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列颠的毁灭：罗马的垮台与撒克逊人的到来

1992年11月，一个名叫彼得·沃特林的农民在萨福克郡霍克森村附近的一块田地里丢了锤子。他不愿接受锤子永远消失的事实，于是向朋友埃里克·劳斯寻求帮助。劳斯借助此前得到的作为退休礼物的一件金属探测器，探测到了强烈信号，于是他开始挖掘，随后便取得了惊人的发现。他立即联系了警方和地方当局。第二天，来自萨福克郡考古队的一组人员抵达现场，并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了挖掘工作。

结果证明，劳斯先生的发现是不列颠出土的最壮观的罗马宝藏之一。它包括二十九件黄金首饰——手镯、戒指、项链和一条极其罕见的装饰有宝石的身体链。这批宝藏中还有大量银餐具——碗和盘子，装饰华丽的兽形和人形胡椒瓶，以及近百只汤匙和长柄勺。最重要的是，其中含有大量的钱币——五百八十四枚金币和一万四千多枚银币。仅凭这一点，它就可称为真正了不起的发现，一下子就让罗马不列颠晚期留给我们的钱币数目翻了倍。此外，他们还找到了沃特林先生的锤子。

像霍克森宝藏（见彩图1）这样的发现——现在与那把著名的锤子一起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立即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谁是它的所有者？谁把它埋了起来？什么时候埋起来的，为什么埋起来？这些问题通常无法得到任何肯定的回答，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一些汤匙上刻有名字，迄今为止最常出现的名字是奥勒里乌斯·乌尔西奇努斯。遗憾的是，由于罗马不列颠的任何书面资料中都没有提到他，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据推测他是这些汤匙的所有者，因此可能是整个宝藏的所有者。我们不能肯定的是，这些宝藏被埋葬时他是否还活着。但若要确定埋葬的时间，由于这些钱币的存在，我们就有了较为可信的依据。它们所处的时期可以根据钱币上皇帝的图像确定，宝藏中最新的一批钱币铸造于公元407年至408年。宝藏是在该日期之后多久被埋葬的，就是另一回事了。[5]

这留下了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丰富的珍贵物品和大量金钱会藏在地下？现在的专家在对此类问题做出明确声明时普遍持谨慎态度，并会指出各种可能的动机。有时这些宝物与它们的前主人一起被埋葬，因此构成陪葬品。有时人们根据场地判断这可能是一次献祭——比如宝藏被扔进井里，或埋在神庙附近。虽然这种仪式性的解释一直都是可能的，但有一个因素最为重要。这个因素促使各个时期的人们将贵重物品藏在地下，这便是恐惧——害怕那些贵重物品可能会被强行夺走。如果将几个世纪以来不列颠诸岛上已知的宝藏数量绘制在图表上就可以看到，最大的一次数量增长出现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内战期间，但在诺曼征服和维京入侵之时，也有非常明显的增长。1667年，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被荷兰人袭击泰晤士河吓坏了，他匆忙取走他在伦敦的所有金币，并派他的妻子将它们埋藏在剑桥郡的乡村庄园里。

恐惧总是与希望保持平衡。那些在遭遇威胁时将贵重物品藏在地下的人显然是希望在威胁过去后将其收回，这可能是埋藏霍克森宝藏的人的意图。这些宝物被小心地装进一个橡木箱子里，箱子的铰链和扣锁都已经腐烂了，箱子里的一些物品被妥善保存在较小的木盒里或用织物包裹起来。显然这不是强盗的赃物。保存这些宝藏的人在埋藏时小心翼翼，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打算在他们认为情况更安全时返回并把它挖出来，就像塞缪尔·佩皮斯在1667年秋天处理他的金币时所做的那样。与佩皮斯不同的是，霍克森宝藏的所有者再也没能回去。

用历史学家约翰·麦迪科特的话来说，秘藏是“可靠的动乱晴雨表”。而相较于从罗马不列颠各地出土的一千多件其他秘藏，对于专家以外的人来说，霍克森宝藏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可能是，它远远不止独一无二。除了在东盎格利亚的米尔登霍尔、艾伊和塞特福德等相同地区发现了几处类似质量的秘藏之外，几乎没有哪处秘藏像霍克森宝藏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宝物。这些秘藏中的大部分宝物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随着那个世纪不断向前推进，秘藏的数量显著增加。到公元400年，仅是基于现代发现和记录的那些秘藏，就可以看出罗马不列颠的富裕精英们平均每年埋藏十件宝物。[6]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罗马帝国到那时已经处于极度动荡的状态，没有哪个角落比其最北端的不列颠尼亚省更加动荡了。

到霍克森宝藏被埋藏时，罗马人与不列颠之间的交往已近五个世纪。公元前55年，恺撒大帝领导了第一次军事入侵，但未能吞并任何领土。直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发起了一场全面战争，才征服了该岛。当时他率领着一支可以运送战象渡过英吉利海峡的强大军队，这让该岛南部的统治者们钦佩不已，纷纷臣服。为了征服剩余的低地地区，罗马人又进行了四十年的征战，尽管在公元60年被著名的布狄卡起义中断过，但到一世纪末，罗马不列颠地区的权力轮廓已经确立。

在同一时期以及进入二世纪之后，罗马文明所有熟悉的特征都被引入。集镇和城市首次出现在不列颠，并且严格按照网格规划布局，其中包括浴场、剧院、寺庙、纪念碑和长方形廊柱大厅式神殿，全部都是花重金用石头建造的，有一些表面还用了大理石。最伟大的城市是克劳狄入侵后不久建立起来的伦敦，它是新占领省份的行政中心。伦敦城墙长约两英里，占地三百三十英亩，人口约五万人，拥有阿尔卑斯山以北面积最大的城市广场。

为了连接三十座城市和约七十个集镇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此广泛和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一千多年来在不列颠都无法复制。道路将新的城市中心相互连接起来，并与它们的内地农村相连；主要河流上架起了桥梁，修建起的运河将河流连接起来。这些工程壮举的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军队的利益，但它们同时也促进了与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许多载着来自整个欧洲及其他地区农产品和商品的船只来到英国，其规模直到中世纪末期才可匹敌。[7]

