天场地引爆其发现的炸弹。波多黎各卫生部已将岛上癌症、肝病和高血压的高发病率与该岛的土壤、地下水、空气和鱼类中的有毒化学物质相联系。除了三硝基甲苯（TNT）、凝固汽油、贫铀、汞、铅、多氯联苯（PCBs）以及前海军试验场留下的其他大量的有毒混合物，岛东部三分之一的土地里还隐藏着数千枚未爆炸的炸弹。为了避免居民或游客意外发现并意外引爆炸弹，内政部已经留出17 000多英亩的土地用作野生动物的避难所，这块土地被用来给棱皮龟、玳瑁（位列濒危物种名单）和其他野生动物筑巢，“这个地方曾被用于实弹演习……现在它被指定为荒野区，并且不对公众开放”。[119]尽管波多黎各大力宣传别克斯岛是主要的旅游地，但预计近期岛上的这一部分地区不会对游客开放。

一个地区如果曾被用于实弹演习并充斥着有害物质，那么它并不适合人类涉足，也可能不适合脆弱的野生动物在此栖息，而美国政府和海军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惊讶。到2003年，数十个有毒的、被污染的或有其他危险的禁止人类使用的地方，或因为偶然或因为设计而成为稀有鸟类、植物或其他野生动物的避难所。后来，其中的一些地方重新开放，它们成为野生动物观察和娱乐区——一个早期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落基山阿森纳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个保护区被称为“国家最具讽刺意味的自然公园”，因为它令人惊讶地从有毒的荒原变成了野生动物保护区，出现了与荒野地区相关的各种景观和活动。然而，这样一些保护场所造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与环境格格不入，因为它们表面上的转变与其说是自然的或生态的变化，不如说是概念上的变化，完全为人们观念中嵌入的假设所左右；假设人们如何看待不同类型的景观，假设当人们遇到和使用“荒野”（wilderness）与“荒原”（wasteland）术语时所唤起的联想是什么。

到19世纪初，出现了有关荒野与荒原的二分主张：荒野指的是未开发的自然，荒原指的是被荒废或被污染的自然，这种二分法在西方哲学、文学和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荒野，尤其是它在美国主体性形成中的地位，是一个被许多作者精心书写过的话题，包括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马克斯·奥尔施莱格（Max Oelschlaeger）和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我的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开创性工作。[120]然而，我的书不是论述荒野而是论述荒原的。但人们所说的“荒原”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荒漠、山脉、草原和冰盖等荒芜而偏僻的景观，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前军事基地、封闭的矿山和关闭的工厂等破败而废弃的景观。我们如何解决这个明显的矛盾？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荒原”一词既用来指代一片荒漠这样的地区，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洗礼；也用来指代一座废弃化工厂厂址这样的地区，它已经由于工业开发过度而被消耗殆尽？换句话说，荒原怎么会既是文明的对立面，又是文明的产物？一个答案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荒原是一种景观，它不受使用是否正确或适当的观念的影响。但这只是其故事的一部分。其实，最初这个术语是用来表示远离或外在于人类文化的景观的，现在它经常用于指代被工业破坏、被军方遗弃或被化学废弃物污染的场所，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了。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人们对技术的态度以及对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本书旨在研究这种转变。

若转向词源学，人们会发现英语单词“wasteland”综合了“waste”和“land”的含义；“waste”出自古法语的“gast”和拉丁语的“vatus”，意思是荒凉的或空闲的，而“land”出自古英语的“land”、古挪威语的“laan”和哥特语的“llan”，意思是圈地。大约到13世纪初，“wasteland”开始出现在英语中，取代了古英语的“westen”，意味着一片荒凉的、未经开垦的、渺无人迹的土地。[121]“waste”最早的语义是指一个地方：人们去那里旅行，穿过那里，在那里居住，并逃离那里。[122]最初，在英文版《旧约》、《新约》以及《圣徒传》中会常常见到这个术语，它被用来解释拉丁语的“desertus”（或“terra deserta”）或“solitude”。这两个词都暗指一片荒无人烟之地；它们是以缺少什么为特征的地方。与此相似，荒原也一直被描述为荒凉、偏僻的地方。然而，荒原有时候有山脉、悬崖和洞穴，有时候它是一片广阔的沙地。人们有可能将它描述为绝对的不毛之地，也有可能将它描述为布满了密林或荆棘的地方。虽然有时候荒原里完全没有任何生命，但在其他的情况下它又被认为是野生而又危险的动物的栖息地，或者是妖魔鬼怪等神奇生物出没的场所。荒原是一个地方，但更是土地的一个类别，一类并非由一致的自然特质——无论是地形还是生态——而是由它们共同缺少什么而统合在一起的土地。荒原的定义不在于它是什么或它有什么，而在于它缺少什么：它没有水、食物或人，没有城市、建筑、定居点或农场。荒原的核心特征是荒无人烟，这使得该词具有可塑性和抽象潜力；它是一个空壳，可以包括所有那些用负面词语定义的地方，主要是由它们不是什么来确定的。

