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京城旧迹

一 佘家和张家，袁崇焕墓和祠

话说1630年大明朝廷斩杀袁崇焕一事，历来被视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一桩冤案。到了乾隆年间，由清廷史书揭示此事的历史原委，其间无不炫耀着他们女真前辈运用《孙子兵法》之高妙：他们用离间计，使貌似智慧的汉人君王偏听轻信，草率斩杀了前方大将。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被后世誉为“抗清名将”的袁崇焕因其做过十年明朝官员，与北京城发生关联。万历年间他在北京登科进士，又在工部为官，最后一场战役是“己巳之变”的京师保卫战，之后在北京下牢狱，在菜市口被磔刑，千刀万剐，血肉被围观的乌合之众蜂拥抢食，最后只剩下一颗头颅及一副骨架。好在有忠心下属偷偷取走头颅，葬于京城某地并标记守护。这位忠心下属便是佘姓义士。此后，原本南方籍的佘家再也没有离开京城，只为守护袁崇焕的最后一点遗迹。

乾隆有自恋式的明君情节，他假做好人为袁崇焕平反时，已是事隔百年之后了，啃噬过袁崇焕血肉的大明子民早已灰飞烟灭。乾隆所谓平反也并非出自对这位袁氏大将的怜惜，更多是炫耀自己的清明、客观，给臣子们上课的同时顺便颂赞祖宗的足智多谋。不过这次“平反”倒真是揭开了历史真相，“袁崇焕之死”成了汉民族三百年无从愈合的伤疤，有识之士时不时就要洒上一腔血泪。

袁崇焕墓碑，清道光十一年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有明袁大将军墓”

在京城，对袁崇焕惜怜与怀念最多，并一直默默搜集其遗物的有两家。一是袁崇焕的家乡故人，定居京城的东莞名士张伯桢、张次溪父子，他们为袁崇焕建庙，集成纪念馆，呼唤后人不忘先烈，永志精神。还有一家为佘氏，即当年袁崇焕的下属佘义士，可惜他仅留其姓而不知其名。从张伯桢为佘义士写的墓志铭来看，佘义士祖籍为广东顺德，当年他将袁崇焕罹难后剩下的头颅悄悄埋葬后，发誓后代不再离开京城，要世代守护袁墓，这一守就守了十七代。最后这一代守墓人叫佘幼之，年过八旬，其唯一的儿子已去世，所以将来袁墓的佘氏守墓人也将成为传说。

佘家一直没有发迹，只是普通小户，守在袁崇焕墓地累月经年荒冢凄凉，到了乾隆年间，此地已是乱草杂芜，只有个标记。这个标记离袁崇焕最后战斗过的广渠门外不远——它在广渠门内，后来逐渐聚集成为广东义园，广东籍入京人士死后多葬于此。再后来义园土地不够用了，向东寻地，再建新广东义园，即今天的龙潭湖公园西北部。今天旧广东义园这个位置为东城区东花市斜街。

乾隆四年（1739）鄂尔泰、张廷玉等校订重纂《清太宗实录》，以六十五卷本传世。乾隆四十七年（1782），皇帝下令为袁崇焕平反昭雪，从《清太宗实录》的记载中了解到原来是皇太极用了反间计，袁崇焕一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天下人才为之扼腕叹息。此后，人们可以光明正大纪念袁崇焕了。张伯桢先后修建了袁督师庙、袁崇焕故居，佘义士的后人也可以世代挺直腰杆继续守墓。民国初年张伯桢在修袁督师庙时，也给佘家出资，把袁崇焕墓重新修葺一番，并承诺以后的修缮费用也由他提供。自此至上世纪50年代，东花市斜街的袁崇焕墓，以及今天龙潭湖公园内的袁督师庙，张家都是尽心维护，而佘家人则坚持守墓，日月忠心。