因此，在罗马不列颠，一些人的生活非常好。无论在农村还是集镇，富人们都住在拥有几十个房间、湿壁画墙壁、马赛克地板、室内管道和地暖的别墅里。他们喝着进口酒，用进口的橄榄油做饭，享受着十八世纪之前任何英国伯爵都羡慕的奢华。但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生活不可能如此惬意。因其公认的富贵生活和先进技术，罗马帝国历来令人钦佩，但后来一些专家强调，精英阶层的极度富裕源自对大多数人口的大肆剥削，而这些人在考古和书面记录中都无法找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在多塞特郡的庞德伯里发现了一处墓地。这处墓地就在罗马集镇多切斯特外面，其中有一千二百多具四世纪时普通布立吞人的遗骸。大多数骨骼显示出与多年艰苦劳动和长期营养不良相关的磨损迹象。据历史学家大卫·马丁利估计，“在罗马统治下，每一个胜利者的背后都有一百个失败者”。[8]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由于奴隶制在凯尔特社会中同样普遍，因此在罗马人到来之前他们在不列颠的生活并不一定更好。此外，其他历史学家会争辩说，虽然带来好处的量不同，但罗马经济的极端先进性和复杂性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好处。在罗马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陶瓷表明，它是工业规模生产的，在陶轮上转动并在高温窑中烧制，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优质的盘子、碗和罐子，甚至像谷仓和牛棚这样不起眼的建筑都有瓷砖屋顶。一个合理的假设是，更易腐烂的物品——铁器、皮革制品和纺织品——也在大量生产。罗马人还引入了一种重犁来翻土，取代了仅仅翻开表面土壤的劣等犁，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他们抽干了低地沼泽，清除了森林。其人口增长到两百万到六百万之间，即使用最低限度估计，直到诺曼征服时期也不会再次达到这个人口密度了。罗马的集镇和城市都经过精心设计，设有排水沟和下水道，比中世纪的继承者拥有更好的卫生条件。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布立吞人就已经知道钱币，但没有像后来流通的数量那样多。要达到这种高度的文化修养，需要具备读写能力。曾几何时，罗马军队要求每一名士兵都能够阅读。这一要求最终被取消，但为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和政府的运作，很多人都必须具备读写能力。[9]

罗马人——从三世纪初开始，不论血统如何，生活在该帝国的每个人都被视为罗马公民——认为帝国会永恒存在，所以这一切也将永恒存在。然而，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这一切就都消失了。集镇和城市开始瓦解并沦为废墟，钱币停止铸造，最基本的商品消失了，人们只能靠拾荒或者坑害更加弱势的人谋生。[10]

因此，哪里出了问题？

罗马帝国的繁荣依赖于和平，而这种和平是由它的军队提供的——一支训练有素、报酬丰厚、装备精良、拥有大量武器和精巧战争机器的军队。在不列颠，在克劳狄一世入侵的几十年间镇压了低地民众之后，这支军队发现自己永久驻扎在对抗岛上高地地区的地方，这些地区更难征服，经济上也得不偿失。能够容纳数千人的军团要塞在卡利恩、切斯特和约克建立起来，从这些主要基地向外延伸，一个规模庞大的驻军堡垒网络遍布山丘和山谷，以制服或阻挡居住在北部和西部的民族——居住在如今被称为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地区的凯尔特居民。公元122年，哈德良皇帝访问了不列颠，决定建造他著名的城墙来标记帝国的北部边界。这座城墙长七十英里，堡垒星罗棋布，从爱尔兰海延伸至北海（见彩图2）。根据与哈德良皇帝同时代的传记作家的说法，它的目的是“将罗马人与蛮族分开”。

公元二世纪时，驻扎在这片广阔边疆地区的士兵人数达到最多——大约有五万人，占整个帝国军队的10%以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士兵数量急剧减少，到公元300年前减至峰值时的三分之一左右。削减军费开支使整个不列颠的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在全省范围内，城镇规模缩小，公共建筑和纪念碑年久失修，衰败不堪。伦敦尤其受到重创——人口锐减，许多建筑物被拆除。[11]

与此同时，到三世纪中叶，新的威胁出现了，来自海洋对岸的掠夺者开始袭击和抢劫南部与东部海岸地区。他们来自日耳曼尼亚，这是罗马人对罗马帝国以外，位于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维斯瓦河以西的欧洲地区的统称。袭击不列颠的特定日耳曼人被称为撒克逊人。

但是，尽管面临军费削减和威胁，不列颠的和平还是得以维持。虽然军队人数已经大幅减少，但在有形防御工事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资金。城墙建设花费的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一系列新的要塞在南部和东部海岸沿线建立起来。例如，在肯特郡的里奇伯勒，这座自罗马人入侵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繁华港口很可能遭遇了撒克逊人的袭击，因为在三世纪中叶，它的面积急剧缩小，其中心区域被强行穿过商店和仓库的三道沟渠所环绕。到三世纪末，整座城镇已经变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要塞，石墙高二十六英尺，厚十多英尺。波特切斯特、佩文西和滨海凯斯特这些地方也建造了类似的建筑，被统称为“撒克逊海岸”要塞。与此同时，集镇和城市里的生活以某种方式继续着。人们建起了新的别墅，将原来的工业区改造成了花园和果园。到四世纪初，人们在农村建起了一些极为宏伟的别墅。[12]

然而，随着我们进一步迈入四世纪，局势开始变得不那么乐观了。我们开始听说不列颠北部有个叫作皮克特人的好战民族，并且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来自他们的袭击日益感到焦虑。哈德良长城的防御工事多次重建，而且君士坦斯皇帝在343年亲自率领了一支远征军对抗皮克特人的威胁。到四世纪六十年代，还出现了从爱尔兰跨海而来的入侵者——苏格兰人和阿塔科蒂人。这种危机到367年变得如此严重，在军队中引发了广泛的哗变，需要从欧洲大陆再次进行军事远征才能恢复秩序。[13]

关于这次恢复秩序，现代历史学家的看法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它是成功的，原因是通过对宏伟别墅和市政防御工事的持续投资，它让不列颠恢复了以前所享有的那种繁荣。然而，其他人却不太相信，并将367年至368年之间发生的事件视作一种打击，而该省从未真正从这次打击中恢复。通过对不列颠境内所有已知罗马遗址的分析，并计算出一代又一代人所占有的房间数量，结果表明，这里自四世纪初以来一直在衰落。到375年，别墅的占有率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集镇中别墅的占有率则下降了一半。这些数字表明，由于蛮族反复入侵，有产阶级确实受到了沉重打击。[14]但真正决定不列颠命运的是发生在帝国另一边的类似袭击。

罗马帝国以幅员辽阔而著称，从西部的大西洋一直延伸到东部的阿拉伯半岛，涵盖了地中海（意指“地球中部”的海）周围的所有土地。它的国土如此广阔，最终证明不可能由单一中心进行管理，于是在286年它被划分成两部分：西半部分包括意大利、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东半部分包括巴尔干半岛、希腊、巴勒斯坦和埃及。从那以后，除了几个特殊时期，罗马一直都是由两个皇帝，统治着两个独立的帝国，并拥有两支独立的军队。