荒原固有的抽象性使其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景观——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任何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地方。尽管人们可能找不到一套一致的自然特征来定义荒原是什么，但它仍然扮演着一个一致的角色：它的定义取决于它产生了什么。荒原所缺少的东西（食物与水，城市与城镇）和非人类的创造物（野生的、危险的，或有毒的动物、魔鬼和恶灵）使它成为充满威胁、挑战和危险的地方。虽然荒原可能象征着许多东西，但它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空间，一个作为文明的对立面也即绝对的他者（Other）的空间。

书写荒原的文化史，书写荒原产生了什么，即是书写不断变化的观念和信念。这是假设自然观念有历史。这并不需要声明任何新的东西：自从雷蒙·威廉斯宣称“尽管自然的观念经常被忽视，但它包含了非常多的人类的历史”，此后三十多年里，关于自然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说法已司空见惯。[123]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以人们看到、听到、闻到或触摸到的植物、动物、河流和云的形式——仅仅是人们想象的虚构，或者说在“自然外部”（out there）没有事物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感觉。但是它的确假定了人们感知和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且视觉和感知是深刻的文化行为，它们受到了人们的假说和信仰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构建和粉饰着人们的经历。

在人类历史的许多阶段，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有敌意或有威胁性的景观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有不同的形式。出现此类景观甚至可能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将此类景观标记为荒原，将它视为一个问题，并且进一步想象它可能是一个有解决方案的问题，并不普遍。因此，这本书不是在讲述一个众人皆知的故事，而是从一系列特定的历史事件中浮现出来的故事。本书认为，17—18世纪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从1707年开始一同属于英国）特别的信仰、科技、组织和个人，使人们形成了对土地及其用途的态度，这种态度持续塑造着今天人们看待并评价景观的方式。尤其是在当下这一时刻，景观在个人和国家认同的形成中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一个国家及其公民的特征与其景观密切相关，这使得管理这些景观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一种不断发展的启蒙哲学开始从使用的角度评价自然，并认为根据人类明确的需求，技术塑造了景观。接下来的章节记录了这种方法的实施情况，并以编年史的形式，将农业革命出现、工业革命首次爆发以及海外殖民地建立这些关键时期的技术对景观概念发展的影响记录下来。本书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启蒙运动，旨在阐明有争议的荒原历史如何塑造了人们对待土地的态度——从土地的有用性和无用性两方面看，这在今天仍然是基本原则。

景观和厌恶情绪

使用的问题很重要，但它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现代美学概念得到了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景观发挥了重要的解释作用。18世纪，关注自然美和艺术美原则的哲学分支被人们重新阐述，使感官知觉和情绪反应问题具有了中心意义。可以说，荒原在西方文化想象中占据如此重要位置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有能力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一种倾向于厌恶情绪的反应。害怕、憎恨、蔑视、厌恶：这些都是荒原唤起的情绪。然而，厌恶情绪很特别，它与荒原的关系尤其具有启发性。厌恶是六七种基本情绪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是一种看似本能的反应，也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受文化和社会影响的歧视和道德判断工具。[124]厌恶是本能的、强烈的、直觉的；但它也是一种感觉，用威廉·伊恩·米勒的话来说，它“与想法、感知和认知，以及产生这些感觉和想法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相关联”。[125]对于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而言，厌恶是文明进步的关键动力；对于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而言，厌恶是社会对待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基础。[126]厌恶是一种情绪，在形成文化秩序系统方面具有强大的作用：它建立并维持了等级制度；它是道德准则建设的基础。这是一种复杂的、至今仍未被充分理解但至关重要的情绪。[127]近些年来，厌恶在强调心智具体化的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28]

