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问过很多人，让他们说出在提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时最先出现在脑海的东西。答案自然多种多样，但其中两个被反复提及。第一个是萨顿胡宝藏，发现于1939年，现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第二个是哈罗德国王之死，他在1066年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中战死。

这两个答案并不令人意外：公元七世纪初，萨顿胡宝藏与其原主人一起被安置于一艘船上，然后隐藏在一座巨大的土丘下，仍然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盎格鲁—撒克逊藏品。即使你对它的名字不熟悉，你也几乎肯定会认出其中最有名的物品。这顶带有独特面罩的头盔，曾经出现在无数书籍和杂志的封面上。与此同时，哈罗德国王在黑斯廷斯战死众所周知，原因是它直接导致了诺曼征服，并且被描绘在了世界上另一件著名的艺术遗迹——贝叶挂毯——上。

但这两个最普遍引人联想的“盎格鲁—撒克逊”事物有着什么共同点呢？它们之间相隔将近五个世纪，这期间沧海桑田。哈罗德是一位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同时代人将这个王国称为英格兰，其边界与今时非常接近。这个王国和平繁荣，经济不断发展，银币充足，拥有数十座城镇、都市和港口。它同时还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拥有十六座主教座堂、约六十座修道院和数千座地方教堂。

萨顿胡头盔

在萨顿胡安葬时期，情况则大不相同。如今的英格兰在当时只是一群较小的王国，它们都为了获得暂时的优势而相互竞争。这些王国都没有超过几百人的聚居地，没有银币，也没有太多贸易往来。它们也没有多少有组织的基督教，一代人之前这一宗教才刚刚传到这里，到那时为止进展甚微：几乎每个人还仍然是异教徒，崇拜像图诺、弗丽格和沃坦[1]这样的神。与四个世纪前将其领主埋葬在船上的人相比，生活在由主教、自治市镇、郡和郡长组成的社会中的哈罗德国王，在与中世纪后期的英格兰人打交道时可能会感到更加自在。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就发生在这期间的几个世纪当中。

贝叶挂毯：哈罗德国王之死

因此，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概而论非常困难。除非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概括，否则会显得相当多余。例如，谈论“盎格鲁—撒克逊战争”与概括十四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的军事战术一样有意义。因此，我在本书中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广泛的讨论，并试图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跟踪主要的社会和政治进展。每一章都试图探索特定时代的首要主题。例如，第三章聚焦七世纪下半叶，见证了基督教的蓬勃发展以及修道院和主教辖区的创建。当然，在此期间不列颠还发生了其他重大事件，这些在第三章中也有讨论，但只是作为次要问题。这种（写作）方法意味着很多材料不可避免地会在最终版本中删除掉，但如果不加选择，就无法书写一段从“罗马不列颠”到“诺曼征服”的跨越七个多世纪的历史。通过给每一章限定一个主题，我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更清晰的故事。

对于大多数章节，我还专注于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其中四章关注某个国王，两章关注某个主教，一章关注某个家族（戈德温家族）。这同样主要是为了叙述清晰，因为传记是一种以相关联的、人性化的术语来描述事件的方式。与此同时，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一系列不相关的人物描述，所以每一章都包含大量的非传记材料，用于探索更广泛的主题并与下一章关联起来。本书并不是要写成一部简史集，而是要描述英格兰的产生和发展。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来维持这种长篇叙述，没有一章专注于女性。就某些国王和主教而言，我们很幸运能找到同时代人对他们生活的描述，但对于王后或女修道院长，没有这样的原始材料留存于世。尊者比德在其撰写于八世纪初的鸿篇巨制《教会史》中提供了一些关于特定宗教女性的简短章节。在那之后，直到十一世纪中叶，才有关于女性的描述，当时两位王后埃玛和伊迪丝委托他人制作了简单描述她们生平各个方面的政治小册子。然而，尽管有这些宝贵的晚期资料来源，其所包含的材料也不足以支撑整个章节。这令人感到沮丧，因为在一些时期，我们可以看出特定女性发挥了关键的政治作用。在十世纪时，有几位年轻的国王接连换位，而他们的母亲却一直待在宫廷，历经几位统治者，似乎是王家特许状的主要见证人。虽然这些女性权势很大，但她们的活动却没有被记录下来，也就无法获知她们的性格和生平了。