对于这一庞大政治体系瓦解的原因，没有统一的解释，但公认有一个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即匈人的出现。匈人是起源于中亚广阔草原的游牧民族，用当时罗马作家的话来说，匈人是一个“野蛮的民族，迁徙时没有任何累赘，充满着掠夺其他民族财产的野蛮热情”。到376年，受到匈人劫掠的民族也包括了哥特人，哥特人是一个更习惯于居住在东部帝国边境的民族。那一年，由于匈人的袭击，成千上万的哥特人寻求并获得了跨越多瑙河并在帝国领土上定居的许可。但是难民与其罗马东道主之间的关系很快恶化，导致叛乱，并最终在哈德良堡（今土耳其境内的埃迪尔内省）发生全面战斗。这对罗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东部帝国三分之二的军队——约一万人——被歼灭，东部帝国皇帝瓦伦斯也在这些遇难者当中。[15]

东部帝国的灾难对西部帝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西部帝国的一些军队可能被派往了东部帝国，用于弥补在哈德良堡的损失，但影响更为深远的仍然是西部帝国迁都的决定。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部帝国的统治中心位于特里尔，如今在德国境内，当时属于罗马高卢省管辖。但在381年，可能是因为巴尔干地区持续的危机，皇帝格拉提安离开了特里尔前往意大利，并将他的宫廷迁往米兰。皇帝的存在给当地精英带来了好处，又是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这对高卢来说是个坏消息。[16]

这对不列颠来说也是个坏消息，原因是该岛同样卷入了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几位罗马作家指出，谷物是从不列颠运往莱茵河地区的帝国军队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其他不列颠商品也出口到了特里尔。因此，当宫廷迁往别处时，不列颠很可能遭到了重创。仅仅两年之后，即383年，不列颠军队发动叛乱，并宣布其领导人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为新的西部帝国皇帝。他迅速入侵高卢，击败并杀死了格拉提安，并将宫廷迁回特里尔。[17]

然而，这种改变发展趋势的尝试是短暂的。五年后，马克西姆斯本人在战斗中被新的东部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击败并阵亡，西部帝国宫廷再次迁往意大利。让不列颠蒙受了更严重打击的是，马克西姆斯为了实现他的篡位，从该省撤走了军队，这些军队要么和他一起灭亡，要么留在了欧洲大陆。当时一项名为《要职录》（要员目录）的调查表明，四世纪九十年代，早前驻扎在威尔士北部卡那封的士兵开始在巴尔干地区服役，而原先驻扎在威尔士南部卡利恩的军团已经迁到了里奇伯勒一个只有他们之前兵营十分之一大小的要塞。这些地点的考古实证也表明，不列颠的军事存在迅速减少。[18]

与此同时，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危机继续不断升级。自392年以来一直统治着东西部两个帝国的狄奥多西于三年后去世，将整个帝国划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两人都很年轻，缺乏经验。统治东罗马帝国的阿卡狄乌斯年仅十七岁，而统治西罗马帝国的霍诺里乌斯年仅十岁。竞争派系之间的争斗和内战接踵而至，而蛮族的威胁愈演愈烈：在401年和402年，意大利自身被哥特人入侵。[19]

这些动荡的事件一定对英国产生了影响，但具体影响是什么，我们无法说清楚。我们所知道的是，402年是罗马钱币大量出现在英国考古记录中的最后一年。388年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去世后，伦敦停止了铸造钱币，此后该省一直依赖大陆的新（钱币）供应，主要来自米兰。但在402年，人们认为米兰离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战斗太近了，于是将产地转移到了拉文纳。这次迁移之后，不列颠突然不再大量进口钱币了。[20]

这可能是压垮不列颠军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什么比不发军饷更能引起士兵们的不满了。当然，仍然会有一种现行货币在流通，但如果没有来自欧洲大陆的定期输入，这肯定不够。不列颠当局显然已竭力应对。从罗马帝国后期不列颠出土的绝大多数钱币都显示出“剪裁”的迹象——也就是说，钱币边缘有一些银被剪掉了。在霍克森宝藏的总计一万四千五百枚银币中，98.5%的银币都遭受了这种方式的毁坏，其中一些几乎损失了原本重量的三分之一。这很可能是一种官方行为，目的是让现行货币流通得更久：在402年后，我们发现了不列颠铸造的钱币，这些钱币是帝国发行的真正货币的仿制品，这表明至少有一些从旧钱币上剪下来的银被回收用于制造新钱币了。霍克森宝藏中有四百二十八枚这样的钱币仿制品，所有仿制品的边缘都被剪掉了。[21]

因此，到了五世纪初，不列颠人民用钱币结算报酬，但年复一年，这种情况明显减少，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根本没有得到报酬。到406年，军队显然已经受够了。那年夏天，他们发动叛乱，宣布一个名叫马库斯的人作为他们的新皇帝。到了秋天，马库斯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某个格拉提安。仅仅四个月后，格拉提安被谋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君士坦丁的普通士兵。领导人快速更替，表明这不是领导人的个性问题，而是敌对派系之间正在为追求不同的政策而斗争，尤其是在不列颠与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些争论在406年结束后变得更加紧迫，当时很多蛮族部落——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越过莱茵河边境入侵了高卢，据说在布立吞人中引起了恐慌，让他们以为自己可能会是下一个。

此后不久，君士坦丁取代了格拉提安，这表明那些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人取得了胜利。晋级之后，这个想成为篡位者的人立即启程前往高卢，意图废黜现任皇帝。我们知道，他的名字给了人们希望，大概是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对君士坦丁大帝的记忆。几乎刚好一个世纪之前，君士坦丁大帝在不列颠被宣布为皇帝，并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帝国重新统一起来。但这位新的君士坦丁，唉，比不上那位杰出的同名人物。在取得一些初步成功后，他处决了他的一些亲戚，招致了他的对手霍诺里乌斯难以平息的敌意，这使他反过来被忠诚的罗马帝国军队俘虏并斩首。

事实证明，君士坦丁个人遭遇的这场灾祸，对他所抛下的地区来说是一场更大的灾难。为了在欧洲大陆取得胜利，他一定随身带走了许多驻扎在不列颠的军队，这进一步削弱了本已枯竭的防御力量。如果有人告诫过他不要采取不成功便成仁的策略，那么很快就可以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在他离开后不久，大概是408年，该行省就在撒克逊人的一场入侵行动中被摧毁。[22]

现在轮到其他人揭竿而起了。希腊历史学家佐西姆斯在六世纪初写道，蛮族的袭击促使布立吞人“反抗罗马统治，开始独立生活，不再遵守罗马法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其推动因素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件使他们陷入了极其糟糕的境地。这一罗马行省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用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保证其公民享有和平。如果那支军队不在了，或者力量严重不足，无法阻止海上袭击者的猛烈入侵，那么纳税或遵守禁止平民携带武器的法律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自卫成了自治的同义词。佐西姆斯说，布立吞人“武装自己，冒着许多风险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并使他们的城市免于蛮族攻击……驱逐罗马地方治安官并建立起他们想要的政府”。[23]