现代，大多数有关“厌恶”调查的起点始于查尔斯·达尔文。达尔文在1872年首次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在论述鄙视（disdain）、轻蔑（scorn）和蔑视（contempt）的部分，用了不到八页的篇幅讨论了厌恶。[129]对达尔文来说，厌恶主要与味觉有关，“可以被实际感知或生动地想象到；其次是通过嗅觉、触觉，甚至视觉产生的一种类似的感觉”。[130]厌恶的身体表达是直接的、本能的，它集中在嘴巴及其周围，意在尽可能快地远离令人讨厌的物体或物质，通常一开始是靠吐痰或作呕来做到这一点。达尔文用瑞典摄影师奥斯卡·雷兰德拍摄的照片来阐释他的论述，这些照片展示了从轻微厌恶到极度厌恶的过程（图1）。达尔文试图确立厌恶的普遍特性，以及与厌恶相关的表达和手势，然而他也意识到，文化在定义什么可以引起厌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达尔文曾有过著名的考察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的经历，在那里，“一个当地人用手指触摸了一些冷藏肉，这是我在我们的露营地吃的，很明显，他对肉的柔软表现出极度的厌恶；同时，我对我的食物被一个裸体的野蛮人触摸感到极度厌恶，尽管他的手看上去并不脏”。达尔文指出“裸体的野蛮人”既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不同（表面上是下等的）文化的成员。厌恶可能是一种普遍的情绪，但毫无疑问，它在细微之处会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普遍性和文化相对性的结合，让厌恶成为心理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理想测试案例。但是，除了安德拉斯·安吉亚尔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基础性文章，直到20世纪80年代实验心理学家保罗·罗津开始对那种情绪及其触发因素进行一系列系统的实验，才有了更多的研究案例。[131]罗津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实验是给志愿者提供装满粪便的盘子。当志愿者被要求吃掉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东西时，人们发现，厌恶的反应是直觉的、普遍的，即便志愿者被告知粪便实际上是软糖做的，情况也是如此。对这些主要来自北美的实验对象来说，厌恶感有一个成熟的核心，它以味觉为中心，主要位于口腔，并通过吐口水和呕吐等身体反应表现出来，以此试图摆脱令人讨厌的物体或物质。[132]然而，更为重要和有趣的是，志愿者是否知道“粪便”是不是软糖并不重要：在这两种情境中，人的厌恶反应都是相同的。

图1. 奥斯卡·雷兰德：《鄙视、蔑视和厌恶》，收录于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伦敦：约翰·默里，1872）。

从这些研究中，罗津和他的同事得出了一些结论。最常见的让人厌恶的物质可分为三类：身体的废弃物（如粪便、唾液或黏液），被认为不适合食用的食物（如腐烂的肉、大多数无脊椎动物、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还有令人厌恶的动物（特别是像老鼠、蟑螂或蝇蛆那类大量繁殖或黏糊糊的动物）。但令人厌恶的物质和类别还不止于此。除了这三种主要类列，罗津和他的同事们还发现了另外五个引起厌恶的领域，包括与性、卫生、死亡、身体侵犯以及社会道德侵犯相关的类别。因此，厌恶是一种比单纯的本能反应范围更广的现象。罗津的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本质上厌恶是对玷污（contamination）的恐惧，正是这种玷污问题，使厌恶——作为更广泛的对污染（pollution）的恐惧——能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对罗津及其同事而言，“我们区分厌恶与恐惧的理由是，恐惧主要是一种对身体有实际的或可能的伤害的反应，而厌恶主要是一种对灵魂有实际的或可能的伤害的反应”。[133]罗津后来的工作扩展了其研究的含义，认为厌恶逐步满足了一种让我们淡忘自己的动物起源的精神需求。因此，厌恶在我们人类身份的形成中至关重要。[134]

罗津所分析的厌恶与社会文化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是威廉·伊恩·米勒的著作《厌恶剖析》的核心，但早在20世纪，奥雷尔·科尔奈已经在他的开创性论文《厌恶》中最先探讨了这些联系。[135]科尔奈广泛的现象学研究对于思考厌恶和美学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因为它含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见解，即“厌恶是一种明显的审美情绪，与它对非存在性和知觉的强调相一致”。[136]换句话说，正如罗津的粪便/软糖实验所证明的那样，厌恶只关注令人厌恶的物体的外观，它的感官呈现，而不是它的存在状态，或者说它实际上可能是什么。一旦令人恶心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感官中，它就会压倒我们的理智，引起一种具有惊人的直觉性和力量的情绪。正是由于这种对一个物体的感知方式的固有排他性，使得厌恶从定义上来说就是审美。