考虑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黄金时代，如此缺乏证据似乎令人惊讶。自十八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英格兰女性在诺曼征服之前享有比之后更好的权利，并受到社会更高的尊重。二十世纪中叶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称，在1066年之前，男性和女性之间保持着一种“勉强过得去的伙伴关系”。[2]然而，与黄金时代一样，这种情况基于对非常有限且有争议的证据的选择性解读。其主要支柱之一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公元一世纪末撰写的关于日耳曼妇女的记述。塔西佗称，这些妇女贤惠、节俭和贞洁，并通过鼓励儿子和丈夫勇敢行动来支持他们。但这只是一位古罗马人为了批评自己所处的社会而赞美“蛮族”社会的一己之言。日耳曼女性之所以被描述成值得称赞的形象，是因为她们与罗马女性不同，她们不会通奸或把时间浪费在浴室和剧院里。很遗憾，真实情况似乎是，在公元一世纪，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女性地位并不比后来几个世纪高。[3]

盎格鲁—撒克逊男性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关于诺曼征服前的时期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黄金时代的争论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在十六世纪英格兰与罗马决裂时，学者们试图证明盎格鲁—撒克逊教会最初是一个原始的本土机构，没有受到教宗的影响。在十七世纪内战期间，议员们争辩道，他们所争取的曾经属于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祖先的自由和代表权在1066年就消失不见了。这种说法几乎完全是虚构的，但它经久不衰且无处不在。在十九世纪后期，当人们开始颂扬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谓的种族优越性时，它却呈现出险恶的一面，致使如今一些学者建议应该放弃使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词。[4]

考虑到本书标题，我自然不同意该建议。诚然，“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词并没有被我们用这个名字所指的人们经常使用，他们往往认为自己要么是“盎格鲁人”，要么是“撒克逊人”。但在九世纪后期，它被经常自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之王”的阿尔弗雷德大王使用，也被他在十世纪的几位继任者使用。此外，在描述罗马人离开之后到诺曼人到来之前生活在不列颠低地的各种英语民族时，使用“盎格鲁—撒克逊”一词非常方便，而且这种说法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

重要的是，我们试图以这些人的本来面目看待事件，并试图摆脱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形成的对他们的误解。这并不容易，因为他们背负着不断积累的历史包袱。十九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名的大举复兴，让人很难不认为本书中的各种阿尔弗雷德、伊迪丝和哈罗德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真实情况当然是他们之间差异很大，不仅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我们的直系祖先来说也是这样。回顾他们的生活，我们会看到许多让我们钦佩的地方：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虔诚、他们的足智多谋、他们的艺术才能以及他们公开声明的对自由的热爱。但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令人不安的地方：他们的残暴、他们的褊狭、他们对女性的厌恶以及他们对奴隶劳动的依赖。他们所处的社会催生出了依然灿烂绚丽的艺术作品和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机构，但那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充满迫害，崇尚神权，而且男性占统治地位。尽管他们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才是让我们着迷的地方。我们需要理解他们，但不需要崇拜他们。

我们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解最终必须建立在历史资料上，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资料极其缺乏。在罗马统治结束后的头两个世纪里，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形式的书面记录，几乎完全依赖考古学。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善，有了更丰富的材料，但我们对其的了解仍然远远不足。有时我们之所以知道一些重大事件，只是因为某个特许状或一枚出土的钱币提供了间接资料。但由于根本没有直接证据，因此通常我们只能推测发生了这些事件。

证据越少，争论就越多。有这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意味着学术争论永无止境。参与学术争论就像在一条巨大而湍急的河流中航行，被万千细流的学识所滋养，但试图对其进行总结就像试图冻结瀑布一样莽撞。这一时期不可能有最完整可靠的历史。接下来便是解读对我而言看起来最可信的证据，以及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点。这个故事本应非同凡响，所以我试图在不影响故事发展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展示我的推理。就像一位年老的、受到国王召唤来讲述早期事件的故事讲述者，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喜欢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