这使得409年的起义听起来像是取得了巨大成功——勇敢而弱小的不列颠尼亚不仅摆脱了罗马的统治，而且打败了蛮族。事实上，正是这一事件使该行省摆脱了险境。一旦它与罗马帝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被切断，不列颠就不受任何控制了。此前如此丰富的考古记录变得稀少，几乎快找不到了。优质的陶器消失了，钉子等日常五金用品也不见了。它们的突然消失不仅表明这些行业在410年后不久就倒闭了，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罗马不列颠的乡间别墅和城镇几乎完全被废弃了。这些数据背后的含义不难理解：社会已经崩溃。用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可能是英国历史上社会和经济崩溃最剧烈的时期”。[24]这种局势带来的附加影响令人震惊。城镇和乡间别墅遭到废弃，意味着一定有大量的人在寻找住所和食物。正常贸易和配送网络难以为继，表明食物已经供不应求。缺乏军队会导致抢劫、掠夺和盗窃大行其道。富人可以利用他们现有的财富雇用武装保护，但显然无法留在他们豪华但没有设防的住所。其他所有人都必须自生自灭。不管怎样，就像现代国家失败和公民社会解体时发生的那样，一定会有大量的人因饥荒、疾病和暴力而死亡。[25]

这也是霍克森宝藏被埋藏起来的时期。宝藏中最新的钱币只有八枚，上面印着407年的不列颠篡位者君士坦丁的头像，其铸造时期是在408年君士坦丁的对手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去世之前。所有八枚钱币都被剪切过并且有磨损迹象，这表明，它们在发行后一定已经流通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该宝藏可能是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后才被埋藏起来的。在这几十年间，人们不再有机会使用豪华的银质盐瓶用餐或者穿戴镶满宝石的首饰，而且此类物品被盗或者被暴力夺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想必因此人们才决定把它们藏到地下。[26]

人们一定抱着这样的希望，即像过去一样，糟糕的时代最终会结束，罗马的统治也将恢复。

在这些年里，更可能的情况是，不列颠也在不断遭受着蛮族的反复袭击。由于袭击者不像定居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考古实证，而且在有记录明确显示遭大火摧毁的城镇和乡间别墅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尚且缺乏确凿的证据，最近的趋势是，假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偶然的而非有意的。但是，考虑到沿海堡垒缺乏士兵把守，协调和通信渠道遭到破坏，几十年来一直想在不列颠碰碰运气的蛮族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容易得手的目标。起义后引发的社会混乱、成群结队的流离失所者和弱势民众，使该行省成为入侵者寻找宝藏、牲畜或奴隶的完美猎场。后来的传说导致了这样一种假设，即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是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毫无疑问，越往北走的人就越是这样认为。但在不列颠南部和东部，主要威胁是撒克逊人。

虽然没有来自不列颠的对同一时期的描述，但在五世纪英吉利海峡对岸高卢的一些资料中有对撒克逊侵略者的描述。例如，在455年，一位名叫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留斯的高卢罗马贵族和诗人曾提到“撒克逊海盗，身披兽皮，把在不列颠水域上游荡视作体育运动，乘着缝合艇在蓝色海洋上破浪前行”。[27]几年后，还是这位作家，在给他一位朋友的信件中提供了更全面的描述，他的这位朋友负责击退大西洋沿岸蛮族的入侵。他写道：“撒克逊人在所有敌人中最为凶猛。他毫无预兆地来到你的面前，当你预计他会攻击时，他却溜走了。抵抗只会让他蔑视；鲁莽的对手很快就会被打败……对他来说沉船并不可怕，只会增加他们所受的训练。他不只是熟悉大海的危险，他了解大海的危险就像了解自己一样。”[28]

使其对手感到焦虑的不只是撒克逊人的凶猛和无畏，还有他们的异教信仰。罗马人曾经崇拜多个不同的神，但在四世纪，他们不再崇拜它们，转而信奉了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期间（306年至337年），基督徒不再受迫害，他们的信仰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新的教堂在每个行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出现了以主教为首的新的教士等级制度。西多尼乌斯以外交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最终成为克莱蒙费朗的主教。[29]因此，他对撒克逊海盗的异教信仰感到震惊。撒克逊海盗与帝国北部边境以外的大多数民族一样，没有经历过皈依，并且顽固地坚守着他们的异教信仰。

“当撒克逊人从欧洲大陆起航时，”他解释说，“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有这样一种习惯，会把十分之一的俘虏投入水中。”他继续说，由于这种习俗是被虔诚的信仰所驱动的，因此更加令人感到震惊。“这些人受到必须在受害者身上兑现的誓言的约束；他们认为进行这种可怕的屠杀是一种宗教行为，并以俘虏的痛苦代替赎金。”[30]

诸如此类的异教海盗在五世纪初期一定袭击了不列颠，肆虐了遥远的内陆地区，推动了社会的崩溃并从中获利。429年，另一位高卢罗马主教，欧塞尔的日耳曼努斯，被要求跨越英吉利海峡以对抗异端邪说的爆发，并最终帮助被围困的布立吞人社区抵御了一群皮克特人和撒克逊人。通过向防御者施行洗礼并指挥他们高喊哈利路亚作为战斗口号，他赢得了这场斗争。这个故事来自半个世纪后为确立他的神圣性而写成的《日耳曼努斯生平》，因此不太可能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真实，但它确立了两个重要的基本观点。第一，在429年，不列颠仍有一些人试图维护公共权威，对异端邪说的传播感到十分焦虑，以至于向海外求助。第二，这些不列颠权威正在与蛮族入侵者进行一场生存斗争，尽管有日耳曼努斯的坚定援助，但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应对。用这位主教后来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他们“完全不具备赢得这场斗争的能力”。[31]

这将我们带到了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这部分内容之所以众所周知，原因在于它是由尊者比德所讲述的，其《英吉利教会史》无疑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根据比德的说法，“对战争实践一无所知”的布立吞人在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袭击中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以至于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他们决定雇用外国人替他们打仗。应他们的国王沃蒂格恩的邀请，一支撒克逊勇士乘坐三艘船来到不列颠，并获准在该岛东部的一个地方定居。一开始，这些雇佣兵表现出色，赢得了对布立吞人的北边敌人的胜利。

但是，正如比德继续讲述的那样，撒克逊人秘密地打算征服整个国家为自己所有。取得初步成功后，他们将消息传回他们的祖国，声称不列颠土地肥沃，布立吞人都是懦夫。很快，一支规模更大的撒克逊人舰队抵达并与原来的队伍会合，组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不久之后，不可避免的结局到来了。撒克逊人突然与他们本应与之作战的北方民族和解，掉过头来把兵器指向他们的布立吞东道主，要求为他们的服务提供更多的报酬，并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摧毁整个岛屿。当没有更多的补给到来时，撒克逊人开始沿着海岸线烧杀劫掠整个不列颠。“公共和私人建筑都变成了废墟，”比德说，“到处都有神父在祭坛上被杀，高级教士和平民百姓不分等级，一律死于刀剑和大火，没有任何人剩下，以至于之前死得很惨的人都无法得到埋葬。”[32]