袁崇焕墓地的情况大致为：祠有正房五间，前廊两端及室内墙壁上嵌有李济深撰《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等石刻，屋檐下是叶恭绰敬题“明代先烈袁督师墓堂”匾额，袁崇焕手书“听雨”石刻保存完好，嵌于墙上。祠堂后为袁崇焕墓，说是葬着佘义士取回的袁崇焕的头颅。墓前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的“有明袁大将军墓”石碑及石供桌。墓侧小丘为佘义士之墓。据说张伯桢还把自己早夭的一个儿子埋在此地，但今天已无标记。

袁崇焕手书“听雨”

张伯桢1877年出生于东莞篁村，算是东莞书香望族，读书有成，且赴日本留学五年，参加日本高等研究所的毕业考试，获第五名。同时他又是康有为门下弟子，既是读书种子，又有忧国情怀。1910年，清廷已是摇摇欲坠，张伯桢赴北京参加廷试，“钦点”七品京官，任法部制勘司主事，并在当时曾参与“宪政筹备处”起草宪政草案，任副主稿。

张伯桢自进京，便留意心目中的同乡英雄袁崇焕在京城的遗迹，起初，他住在东莞会馆。话说东莞会馆实则有两处，老馆通称东莞会馆，地址在宣武区烂漫胡同127号（原49号）。这处产业建于光绪元年（1875），由东莞人邓蓉镜经手购买原来的明代建筑——相传为东莞人士张家玉（文烈）故居——重新修置。上世纪60年代，周汝昌去拜访张伯桢之子张次溪，抬头看匾额题写“张文烈公故居”。此产业是东莞县明伦堂留置的公产，有民国北平政府颁发的房地契。会馆有青砖瓦房四十九间，占地两亩，原本系明代建筑，百多年一直接纳粤籍赴京人士，以低廉房租供其落脚。1956年1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致函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会馆的全部财产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1956年东莞会馆房产随着有关规定转交北京房管局统一管理。

而东莞会馆新馆在下斜街，陈伯陶1910年购买的，据说原是雍正时期年羹尧的宅邸。年羹尧1726年1月13日被赐死，是不是死在此地不得而知，总之他这一脉家破人亡。后续此宅邸或许还是年家后人居住，因为年羹尧之罪只是牵连其父年遐龄及其兄年希尧，二人均被夺官，他的儿子虽被发配戍边，但在雍正年间获得赦免，回到京城。这座新馆于1911年建成迁入。

两座东莞会馆，分别是明清两位大将宅邸，也是巧趣。

张次溪1913年时四岁，跟随父亲进京，先是入住下斜街新馆，后来又迁入烂漫胡同老馆。现东莞文物部门收存有两枚信封旧物，一封是1912年5月16日由东莞城外脉沥洲天成昌寄出的，收信人是北京宣武门外上斜街东莞会馆的张子干；另一封是1918年经广州寄去北京，地址是北京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张子干即张伯桢，说明这两处会馆张家都居住过。1968年，张次溪死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周汝昌转述的说法是“悲惨离世”。

张家父子对本籍英雄深深敬慕，他们一生的住址都围绕着莞籍英烈。前文提及东莞会馆老馆为张家玉当年在京城的住所。张家玉是“岭南三烈”之一，是东莞人心目中的骄傲。他二十九岁进士进京，授翰林院庶吉士，美冠如玉，文采飞扬且正直忠贞。在抵抗清军的围剿中身中九箭，不甘被俘，投塘而亡，壮烈殉国，时年仅三十三岁。

而在客居东莞会馆时期，张伯桢已在京城寻找另一位伟大的英烈同乡袁崇焕遗踪。在张伯桢心目中，袁崇焕不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更是政治理念、人格魅力、勇气韬略皆令人仰慕的同乡豪杰。张伯桢誓言要将袁氏功绩昭彰于世，流芳后世。