但就厌恶似乎起作用的方式而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且特别有趣的细微差别。如同卡罗琳·科斯迈耶在她的《品味厌恶：美学中的污秽与美好》中说到的，这个令人恶心的物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即使与此同时它是令人厌恶的。这种厌恶感实际上找出了厌恶的对象。在科尔奈生动的比喻中，意向性箭头的尖端‘穿透了物体’，因此，厌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抚慰和试探。这可能是厌恶有吸引力的根源，因为‘在它的内在逻辑中，无论是通过触摸、消耗抑或接受物体，它已经有了一种积极抓住物体的可能性’”。[137]因此，厌恶是一种矛盾的二元性情绪，是排斥和诱惑的混合体。在它的影响下，我们既感到厌恶，又束手无策，被一种想要尽快从讨厌的物体面前离开的冲动所征服，但奇怪的是又常常想要靠近它。

当我们更细致地思考厌恶和美学之间的关系时，重要的是首先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即英语单词“厌恶”源自法语的“恶心”（dégoût），因此它在词源上与味觉特别相关。在17世纪前25年，“厌恶”开始零星地出现在英语中——例如，我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痕迹；大约在1650年之后，它才开始日益频繁地出现。[138]直到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法语的“恶心”和德语的“厌恶”（Ekel）才成为通用术语，而直到18世纪，在所有这些语言中，“厌恶”不仅仅是在理论文本中孤立地出现的。[139]这个词的日益增多，与人们对品味这一概念以及关于其在审美判断中的作用的讨论越来越感兴趣相一致，这似乎并非巧合。

在温弗里德·门宁豪斯迷人而又全面的研究中，他证明了厌恶在美与丑的概念建构中起着核心作用，因此也在美学标准的形成中起着核心作用。对门宁豪斯来说（他的研究浓缩了丰富的德语美学传统，包括莱辛、温克尔曼、康德、尼采和卡夫卡，但他超越了严格的德语文本来源，进而包括了巴塔耶、萨特和克里斯蒂娃），厌恶实际上是美学本身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厌恶概念为美提供了陪衬，通过对立来界定其品质和特点，限制其边界，以防其陷入适得其反、厌恶过度的错误。这样，对门宁豪斯来说，就像对他之前的德里达一样，厌恶，通过既作为绝对的他者又作为艺术作品的附属品的运作，而确定了美学的界线。[140]虽然温克尔曼将光滑、肌肉发达、无毛的年轻男性古典雕像塑造为美的典范，以此确立了他的美学，但是门宁豪斯认为，要形成这种模式，其对立面是不可或缺的，即厌恶的典型化身——皱巴巴的、松弛的、长满疣的干瘪老妪的躯体（对温克尔曼和其他许多18世纪作家来说）。

然而，分析厌恶对我们理解荒原有什么重要意义？对“厌恶”（借用科尔奈的话，“一种非常显著的审美情感”）的日益高涨的意识，能否被视为促成了17—18世纪人们对英格兰景观的看法和评价的改变？我认为是可以的，而且确实会表明，英语中“厌恶”一词的出现与新的、具有美学意义的景观概念的发展是一致的，这并非巧合。事实上，更进一步说，我认为厌恶情绪从一开始就存在，与景观概念本身最早呈现出的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形式是同时出现的。

荒原是一种文化建构，一种想象的创造，一种涉及景观的范畴，而不是景观的固有特征。作为一种构造，它满足了某些文化、社会和心理需求，最重要的是，它为仁慈的、易于驾驭的或令人愉悦的景观观念提供了衬托。因此，荒原对于形成理想的景观是有帮助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厌恶情绪有助于将景观二分为天堂般的、美丽的或“好的”与堕落的、丑陋的或“坏的”，此外还有助于创造一种等级或价值尺度，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景观离两种极端的远近来进行评判。

但是，一旦我们开始谈论景观是理想的或“好的”，抑或有缺陷的或“坏的”，我们就进入了道德判断的领域。针对荒原，我们发现道德以多种方式在起作用。在西方传统中，荒原最先是堕落的景观。荒原是对亚当的诅咒，是他被流放的地方。这是伊甸园的对立面，是一片布满荆棘和杂草的贫瘠之地，只有经过最艰苦的努力才能使它变得肥沃。荒原的存在被理解为是上帝愤怒的证据，是上帝审判人类的标志。正是这种与信仰的联系产生了一种信念，即荒芜、不毛之地的复兴——荒原再生——是一条通往再生的必由之路；这种信念在17世纪普遍流行。