虽然比德的故事很有名，但不能太过当真。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来源，它已经很晚了：比德的写作年代是八世纪早期，在他声称要描述的事件之后整整三百年，在这段时间里，关于撒克逊人到来的叙述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例如，关于最初那支雇佣兵乘坐三艘船抵达不列颠的断言，除了本质上不太可能以外，还是其他北欧民族起源故事中常用的修辞。同样，比德提到了名为“沃蒂格恩”的布立吞人首领，这一点也值得怀疑，因为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类似于布立吞语中的“地位显赫的统治者”。比德还将撒克逊人的首领命名为亨吉斯特和霍萨，并说他们是兄弟。这显然是肯特郡的当地传统，更不可能有任何史实依据：他们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阉马”和“马”，给两兄弟起押头韵的名字是欧洲基础神话中另一个常见的特征。从存在的可能性上讲，亨吉斯特和霍萨并不比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更高。[33]

虽然比德的一小部分叙述显然来自民间传说，但其主要的来源是书面文献。撒克逊人到来的故事最初是由一位名叫吉尔达斯的布立吞作家写的，他写了一本被后人称为《不列颠的毁灭》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疑问重重，特别是我们对吉尔达斯本人几乎一无所知。历史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笔墨，就其可能生活的年代展开了争论，争论的基础就是其作品中几个有争议的词。总的来说，他似乎最有可能生活在六世纪初，并且可能在六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的某个时候写下了他这本著名的小册子。[34]

《不列颠的毁灭》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并不是一部真正的历史作品——它是一封写给作者那个时代的不列颠统治者的公开信，目的是批评不列颠统治者多方面的失败和罪恶，并规劝他们改过自新。吉尔达斯的小册子中确实包含了一段历史介绍，以解释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如何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但他苦于缺乏可靠的原始资料。正如他一开始解释的那样，关于不列颠历史的早期书籍要么被蛮族袭击者烧毁，要么流落到国外，迫使他依赖外国作家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只能给他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因此，他没有提供任何日期，并且犯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举一个最为糟糕的例子，他断言哈德良长城是在五世纪初为抵御皮克特人袭击而建造的，与实际建造时间相差了近三百年。[35]

然而，当所有这些注意事项都提出来之后，《不列颠的毁灭》仍然是对该岛五世纪历史的最有价值的描述，也是唯一可以被视为几乎同时代的作品。其叙述的主要事件，亦即不列颠随后所有苦难的最终原因，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就是撒克逊人的到来。他的故事或多或少与比德后来重申的内容相同：由于不断受到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袭击，布立吞人召集了一次会议，决定雇用一支撒克逊人作为雇佣军。这些战士最初乘坐三艘船抵达并定居在不列颠东部，但很快就加入了第二支更大规模的分遣队。吉尔达斯与比德不同，他没有提到撒克逊人与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交战——在他看来，撒克逊人不过是对布立吞东道主变得越来越苛刻和咄咄逼人，直至最终发动叛乱并劫掠了整个国家，吉尔达斯使用类似世界末日的术语来描述这一事件，比德后来借用了这种说法。[36]

这个故事可信吗？吉尔达斯生活的时代比比德更接近这些所谓的事件，但他的写作时间依然是在这些事件发生近一个世纪后，而且他也提到撒克逊人是乘坐三艘船抵达不列颠的，这表明这个故事已经受到了传说的影响。此外，考虑到直接和间接的证据表明，几十年来撒克逊人自己同苏格兰人、皮克特人一样一直带着愤怒袭击并劫掠着不列颠，布立吞人竟然会寻求雇用撒克逊人作为雇佣兵，这真的可信吗？吉尔达斯显然不这么认为，原因是在这一段历史之前他丝毫没有提到撒克逊人的袭击。在他的描述中，撒克逊人仅仅是在布立吞人做出邀请他们这一重大决定之后才出现的——吉尔达斯愤怒地谴责这一决定愚蠢至极。[37]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完全有理由相信布立吞人会决定雇用蛮族替他们作战，因为这是确立已久的罗马做法。在整个四世纪，这些战士经常被招募到帝国军队中，其中一些还晋升到了最高级别。例如，弗拉维乌斯·斯提里科是西部帝国最高级别的将领，也是霍诺里乌斯未成年时期西部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而他就是汪达尔人的后裔。当新兵融入正规军并且真正罗马化之后，这种做法运作良好。完全不奏效的是一项新政策，这项政策在四世纪末推出，导致被雇用的整支蛮族军队都处于他们自己领导人的指挥下。事实证明，这些“联盟”军队往往不那么可靠，而且很可能突然改变立场，造成灾难性后果。但事态到了孤注一掷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进行这种铤而走险的试验。[38]

这就是布立吞人在与罗马决裂后最终发现的自己面临的处境。这个国家处于混乱之中，并不断受到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撒克逊人的袭击。罗马军团早已不复存在，但此前被禁止携带武器的平民无法在一夜之间学会战争艺术。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当权者为何寻求通过招募一群蛮族对抗其他蛮族来解决问题。

这些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比德比吉尔达斯更关心年代顺序，他将它们置于马尔西安皇帝的统治时期。比德把他的登基日期定为449年，后来的作家最终采纳了这个日期并的确把这个日期作为撒克逊人抵达（不列颠）的正式年份进行庆祝。但是比德被他的主要参考文献《不列颠的毁灭》中的一个错误误导了——有一封信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撒克逊人叛乱之后写的，但吉尔达斯在撒克逊人还没有到达之前不小心把它放在了他的故事中。比德能够从这封信的内容中推断出它不可能写于446年之前，因此相信撒克逊人一定是在那个日期之后抵达不列颠的。[39]

还有一些其他比德没有掌握的证据表明，他把时间往后推了大概二十年，事实上，早在一代人之前的430年，第一批撒克逊人就来到了。大约在那个时期，我们发现了有关撒克逊人定居的最早期的考古实证：墓葬、手工艺品和建筑物，这些在罗马不列颠后期完全不常见的东西在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却司空见惯。除了吉尔达斯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书面资料——《公元452年高卢编年史》，正如其平淡无奇的现代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五世纪中叶在高卢撰写的一套编年史。它没有提到撒克逊人的到来，但它表明他们的叛乱发生在441年左右。那一年的条目这样写道：“迄今为止不列颠人［原文如此］之所以饱受各种灾难和坎坷，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撒克逊人的统治。”[40]