张伯桢进京后很快便打听到老广东义地袁墓地址，决心出力保护，便资助佘家维护墓园。1917年，他考察了新广东义地，认为此地正是当年袁崇焕指挥“广渠门之战”的地方，袁崇焕曾经的旧居也离此地不远，便在此义地为袁崇焕修了庙，请康有为题额“袁督师庙”。此庙也叫袁祠。

袁督师庙有屋三间，坐西朝东，现在位于龙潭湖公园西北角，在上世纪50年代初险被作为封建旧物拆除。庙门两旁，刻有康有为题写的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两壁和两侧次间中的《明袁督师庙记》《袁督师庙碑记》《佘义士墓志铭》等石刻作品，也大多为康有为、梁启超亲笔。庙内明间正壁上，镶嵌着袁督师的石像。原本庙里藏有袁崇焕像二帧，一正面，一侧面。正面者，有清末史馆总纂东莞人陈伯陶题“袁元素先生真像”七字，由张伯桢1911年从东莞临摹获得，今天我们看到的袁崇焕像，均由此出。抗战期间，原像及袁崇焕手迹多帧沦于日本人之手，至今不知所终。

祠堂内匾额“碧血丹心”、画像与供桌

1919年张伯桢从东莞会馆搬出来，移居购地所建新居张园。张园的位置在新广东义园南部，即今天的龙潭湖公园南部。当年这里属于京城东南郊野，间或散落着农田、荒地、水洼还有坟地，偏北便是广东新义地。两年后张伯桢举家搬入张园。他发现此地有一栋房舍，据传正是袁崇焕的旧居。张伯桢盖了十四间半的房子，把袁崇焕故居包裹在内，加以修缮，命名听雨楼。此地算郊外，原先是砖窑取土的地方，自然形成不少洼地，日久而成湖泊。因为地处临水，草木葱茏，人烟稀薄，借着天然景致造园植树，倒也是一派闲逸舒朗的景致。加上张伯桢好交结文人雅客、同乡俊杰，张园在京城便颇有名气。在此聚集过康有为、齐白石、陈三立、章士钊、叶恭绰等人，而他们也参拜袁崇焕遗像，怀念先贤，并植松树纪念，留下大批名人即景绘画及题词。

据齐白石回忆，这里的听雨楼古迹，应该便指袁崇焕故居。园林古色古香，“虽在城市，大有山林的意趣。西望天坛森林古柏，一片苍翠欲滴，好像近在咫尺……远山近林，简直是天开画屏，百看不厌”。（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张伯桢安排齐白石在后跨院三间西屋居住，请他夏天常去避暑。袁崇焕故居里亦有其遗像一幅，齐白石曾临摹过这幅画像。直至1946年张伯桢去世，每年清明前后张家遍请亲朋故旧——很多是京城的文化名流，前往张园袁崇焕故居和袁督师庙拜祭和纪念，并抒发情怀，写下不少激扬文字。1948年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守军驻于张园内，使建筑、花木、文物等均遭到毁坏。1958年张次溪将此宅及残存的文物捐献国家。1991年因建设用地，所有房舍被全部拆除，故今天已不存在袁崇焕故居一说。张园所在地属于龙潭湖公园的一部分。

1952年四名士为保护袁崇焕祠墓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的信件及主席批示

1952年5月14日，李济深、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请求保留袁崇焕祠、墓，“以资观感”。毛泽东于5月16日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若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留。”其实，这里提及的袁崇焕祠、墓应指佘义士后人维护的东花市斜街袁崇焕墓，但袁督师庙也顺便因为这个批示而保留下来了。当然，“文革”期间这两处文物都有破坏，到上世纪80年代，政府又重新出资修复。2002年袁崇焕祠、墓等文物一并改建成袁崇焕纪念馆，因其为明至民国时期的古墓葬，已升格为国家文物，列入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而张伯桢建的袁督师庙则作为民国文物成为北京市级保护文物。两处文物都得到妥善保护，且向公众开放以供瞻仰。

国保碑（第六批）

市保碑