但是景观不仅仅由于贫瘠而遭到谴责。如果它们产生或庇护了不好的生命，如杂草而不是庄稼；野生动物而不是家养动物；罪犯、社会弃儿，甚至穷人，而不是所谓土地社会的正派成员，那么，它们在道德上也是令人怀疑的。上层和中层阶级评论者在对待那些道德败坏的拦路强盗、逃犯、擅自占地者以及生活在荒原中的平民所表达出来的道德愤怒，证明了厌恶情绪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当时，景观与个人品质是如何相互界定的。

然而，尽管人们用厌恶情绪作为透镜来解读对荒原的态度，但问题依然存在。许多评论家已指出，眼前的物体很少会引起厌恶——相反，厌恶往往与“更深的”或“更低俗的”的触觉、味觉和嗅觉有更多的关系。比如物体附着在皮肤上，或者，更令人不安地通过口腔等洞孔进入身体的可能性，最能引起厌恶的反应。然而，由于厌恶可以在本能、联想和道德层面上运作，人们发现，在实践中，它的适用范围比最初所怀疑的要广泛得多。正是由于这种抽象能力，也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科尔奈断言“厌恶情绪从来都与无机或非生物物质无关”，但人们发现它是近代早期景观描述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有时由景观中的动植物引起，有时由土壤或岩石引起。也许仅仅是一块石头还不足以引起生理上的厌恶反应，但毫无疑问，它能引起许多17—18世纪观众的厌恶情绪。[141]

最后，我们来谈谈表征（representation）问题。门宁豪斯认为，美的极端对立面不是丑，而是恶心。然而，与丑相比，恶心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挑战表征，而且主动排斥表征。对公认的令人恶心的东西，如一堆粪便，或一具剥了皮的血淋淋的动物尸体，是否可以或应该在绘画中表现出来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古代，并且是整个现代早期学术辩论的主要内容，它激发了人们对一个矛盾事实的意识，即恶心有时有其独特的诱惑力，与越界的刺激有关。但是当我们谈到景观时，试图挖掘人们对边缘的或令人厌恶的景观的态度的任务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在语言和视觉表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空白。当目标是尽可能快地将自己和令人讨厌的环境隔开时，为展开描述或描绘一种观点而逗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荒原对表征的抗拒至少在理论上是有趣的，同时也让研究人员感到沮丧。本书从两个方面考虑了这种抗拒的一些模式：首先，勾勒出构成和塑造现代早期荒原概念的一些历史环境，这将在本书第一章“荒原”和第二章“改良”中加以论述；其次，更深入地考察特定的生态选择。

当《圣经》里的荒原观念被移用到英格兰景观的时候，它出现了三大化身：沼泽、山脉和森林。每一种都是一章的主题。这本书旨在通过识别厌恶的核心作用，来挖掘历史上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荒原的态度。第三章“沼泽”关注英格兰东部的芬斯沼地（the Fens），评价有关该地区浑浊的水、腐烂的植物和黏糊糊的动物的描述，以分析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的作用。第四章“山脉”详细描述了德比郡峰区的景观，以便从美学的角度思考厌恶情绪，因为厌恶是对18世纪景观美学，尤其是形成崇高概念至关重要的“明显的审美情感”。第五章“森林”［有些集中在迪恩森林（Forest of Dean）和新森林（New Forest），但更多的是关于人工种植园的作用］，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道德上的厌恶，它针对人类的工作和行为，而不是景观本身。第六章“荒野、荒原与花园”倾向于将荒原表达为人类建造而非自然赋予的某种东西，并把园艺设定为一种旨在补偿文化的破坏性影响的活动。

荒原是一种景观，在其所有化身中都会引发强烈的使人厌恶的反应，本书追溯了这种反应的模式、轮廓和效果。这样做的目的是确立荒原在构建我们关于景观的一些最基本概念中的重要性。荒原概念——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促成了一种理想景观的形成，影响了我们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改变了我们对新发现地区的态度，并指导了我们对污染和浪费的态度。与荒原概念相关的观点、态度和信仰可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但它们仍在持续影响着我们的态度和观点。虽然，正如副标题所指出的，这本书是一部荒原的历史，而不是对其当代化身的深思，但只有认识了这段历史，我们才能负责任地应对今天后工业时代的荒原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