人们自然希望这位仅在十年后就撰写出编年史的匿名作家能够多说几句。例如，他所说的“很大程度上”是什么意思？我们至多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知道撒克逊人已经控制了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但显然不是全部。这与吉尔达斯对撒克逊人叛乱后布立吞人所经历事情的描述相符。吉尔达斯像一个先知那样责备他的人民，强调了灾难性的后果。他说，他们中有一些人被抓获并被杀害，一些人投降并被奴役，而另一些人则逃往外国背井离乡或者躲藏在山丘和森林中。但吉尔达斯接着描述了一次显然很重要且著名的布立吞人反击战。他说，过了一段时间，撒克逊人回家了——大概是指他们最初在不列颠的定居点，而非他们在欧洲大陆上的家园——上帝赐予了布立吞人力量。吉尔达斯将他们的首领命名为安布罗修斯·奥勒利安努斯，他暗示这是一位出身高贵的罗马人。据说在这个人的指挥下，布立吞人民重拾信心，在战斗中击败了撒克逊人。因此，在撒克逊人叛乱之后，不列颠明显被分裂了，新来者控制了一些地区，而原有人口则控制了其他地区。[41]

它是如何被分裂的？这个问题值得更详细地展开研究。吉尔达斯直截了当地将这次分裂描述为二元斗争的结果，自那之后历史学家们也都倾向于这样描述：撒克逊人占据东部，布立吞人占据西部，只要这两个水火不容的民族相遇，就会发生血腥的战斗。公平地说，吉尔达斯在六世纪初期以他在不列颠西部的角度看可能就是这样。但有多个迹象表明，就在撒克逊人发动叛乱之后，在五世纪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局势远比他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自大概430年以来，我们就开始在不列颠找到来自欧洲大陆的新定居者的考古实证。死者火葬是最明显也最容易理解的例子。自三世纪以来，布立吞人就没有这样做过，但这在撒克逊人中很常见。这种习俗就是在火葬柴堆上焚烧死者的尸体，有时与动物的尸体一起焚烧，然后将骨灰放在骨灰盒中埋葬。在撒克逊人的家乡——德国北部易北河和威悉河之间的地区——我们发现了非常大的火葬墓地，里面有数千个骨灰盒，其历史可以追溯到43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在这个日期之后，我们在英国也开始能找到这样的墓地了。其中规模最大、发掘最为彻底的一块墓地就位于诺福克的斯邦山。[42]

大概在这一时期突然出现的另一种新做法是在墓穴中放入陪葬品——诸如珠宝、梳子或武器等个人物品，这些物品在生前属于死者，死后与他们一起埋葬。这些陪葬品有时可以在火葬墓地中找到，它们与骨灰盒里的骨灰一起埋于地下，但有时它们却与未火化的尸体一起简单地埋在地下——考古学家将这种习俗称为“带陪葬品的土葬”。这种做法也曾在萨克森实行过，但仅在几十年前才被引入那里，大约在400年左右。它出现在大约一代人之后的不列颠，显然与撒克逊人的到来有关。这类墓葬中的许多陪葬品与在他们家乡发现的物品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五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开始，不列颠东部就出现了这两种新的丧葬习俗，它们的分布似乎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区域性特点。火葬墓地几乎完全集中在该地区的北部——由流入沃什湾或亨伯湾的河流界定的区域（见示意图1.1）。相比之下，带陪葬品的土葬随处可见，但其中的一些陪葬品呈现出类似的区域性特点。在北部，我们会发现以独特方式装饰的胸针和其他金属制品（被艺术史学家们称为“撒克逊浮雕风格”），这显然来自撒克逊人的家乡。与此同时，在南部泰晤士河界定的区域，我们发现了以不同方式加工的金属制品——所谓的“圆环胸针风格”——似乎起源于罗马不列颠时期（见示意图1.2）。

因此，考古实证似乎揭示的不是撒克逊人和布立吞人之间简单的双向分裂，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情况，即东部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在更靠北的区域，有一种墓葬和艺术文化，清楚地显示出撒克逊人对家乡的持续依恋。然而，在南部区域，情况似乎更加模糊。在该区域发现的一些陪葬品属于撒克逊人，但其他陪葬品则明确显示出与帝国过去的接续性。这些坟墓的主人可能是欧洲大陆的新来者，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看起来像是罗马不列颠人，他们只是采用了一种新的更具示范性的葬礼形式。[43]

这些明显的文化差异能否反映政治差异？这总体上更具推测性，但有一种可能性令人充满好奇。晚期的罗马不列颠被划分成四个（也可能是五个）行省，每个行省都有自己的总督和首府。众所周知，这些首府所在地分别是伦敦、林肯、赛伦塞斯特和约克。各行省之间的边界就需要推测了，但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在伦敦行省和林肯行省之间划定界限，其位置与考古学中明显可见的五世纪中叶文化分水岭大致相同（见示意图1.3）。[44]

因此，虽然极具推测性，但在不列颠与罗马决裂后，这些行省可能还在继续发挥着某种作用。[45]就像吉尔达斯所说的那样，也许这些行省的总督甚至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同意雇用撒克逊雇佣兵。此后，这些雇佣兵在东部的不同位置定居了下来，并最终自己统治了该岛的某些地方。基于考古实证，我们很可能将那片区域定位在英格兰东部撒克逊文化证据最多的地区——林肯行省管辖范围。伦敦行省肯定也接收了大量新定居者，但在该行省撒克逊人大规模接管的证据并不那么明显。在这个地区，至少有一些罗马不列颠血统的人仍然具有很高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满足于采用一种新的葬礼方式来宣扬这种影响力，并穿着表明他们与帝国之间联系的服装配饰。或许他们仍然希望有朝一日帝国能够回归。

对考古记录的解读把我们引向一个棘手但至关重要的问题——撒克逊移民的规模。传统上认为，无论新移民在不列颠定居何处，他们都会取代之前居住在那里的原住民。正如我们所见，根据吉尔达斯的描述，布立吞人要么被杀，要么被奴役，要么逃亡到国外，这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观点。考古学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否则如何解释撒克逊人拥有充足的物质财富，却几乎无法找到罗马不列颠的遗迹？人们普遍认为，一定有大量的撒克逊人迁移到了不列颠，占领了几乎被战争、饥荒和社会崩溃所清空的土地，并用刀刃驱逐或消灭了任何剩余的布立吞人。[46]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种观点受到了彻底的重新评估。人们普遍对四世纪和五世纪欧洲的蛮族迁徙规模表示怀疑，并认为所涉及的人数肯定比当时作家所提供的人数少得多。尤其是对于不列颠来说，历史学家们指出，用当时可用的简陋船只运送大量人员跨越大海非常困难。学者们想到这样一个观点，即撒克逊人并没有大规模移民，而不列颠只是遭到了实力出奇强悍的少数撒克逊人的入侵。布立吞人并没有被这一少数群体集体屠杀或驱逐，而是留在了原地，并最终接纳了新移民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历史学家们称这种现象为“精英移民”模式。当然，这种模式会混淆考古学的传统解释，原因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使用撒克逊陪葬品的人可能根本不是移民，甚至可能不是移民的后代，而是已经欣然接受撒克逊文化的布立吞人。[47]

后来，人们的看法又恢复到另一个方向，现在人们再次普遍认为迁移的规模相当大。这种修正与DNA关系不大。对五世纪和六世纪墓葬中的骨骼尤其是牙齿进行科学分析，有时可以表明其主人是在哪里长大的。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发现埋葬在不列颠的人其实是在德国北部长大的。虽然这在个案中很有帮助，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人口流动的总体规模。另一种方法需要收集现代人的DNA，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祖先做出全面的推论。这种方法会面临更多问题，历史学家们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48]

支持五世纪和六世纪有大批移民跨越北海的论据更多地依赖于对传统证据的重新审视。例如，有一个基于语言的强有力论据。如果没有大量来自日耳曼尼亚的移民，大多数不列颠人最终不太可能会说英语——一种日耳曼语。[49]历史学家们也反驳了大规模移民在技术上不可行的观点。有时人们还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撒克逊人的船缺少帆，因此不可能大批量横跨大海，但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50]正如我们所知，同时代的目击者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留斯描述了撒克逊海盗在返回家乡的航程中如何把在高卢俘获的十分之一的俘虏献祭的情况，这意味着每艘船至少可以搭载十个俘虏。据推测，如果乘客愿意，船长可以搭载更多的人。运送大规模移民，并不需要在萨克森和不列颠之间穿越多次。如果一艘船一年只能运送十名乘客并穿越五次的话，那就意味着会有五十名新来者。一百艘船做同样的事情意味着会有五千名新来者。一百艘船在五十年内做同样的事情将使新来者的总数达到二十五万。[51]

然而，尽管这个假定的数字很大，但要设想撒克逊人可能比布立吞人多的话，却又需要极多的船只，进行极多次横渡。即使我们对晚期罗马不列颠的人口做最低估计——两百万——并且想象五世纪遭受到巨大灾难以至于一半人口死亡，我们仍然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即布立吞人口数量超过撒克逊人口数量，比值为四比一。因此，这种数量推测仍然让人不禁疑问：为什么布立吞文化没有取得胜利？欧洲的其他地区——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遭到了蛮族入侵，但在这些行省，罗马文化终获成功：新来者学会了说基于民间拉丁语的语言，并迅速皈依了基督教。然而，在撒克逊人定居的不列颠地区，情况却完全相反。留在这些地区的布立吞人接受了一种新的日耳曼语，并开始崇拜异教神。法语中表示一周中几天的词汇——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是以玛尔斯、墨丘利、朱庇特和维纳斯等罗马诸神的名字命名的，而在英语中，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是以提尔、沃坦、图诺和弗丽格等日耳曼诸神的名字命名的。[52]

最可能的答案是，当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定居时，他们几乎没有发现值得保留的东西。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高卢，集镇和城市遭到入侵蛮族的蹂躏，导致其规模缩小，但其中大多数最终幸存了下来。城市生活得以维持意味着有组织的基督教活动得以延续，像之前一样基于大教堂和主教辖区开展。但在不列颠，正如我们所知，在最早一批撒克逊定居者到来之前的五世纪初期，市民生活已经完全崩溃。至于不列颠地区有组织的基督教活动，有证据表明从一开始它就没有非常牢固地建立起来。几座晚期罗马别墅中带有基督教符号的马赛克地板表明，一些贵族在四世纪已经改变了信仰，但几乎没有证据证实有我们在欧洲大陆上看到的那种城市教堂。[53]撒克逊人可能采纳了罗马社会组织中一些非常基本的元素，比如现有田地的边界，这可能在社会崩溃中幸存了下来，而且若要改变的话会耗时费力。但城市、工业、商业和文化——所有这些都已经消失，或者已经毁坏得无法修复。撒克逊人最终发现，支离破碎的不列颠没有吸引力，他们在不列颠文化中看不到任何他们想效仿的东西。

这并不是说每一批撒克逊定居者都与布立吞人无关。单一的迁移经验不可能适用于整个国家，而且肯定存在很多地区性差异。在亨伯河以北，撒克逊人的定居点比较稀少，可能有一种类似“精英移民”的模式，定居者接管了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与此同时，在中部地区，某些墓地表明我们研究的可能是一批迁移到不列颠的、与不列颠当地女性通婚的男性勇士。而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正如我们所知，可能存在某个族群屠杀或者奴役另一个族群的情况。[54]然而，总体而言，尤其是在东部，撒克逊人似乎更愿意闭门不出。他们在新的地点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建造了国外风格的建筑物，并保持了他们传统的丧葬习俗。人们普遍认为古英语中只有大约三十个单词是从布立吞语中借来的，这一不同寻常的事实表明，撒克逊人与布立吞人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如此低的数字让人可以肯定，来到不列颠的不仅仅是撒克逊勇士，还有整个社区的男女老幼，他们没有与当地人交往和通婚。[55]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讲到了撒克逊人，这是吉尔达斯和其他人用于描述来到不列颠的移民的统称。但在大约两个世纪后比德复述吉尔达斯的故事时，他觉得有必要补充更多细节。他说，“他们来自三个非常强大的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然后他还解释了这三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是如何在不列颠定居下来，并且在他那个时代建立起了不同的王国的。因此，肯特王国的居民是朱特人，东盎格利亚王国、麦西亚王国和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居民是盎格鲁人，威塞克斯王国、萨塞克斯王国和埃塞克斯王国的居民是撒克逊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家都认为比德是正确的，而且就像他所称呼的那样，这些部落是以分散族群的方式从他们的家乡迁移到不列颠的：朱特人来自日德兰，撒克逊人来自萨克森，而盎格鲁人来自中部地区安格尔恩。[56]

事实上，比德只说对了一半。的确，你可以找到很多实物证据——陶瓷制品、珠宝等——来支持他的假设。例如，在东盎格利亚出土的一些文物与在安格尔恩发掘出的文物相似，这一点毋庸置疑，比德提到的其他地区也是这种情况。但是——这就是比德说错的地方——你在这些地区也会发现很多不符合他假设的实物证据。例如，在不列颠，只要是有蛮族定居的地方，从约克郡一直到南部海岸，都可以发现撒克逊胸针。定居不列颠的不是在迁移过程中谨慎保持着身份认同的三个独立“部落”，而是稳定地迁入的不同民族，他们来自北欧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各地。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当然是他们当中的成员，但弗里西亚人、瑞典人和法兰克人也是如此，这些民族相互交往，建立社区，并融合他们的艺术文化创造出新的艺术文化。后来，比德本人在一段不太出名的文章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现在居住在不列颠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其出身可以追溯到日耳曼的许多民族。”[57]

因此，这种特定地区内的每个人都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或“朱特人”的观念一定是在他们抵达后的某个时间点发展起来的，很可能是在五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在那段时间里，不列颠目睹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新一波移民潮。这一点可以从源自挪威西部和南部的一种独特形式的女性配饰——腕扣——看出来。不列颠的最早例子是在亨伯河和沃什河附近发现的，这些地方一定是腕扣佩戴者的入境点，自此这种时尚迅速蔓延到整个盎格鲁地区——但没有进一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在早先被确定为不列颠东部更野蛮地区和更罗马化地区之间的文化边界线处，腕扣的分布突然停止（见示意图1.4）。因此，这一盎格鲁地区的人们似乎在五世纪末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的群体认同，而表达这种群体认同的一种方式就是女性服饰。在南部地区，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发展态势。较早期的“圆环胸针风格”消失了，随之而来的也许是佩戴者希望将自己展现为罗马人的愿望。它被一种大量使用几何动物图形的新风格所取代，这种风格源自帝国北部边境以外的地方。这表明，在这一地区的人们，无论其出身如何，现在都被看作“撒克逊人”。他们中的更多人肯定开始说一种日耳曼语言，并开始崇拜异教神灵。[58]

那些仍然希望保留罗马遗迹，特别是坚持信仰基督教的人，将不得不向西迁移。在这里，即现在称为威尔士和康沃尔的地方，就是吉尔达斯所说的为布立吞人提供避难所的山丘和森林。吉尔达斯本人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在这些西部地区仍然存在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教文化，而且那些处在社会最上层的人仍在努力过上罗马式的生活。在偏远西南部的廷塔杰尔，考古学家发现了曾经盛放葡萄酒或橄榄油的双耳细颈瓶的残迹，以及五世纪末六世纪初从地中海东部地区进口的优质餐具碎片。在威尔士和西南部地区的其他显赫遗址上也有类似的发现。

但是，与以前不列颠还是帝国领地时期利用船舶运往不列颠的大量材料相比，以这种方式进口的材料数量微乎其微。只有少数人还沉溺于自己仍是罗马社会精英的假象中。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即使生活必需品也极难获得。在康斯伯里的卡德伯里，有一处靠近塞文河河口的铁器时代山地堡垒，这个堡垒在五世纪末被布立吞人重新占领，其中唯一的优质陶瓷或玻璃制品是在一个世纪前制造的。一些用于烹饪的陶罐是从古罗马墓地里挖出来的清空了人体遗骸的骨灰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代表着一个退化的社会，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早期文明的废墟中挣扎度日，生活严酷得几乎无法想象。这些布立吞人可能一直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山地堡垒中，但在技术和物质方面，他们已经退回到了青铜器时代。[59]

卡德伯里是这个时期重新占领和加固的几个山地堡垒之一，这提醒人们，布立吞人以前享有的那种基本的安全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除了他们内部存在抢劫者和盗贼之外，不列颠西部的人民还面临着来自爱尔兰入侵者的连续不断的攻击（事实上，正如在威尔士发现的铭文所证明的那样，一些地区还成了殖民地）。[60]然而，主要的安全威胁就是不列颠东部的撒克逊人。吉尔达斯说，在安布罗修斯·奥勒利安努斯领导下成功抵抗了撒克逊人之后，布立吞人和撒克逊人进行了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据说持续了四十三年——双方互有胜负。直到布立吞人在一个叫作巴顿山的地方击败了撒克逊人之后，这种情况才结束。[61]

巴顿山之战非常有名，原因在于据说它是亚瑟王领导的一场战斗。大多数人都知道，“国王”亚瑟还有他位于卡米洛特的王宫以及圆桌骑士们，是数百年后说书人效法蒙茅斯的杰弗里编造出来的奇幻故事，后者是十二世纪一位喜欢恶作剧的修道士。他们会告诉你，真正的亚瑟实际上远不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而是一个在五、六世纪之交带领布立吞人对抗撒克逊人并为他们赢得短暂喘息机会的勇士。然而，关于亚瑟（无论其身份是国王或是其他）的任何类型的证据都极其缺乏。能够确定年代的对他的第一次提及是在九世纪初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将亚瑟描述为“战役首领”并列举了据说他曾参与的十几场战斗，其中巴顿山之战是最后一场战斗。由于这些战斗都无法确定位置，因此人们怀疑整篇文章是一种文学虚构。当然，要证明亚瑟不存在是不可能的，那些希望想象他与撒克逊人作战的人当然可以这样做而不必担心自相矛盾。但是，若要凭借我们拥有的证据来相信他的存在，就像坚持说由于三块幸存的方块之一似乎显示有一股烟雾，那么丢失的一千块拼图拼起来就一定是一张蒸汽火车的图片。[62]无论亚瑟存不存在，巴顿山之战都标志着布立吞人和撒克逊人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时期的结束。吉尔达斯说，这“几乎是反派最后的失败”。这也把我们带到了吉尔达斯自己所处的时代，因为他随口提到，这场战斗就发生在他出生的那年——当然，不必麻烦说明这是哪一年。根据他的文本中的一些线索粗略猜测，我们可能会假设是在公元500年左右。因为吉尔达斯告诉我们，他花了十年时间考虑文本创作，所以他很可能是在六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开始写作的。[63]

那显然是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他曾称之为“当前的平静”。但在同一段落中，他又对不列颠沦落至此的状态感到遗憾。“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城市，即使到现在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人口稠密；直到现在，它们都空无一人，一片废墟，破败不堪。”考古学揭示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无论专家们在何处窥探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他们都发现了相同的证据，显示不列颠已经衰败不堪。伦敦、林肯和约克现在成了鬼城，城墙摇摇欲坠，街道上的草长得很高，大片地区被洪水淹没并重新变成沼泽。[64]

在完成了他难以捉摸的历史评论之后，吉尔达斯开始转向他的主要任务，即痛斥布立吞人当时的首领，包括世俗首领和宗教首领。他说，外部战争已经结束，大概说的是与撒克逊人之间的敌对行动结束了，但内战仍在继续。这里他所说的内战一定是指自从与罗马决裂以来，在不列颠西部地区出现的各种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吉尔达斯解释说，他们自称为国王，但实际上他们是暴君。他们掠夺，他们恐吓，他们妻妾成群，他们喜爱并奖励与他们一同用餐的强盗。他补充说：“他们鄙视没有恶意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却尽其所能地推崇他们的军事伙伴，以及血腥、骄横和凶残的人。”[65]

对于不列颠东部的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是个绝好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